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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分为三部分： 《上篇》注释之要 《中篇》体例与版式 《下篇》版本简评
书籍是人类之精神食粮 古籍今读的版本选择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了解'昨日'之故事，而在于察知'今日'之成因、把握'明日'之发展。 优秀的古籍史籍，则对叙述历史事实、展示历史规律、预示历史发展，居功至伟。 在这方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说明了他写《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则将'史'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就学科本身而言，哲学是具有终极指导意义的学科，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学科。各种知识惟有上升到哲学之高度，才会达到纯粹和完美的境界。 这也从一方面，看出古籍、史籍对人类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余幼时即好读书，有志于学后，尤嗜古籍史书。近来国学之风复盛，同道之人多矣。然古今有异，习俗有差，今之读史，亦有别于往者。 本文重点讨论对古籍出版物（其中涉及较多的主要是史籍）在版本、版式上的优劣和选择标准。准确地说，经过古籍'现代化'后，笔者认为的最适合今人阅读、学习的版本应当具有哪些内容、版式应如何编排以及在哪些方面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等。 上篇 注释之要 好的古籍当然要选权威的底本。但这显然不会在这么短的博文里讨论完成。 考虑到字体字形变化（如简繁体字演化）、阅读习惯（如横排竖排）、句读（如断句与标点符号），本文的重点实际上会更侧重如何将晦涩难读、艰深难懂、诘屈鏊牙的古籍处理得易读易懂的问题。 这就有赖于一流的注释工作，这是在古籍今化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对读者帮助最大、最直接的地方。 我喜欢的古籍注释，包含以下内容： 一、文化与习俗 天文历法 天文：中国在古代就有很高的天文成就，但其应用方式纷繁，再杂以阴阳五行风水就更难懂了。诸如七曜、二十八宿、分野，皆常闻；朱雀、玄武、黄道，市井之徒亦耳熟；再如荧惑守心、太白，书中常遇。但其具体意思，题中所指，恐怕现在就没有几个人说得清，因此有注释之必要。 历法：历法不单是记载岁月流水账，如鲁滨逊漂流荒岛，在木头上刻一道算度过一天。中国历法，兼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意义，例如： 正朔：用谁的历法，就表示承认他是'真命天子'。当时前秦那么强大了，王猛临终前还再三告诫苻坚不要轻易攻打偏安一隅的东晋，因为：'正朔在彼'：'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默困敦'——这堆看似杂乱无章的文字，如果不加注的话，十有八九会被认为是错句，当作衍文删除；而实际上，这是我国古代用于纪年的干支别名，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农时：以农为本是历代的宗旨，自天子百官至黎庶，无不据此安排活动。这点在《吕氏春秋》中就有非常明确的描述。 2、政体与职官 封建制与郡县制、皇权与相权，具体到政权的组成到政府的组织，如三省六部、九卿职掌等，皆有其特点。 职官是政体的具体表现。然各个朝代，或有无此官、或名同而职异、或名异而职同。对其名称、职掌、沿革若不加注释，读者是很难搞清楚、很容易混淆而失误的。以大家最常见的'宰相'为例： 秦朝开始设立丞相，之后历朝名称变化很大，例如仅在唐朝，行使宰相职权的，就有：仆射、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 可能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宰相'似乎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官职名称： 秦：丞相； 汉：丞相、相国； 唐：名称不一，后统称'宰执'； 宋：参知政事； 元：中书令、左、右丞相；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敕谕群臣：'以后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因此明朝无宰相，而司礼太监'口含天宪'还代御笔'批红'，权侔宰相； 清：大学士、军机大臣。 