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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应文友姚澄宇之约，在《南京人报》同编副刊《雅歌》。澄宇取笔名曰杜若，芳草也，喻其人品高洁；我仿而效之，乃取笔名曰杜谷，喜其音韵谐和，非敢附丽于杜甫、杜牧之后。虽然自幼亦酷爱读二杜诗，尤慕杜牧之才华。当时竟不知祸将由此而起。
近读当代著名诗人《王尔碑诗选》，惊见其容智新颖之汉字解构诗《想象汉字》，深受启迪。如小诗《闭》：“一个天才被关在屋子里／阳光走不进去／谁去开门。”我读后茅塞顿开。想我半生劫波度尽，不正缘于“杜谷”这笔名之晦气吗？“杜”者，阻塞也，人堵死在山谷里，哪还有生路？再看“谷”字的形象，酷似双眉倒挂，哭丧着脸，俨然一副迍邅相。乃知此生坎坷，良有以也。
1954年冬，全国大区一级机构撤销，我和夏嘉上调到共青团中央，分别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团中央统战部。我的具体工作是协助彭子冈主编《旅行家》。夏嘉则负责统战部的党、团支部工作。初到北京，正值严寒，人地生疏，居无定址。加以夏嘉即将临产，家中将有三个婴幼，而我只有一个保姆，人少事繁，顾此失彼，生活十分狼狈。待到1955年春，居处初定，生活稍有头绪，不料又碰上“肃胡”一案揭幕。
自投罗网 1955年5月13日，《报日人民》突然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看到这个标题，就使我目瞪口呆——怎么一场关于文艺理论的争论，会变成一场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进而又把胡风和那些与胡风有过文字交往的人说成是个反党集团呢？我认识胡风，并知道他是鲁迅赞许的学生和战友，还知道他在国统区创办《七月》《希望》杂志，是受到周恩来关怀、支持甚至资助的，更知道围绕在他周围的一批青年诗人、作家，都是要求进步、向往延安的革命者，许多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在文艺思想上比较一致，怎么能说成是一个反党集团呢？我以为这一定是周扬的宗派主义发作，利用他掌控文艺工作大权，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的争论进行政治上的报复。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终归是可以澄清的，只要毛主席弄清了周扬胡风当年论争的原委，问题就不难澄清。所以，当支部号召每个党员都要说清自己与胡风的关系时，我觉得光明正大，事无不可对人言，何况我是党支部委员，乃毫无顾虑地主动坦陈我与胡风的交往。
但到5月24日，《报日人民》公布了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二批材料，我感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了。许多事实都搞反了，比如我知道绿原从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并没有到什么中美合作所，而是化名周树藩逃到岳池的新三中学教书去了。但有的竟不顾事实，血口喷人。这时我更感到有向组织澄清事实的必要，因此在6月3日那个星期六晚上，我打电话给在中宣部工作的李嘉陵，想问她芦甸从天津回北京没有。因为我想找他谈谈，有些事实真相必须早向组织说清才好。不料接电话的并不是李嘉陵，而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他严厉地问我：“你是谁？在哪个单位工作？”我愣了一下，感觉到来意不善，但仍坦然地如实告之：我是刘令蒙，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我以为我是共产党员，难道党还不信任我吗？但也有点不幸的预感，因为电话中，对方的语气很不友好。 请君入瓮 6月5日星期一早晨，阳光明媚，我照常到东四十二条胡同中国青年出版社《旅行家》编辑室上班。才坐下，社长朱语今就传我去谈话。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1945年我拟去中原解放区，就是他代表南方局青年组接谈的，这时他态度诚恳而严肃，说：“有人检举，你和胡风集团的关系密切，你从今天起，住在社里写交代材料，不要回去了。”然后就由一位支委，领我到大门旁一间小屋单独住下，送来笔墨纸张，他留在门外逡巡看守。
