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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科幻研究协会SFRA托马斯.D.克拉里森奖获得者，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 1818年，玛丽·雪莱发表了被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该作讲述了一个热衷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秘密出没于墓地，尝试用不同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人体。但当怪物睁开眼睛时，科学家却吓得魂飞魄散，最终逃去了北极。这部作品后来被广泛改编，成了近两百年科幻创作长盛不衰的母题。 但最奇怪的是，比起后世小说，这部作品几乎没想象出任何造人的技术细节。甚至作者还借角色之口说：“我不会引导你，像之前狂热的我那样步入毁灭和灾难。从我这里得到教训吧……一个人若是觊觎一种超越本性范围所允许的伟大，必将堕入悲剧。” 这种微妙而又奇怪的矛盾，可能正是科幻艺术风靡世界的深层原因。人们一方面相信科学能带来社会进步与和平，但另一方面，不受控制的技术又一再将人们推入悲剧。毫无疑问，这也正是今日教育依然在探讨的核心问题：何以为人，何以为生命。 曾经机械式的教育其实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大飞跃共享着同一传统。我们总是想着人是可以被造的，自然是可以控制的，直到一系列危机反噬自身…… 如今，生物实验、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一系列新技术的爆发，似乎都在昭示着，弗兰肯斯坦的世界其实离我们不远了。 那科幻，作为一种体裁，一种思维，又能给教育带来怎样的启发？我们还能想象一个 “面向未来的教育”吗？ 或许正如科幻教育的倡导者吴岩老师所言：科幻不是为了给人恐惧，而是提出问题。科幻创造的巨大想象空间，可以教孩子面对一个我们也不知道的未来世界。 推开科幻的门 在孩子眼中，世界是有滤镜的。 在科幻作家吴岩的记忆里，少年往事就像彩色弹珠，一颗撞击一颗，引发连锁反应——那是他平淡生活里的星辰宇宙。 1962年，吴岩出生于北京一个部队大院，待上小学，正赶上书荒，“没有文学书，没有科学书，更没有科幻”。谁家有那么一两本书，无论什么，定被翻得封面发黄。 吴岩有个大他两岁的表哥，从小喜欢科学，因为妈妈是老师，能从封闭的学校图书馆借出一些书来。其中一本吴岩记得清楚：《元素的故事》，一本介绍化学元素的科普书。 “好看，又难看。”吴岩说。好看在发现元素的过程曲折离奇，“难看”在长长的外国人名——“太难记了。” 但这不妨碍两个孩子动手的热情。他们将房间当成实验室，将墨水瓶当酒精灯，再从药店买来高锰酸钾加热，就这样造出了氧气。每每实验成功，他俩就找一块板，郑重写上：“成功的实验”。 对于家教严苛的吴岩来说，每次去表哥家，都像打开一个新世界：航天模型、天文仪器，最令他惊奇的是在一个小柜子里，布置着一个个科学场景，在他看来，那就是“未来世界”。 上了小学，吴岩认识了一位姓宝的老师——戴着厚眼镜的白眉毛老人。这位老师教常识课，头脑里装着天文、地理、生物……吴岩听得入迷，课下常向他提问，熟了后，还会跟着老师回办公室。 他看见老师的柜子里陈列着动植物标本、各种实验设备。为了能触碰那些东西，吴岩主动提出替老师打扫柜子。当他发现有些标本因为年代久远过于陈旧，就自己去捉昆虫，放在盒子里，写上名字、时间。他做的标本后来还被宝老师用在了课堂上。 宝老师还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他的房间简直是一个电子世界。有一次，他给吴岩演示自己绕的一个电阻，用小灯泡在铜丝上面滑动，看着灯随电阻变化而变亮、变暗。吴岩觉得有趣，老师不在的时候也动手玩起来，哪知道一下灯泡就烧坏了，老师也未怎样责怪他。 宝老师有一些书，比如《一颗小水滴的旅行》，“跟着小水滴上天入地，给了我一种脱离自身、行走在自然中的感觉。”吴岩说。 还有一本郭以实写于1958年的科幻小说《在科学世界里》，提到了太阳能电站、登月探险、原子农业、北极探测、深海渔业。最让吴岩感动的，是最后主人公回到地球时，父母改变了态度，支持他做科学，还给他买了一柜子科学仪器，酒精灯、烧瓶……吴岩每看到这，都几乎要流泪，因为除了在宝老师和表哥那，他根本见不到这些。 “科幻在那些年，给了我许多安慰。”吴岩说，“让平淡的生活投射出动人色彩。”他到处找科幻书，找到后快速翻完，因为后面还有人等——但叶永烈的《燃烧以后》例外，因为在归还前，他把这本书抄了一遍。 奇遇年代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写了这么个故事：一位偏远乡村的平凡教师，默默一生，临终之际，仍要求孩子背下牛顿力学三定律。在这高度现实的一幕后，故事忽然跃向星际：外星人鉴定着行星的文明等级，将地球抽作本，进行测试……直到孩子答出牛顿定律，才证明了地球值得保存。 也许正是这种渺小和宏大间的张力，在一个想象贫乏的年代，让科幻原地跃起。 