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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们打算写冯长根教授，他的一位研究生说：“记者先生，我们希望你们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冯教授来。我们和导师朝夕相处，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对祖国和事业充满了情和爱的著名学者，还是一个对家庭和师生同样有情有义的普通教师。” 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冯长根，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教授，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中国，他的年龄当归属青年之列。这位青年科学家1979年留学英国，1983年毕业获利兹大学物理化学哲学博士学位后，随即回国工作，并取得了令国内外同行瞩目的成绩：先后完成了《热爆炸理论》《热点火理论》《抽样检验》3部学术著作，编写多种教材，发表100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翻开冯长根的博士学位论文，扉页上用中英文对照写着这样一句话：“谨将此论文献给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80年圣诞节前夜，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冯长根的博士生导师彼得·格雷教授，携夫人开车经过英国利兹大学物理化学系实验室楼，看见冯长根实验室窗户里透出的灯光，自豪而又感叹地对夫人说：“你看，这就是我的中国学生——Mr.冯。他的勤奋精神使我感到惭愧。” 其实，最先感到惭愧的还是冯长根自己。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的一件件被抢劫而来的中国艺术珍品深深地刺痛了冯长根的心。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但中国的近代史却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火炮打得千疮百孔。1979年跨进利兹大学校门不久，当得知自己将去燃料与能源系学习，冯长根立即找到系里的主管，要求到物理化学系学习。“我要学习含能材料方面的技术。因为我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中需要含能材料的地方很多，国家目前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和人才。我们国家目前还很贫穷，我应该学习祖国最急需的专业。” 被冯长根的报国之心所感动，他被利兹大学破例录为燃料与能源系和物理化学系两个系的研究生，跨系两边学习课程。谈起这件事，冯长根笑着告诉记者：“那时我的心里燃着一团火，一定要在国外扎扎实实多学一点东西，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拼搏。” 作为研究热爆炸理论的权威，格雷教授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勤奋的中国学生。冯长根在留学英国的日子里，与这位导师进行了4年愉快的合作，他没有让这位英国科学家失望，在热爆炸研究领域里，他把苏联的谢苗诺夫教授和弗朗克·卡门涅夫斯基教授关于热爆炸临界判据的条件，由特殊推导至一般，大大地扩展了判据的适用范围。他用富有逻辑美的数学方法，解决了困惑钻研这个问题的学者近一个世纪的难题。他解决这个难题的一系列思路以及设计的渐进式分析公式和结果，形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写成5篇论文，发表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期刊——《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被评为利兹大学年度最佳物理化学博士论文。 回国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冯长根在学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各种荣誉也接踵而至。他先后获得首届北京市科协北京青年科技奖、首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首届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Royal Society K. C. Wong Fellowship Award，入选首届中国青年十大杰出人物、世界八大杰出青年以及为“七五”建设做出贡献的杰出青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10月，他光荣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谈到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时，冯长根深情地说：“我要特别感谢陈福梅教授，她是引导我进入热爆炸和热点火研究领域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的指导教师。我留学期间，她仍通信指导我的学习，帮助我释疑解惑。” 冯长根是1975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时只有初中文化基础，全靠自己刻苦学习、勤奋努力才赶上来。即使这样，临近大学毕业时，他的英语底子仍然很薄。为此，陈福梅教授特意为他们班的十几位学生开小灶，业余时间义务辅导他们的英语，教他们读英文《格林童话》《伊索寓言》，整整坚持教了半年时间。陈教授教学要求非常严格，不少学生中途打了退堂鼓，最后只有冯长根和另外一位同学坚持下来了。那段时间的强化学习，为冯长根之后考上陈福梅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继而考上出国留学生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1990年岁末，力学工程系为陈福梅教授70寿辰和执教45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冯长根迎来送往，为导师拍照，忙得不亦乐乎。作为陈福梅教授的优秀学生代表，他在发言中激动地说：“我永远忘不了陈福梅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我考上研究生刚取得一点进步的时候，陈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小冯，你可千万不能骄傲啊！