我写材料非常顺畅，因为我毫无顾忌，实话实说，依次交代了我与胡风、阿垅、邹获帆、绿原、冀汸、曾卓、彭燕郊、方然、芦甸、罗洛的交往……我满以为交代材料写完了就可以放我回家，谁知团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派来一个副部长任组长，他看了材料很不满意，把我叫去单独谈话，批判我只写表面现象，不交代实质性的问题。我说我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附加任何外来的因素”。他说：“你不老实，就是没有交代你们反党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我说：“我只能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我不能无中生有的编造！”我这话其实是用期望他理解的口气说的，谁知他勃然大怒，厉声斥责我：“谁叫你编造？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们反党、反革命的罪行！”然后拍案叫我“滚回去”！这时我才发觉，他已经把我当成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看待了，一股委屈的泪水涌上眼眶，当晚我彻夜难眠：我本以为写完了交代材料就可以让我回家，这样一来，我大概一时无法解脱了，不禁想起夏嘉我的爱妻怎能忍受组织给我加上的这个罪名？我的年老的父母怎能接受组织给我加上的这个罪名？我的三个幼小的孩子才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怎能承受组织给我加上的这个罪名？我辗转反侧，泪湿胸襟。不知他们这时处于怎么悲惨的境地！
然而我毕竟不能凭空捏造什么反党反革命的“事实”，只好再把我知道的事实写得更详细些交给他。他看后又一次震怒，命令我彻底交代我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这以后等待了一两个月，大概是派人进行内查外调。直到八九月间，又找我去单独批斗，说你一连组织了好多社团，你在这些社团里究竟搞了哪些反革命活动？我说这些社团都是单纯的文学团体，跟胡风没有任何关系，有的还是直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成的，比如成都《学生报》。他痛斥我胡说，始终不肯交代其中的隐情。说我顽固不化，只有自取灭亡。这以后，又经过一阵内查外调，10月初召开了一次全社批斗大会，就以我“到处组织文学社团，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联络、培养人才，是胡风的忠实信徒，且为胡风反党集团的活跃分子之一”的罪名，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在这样的大会上，我已经丧失了话语权，根本不容申辩。我愣愣地从声讨大会的怒吼声中回到隔离室，感到意外的孤立和悲怆，平日面目和善的同事，怎么忽然变得怒目而视，如临大敌？只有门外的那盆盛开的夹竹桃，依然对我和蔼可亲、笑容可掬，这使我深感慰藉，顿悟人间只有大自然才是永远宽厚与亲和的！不幸的日子终于来临，1955年10月12日，我被公安部逮捕审查，并被中青社党支部开除党籍。 铁窗岁月 我很奇怪，当公安部派来的两个便衣干部向我出示逮捕证时，我竟那样内心坦然，毫无顾虑地随手签字，连逮捕证上写的什么都未看一眼，就随他登上吉普车懵懂而去，我以为反正我没进行过任何反党反革命活动，事情总是会弄清楚的。但是关进德胜门外那座当年李大钊烈士殉难的监狱，剃了光头，换上囚衣，废了姓名，只许叫二五〇号，我悲痛极了，为什么我追随多年、甘愿为之献身的中国共产党，竞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和江洋大盗关到一起？特别是关进一个单人牢房，躺在离地只有一尺高的单人木床上，室内四壁空空，只有一盏高高吊在空中通夜不熄的电灯，想起家中的爱妻幼雏，咫尺天涯，不禁悲从中来，彻夜饮泣。现在我不知道家中的任何信息，生死存亡，恍如隔世！只有身上的那件刚秋凉时夏嘉托人送来给我穿的毛衣，那是她亲手编织的，使我仿佛感觉到她的体温和我的体温依然偎依在一起，才使我获得一点点生气。但一想到那些强加给我的罪名，必将给我的父母、爱妻、子女带来不堪忍受的污辱与损害，我还有什么面目再见他们？我的满腔冤屈，只有一死洗之，这时顿生自杀之念。但在这里，连一根裤带都收缴了，终究无法致死，而且转念一想，我若死了，势必会被定下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我的冤屈更没法昭雪了。尤其对不起夏嘉，她生性刚烈，会视我为懦夫！这时我的心情又从风涛激荡中复归于平静，回想起我和夏嘉相爱十年，一起投身学生反蒋爱国运动，她一定会坚信我的清白，我对革命的忠贞，可能她也正遭遇残酷的斗争而为我力辩，我更不能不明不白地自我……就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度过最初十多天的黑牢生涯。因为这间牢房，连铁窗都没有，只有一扇铁门，上方有一个方孔，在门道逡巡的战士，不时揭开这方孔上的小窗，监视我的活动，这时我才见到门道里一闪而过的自然光。
一天忽听监管员打开铁门，叫我带上洗漱用具和换洗衣裳，走出单身囚室。我以为这一回大概是弄清了我的问题，准备放我回家了，我满怀希望地随他走出甬道，不料又进了另一条甬道，监管员推开一间囚室叫我进去住下。我一看这是一间多人囚室，已住进七八个人，有老有少，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凶神恶煞。我的第一感觉是，我梦寐以求的共和国真的把我和江洋大盗同样看待了，我好悲伤！从此我只好逆来顺受，等待昭雪。好在这时天气已经冷得令人战栗，挤在一尺多宽的通铺里，比在单间里暖和多了。
