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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3日《书法报》第27期25、26版
责编：李金豹 邮箱：sfbs1@163.com 转载文章请注明出处 沈尹默为20世纪书法大家，帖学宗匠，世无异议。早在20世纪初期，书坛即有“南沈北于”之称，其实，沈尹默早年驰名书坛，主要表现也在碑学，并非以帖学与碑派巨擘于右任分庭抗礼。标志性证明是，1921年沈尹默与于右任一起，被蒋中正邀请为其母亲书写墓志铭。衡观二铭，于右任所书为结体扁平、颇见波磔的魏碑体行书，龙门范式之间也可见其早年习染赵孟頫书体的妩媚，与其以后以草势入行法的作品可窥异同（图1）；而沈尹默所书，则糅杂欧阳询楷书的健爽意态，更多北魏《张猛龙碑》的端严幽峭（图2）。细致分辨，沈尹默此铭也可谓北碑体书法。于、沈二公之作各显攸宜，均在民国初年书坛“碑帖融合”之氛围中。
沈尹默自幼生长在陕西汉阴县，12岁开始习书，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入手，对叶应旸所刻《耕霞馆帖》最为欣赏，此帖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刻，距沈尹默出生（1883年）不到四十年，与当时流行的《筠清馆法帖》内容多同，而刻制更为精湛。其所收，自二王以至唐宋元明诸名家，系在其中，足资取法。沈尹默从中得到比较全面的书法研习，以后甫登教坛，即以书法、诗词名家。有学者认为沈尹默早年在陕西期间，即与于右任相识，但沈尹默自述与于右任相识于北京，当为1913年之后，因沈尹默从杭州往北京大学任教为1913年，于右任则于此际接受孙中山任命，由上海往北京，从事革命活动。郦千明撰《沈尹默年谱》，1913年至1918年间，未及于右任一字。可以判断，二人相会时间可能还需推迟。沈尹默在陕西期间，倒是结识了以章草与碑版书法驰名的王世镗（鲁生），鲁生以《爨龙颜碑》拓片赠沈氏。同期，沈尹默又与宣扬包世臣学说的蔡师愚（宝善）相识，从其手得赠《艺舟双楫》。这些，应该是沈尹默出陕之前受到的碑学影响。 1907年，25岁的沈尹默从西安移居故乡吴兴，不久后即入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其间被陈独秀（仲甫）批评：“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从此后，沈尹默才细读包世臣《艺舟双楫》等碑学专著，刻意临摹北碑。一直迄于20世纪30年代，沈尹默的书法表现，主要是碑版墓铭之类，也可以说，“南沈北于”之说出现之际，是以二人在书坛影响而言，并非以碑帖对峙。在那一时期，现代帖学还没有张帜树垒，书坛的基本状态还是延续清中叶乾嘉考据学风带动的碑学风气，书家扬名立身，还是须有碑版功业。
这如同文化学术界，从乾、嘉考据大兴以来，学者非云考据不敢居人前，这是延续了百年的文化风气。沈尹默投身书法之际，此风依然盘旋氤氲。沈尹默最初研习的《耕霞馆帖》，当然是帖学集成，沈尹默寝馈其中，得其趣味，但在碑学风气之下，不敢张扬帖札书法，甚至不敢以行草书为应酬文字，可见风气于书家之作用影响。 1909年至1913年，从接受陈独秀批评到前往北京大学任教，是沈尹默在“碑学”方面殚精竭虑痛下功夫的五年。他集中临习了《龙门二十品》，继而《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碑学名作，皆入手会心，把摩精熟，其中尤于《张猛龙》聚力最多。在魏碑作品中，《张猛龙》应为巅峰。沈曾植跋《张猛龙》云：“此碑风力危峭，奄有锺、梁胜景，而终幅不染一分笔，与北碑他刻纵意抒写者不同。