这几个主要的朝代都没有'宰相'的官职。其实宰相之称，直到辽代才成为正式的官职，而且只'治契丹'，其他象'待南人'就不在其职掌内，因此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首辅之臣'——宰相。 其他象同样大名鼎鼎的'三公'，从名称到职权，也是经常变化的，囿于篇幅，不赘。 3、礼法与习俗 国人以血亲为重，公认中国是个血缘宗亲的国度。相对应地，宗亲之间的关系和称谓，有其一套严格的规范。其中最常见者，如'五服图'。然今人知何为'五服'、何为'九族'否？大概还是需要注释一下。 姓、氏、名、字、号。直到现在，大家都常说常用至少是常听，但在古代，它们的含义、用法如何？需要注释。例如'谥'，现在是没有了，但在古时，这个谥号，却是极重要的：一是'一谥定终身'，一个人一生的评价，就靠它盖棺定论；二是不可轻用、擅用，'谥'是专门给有地位有建树者的，布衣有特立独行者，还得朝廷特颁才行；即使有友人与时论支持，也只能称之为'私谥'，如陶渊明的'靖节先生'就是私谥。 年号、庙号、谥号、尊号。年号最常见，也最重要，史书编年，即以此文本，如唐太宗的贞观、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尊号作用最小，反而处在最不尊的地位，而且往往成为笑话，例如慈禧一生，臭名昭著，其尊号却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宗熙皇太后'，可谓又长又臭；最夸张的是清代皇帝福临的尊号，竟然长达25个字。对此，有评之者曰：圣人如禹，亦只着一'大'字，称'大禹'而已，而其名不朽，安用如此为？ 吉礼、凶礼、宾礼、军礼。这些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说孔子'好礼'，并不是说他老人家喜欢讲礼貌，而是知道规矩，善于遵守、使用规矩。再如'吉礼'，从字面看，今人很容易理解成婚嫁、得子等喜事，其实并非如此。俗话说入乡随俗，这个'俗'，因为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内容更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注释。 4、地理 这一直是读古籍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五千年岁月，仅就古今沿革而言，其名称、范围、状貌、风土人情，都历经巨变，不加注释，往往根本无从下手。例如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其曾用名就有：建业、建康、应天、天京等。而且辖区范围、地位各不相同，若不加注释，南辕北辙、指鹿为马者并不算稀奇。 至于河流、流域，那就更难于上青天了。千年的沧桑，如果不加注释，恐怕后人连地方都找不到——我们到今天，都还无法确认著名的赤壁之战究竟是在哪里，不就是一个惨痛例子？ 5、度量衡 之所以专门用一个小节来提及度量衡，实在是因为这几乎最容易混乱的常见问题。 不统一、不确定、无标准一直是度量衡的严峻问题；况且，计算方法也不同：直到今天，不还有十进制、十二进制、六十进制共存？是秦朝的六两多，还是今日的十五两大？ 因此，秦赢政的'书同文、车同轨'实在是促进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盛举。 度：度制是指衡量物体长度的标准。秦汉时尺长约合今23厘米、南朝为24.5厘米、隋朝为30厘米；但用于天文历法的量天尺尺值恒定为24.525厘米，至少在1300多年间恒定不变，从而保证了天文测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量：量制是指衡量物体体积的标准。秦和西汉时的1升相当于342.5毫升、王莽时期和东汉时相当于198.1毫升、魏晋时期时相当于202.3毫升、唐和五代时相当于594.4毫升、宋代时相当于664.1毫升、元代时相当于948.8毫升、明代时相当于1073.7毫升、清代时相当于1035.5毫升，其间相差达五倍之多。 衡：衡制是指衡量物体重量的标准。旧制一市斤等于十六两。秦和西汉时期一斤相当于258.24克、一两等于16.14克，王莽及东汉、魏晋南北朝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隋朝初年一斤相当于668.19克、一两等于41.76，隋末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唐至清代，一斤相当于596.82克、一两等于37.30克。高地相差近三倍。 以上大致是笼统而言。 这里要额外提及的是，币值换算问题，特别是在不同朝代间的换算问题。虽然这基本上就象是关公战秦琼的事，但有时却是非做不可。