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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溺婴，即将新生婴儿放到水中溺死，这当然是非人性的了，但在一些朝代却是十分普遍的。  我们就先从苏轼在黄州的一些经历说起吧，看看溺婴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说清朝的溺婴现象有多严重。 1079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黜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低微官职，没什么实权，而且十分清闲。 那时候苏轼心情郁闷，为了缓解情绪，他时常在家豪饮，或外出狩猎，有时候也喜欢到乡下走走，看看风景写写诗歌，顺便考察一下当地民情。 有一次，苏轼来到黄州乡下，发现了一件让他十分震惊的事情，他听当地人说，有个人家刚生了个婴儿，这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婴儿的父母却在盆中装满人，然后将婴儿按在水里溺死了。 苏轼对此感到困惑，便追问这是为何，那人告诉他说，因为生下来没法养活，也只能溺死了。
无独有偶，后来朱熹的父亲朱松在福建当官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件事，说福建当地百姓家中最多养两个儿子，再多生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全部都用盆子装水溺死。  对于这件事，朱松在个人作品中说，福建溺婴现象最为严重，当地人不喜欢多子，所以多生的孩子就都溺死，朝廷虽然有相关法律限制，但根本管不了。 从朱松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福建人不一定是因为穷才溺婴的，只是因为不喜欢太多儿子，这与苏轼经历的黄州一带百姓因为太穷而溺婴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而北宋学者陈渊对溺婴现象的调查则更加全面，他指出溺婴现象很普遍，但在南方是最多的，一般儿子不超过三个，女儿不超过两个，再生下孩子就溺死，一般做法是用器物储水，将婴儿放进去溺死，这叫做洗儿。 之所以要用器物储水溺婴，而不是送到外面的池塘里，很既是为了方便考虑，也是具有一定私密性的，毕竟这是明目张胆地杀人，虽然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做得太过火也是不行的。  那么，北宋的溺婴现象为何这么严重的，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最直接的原因，家里太贫穷了，实在是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如果强行将孩子留下来，那只会是个悲剧，所以与其让孩子遭罪，不如趁刚生下就溺死。 第二，风俗使然，就像福建百姓一样，不管贫穷富裕与否，就是不喜欢太多孩子，多生的孩子就都溺死，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第三，北宋的赋税太重了，尤其是人头税，孩子多了可能会破产。 这可不是危险耸听，因为北宋不但继承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为了敛财，还增加了很多税目，其中最要命的一种税叫丁税，俗称人头税。 北宋的人头税条目繁多，而且沉重不堪，百姓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家中人口越多，缴税也就越多，日子当然也就越不好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溺婴风气就流行起来了，其目的是将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家庭破产，不然都得饿死。
 一般而言，只有极度贫困才会出现溺婴现象，但在宋朝是普遍性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统治阶层对底层人民的压榨造成的。 关于这件事，宋仁宗也曾想办法杜绝，但问题是减税太难了，因此只得作罢。 并且，这还只是和平时期，在北宋末期的战乱时期，各种税赋就更沉重了，一对普通夫妻勉强养活自己，孩子多了就只能饿死，因此溺婴现象就越发严重了。 到了清代，情况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溺婴现象虽然也很严重，但多数都是女婴，而且手法十分成熟。 清朝人溺死女婴，几乎到了无一户不溺的地步，由于被溺死的婴儿实在太多，清廷不得不出面干涉，但最终也只是惩罚了少数人罢了，溺婴现象依然猖獗，而且“技术”上有了较大突破。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一个人家有女婴出生，接生的稳婆就会问主家“留否”，主家如果说不留，那稳婆就会立马将女婴给溺死。 如果不是因为溺婴现象太严重了，也不会出现从接生到溺婴的一条龙服务，根本就不需要主家人动手。  并且，清朝人在溺婴的具体操作上，相比之前的朝代也是有“技术升级”的，稳婆会将一个专用的盆子装满水，然后将女婴的头朝下放进去，身体则被死死抓住，还没等女婴哭出声音，就已经溺死了。 女婴的家人们则都站在旁边，包括她的父母，他们都是面无表情的，仿佛被溺死只是阿猫阿狗而已，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已经对此感到麻木了。 这样的事情，倘若只发生在少部分人家，只能说他们太残忍，但事实上这是清朝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在贫困家庭，因此只能说这是人性的沦丧了。 顺治帝时期，有大臣上奏江南地区“甚多溺女之风”，雍正帝时期也有大臣更是痛批“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恶俗，恬然不以为怪”，等等。 并且，在南方诸省的地方志、县志中，对于溺婴现象的记载也是很多的，如”建宁俗多溺女“、”祁阳溺婴甚多“这种字眼经常可以看到，但似乎也只是将其当做一种风俗记载一下而已。 由此可见，溺婴现象在清朝地域跨度之广、时间延续之长，都是十分罕见的。  对于这样的恶俗，清朝也不是不管，力度最大的应该是雍正帝了，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改革家，深知溺婴对国家发展不利，便在山西一些州府进行试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百姓溺婴，还出台了很多惩罚措施。 并且，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雍正帝还下令山西官员联合士绅对百姓进行劝导，正所谓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嘛。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山西的溺婴现象只是稍微减少了一点而已，大部分人依然如故，只不过他们把事情做得更隐蔽罢了，官府根本就查不到。 最终，山西试点以失败而告终，乾隆帝继位后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他在看了学者郑光策关于福建福清一带“无一户不溺”的著作后，也曾下定决心杜绝溺婴现象，但最后的效果也只能说一般。 到了同治、光绪时期，由于朝廷内忧外患，根本无暇他顾，溺婴现象就更严重了，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事例》中就曾记载：