书人名氏虽湮，度其下笔之时，固自有斟酌古今意度。此直当为由分入楷第一巨制，拟之分家，则中郎《石经》已。碑字大小略殊，当于大处观其轩豁，小处识其沉至。”又跋：“以包（世臣）、吴（熙载）二君之精诣，能模《刁惠公》《郑文公》之垒，于此《颂》未敢措手也。”（《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371页）沈曾植是清末最有造诣的学者书家，其言不受言碑书必倡“隶笔”之说，将无名氏所书《张猛龙碑》与蔡邕书《石经》相提并论，亦道出同为魏碑经典，其中尚具高下之分。“危峭”之评，即其结字并非魏碑多以扁平横向为特征的常见面目，而是糅杂晋人法帖中欹斜颠逸之态，复一统于庄严浑重。民国以来书家习北碑而沉潜《张猛龙》者，气概终居高层，若于右任、沈尹默二人均礼重的谢无量。沈尹默在普遍研习北碑时亦自有权衡。同时，他也并未堕入康有为所谓“魏碑无一不精”之绝对化窠臼，临写魏碑之际，又将颜真卿《家庙碑》等碑拓悬于壁间，琢磨魏碑与唐碑之间的衍变奥秘。 碑版书法与帖札书法的基本区别，前为端严劲健，后为随意潇洒。刘熙载《艺概·书概》引欧阳修《集古录》跋王献之法帖所云：“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刘熙载在其后按语：“高文大册，非碑而何？公之言虽详于论帖，而重碑之意亦见矣。”（《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第148页） 沈尹默开蒙时期浸染之《耕霞馆帖》，是少年性情与帖札趣味之遇合，实际上这正是书法艺术与人情习性相通处，也是二王以降，书法能够与普遍人群相结合的根本所在。但沈尹默当时所受时风，却以为帖札乃游戏笔墨，有玩物丧志之讥。故而沈尹默自陈多年之中：“除写信外，不用行书应酬，多以正书为之。”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作为，沈尹默数年之间即在碑版书法方面异军突起，除为蒋母书墓志铭外，他先后受邀书写了《孙禹行墓志铭》《故处士镇海刘君墓表》《清授中宪大夫刑部主事郭君暨配沈恭人合葬墓志铭》等，均为端严谨重的“高文大册”。在标榜北碑成就之际，沈尹默亦自出机杼，以唐楷笔法书《陈公选卿暨配谢夫人之墓表》。凡此种种，皆为沈尹默要在当时书坛以碑学而自立门户的全面努力。 沈尹默早期的碑版书法作品，有件八条屏巨作《飞白书势铭》（图3），内容为南朝宋诗人鲍照所作骈文，以形象语言描绘飞白书法的特点，将飞白书的态势、作用及艺术妙境叙写如活。沈尹默此书心绪笔致与内容融汇生发，魏碑方笔的端严铣利之间，亦见圆转，且多涨墨，凝重中意绪倜傥，端谨中出以飘逸。
此作被上海书画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沈尹默作品集》收录，且均置于第一件。书年均无载，但作品后有沈尹默弟子台静农跋：“吾师沈尹默先生早年习北碑，此为单不庵先生书。时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丁卯冬月台静农识于台北龙城坡丈室。”台氏跋为1987年，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大略记忆，且台静农在北京大学为旁听生，与老师接触交往有限，他也未能言明此作书写具体时间。故此作的诞生时间，还当从诸多因素全面考虑。 沈尹默1913年入北大，1928年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即离开北大，以后短期担任的北平大学校长，其实与老北京大学并非一回事。单不庵1920年进入北大，1924年复返杭州，1930年逝世于上海。若以台静农跋语“二人同任教北大”为依据，1913年至1920年间，沈、单二人恰不在一处。