奇怪的是从此再不要我写交代材料了，囚室里又送来了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正好把它仔细地重读一遍。虽然每天早晚不断听到囚室外的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敦促反动派投降的文告，我只顾看书，置若罔闻，我觉得那不是对我说的，我自信自己是坚定的革命派。果然不久监管员就送来一副笔墨，要我每天记下囚室的动态。这时我才定睛观察了一下室内，发现除了一个每天踱来踱去、自言自语的年老敌伪官吏和一个每天手拿一把精致的小刷子刷他指甲的巨富毒枭以外，其余的多半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他们都安分守己，听候审查，有时还往往彼此投以会心的一笑。真正的江洋大盗，好像没有关在这里。
好容易挨到冬天过去了，因室内射进一缕春天的阳光。一天清晨，监管员突然开门把大家带出去。大家以为是放风，岂料是带到开阔的后院，那儿有一大块沙地，沙地上放着几把铁锨、手锄，原来是叫我们松土种下番茄。这活儿很轻松，在囚室住久了突然呼吸到清新的空气，益觉自由之可贵可爱。可惜，这只有短短半小时，又要关我们回去。我忽然想起曹禺《日出》中的一句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还得回到封闭的囚室。
春天很快就过去了，囚室里热了起来，尿桶的臭气熏得人难受，日子又过得难耐起来。这时囚室里的人最盼望的是监管员开门来叫“××号带着你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出来”。因为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是要放你出去。 无罪释放 1956年7月初的一天，监管员果然来叫我了，叫我带上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出来！我满怀希望地跟他走过长长的甬道，转弯抹角走进一间审讯室：一位公安部六处的审讯员坐在桌前让我坐下，我惴惴不安地看他翻开桌上的文件，他严峻地问：“你叫什么？”我回答后他又问：“笔名杜谷的是你吗？”我如实回答。他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在成都重庆到处组织文学社团，宣传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本该定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考虑到1946年后，你同他们已经很少往来，未参与胡风反党活动，决定不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论处，应列为受胡风思想影响分子。免予起诉，宽大释放，由原单位给予党内适当处分。你同意吗？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同意，就签字！我当时本想辩白一番：因为我从1939年到1949年的十年间，一共参与组织过四个社团：一是1939年至1940的华西文艺社。当时我们只喜欢读鲁迅的作品，还没有读过胡风的书，与胡风没有任何联系，怎么说得上是到处宣传胡风文艺思想？二是1942年至1945的平原诗社，这时我们主要是我和蔡月牧、芦甸，确实与胡风有通信往来，推崇胡风对诗的见解，读过胡风的文艺评论和他主编的《七月诗丛》。三是1944年至1949我在川大发起组织的文学笔会，这纯粹是在川大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民协”领导下的学生反蒋爱国运动团体，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成都学生运动中的一支活跃的队伍，根本没有学过胡风的著作，我也再没有与“胡风集团”的人有密切的来往，根本谈不上与胡风有任何关系。四是成都《学生报》，这是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创办的，我只是参与了创办初期的编辑工作，它根本与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刊物上从没有宣传过胡风思想。罗洛当时是我编文艺版的助手，但当时他还不认识胡风，认识胡风是在他离开《学生报》以后的事。因此说我“到处”组织社团宣传胡风思想，并不符合事实。但想到平原诗社时期，我们确实是陶醉于胡风的诗论，因此我就没有争辩。至于胡风思想是不是反革命思想，现在已经不容声辩，没法，只好签了个字。他说：“那好，你先回团中央，到组织部由姚远方同你谈话！”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无辜拘押十个月的共产党员打发了。