例如关于'一两银子值多少人民币'的问题，在综合各种正史、专著、笔记的记录，采用以购买力为统一标准进行计算、换算之后，大概可以作为参照的标准是：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220元左右；明朝中期价值人民币600—800元；北宋朝中期价值人民币600元—1800元；盛唐时期价值人民币2000—4000元。这期间相差的幅度，最高可达27倍——这还不考虑屡屡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 没有这样的分析比对，那古籍中的许多数字，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个工作，需要注释者来努力完成。 吴思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努力（例如《潜规则》一书中对银两购买力的计算），从他采用的方式看，确实是很复杂，很无奈。 二、经史掌故 说话行文必有出处、引经据典，这是中国古籍中很特殊的一个现象：一是大家都好引经据典，这大致和厚古薄今有关；二是经典具有压倒性的地位。 古人熟读经籍，在实际应用中讲经、史互参，以史证经、以经解史。但时至今日，经学早非学问之主流，因此今人对古籍中屡屡出现的引用、引证文字，特别是那些古人原本耳熟能详的经史掌故，只有望洋兴叹。 '是故逄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诛或不诛。' 这是《春秋繁露 精華第五》的一段，大意是说，逄丑父和而辕涛涂二人，犯的都是欺骗三军的罪行，但是挺身而出代君赴难的逄丑父反而该杀，而公然欺骗盟军的辕涛涂却无罪释放了；同样是弑君大罪，庆父被自己的兄弟追杀是应该的，阖庐被对头开释是正确的！要知道，现在是民主文明的社会，拍城管都会被活活打死；而当时是黑暗专制的奴隶社会，犯的又是下诏狱和上军事法庭的滔天大罪，却没事。究竟原因何在？今人熊逸的《春秋大义》用了36张纸做解释，还仅仅是说了个大概——如果一言不发呢？恐怕读者连这几个人是谁都不知道。而这几句表面看不出什么文章的话，却关系到中国古代立法基本原则的问题，涉及到'原心定罪'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多少人的性命，因之而改变！仅举一例：法治史上最有争议的'腹诽法'，其法理基础，即源于这句原本是圣人之言的话——当真是匪夷所思。 三、解释说明。 1、孔子删述六经，尤其是编纂删定《春秋》时，其原则和态度是很明确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孔子在当时，对于一些事关重大而又不好定论或者明说的史实，往往欲言又止，采用'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这种原则和态度，后来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基调。于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就成为行文原则，但是'讳莫如深，深则隐'（《谷梁传·庄公三十二年》）的结果，是很多重要史实从此湮没，真相不得而知。这就有必要求助于后人的考据和说明。比较典型的例子有： 史载陈平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这都是决定汉王朝命运的大事，但是'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其中最具神秘气息的就是解除'白登之围'一事。 更典型的是诸葛亮的'国不置史'，几乎成为一代名相最为人诟病之处。 这些还仅仅是指史实清楚而故意隐晦的。 2、古籍所记载的年代，毕竟离今人甚远；行文方式，亦与今日大异。事或湮没难求、理或古今不同、情或时空乖异。因此对古籍的记载、论述做个针对性的说明，很有必要。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说明： 《三国演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本书了，几近白话的文言作品，算是通俗易懂的了。 袁绍死后，其子袁尚和曹操相争，曹操乘袁尚外出，指挥大军围困冀州；冀州是袁氏老巢，袁尚急忙掣兵回救。 对此，《三国演义》第三十二回写道：'早有细作去报曹操。操曰：'彼若从大路上来，吾当避 之：若从西山小路而来，一战可擒也。' 这话不仅当时众将听得迷糊，读者也是迷惑：大路小路，有何区别？乃至于竟能决定成败？《孙子兵法·军争篇》曰：'归师勿遏'，敌人来势汹汹，这仗本就不好打；又云：'兵者诡道'，从小路来突袭，岂非更难对付？但曹操不仅如此做预言，还下了一个更大的结论：'冀州吾已得之，君等知否？'个中奥秘，《三国演义》未做说明。