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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近山攻襄阳,刘伯承:必须活捉敌司令,死的不要!主席道出缘由

 说历史的女人 2022-07-18 发布于河南

(说历史的女人——第70期)

1948年7月,襄樊战役打响。中原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近山攻破襄阳时,接到刘伯承的命令:必须活捉敌军司令,死的不要。那么对方是谁?如何这么做?毛泽东主席道出缘由……

(一)“王疯子”计攻襄阳城

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多次发生“襄阳之战”。比如三国时期,刘表和孙坚就在此大战过,还有著名的南宋和蒙古人之间的那场大战,打得都非常激烈。而解放战争中的这次大战,更是意义非凡。之所以这次叫襄樊之战,是因为当时的襄阳和樊城是分开的,而如今两地皆属襄阳。

历来为兵家要地的襄阳古城

1948年7月,挺进大别山之后的中原野战军,为突破敌人的汉江防线,发起襄樊战役。当时襄阳守军有2万多人,而我军兵力处于劣势。中原野战军奉命攻打襄阳城的王近山第六纵队,刚走出大别山区,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兵力也不足。六纵本来有三个旅,共九个团,但在当时有三个团留在大别山,所以实际参战兵力仅八千多人。

然而,面对强敌,我军只用了两周便全歼敌军。此役,王近山将军功不可没。王近山是我军的一位著名勇将,他绰号“王疯子”,是那种打起仗来不要命的主,但此战王近山却是以奇计破敌的

7月2日,6纵从河南新野西进,战役开始。数日内,很快便攻占襄阳外围老河口等地,于7月7日正式围攻襄阳、樊城。战斗之初,我军比较顺利,很快攻下樊城。

襄阳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有羊祜山、虎头山等制高点,地势险要,敌人修筑的工事也很坚固。要拿下襄阳绝非易事。因为自古以来,兵家都认为,夺襄阳城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失。

面对固若金汤的襄阳城,王近山也是非常慎重,先是依照传统打法,攻打南边几座山。可是国民党军在南山上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在他们的死守之下,没有什么重型武器的6纵很快便有了不小的伤亡。此时,王近山不再“疯”,他表现得非常冷静:若一时攻不下南面的大山,待敌人援兵赶到,内外夹击,我军危矣!

于是王近山亲自到城西的万山上观察,看到这里有一条约千余米宽的狭长走廊,直通襄阳城西门,这是到襄阳惟一没有什么天然障碍的通道。几经衡量,王近山下决心采取一个大胆的战法,丢下南面的大山不管,直捣西门,给敌人来个“猛虎掏心”!

这无疑是一个险招。弃山而直接攻城,同经典兵法反其道而行之,真的可以吗?

7月8日,王近山召开了作战会议,他还专门请来了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商议。

经讨论之后,大家以为此举可行,然后上报刘伯承司令员批准,战斗开打。接下来,王近山便上演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刀劈三关”的好戏。即由其李德生的17旅先攻西城外的重要关卡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再由尤太忠的16旅等,兵分两路破西门、直取襄阳。

事后,邓小平同志曾如此赞誉王近山:“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仗,他敢主动要求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事实上正是如此。王近山确实很有谋略。在部队接近西门时,他命令部队转入地下隐蔽作业,让战士们在夜间行动,挖掘交通沟,悄悄接近城关。与此同时,他令少数部队大张旗鼓到襄阳东门和东南面,做佯攻之势,迷惑敌人。

敌人果然中计,急忙调兵6000人到襄阳南面,增强防御力量,这样,西门压力顿减。

7月9日下午6点半,攻城之战正式打响。在纵队仅有的4门山炮的掩护下,李德生的17旅首先进攻城西的第一道屏障琵琶山。

经过一夜苦战,我军拿下琵琶山;第二天,李德生亲率49团激战真武山,很快第二道屏障真武山也被我军占领。

真武山失守的消息传到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那里后,他命令襄阳守军司令必须夺回真武山,否则军法从事。于是,接下来,敌我双方在真武山又激战了3天,敌军大溃。