走出监狱大门，我仰望天空，万里无云，一片蔚蓝，阳光强烈，但并不灼人，有自由流动的风，抚慰着我的面颊。我伸展双臂，深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迈步走进一家理发店，先洗去一头晦气，把光头长出的头发，修剪成平头，恢复了人的尊严，再找组织部的姚远方去。姚说：“公安部宽大释放了你（其实不予起诉，本来就属无罪释放，但为维护'逮捕有理’，还要你感谢政府'宽大’，所以要说成是'宽大释放’），你回原单位听候安排！”但我没有先回出版社去，急匆匆先跑到团中央统战部，我要先见我一年多未见的夏嘉，不知道如今把她连累成什么样子！ 重见亲人 这时天气已经炎热，我一眼就见她穿着雪白短袖布衫，脚下穿着黑色布鞋，依然朴素而端庄，但人瘦多了，那年，她才三十岁，她秀美的脸上，已经笼罩着一层阴霾。她由办公室主任陪着出来见我，愣愣地看我半天，仿佛已经不认识我。也仿佛在审视我是否经得起考验。我心里一阵难受，热泪几乎涌出眼眶，立刻想起这一年多来，因为我的缘故，不知她政治上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思想上经历了多少的煎熬，经济上又一定困苦不堪，她以一个人的收入承当起双方的老人和三个孩子的生活重担，肯定压得她度日如年……但办公室主任在侧，什么话都不好说，只约定下班后回到我们原来在小油房胡同的旧居，因为姚远方告诉我：那儿的宿舍已经打扫好，退还给我。
然后我就赶到东四十二条，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见社长朱语今，他见我回来，慰勉地说：“现在党已经原谅了你，你就安心好好工作。《旅行家》已经另派人了，你就到文学编辑室吧。先到财务科领一个月的工资做生活费，收拾好宿舍就上班。”
手续办好以后，连忙赶回宿舍。宿舍空空荡荡，原有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虽是一个套间，却只有一架单人床、一架双人床，还有一张书桌，一个书橱，两把椅子……我惶然等着夏嘉归来。傍晚，她回来了，一进门，我们就抱头痛哭，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倾诉满腔的冤屈和酸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还会经受这么一场劫难。她忍住眼泪诉说：在我隔离审查以后，家里立刻遭到天翻地覆的搜查。才从南京请来的我年过花甲的老母，不知所以，惊惶失措，只见大祸临头，整天哭哭啼啼。夏嘉自己也受我牵连，在团中央大会上被点名批判，虽然没有隔离审查，但行动已被监控，而且随时接受批判斗争。这样剩下一家老小，谁来照顾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将我的老母和我们的两个男孩送回我的老家南京，只留下大女儿和夏嘉相依为命。但送老母幼儿南下，需要一笔旅费，我自入狱以来，已经停发工资，家中本已拮据，旅费从何而来？只有在监控下走访一位早年好友，借钱买票才得以成行。这就又连累了这位早年好友受到组织盘问。尤其料不到的是我被捕以后，夏嘉竞被出版社扫地出门，让她住进团中央的集体宿舍，家中箱笼杂物，只好乱丢在宿舍的地下室里任其霉烂，这使她顿有家破人亡之感。但她生性刚强，既不流泪，也不低头，自信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面对飞来横祸，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都不曾使她屈服，她坚信她的爱人是革命的、清白的共产党员，绝不是什么反革命。最后党组织认为她顽固不化，和刘令蒙划不清界限，给她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悲痛的回忆使我们一夜没有安眠。但我们还得重新安排生活。我的六旬老父，因为我的被捕，积忧成疾，卧床不起，老母亲既要照料我父又要照顾两个孙儿，已经力不从心，我们只好把老岳母从四川请来，好照看两个从南京接回的孩子。幸好这时出版社办了一个全托幼儿园，我把他们都送进园里。这时大女儿才三四岁，我们给她取名夏燕麦，希望她长大以后，像燕麦一样在任何贫瘠的土地上都能茁壮成长，为人民奉献丰富的营养；大儿子才三岁，我们给他取名夏丹，希望他长大后一片丹心献人民；小儿子才一岁，我们给他取名夏雪，以纪念他一出世就碰上窦娥似的冤案，遭遇六月大雪。 又遇阳谋 经过“肃胡”冤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们知道我还是一个写诗的，因此文学编辑室就分配我担任诗歌编辑。但为时不久，“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又开始了。起初是帮助党整风，文学编辑室里热气腾腾，议论的中心是如何团结实力作家，出版优秀作品。当时主管文学编辑室的副社长李庚和文学编辑室的副主任萧也牧（本名吴小武）曾兴致勃勃地提出：最好由出版社办个文学茶座，经常邀约多产作家喝茶聊天，以便了解他们的创作动态，好及时预约即将杀青的优异书稿。但《这是为什么》一文一出，这个倡议忽然被批判为妄图组织裴多菲俱乐部，他们就成为右派反党活动的典型，从此大会小会批斗，终于把他们打成右派分子。