1976年，吴岩上初一，出版社开始大规模出书。说起当时情景，他至今感到难以想象。 那时，他每天趁课间操的时间跑到新华书店，先把所有柜台看一遍。“虽多是五十年代的小说重印，但几百人的长队，就为买到一本。” 当时有家《少年科学》杂志，请到《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叶永烈写科幻小说。在这之前，叶永烈的科学童话，吴岩都看遍了。读《燃烧以后》的欢喜，得以接续。后来在一次科学家和中学生的见面会上，吴岩通过老作家高士其，表达了对叶永烈先生的喜爱。高士其热情地给了他叶永烈的地址。 就这样，吴岩和叶永烈建立了联系，时常通信。叶先生那时在做电影，有时到北京来拍片子，就打电话让他去旅馆见面。吴岩每次见叶先生，都要把准备了许久的问题一口气提出来。
青年时期的吴岩和同学 1978年，吴岩写了一篇读后感，《别具一格——读叶永烈的科学文艺作品》，并拿给语文老师看。老师觉得超出了课堂范围，无法给意见，吴岩便把稿子寄给了《光明日报》。 几个月后，在他已经忘了这回事时，一位编辑突然来学校找到他……正值儿童节，《光明日报》做了一整版儿童科学文艺，吴岩这篇文章，占了四分之一。“一跃而成了作者。”吴岩笑着说。 叶永烈先生知道后也很高兴，再次相见，便鼓励他写科学小品甚至科幻小说。第二年吴岩就在叶先生的帮助下，在《少年科学》上连发了三个作品，两篇科学小品，一篇科幻小说—— 《给盲人一双眼睛》，讲人类战胜目盲，帮助盲人恢复“视觉”的现状与未来；《特殊的采矿法》则介绍了生物冶金技术：某片土地富含微量元素，是否可以通过栽种植物，让蜜蜂吸取花蜜，将元素富集起来，再从蜜蜂体内提取而出；科幻小说《冰山奇遇》，说的是科学考察队来到南极，发现冰山里竟躲着一位科学家，原来他曾发现一种隔热塑料，却被大公司窃走了专利，还把他“冷藏”在这里…… 除了读叶永烈，吴岩还像个久饿的人，大量阅读肖建亨、童恩正，尤其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先行者郑文光先生的作品。 多少因为沉迷科幻，吴岩第一次高考落了榜。灰心下，他动了不继续念的想法，要“自学成才”。叶永烈先生却对他说：若写别的作品，自学还有可能，但写科普科幻，不行，因为你不能看别人的科幻写自己的科幻，必须直面科技最前沿，这只有经历系统的高等教育才能够。 吴岩于是复读，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报专业时他听从叶永烈先生的建议，选了一个“半文半理”的专业：心理学。 沉入现实 上世纪五十年代，科幻起初是为科学服务的，后在科学技术协会下，成立了科普作家协会，再后来才是科学文艺（包括科幻）、少儿科普等细分。科普和科幻，一度被看作一回事。 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文艺复归，有人觉得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幻想文学，可以想些其他东西，比如外星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科幻小说，原不必局限在科学发明本身。即便如此，科幻小说的文学性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思想性，科学性，文学性，教育性”，文学和教育，大抵是“锦上添花”。 当时，已因《小灵通漫游未来》深受读者喜爱的叶永烈，写作出版了包括《小灵通再游未来》等大量科幻作品，在科学文艺版图里颇受瞩目，成为社会话题。这时一种声音渐渐显现：叶永烈写作太快，内容太杂，不够深刻。
叶永烈的《十万个为什么》， 作为最早的科普读物之一，曾影响了一代青少年 同时，由于叶永烈曾推荐过吴岩，并鼓励中学生从事科普科幻创作，吴岩的高考失利，也就成了微词叶先生的又一个“把柄”：“误导年轻人”。 浪头接连涌来。科幻小说被认为“里面没有科学”，甚至是“不健康的读物”。各省科普刊物、文学刊物、科技报的科幻版面，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几乎完全消失。“曾经大好的文学田，渐次荒芜。”吴岩这样说。 1982年进入大学后，吴岩的科幻创作进入低谷。“开始做科幻，其实不是因为天赋过人，而是热爱。”在吴岩看来，他初期的创作无非是看得多，到了真正进入自觉的文学创作时，才发现并非易事。 同时，接触了科学前沿，让吴岩感到生活“越来越实”。即使那些奇幻的术语——脑电曲线、梦的阶段特征、视觉的侧抑制回路等——对他来说也都是研究的对象，难以激发幻想。这和吴岩认为的当下科幻创作遇到的问题相似，“在今天，想象是很难的，要么被科学超越，要么早已有人说过。” 毕业后，吴岩留校任教。琐事缠杂，他沉入了现实的湖底。 为科幻正名 1988年10月，文化部社会教育司刘厚明司长召集大家在安徽屯溪召开的一次儿童文学研讨会，希望能发出让科幻复苏的信号。 那时科幻已很少被提及，但与会者认为这一文学门类对青少年具有重要作用，为此他们达成共识：科幻小说事业应当“重启”。 随后，十四家报刊联合发起了科幻作品征文。吴岩一人就发了五六篇作品，得奖三篇。但他说，并非他写得多好，而是“确实写的人太少，没有征到什么特别优秀的作品”。 