此件书写时间，可在二人为同事的两个时间段内抉择，一为1909年至1913年间，一为1920年至1924年间。我判断此作书于1909年至1913年间。 据《沈尹默年谱》，沈尹默临写北碑并非在陈独秀棒喝之后，早在陕南时期，他就临过《苏孝慈》《敬使君》等碑，不过在1908年之后更加注重碑书而已。以沈尹默的书法功力及精勤，且当时已以书法知名，在接受陈独秀意见发愤攻碑数年后完全可以写出此件。1913年离开杭州往北京之前，沈尹默与钱玄同、邵斐子、单不庵等来往频繁，其中书法交流甚多。1920年，单不庵到北京大学任教直至1924年离开北京，沈尹默与单不庵等浙江老乡亦常聚会，但找不见沈尹默书赠单不庵的记载。《沈尹默年谱》倒是有录，1912年，沈尹默还有《临大代华岳庙碑》赠邵斐子。将往北京之前，沈尹默以书法赠送杭州友人，有告别纪念意义，所赠应有诸多老友，单不庵应在其中。这是时间判断。至于沈尹默在1913年之际有否写出《飞白书势》的书法功力？按照沈尹默自谦之说，他到1930年才觉“腕下有力”，那么，其早在1921年书就《蒋母墓志铭》，如何解释？1930年之前问世的多件碑铭又如何解释？1930年，单不庵已经逝世，且沈尹默在两年前已离开北京大学，赴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之任，政务丛杂，为老友书写八屏巨幛不太可能。而在离开杭州之前，以几年苦心孤诣钻研北碑书法的心得，遍赠知友，以为汇报及纪念，则较为合情合理。或者也正是这一时期一方面潜心孤诣于北碑，一方面慷慨书赠友侪，方使得书艺书名广泛传播，也才有几年后与于右任同受聘为蒋母书墓志铭的表现。 再分析此八屏书作，笔法颇类“龙门四品”中《始平公造像记》。此碑端严凝重，气势开张，比较《张猛龙》的“风力危峭”，“大处观其轩豁，小处识其沉至”还是比较易于入手。以技法功力而论，沈尹默能够在1921年写出《张猛龙》风格的《蒋母墓志铭》，在接受陈独秀批评后的五年之内就完全可以写出《始平公造像记》风格的《飞白书势铭》。考证书法作品，应该考虑到作者的书学经历、作品传播途径，以及社会生活氛围等多方面。也应该从书法史衍变中的多种因素见微知著，得出有益于客观评定书家作品及真实历史地位的结论。多年以来，书坛对沈尹默的评价，是有历史遮蔽误区的，有人只强调陈独秀对沈尹默的棒喝，而无视沈尹默其实早年学书即碑帖兼容，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而已。我对《飞白书势铭》的判断，即根据诸方面原因而出，或许可以为全面认识沈尹默添一研究个案。 如果不是沈尹默在成名以后对书法艺术的兼容并包、上穷下极之中，最终选定以王羲之开辟的帖学道路作为自己的毕生探求，在寝馈碑版多年之后又深研帖札，终于以山阴传人名列20世纪最具影响的十大书法家之列，“南沈北于”也可以是两位碑派大家的双峰并峙。而且，即使沈尹默不骛帖札，专门碑版，他的书坛声名亦早已彰显。在20世纪中国书法的碑帖争执中，沈尹默付出了最大的精力，也保持了最大的谨慎，在他的论述之中，几乎找不到对碑学的非议。而对沈尹默书法表达了最真诚礼敬的，恰是20世纪碑学泰斗于右任。郑逸梅《艺林散叶》有记：“于右任于沈尹默书，比之梨园之科班，而自比梨园之客串。”髯翁所谓，并非简单以碑帖分别，于右任也不会认为帖学即为科班，碑学即为客串。他是以书法艺术成就与影响而论。其言虽出于谦怀雅量，但他对沈尹默兼容并包、精鹜笔法的超群造诣是真诚掬仰的。若借钱锺书评价赵孟頫绘画成就之语，沈尹默书艺允称“两而能精”。若以梨园魁首比拟，沈尹默书法，堪比梅兰芳戏曲，包揽众流最终“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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