幸好后世好兵者，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如果袁尚从大路来，说明他不计安危，有必死之志，则锐不可当——要知道，当时曹操的兵力，并非强大，社会舆论，也不占优，就算大家拼个鱼死网破，曹操也承受不了。但袁尚如果从西山小路来，则说明他有依险自全之心，俨然他老爸袁绍'虎皮羊质、凤毛鸡胆'的一贯作风——以狐疑之帅御惊疑之众，则其败可知。（敬亭《不文集·读史不得之焦点三国系列》） 至于'小说家言'，就更喜欢和读者打哑谜，我们拿最著名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举例： 第三十四回中，宝玉私通王府优伶，事情败露后被父亲打了个半死。挨打后，宝玉故意支开最贴心的丫鬟袭人，派遣晴雯给林黛玉送两条旧帕子。这事本就蹊跷，但就是这微不足道的两条旧帕子，竟然使得一向矜持的绛珠仙子'浑身火热，脸上作烧'，夤夜赋淫诗，并一举解决了纠缠二人旷日持久的情感纠纷！曹公不言，吾等不解啊！此中因由，或可参照《敬亭《宝玉黛玉赠帕疑解》》。 3、即使是专业的学者，甚至是史书作者本人，对史实的核实、史料的取舍，也难免会出现重大问题，甚至由于对史实的把握和处理不当而惨遭横祸。 崔浩，北魏宰相（司徒），系出名门，博古通今，深得皇帝倚重，军国重事，一以委之。但正当如日中天之时，却惨遭灭门之祸！导致这一惊天巨变的，据正史记载，是有人借崔浩编修国史之事，'相与谮浩于帝前，以为暴扬国恶'，后世史家，下的结论也无非是说该书'备而不典'。那么风暴的源头，也即'国恶'是什么？查遍《资治通鉴》、《魏书》、《北史》，竟然未留只言片语！更令人吃惊的是，事情发生后，皇帝亲自追查案犯，中书侍郎、著作郎高允一口应承下来：'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 当时皇帝就大怒，明确表态：'此甚于浩，安有生路！'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崔浩盍族尽赤、高允名利双收。 柏杨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武将为岳飞，文官是崔浩。 稀奇的还在后头：在下达诛杀崔浩全族两天后，皇帝已经后悔：'崔司徒可惜！' 冤案？奇案？ 读史的目的，在于鉴古知今，如何却读成一头雾水、枉费心思？ 4、古人不仅好引经据典，文人还喜欢文字游戏，而且痴迷到不顾一切的地步。兹举几例：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转而倚重文臣，引起了武将勋贵的不满。《闲中古今录》记载：诸勋臣不平，上（朱元璋）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然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帝问曰：'何以知之？'答曰：'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叹曰：'此名美甚！'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自此，身为皇帝的朱元璋敏感到什么程度：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恭维他'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看了大怒，说'生'与'僧'同音，'光'是没有头发，这是骂我做过和尚；'则'与'贼'同音，这是骂我造反做过贼。于是下令把这个文人给杀了。 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乡试时出了个考题：'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本是《诗经》中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的国家十分辽阔广大，人民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但是雍正却把它曲解成：'维'字是去'雍'头，'止'是割'正'首，意思是要砍掉雍正的头。这还了得？于是被定为'诽谤大逆'将查逮捕下狱。查又惊又吓，死于狱中，雍正还不解恨，下旨将查嗣庭戮尸示众。 5、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的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的而来的，不免让人感慨系之。尤为可恶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如今人们所见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它的文章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还有一种说法，也颇为惊心：因为全书都要经过皇帝圣裁，才能颁发。