接下来,我军毫不放松,再接再厉,直捣襄阳西门的第三道关口铁佛寺。我军再次势如破竹,顺利拿下。

“刀劈三关”之后,我军直取襄阳西门。

王近山决定在7月15日对襄阳发动总攻,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西门外,包括拥有27挺重机枪的4个火力队,还有3路纵队重兵,拥有山炮、战防炮、迫击炮等共22门。

此时敌军司令才明白我军的真实意图,大呼上当。他看看受不住了,便向蒋介石求救,老蒋命令他坚守5天,到7月20日,援兵即能赶到。

但王近山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立即攻城!在我军的炮火轰击之下,城西门附近300米地段内的碉堡大部被摧毁。接着“轰隆”一声,西城墙被炸出一个缺口,担任主攻的49团1营将士乘势向城内发起冲击。

襄阳城破在即。此时王近山接到了刘伯承的命令:“敌军司令只能活捉,不能击毙,不要死的!”

王近山只有向全军传达了上级的命令。那么敌军司令是谁?为何必须要活捉此人?

(二)同蒋介石并称的仇敌

他叫康泽。

想当年,红军还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曾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当时主席曾痛心地和对方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央苏区覆灭的两大主凶,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

对于红军长征之前的那段往事,人们回想起来总是热血沸腾,同时也是痛心疾首。当时的各路红军发展十分迅速,各苏区蒸蒸日上,但就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一连发动了5次大围剿,令中国工农红军损失惨重。最终,万不得已才进行传略转移,就是长征。而在长征途中,红军又牺牲了大半,对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当然要把这笔账算在老蒋头上了。然而毛泽东同志却把另一个人,康泽,同老蒋相提并论为两大主凶,可见此人罪大恶极。因此,襄阳城破后,击毙他就太便宜了他,必须活捉,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那么康泽究竟是何人,做了什么坏事?

康泽于1904年 7月 8 日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来凤场。他自幼家贫,是靠亲友资助才读的书。他资质优秀,书读得好,也是胸有大志之人。康泽21岁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从此走向“开挂”人生。

之所以说他开挂,是因为他早早就入了蒋介石的“法眼”。当然,如果他不优秀,只是个学渣的话,蒋校长也不会搭理他。康泽在黄埔时读书、训练都很用功。有一天,康泽利用休息的时间学习时,恰好被路过的蒋介石看见。老蒋看这个小伙子一表人才,知道用功,就对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后来,聪明的康泽一直用行动引起蒋介石的关注。当时的黄埔军校有两个学生团体,一个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另一个是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康泽当然很“识实务”地选择了前者,这自然又得到了老蒋的赞许。于是第二年,他的机会就来了。1926年,黄埔军校选拔一批高材生到苏联留学,康泽就被蒋介石选中,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

在苏联,康泽更是表现得十分“进步”。此人心机很深,总想着能办件漂亮的事情,回去向老蒋邀功。

这天,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聚会,康泽也参加了,其中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即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邵力子。按说,邵力子不仅是康泽的长辈(比他大22岁),而且也是黄埔的老师和干部,康泽应对邵力子很尊重才是,但他却欲对这位师长冒犯。因为邵力子是共产党员。当然康泽也不敢对邵力子本人怎么样,而是对准了邵力子的夫人。

邵力子的夫人叫傅学文,当时也随丈夫参加了那次聚会。傅学文比丈夫小20岁,那时才23岁,于是有人逗她:“你这么年轻,为啥要嫁给老邵这个老头子呢?”

傅学文年轻气盛,心直口快,且颇有侠气,因为平常比较讨厌蒋介石,于是就脱口而出:“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啊,嘻嘻。”

当然傅学文有戏谑的成分,要真想这么做,她也不会明说出来。大家当然也不当一回事,哈哈一笑而已。

可这一幕却被康泽捕捉到了。他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等大家不注意时,他走到傅学文跟前说:“唉,我没听清你刚才说了什么,竟把大家逗笑了?”他还随手掏出一个小本子,让傅学文把刚才说的话写出来。

傅学文心无城府,跟康泽差不多同龄人,也就没有想那么多,写就写,又能咋地?于是就豪爽地把自己刚才的豪言壮语唰唰唰地写了出来。康泽看了也不忘夸对方一句:女中豪杰也!