尽管和班上其他同学比你是优秀的，但不见得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即使是全校最优秀的，你也应该和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相比；哪怕有一天你成了我们这个领域最优秀的学者，那也只能代表你这个领域、这个时代。我们永远没有理由骄傲啊！’” 冯长根出名后，采访他的记者络绎不绝。一次，北京电视台打算为冯长根拍片，但他诚恳地希望记者去宣传在火工品专业领域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陈福梅教授。后来，《北京新闻》节目的“北京人”栏目专门介绍了陈福梅先生的事迹。节目播出后，系里的师生都很高兴，纷纷称赞冯长根为教研室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同龄人当中，冯长根是幸运的，他的努力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作为破格晋升的博士生导师，冯长根感叹地说：“其实，我国出类拔萃的青年学者很多，但是，使他们脱颖而出的机会却很有限。当某个有作为的青年要破格晋升职称时，常常会遇到来自各方的阻力，比如论资排辈等。虽然我自己成长很顺利，但每当看到社会上这种压制人才的现象，我就会告诫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再也不能搞论资排辈了。因为我们这代人在这方面吃过苦头、受过压抑，不能让下一代人再重吃一遍这样的苦。” 冯长根以他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亲身感受对记者说：“在发达国家里，活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大多是35至45岁年龄段的学者。他们派出参加会议的专家教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思想活跃，而我们出席会议的学者大多年逾花甲、老态龙钟，很多人都不愿意发言、提问。这就使本来应该是双向交流的学术讨论会，变成了单向输出。” 为此，冯长根利用各种机会向有关部门呼吁，建议设立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青年科技奖，希望各级领导多关心青年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给他们配备必要的助手，关心他们的晋升进修。
在提携年轻人问题上，冯长根言行一致。他的一位研究生告诉记者：“我之所以愿意报考冯长根老师的研究生，一是看重他的名气和水平，更重要的是他培养年轻人的真情实意。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做完并取得成果后，指导老师一般都把它看成是自己一个人的成果，很少在发表的学术论文里署学生的名，即使署名通常也都把学生放在最后面。但是，我看见冯长根老师和他的研究生共同指导一位本科生完成的论文，署名的顺序却是本科生、研究生、冯教授。我敬重这位德才俱佳的导师，为做他的研究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做冯长根教授的研究生确实幸运。学生做实验时遇到了困难，冯长根会耐心地帮助分析原因，平等地讨论、交流，循循善诱地启发，学生不仅顿开茅塞，而且顺利完成实验。 每个星期召开的 Seminar（学术讨论会）是冯长根和他的学生们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此时，冯长根要求每个学生轮流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或读书心得，然后大家开展讨论。在科学与真理面前，无论是功成名就的教授，还是初出茅庐的研究生，大家都尽情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捍卫自己的学术主张，互相讨论，甚至争论。冯长根在他的研究领域，倡导的就是这样一种学术平等、学术自由的研究氛围。为了让学生开阔学术眼界，接受新的学术思想，他鼓励并大力支持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1992年底，一个专业学术会议在安徽召开，冯长根想让他的4位研究生都参会，此时他的科研经费只剩几百元钱了，他硬是借钱让这4个研究生都参加了会议。 冯长根深知，正是踩在前辈的肩上自己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因此，扶持年轻人理应责无旁贷。“我们这一代人再也不能搞论资排辈了！”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民族的心声。 我们采访冯长根教授恰是一个周末的夜晚。进门时，冯长根正在和刚上小学的儿子一起趴在床上搭积木，好一幅天伦之乐图。 品着咖啡，就着糕点，我们和冯长根坦诚地聊起了家常：“冯教授，很多学者事业上很有成就，但对家庭过问却很少，也放弃了许多生活的乐趣。请问您是怎样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在家里，您算得上是称职的丈夫和尽职的父亲吗？”
冯长根对我们谈了他对生活的看法：“我觉得干好工作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尽管我和孩子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我妻子包了。我妻子在家庭建设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支持了我的工作。我在家事方面花的时间确实不多，但事情也不是绝对的。家庭生活是五花八门的，家庭的乐趣也是各种各样的。尽管我们工作占用的时间多一些，但我们的条件比起那些分居两地的人，比起那些工作和居住地相距甚远的人来说，无疑要好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我们失去了一些生活的乐趣和生活的享受，但我们仍然感到很知足。至于我是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是不是一个尽职的父亲，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妻子、孩子和家庭，我始终会尽职尽责。所以，现在还无法写上'尽职、称职’或'没有尽责、不称职’这样的评语。” 离开冯长根教授的家，已是半夜十一时了。细心的冯长根嘱咐我们数着台阶下楼，并逐次打开楼道的路灯，把我们下楼的路照得通亮，让我们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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