 一个“仍”字透露出清廷或许曾对溺婴现象严厉打击，也是取得过一些效果，但在光绪年间还是死灰复燃了，不但南方如此，全国各省份都一样。 无独有偶，光绪时期一个外国传教士约翰曾走访中国的风土人情，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约翰去一个信徒家里拜访，这个信徒的妻子刚好生下一个女婴，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信徒竟然亲手将女婴交给接生的稳婆，稳婆则将女婴给溺死了！ 这件事让约翰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这在西方等同于杀人，但他的信徒却毫无顾忌地将女婴溺死，他对此感到十分不解。 而约翰的一个同事则在京城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后来还做了一个调查，得出的结论触目惊心：京城每年会有超过一万名女婴被溺死，由此推断从清朝建国到光绪帝时期，被溺死的女婴，可能超过了二战期间将士阵亡的总人数！ 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但这足以反应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的溺婴现象确实泛滥成灾。  那么，一个问题就值得讨论一下了，清朝的溺婴现象这么严重，究竟是为什么？ 前文我提到过，宋朝的溺婴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主要是因为税赋严重造成的，清朝则大不一样。 清朝初期，溺婴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生活疾苦造成的，加之重男轻女的思想越发深入人心，也加剧了溺婴事件的发生。 但是，这还不足以导致“无一户不溺”，之所以会如此，还要从康熙帝的一项政策说起。 康熙帝在执政晚期曾下达一个诏令，大意是永久取消人头税，这种在历史上延续了千余年的税目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不仅如此，康熙帝还轻徭薄赋，并下令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可以说是很好的，百姓的生活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得到了改善。 不过，在这一政策也有副作用，清朝人口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就发生了爆发式增长，从康熙时期的一亿多人，增长到乾隆时期的两亿多人，而到了道光年间，这个数字已经是四亿多了。  很多人可能要问，人口多不是好事吗，这意味着劳动力多了，日子就越好过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清朝不比现在，那时候生产技术是很低下的，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并不高，因此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能养活的人口是有上限的。 很显然，清朝的人口增长速度实在太快了，以至于大大超出了人口上限，这就导致能够生产出来的粮食，不足以养活所有人。
也就是说，清朝百姓的赋税虽然低了，但是人口却大大增加了，所以一个家庭能养活的人口依然是有限的。 试想，一对父母在生下刚好可以养活的孩子数量之后，多生下来的能活下来吗？显然是不能的，因此只能舍弃掉，溺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有人说，既然养不活那么多，不生不就行了吗，何必生下来又溺死呢？ 但问题是，古代避孕措施十分落后，但人又是有生理需求的，怀孕之后打掉的话，对身体的损伤又太大，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生下来，如果是儿子，可能会咬牙留下来；但如果是女儿，就果断溺死。 也就是说，清朝的溺婴现象主要是因为人口饱和造成的，一般家庭基本都是如此，只有富裕家庭可能稍微好点，但富人毕竟只是少数。 说来说去，不论哪个朝代，百姓还是因为穷才不得不溺婴的，清朝之前是人头税让百姓变穷的，清朝则是因为人太多而变穷的。 实际上，古人的生活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很苦的，养不起太多孩子（现在何尝不是这样呢，只不过不是因为没饭吃罢了），但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对待男婴和女婴这个问题上，态度是大不一样的。  男婴长大后可以传宗接代，运气好的还有可能让家族发扬光大，但女孩长大后就要送到别人家里了，期间十几年的养育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导致女婴被溺死得比较多的主要原因。 当然了，除了将女婴溺死之外，清朝人还有一种对待女婴的办法，那就是卖掉。 清朝可能是我国历史上女仆和风月场所最多的朝代，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口买卖的存在。 在清朝，有一些家庭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将女婴溺死，等孩子长到十岁上下，就会把她卖给富裕人家做丫鬟，或者是直接卖到戏院、风月场所，这样不但能回本，还极有可能会赚一笔。 这对女婴当然是很残酷的，因为她们长大后一旦成为奴婢、戏子或者妓女，就都是下九流的卑贱之人，是地位低于普通百姓的社会最底层人群，一辈子都难以出头。 当然了，清朝还有人将女婴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这种情况在清朝也很多，女婴的结局也不一定都好，碰到好人家，就可以安稳过日子；但如果碰到恶毒的公婆，那就只能当牛做马了。 所以说，即便女婴逃过了被溺死的命运，也不一定能活得很好，这样反而不如早早就被溺死，免得遭一辈子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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