可谁知,康泽回国后,竟把傅学文写的那张纸给了蒋介石。老蒋一看,居然有人要刺杀我啊,心中也是一惊,不过也没有太当一回事。因为他也不是傻子,一个女人会有什么能力搞刺杀啊,要是真刺杀还会下挑战书吗?再说傅学文的丈夫邵力子也是自己的朋友,她也不过是对我不满意,过过嘴瘾罢了。

不过,通过此事,老蒋倒是看中康泽是个人才,此人够阴险,有心机,能搞事,对自己又忠诚,于是决定重点培养他。

不久,康泽便得到蒋介石的重用。1927年北伐战争打响,康泽便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自此,康泽成了老蒋跟前的红人,他善于逢迎拍马,对老蒋言听计从,深得主子的信任和欢心。第二年,康泽就被提拔为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4·12”政变之后,康泽就充当老蒋的马前卒,在反共上十分卖力。

不过康泽并不擅长打仗,他善于玩心计,老蒋就将他放到了另一个位置,让他到特务机构发展。1931年,蒋介石授意戴笠等人组建“复兴社”,这其实是一个特工组织,其核心成员都是黄埔精英,最著名的13个人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而康泽就是其中之一。

复兴社由三大系统构成,政训处由贺衷寒负责;特务处由戴笠负责;还有一个行动处,即别动总队,由康泽负责。别动总队类似德国纳粹的党卫军,掌握相当庞大的武装力量。这其实就是一只特务部队,后来专门负责配合正规军围剿中央苏区。

当时康泽把别动队编成“剿匪”义勇队打入苏区,收编逃亡的恶霸地主,扶持当地的地主武装组织“还乡团”,镇压老百姓。康泽还提出了五户联保的“保甲制度”,以连坐和互相监督揭发的方式,阻绝红军的补给,遏制中央苏区的发展。

康泽利用狠辣的手段,配合国军不断围剿红军,让中央根据地陷入极大的困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康泽又带领别动队进驻苏区,对当地老百姓进行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双手沾满了苏区老百姓的鲜血。比如在四川遂宁,他强迫老百姓推行所谓的“新生活”,发扬尚武精神,激起了百姓们的反抗,康泽便命令别动队开枪,打死数百人,造成了严重的流血惨案。

由于康泽在围剿红军中表现抢眼,让他更受蒋介石器重,以至于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有了所谓“康戴二公”的说法。

后来,康泽还被蒋介石提拔为复兴社总社的书记,且拥有陆军中将军衔,其地位同戴笠不相上下,在老蒋跟前可谓大红大紫。

1935年,康泽兼任全国禁烟总监部武汉缉私室主任,又趁机搜刮了不少钱财,变得有权有利。随着自己权势的飞涨,康泽的自信心过度膨胀,他作威作福,专横跋扈,不把别人看在眼里,引起了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的不满,大家开始联合起来反对他。

有一件事,让康泽遭到老蒋的厌弃。蒋经国从国外回来时,他曾试图跟蒋经国争宠,想取代蒋经国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就有点过分了,引起了老蒋的警觉。于是蒋介石便开始疏远他,把他派到国外考察。回国后,他只担任了国民党立法委员等职,被剥夺了实权,成为一个边缘人物。

可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国民党到了穷途末路,痛感无人可用的蒋介石又想起了康泽。毕竟是自己曾看中的人物,毕竟对自己忠心耿耿,还有些能力,于是就重新启用他,成为国民党第十五靖绥区司令长官,给他拨了两个师,和川军的3个旅,负责防守战略地位比较重要的湖北襄阳、樊城地区。

这也是蒋介石给康泽一个翻身的机会。康泽便感激涕零,毕竟自己还年轻,才44岁,就再拼一把,说不定还会东山再起,成为一个人物。于是他利用半年时间,强占土地,大兴土木,在襄阳及其城外大量修筑防御工事,构筑大小据点工事近百处,碉堡 100 多个,以及无数交通壕,欲为镇守襄阳这座千古名城立下一功。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遇到了我军名声赫赫的刘邓大军,并且直接对阵的是身经百战的“王疯子”王近山。