而皇帝当然是要比臣下聪明的，因此每册中，编纂者都会故意留下几个明显的错误，好让皇帝'发现'并'纠正'，一开始，这个游戏进行得不错，皇帝兴致勃勃地认真做作业，纠了不少'错'，禁不住地龙颜大悦，于是这个'传统'就一直保留下来。没曾想，书编得多了，皇帝也就不耐烦了，干脆不再审阅就直接裁定了。这下纪晓岚们傻眼了：书的内容都是经过'圣裁'的，金口不开的效果和金口大开是一样的：那些故意留下的错误，经过圣裁后就是成了必须保留的不可更改的。于是后人才会疑问：纪昀那样的大牌才子，编出来的书怎么会有那样低级的'错误'——而且分布均匀、一目了然？！ 如此林林总总，都需要学者的用心搜求，需要注释者提供的专业帮助。 五、图文并茂 中国大部分的重要史籍，都忽略了地图的重要性。大概这是由于地图编制难度大、绘制不易，兼且难以保存和流传之故。即使印刷术出现之后，习非成是，这个严重的问题并未得到改观，《明史》是出现最晚的正史了，虽然《地理志》齐备，但竟然就没有一张地图，其他的资料图就更谈不上。 《水经》是我国古代记载河流的专著，它对渭水是这样描述的： '渭水出陇西首阳县渭首亭南鸟鼠山。东北过襄武县北。又东过獂道县南。又东过冀县北。又东过上邽县。又东过陈仓县西。又东过武功县北。又东，芒水从南来流注之。又东过槐里县南，又东，涝水从南来注之。又东，丰水从南来注之。又东过长安县北。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又东过郑县北。又东过华阴县北。东入于河。' 显然无法卒读，对于起源、流域、长度等问题，一头雾水。 于是郦道元为其做注，这就是后来成为流行经典的《水经注》。但华夏出版社版的《水经注》里面，竟然一张地图都没有收入，于是即使有了郦道元几十倍于原文的注释，我们对渭水的起源、流域、长度等问题，还是一头雾水。好在郦注文字优美，我将它作为一本笔记小说来品读——简单说，这样一本优秀的地理专著，失掉了地图，就不是面目全非发问题，而是整儿个变味了。 我们还是以流传广泛的《三国演义》来举例： 第一零三回写道：却说司马懿在渭北寨内传令曰：'渭南寨栅，今已失了。诸将如再言出战者斩。'众将听令，据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将择地安营。'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东，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无事也。'令人探之，回报果屯五丈原。司马懿以手加额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遂令诸将：'坚守勿出，彼久必自变。' 从文字上看，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只要一看地图，就不难明白：出武功依山而东，就是向东直接攻击魏国首都，那还不京畿震动，甚至如关羽水淹七军之时，曹操不得不'议迁都以避之'；出渭南西止五丈原，则是全军遁入蛮荒之地，又何忧之有？ 我们再以一个更著名的'子午谷奇谋'为例： 诸葛亮首次北伐时，大会众将，商议对策。当时作为丞相司马（相当于诸葛亮的总参谋长）的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径取长安，可成席卷之势，史称子午谷奇谋，但为孔明所拒。于是奇谋成为奇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来是评价诸葛亮能力与功过、评价诸葛亮和魏延关系的争论焦点。但是只要我们翻开地图一看，对于此奇谋，恐怕心中就已经凉了一半，具体可以参见：焦点三国之《子午谷：奇谋与奇案》 我们说的图文并茂，并非仅仅是为了好看，而是因为图的重要性、图的不可或缺性。 李时珍《本草纲目》最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的，就在于书中有1111幅精美的插图，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图示，那书中的1892种药物，又如何辨识？ 牛津版本的英文辞典，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书中的插图——形神兼备、一目了然、记忆深刻。 在这方面，后世的注释者占有很大的资源优势，我们希望，由于大量图示的引入，可以使我们对古籍中人、物、事的理解更全面、更准确、更容易。诚如是，则注释者相当于对原著的一次再创作，功莫大焉！！ 请看续篇： 《中篇》体例与版式 《下篇》版本简评 敬亭2008年夏日于鼓浪不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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