1990年前后，四川《科学文艺》杂志的编辑来到北京，谈起刊物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是这本创刊于1979年的杂志最为艰难的时候。为了适应当时文学风向的变化，杂志曾经改名为《奇谈》，追随兴起的报告文学，但收效不显。讨论之下大家提出：转向专业的科幻刊物。吴岩听了心中高兴，立即表示支持。 在时任主编杨潇力主下，杂志改为《科幻世界》，专注科幻文学推广。趁着市场化浪潮，杂志发行量从最少时的几百份，达到后来的几十万份，成为国内科幻期刊的一面历久弥新的旗帜。在互联网和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打造出一代科幻迷的共同记忆。 九十年代，杂志在呼唤老一代名家写作无望的状况下，转向培养新作家，后来国内科幻界的优秀作家王晋康、韩松、何夕等，大多是从这里迈出的创作第一步。刘慈欣的《三体》，起初也是在《科幻世界》上开始连载的。因此，杂志也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大本营”。吴岩由于跟青年作家关系密切，是他们的中心人物，遂被邀请担任特邀副主编。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到很多。”吴岩说。最直接的影响是，他又开始写小说了。 “把想象和现实分开，想象就自由了。” 吴岩的这个领悟，可谓相当独特。随着自己越来越明白各种生活中的想象无法变成现实之后，吴岩突然觉得自己的写作轻松了，他又能给天马行空地驰骋了。 吴岩说起给《少年科学画报》写的几篇科幻小说，“感觉特别灵，特别自如”。比如其中一篇《神秘电影院》，讲的是一座电影院的顶很像飞碟，谁想电影院真的就是个飞碟，任务是把在地球上的外星人召集起来，飞离地球。后来吴岩把这段时期的作品结集起来，出了第一本书。 九十年代科幻的复兴，是多条平行线组合出的结果。如果说《科幻世界》走向市场化，为创作出版提供了出口，那么吴岩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科幻课，则为人才培养创造了条件。 作为一名资深科幻迷，想让更多人喜欢科幻，是很自然的事。“为什么不做成一个课呢？”1991年，他开设了中国高校第一门科幻通识课：《科幻小说评论与研究》，成为科幻教育的先行者。 那时所谓的科幻小说评论，多是作家感悟，或读者意见，少有专门的理论研究，吴岩却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2003年，他开设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科幻专业；2014年，带出第一个“科幻博士”。 吴岩有时也会想起那个让自己受挫的议论：科幻小说读多了，孩子会“想入非非”。所以他做研究，亦是为科幻正名，“给科幻一个自身的逻辑”。 这些年来，吴岩认为这种转型基本实现了。当学者走入学校，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我们要做的，是“科幻教育”。 科幻怎么教 从零开始，吴岩首先为科幻教育建立基本元素。他在公共选修课上讲科幻，请到中文系的王富仁先生讲第一课。这一课，直接把吴岩震住了。 “儒家讲人际关系，与自然，与幻想，关系都不大；道家虽然和自然有关，但最高理想是融入自然，和西方科幻的超越自然又不一样……”王先生一路说了法家、阴阳家，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所谓的“科幻”，但在文化转型中，我们应当建立并发展自己的科幻。 这种文化分析的方式，给了吴岩启发， “对理工科学生来说，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对文科生来说，科技又很神奇。”他希望学生能从科幻中获得“跨学科”的认识和能力。 同时吴岩认为，青少年读科幻小说，最重要的是保护想象力。重庆珊瑚小学校长说，科幻应该在写作教学的最前端开设，因为孩子的想象是天生的，让他们写想象力作文就像发挥他们的本能。吴岩觉得非常有道理。 “比如让孩子记一次班会，记一次春游，记秋天的落叶，他们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观察，但让他们写一个十年后的交通工具，起笔就能写，甚至还能画。”吴岩记住了校长的话，写作就应从想象开始。“这是从孩子的脑子里直接生发出来的。有了想象，再去观察，比如现实中的高铁是什么样的，教他们逐渐写实。” 吴岩还为科幻教育赋予了一种责任感。疫情期间，学生待在家中，心情难免紧张。为此吴岩做了一次视频直播课：《科幻作品中瘟疫的长长影子》。上千万人参与了学习。课中吴岩回顾了诸多经典瘟疫科幻，展示了科幻作家的惊人想象。那些想象不但展现了今天，还预示了未来的种种可能，对社会和人性进行了探讨。 “这类题材不是为了给人恐惧，而是提出问题，反思自然、科学、社会与自我，通过讨论，更新我们的观念。”吴岩说。