我在会上却一言不发，这引起支部领导的不满，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在会上发言。我说我在狱中通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记住了书上的一个细节，大意是：“托洛茨基把党内问题拿到大街上去讨论，这就是他反党的开始！”我现在唯一想提出的要求，就是希望恢复我的党籍。这是一个党内问题，我只能向党组织提出，完全没有必要拿到群众中去讨论，所以我不愿在大会上发言。这样，我总算逃过了这个“引蛇出洞”的阴谋，终于越过了“反右”的劫难。这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世路的艰险！ 隐名编诗 当时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人才济济，正值声名显赫时期。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周振甫，他正在注释毛主席诗词；老解放区来的作家萧也牧虽被划为右派但仍留社工作，正在负责编辑梁斌的《红旗谱》；长期失去党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张羽正在继《在烈火中永生》之后负责编辑《红岩》；文学编辑室主任、文学评论家江晓天继编辑《红日》之后正在接手柳青《创业史》；英文翻译家严绍端、施竹筠，俄文翻译家陈斯庸、凌芝，正在翻译和编辑苏联文学的当代名著……
我则埋头于编辑新诗。从1956年至1961年的六年间，我先后编辑了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戈壁舟的《延河照样流》，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公刘的《黎明的城》《望夫云》，张志民的《家乡的春天》，雁翼的《在云彩上面》，未央的《杨秀珍》，胡昭的《草原夜景》，高缨的《丁佑君》，王余的《背水姑娘》，梁上泉的《喧腾的高原》《花开的国土》《云南的云》《红云崖》，李冰的《刘胡兰》，白桦的《鹰群》《孔雀》《热芭人的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李志明的《长征诗草》，吕剑的《溪流集》，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田间的《马头琴歌集》，郭小川的《雪与山谷》，萧三编的《革命民歌集》以及诗刊社编的《新民歌三百首》和《祖国颂》……以至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成为出版新诗最多的出版社。不过，这些书都不是我约的稿，我是没有资格会见作者的，那是最热心的青年编辑黄伊出面约的，我只是担任责编，因为我当时还被认为属于“百分之五”，是“不可接触的人”，与作者是不能见面的，有什么问题需要和作者商量，只能用编辑室的名义写信。
到了1957至1959年，在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中，我总算平安度过。这时为了纪念建国十周年，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革命烈士的诗篇，我早有意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上烈士生平的简介和有关史实的注释，编成一本革命烈士的诗抄，以教育青年一代。我的这个策划，得到当时编室主任江晓天的首肯，但待全书编好以后，我还是不能署名责编，更不能署名主编。敬请五老（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谢觉哉）在书前题诗，只能用出版社的名义写信；敦请萧三写序和担任主编，需要向萧老介绍编辑经过和编辑工作中的问题，则只能由编辑室的青年团员陪同前往，而且不能介绍我的名字，其原因依然是认为我是不可接触的人。这本书在1959年4月出版以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初版十万册，十多天就被争购一空，一年之内，就加印了六十多万册，仍然供不应求，加上东北、西南各地先后翻印，总数超过一百万册。
出了《革命烈士诗抄》后，我又策划请魏巍主编一本《晋察冀诗抄》，请田间编一本《街头诗集》，这时，我的“信任度”提高了一点，可以单独与作者会见了，但仍然不能提我“涉案”的笔名，只能说我是中青社的编辑刘令蒙，以致我未能与魏巍、田间以及所有我为之编辑过诗集的诗人，建立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友谊，这成为我终身的遗憾。
1990年3月2日，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党委在给我的信中说：“您在50年代负责《革命烈士诗抄》一书从提出选题到初步出书的编辑工作，在出版社老同志中是众所周知的。”“您50年代在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担任诗歌编辑，对这一时期中青社的诗歌编辑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家对此记忆犹新。在此谨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您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一并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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