(三)活捉康泽

康泽这人是搞特工出身,但在打仗上并不在行。因此面对解放军的攻势,很快便丢了樊城。但此人心狠手辣,樊城失守后,还是狠狠地报复了一下。他竟丧心病狂地向樊城用迫击炮发射了“黄磷弹”,黄磷弹是一种恐怖的燃烧弹,属化学武器,危害性极强,是被国际法禁用的武器。

当晚,黄磷弹在樊城内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熊熊大火烧红了半边天,许多民房瞬间化为一片灰烬。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恶魔的最后疯狂,垂死挣扎。康泽死期不远矣。7月15日,我军兵临襄阳城下,康泽害怕了,便打电报向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求救,可白崇禧没有派援兵;康泽又向南京国防部求救,国防部也不理。无奈,康泽又直接向蒋介石求救,可老蒋却让他据守待援。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溃败到何种地步,大家也是各顾各了。

康泽看看搬不来救兵,慌了。为阻挡解放军,他再次动用了黄磷弹,于是襄阳南门外的大片民房又成了一片火海。

然而这一切对于攻势如潮的解放军没有丝毫作用。从7月15日晚,我军开始从西门发动猛攻开始,到最后拿下襄阳城只用了一天。7月16日下午,我军便全面进城,全歼敌军,并直扑敌军司令部。

对于罪大恶极的康泽,我军战士当然是恨不得喝其血,食其肉!然而,有军令在先,必须抓活的。于是战士们开始在俘虏里寻找康泽。

然而,战士们找了两个小时,都不见康泽的踪影,他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到底逃到哪里了?看看天晚了,天黑后就更难找了。最后大家找到被俘的康泽的随从傅其戎,问康泽的下落。

傅其戎带领战士们来到一个隐蔽的地道,走到地道的尽头,看见一个大深坑,坑里躺了不少死去的敌军士兵。战士们一阵搜索,发现死人堆里有个尸体居然动了一下。

还有活人!

于是战士们把那个还有气息的人拉出来,尽管他脸上有不少血迹,但傅其戎还是指认了出来,这就是康泽。

可不能让他死了,赶快弄走抢救!此时,康泽听到自己的身份被确认了,索性躺在地上装死。

“不好,他死啦!”一个战士说。

另一个战士用马灯凑近康泽,用手摸了摸他的脸,看出来,他脸上的血迹明显是故意涂抹上去的,事实上他一点伤也没有。

“不可能,脸还热着呢,装的!”一个战士踢了康泽两脚,可康泽仍然纹丝不动,装死狗。

一个战士急了,大声说:“老康,不要再装了,再不起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可康泽就是不起来,不起来,就是不起来,继续耍赖。最后一个战士忍不住了,大怒道:“你这个死特务头子,害死了多少好人,我们叫你血债血还!”他做势要打。

康泽一听,吓坏了,万一对方真动手,我就惨了!于是他一骨碌爬了起来,立马跪地求饶:“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投降……”

看着康泽这个熊样,战士们都哈哈大笑。

终于活捉了康泽,这下王近山大功告成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不久后,康泽被活捉的新闻还登在报纸上,文中如此写道:

“(康泽)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像一头死猪……”

此役我军大获全胜,全歼(俘虏)守敌21000多人,攻下军事重镇襄阳,为我军进一步解放长江流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快康泽被押到刘伯承的司令部,刘伯承怒道:

“康泽,你难道不知道黄磷弹是禁用的?难道不知道烧毁民房是有罪的?”

康泽只有低头小声道:“我认罪,我认罪。”

此时邓小平同志走了过来,他当年也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康泽也是老相识了,于是对康泽感叹地说: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老康脸红得跟猪肝似的,低头不语。

毛泽东同志闻知康泽被活捉,也是大为兴奋,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四)尾声

康泽被押解到华北关押起来,后来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最终经过改造,康泽悔过自新,于1965年被释放。

当时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很多,比如黄维、杜聿明、王耀武等,他们后来经过改造都被释放了。这体现了国家的宽大政策,毕竟我们是提倡和为贵,是提倡大团结的。出狱后的康泽还被安排了工作,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还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康泽于1967年病逝,结束了复杂的一生。

(文/说历史的女人·夏日漱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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