《科幻世界》曾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大本营” 将科幻教育引入中小学，是吴岩一直以来的心愿。但直到十年前，科幻在中小学里，仍然“挺荒的”。那时青少年能接触到的科幻读物，只有《科幻世界》和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写的书。全日制12年的语文课本里，大概只有一两篇科幻作品。 “我的一些毕业生当了中小学老师，不少人想开展科幻文学教学，但一直没有合适教材。”面对这个问题，吴岩想编一本专门的科幻教育教材。 “刚开始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把经典科幻作品结集成册，讲讲应该怎么欣赏。”但和景山学校周群老师讨论后，吴岩认识到一部教材需要有自己的逻辑理念，并与孩子的认知、个性、情感发展相互联系。他开始从自己的专业心理学入手，寻找科幻教育的理论支持。 恰好，在第一届探索想象力的本源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师范大学的潘庆玉教授介绍了加拿大学者基兰·伊根的想象力认知理论，这个理论给出了孩子的想象力在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特征。吴岩很快找到了编制教材的逻辑心理学学科依据—— 小学阶段，以保护学生想象力、让想象力自由发挥为主；到了初中，应对数理化等分科学习，侧重发展学科想象力、增进科学化思维；到了高中，则主要从审辩式思维中发展想象。这套教材，被定名为《科学幻想—青少年想象力与科学创新培养教程》。
科幻画作品。孩子的想象力是天生的，吴岩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护孩子的想象力 教材中还纳入了吴岩的学生姜振宇和他太太姜佑怡合写的《科幻应该这样教》，从科幻的定义与历史、课前备课、课中讲解、课后评价等各方面，为教材落地提供了参照。姜振宇去北京一些中学指导科幻教学时，用的就是这部书稿。“想象力被重启了，常常会思考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一位老师读后这样说道。 吴岩还尝试用心理学的方法，对课堂教学做改进。比如他的测量显示，一堂科幻课的学生对“是否将来要当科学家”的反馈，在开课时比结束时多。吴岩就找老师一起讨论。最后老师自己发现，原来课上放的科幻电影里的科学家大多是反派。下一轮做了相应改进后，学生反应果然不同。 亟需科幻教师 科幻进入中小学课堂，其实是这个时代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目标。 2015年前后，仅北京就有人大附中、景山学校、北大附中等开设了科幻课程。景山学校特级教师周群还联系教育局，召开了五百人规模的“科幻教育”大会。此后，中国科幻大会也开设了教育论坛和教育大会。这个论坛分别在北京、温州等地举行。 此时，温州作为教育示范区，已提前使用新的统编教材，这套教材把《海底两万里》和刘慈欣《带上她的眼睛》《三体》也纳入其中。 目前，科幻相关的基础教育活动方兴未艾。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已经进入教育部的白名单，每年都有许多孩子参加。这一切，让 “科幻”在青少年中影响逐渐深广。 但如何形成一个上有政策、中有开发者、下有落地教师的教育生态，形成一个科幻教育自己的评价体系，在吴岩看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主要还是靠我们能有一批喜欢科幻、热爱科幻教育的一线老师。上好一堂科幻课并不容易，在没有标准答案并鼓励想象的教学过程中，太多新状况需要做出创造性的反馈。科幻教师培养成为今天科幻教育拓展的一个重要瓶颈，需要从上到下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2011年跟科幻迷在一起。 这些人后来大都是科幻作家或理论家 真挚的向往 从喜好到热爱，从工作到事业，从研究到教学，吴岩时而返身，回到想象空间。2020年，他出版了一部儿童科幻小说，《中国轨道号》—— “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后，中国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载人航天实验。吴岩虚构了一部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科幻小说。 故事发生在1972年，主人公小岩生活的空军装备研究所分到了载人航天的一些项目。还是小学生的他参与其中，体验到成人世界的艰辛冷暖，也享受到科技创新产生的奇迹。书中所呈现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个部队大院，亦真亦幻地映射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怎样为生存去忘我追求。 “这只是一本假想的自传。”吴岩说。但读过的人却从许多不同方面对此进行解读。 有人说小说展现的是那个年代的复杂社会关系；有人说小说中暗含教育理念，一本儿童科幻小说能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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