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访苏归来，毛泽东大喜：原子弹能不能爆炸，就看你的了

秋收起义，宋任穷跟随毛泽东踏上了井冈山。长征路上，张国焘妄图胁迫党中央、毛泽东一起南下，改变中央正确路线，宋任穷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率领所部眼随毛泽东，胜利到达陕北。

1950年，宋任穷与毛泽东分别14载之后，又在北京重逢，谈天说地，叙旧神聊，透出无限深情。

为了发展核工业，研制原子弹，毛泽东任命宋任穷先后担任二机部长、三机部长，赋予了组织研制原子弹的光荣使命。

宋任穷拿出密信，连同剩下的几块钱一起交给了毛泽东

1927年8月，宋任穷所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没有赶上南昌起义，暂时驻在江西铜鼓。

县委派宋任穷随省委秘密交通员一起来到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9月中旬，宋任穷从省委赶回团部时，感到团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团党委的同志高兴地告诉宋任穷：“毛委员已经从安源到了这里，以他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和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以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共约5000人，举行了秋收起义。”

团党委让宋任穷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宋任穷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尽快见到毛委员。

当宋任穷辗转找到毛委员，走进他的住处，说明来意时，毛委员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宋任穷的手。

毛委员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宋任穷汇报。

宋任穷说：“我在南昌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还见到了刘士奇（湖南人，曾任吉安特委书记）。汪泽楷说，宁冈有一支由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我们的队伍朝宁冈方向走。”

说着，宋任穷从包裹里掏出江西省委的密信，以及剩下的组织上给的几块盘缠钱，都交给了毛委员。

毛委员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任穷讲：“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

你就不要下山了，这是大局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

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使革命武装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大大增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力量。

在井冈山，由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党的领导集团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深入发动群众，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军事“进剿”和“会剿”，打击了国民党驻江西的反动武装力量，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

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安，指令湘赣两省的敌人，于1928年12月用重兵对井冈山发动军事“会剿”，同时实行经济封锁。

面对敌人的反复“会剿”和严密封锁，毛泽东等人研究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死守井冈山，恐难持久，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由一部分主力红军守山，大部分主力红军打出去，到敌人后方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等共同商定：彭德怀、滕代远率一部分兵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而后转移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是在客观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出于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宋任穷很想跟随毛泽东一起行动。所以，他找到毛泽东，请求随部队下山。

开始，毛泽东同意了。后来，因有些同志也要求下山，从革命大局和整体利益出发，毛泽东决定宋任穷留在井冈山。

他对宋任穷讲：“要求下山的人多了，这就不好办了，山上也需要一部分同志留守坚持，任务也是艰巨的，你就不要下山了，这是大局。”

宋任穷服从毛泽东的命令，便留了下来。

二老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在中央苏区，在王明等人散布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论调的影响下，不少同志在开始的时候，总认为共产国际要比中国共产党的水平高，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同志比国内的同志强。

后来，大家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鲜明对比中，逐渐认识到上述看法是一种盲目性，从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深深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和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

经过遵义会议，撤销了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红军重新由毛泽东指挥，这是全党全军企盼已久的事，喜讯传来，宋任穷竭诚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对部队的整编，精简不必要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对原来编在军委纵队休养连的一些老同志，中央也分别作了安排。

一次，毛泽东把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找去，对他们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年纪都大了，行军、作战时要很好地照顾和保护他们。林、谢二老已安排到别的单位，中央决定把董、徐二老安排到干部团。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一定要把二老保护和照顾好，二老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毛泽东的恳切话语，渗透着对老同志的深切关怀。宋任穷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陈赓一起，对董、徐二老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心尽力保护和照顾好他们，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

红军干部团是长征出发前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

1935年1月底，一渡赤水前，彭德怀率三军团在贵州赤水河畔的土城，与敌四川军阀的军队遭遇，后期命干部团参战，统归三军团指挥。这是一场恶仗，干部团伤亡百余人，令人十分痛惜。

宋任穷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宋任穷沉痛说：“干部团的学员是从部队择优选调的，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打代价太大了。”

毛泽东听后，心情沉重，肯定了宋任穷的意见，并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后，敌人向川南集中，企图堵截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出敌不意，突然改变了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四渡赤水，南渡乌江。

当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红军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

在向云南进军的路上，毛泽东时常同干部团一起行动。一天，他骑马在雨中徐徐而行，对陈赓和宋任穷讲：“现在，我们已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贵阳和昆明，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火速抢占金沙江渡口，以便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

说着，毛泽东对天气表现出忧虑，说：“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是影响我们渡江哩！”

当宋任穷知道了毛泽东关于甩掉敌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后，非常振奋。越发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胸有成竹。

正如毛泽东预料的，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红军追击，而金沙江两岸却布兵不多，显得空虚。

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干部团从中路迅速抢占渡口并架设浮桥。

为加强领导，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刘伯承亲自随干部团三营一起行动。

三营先遣连神速地抢占了皎平渡。接着，为掩护部队渡江，又成功地奔袭了皎平渡以北40里的通安州。

靠着找到的七条船，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渡，红军大部分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担任殿后任务的五军团，处境十分艰苦，他们顽强战斗，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也从皎平渡过了江。

红军渡江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金沙江南岸，这时，渡江船只已被红军烧毁，敌人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

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巧渡金沙江战斗，成为军事史上的奇迹。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毛张一北一南，宋任穷要求所属：我们坚决向北

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当他得知红军大学随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的消息后，派人传来紧急命令，让红军大学立即停止前进。

这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大学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

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手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扳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了上来，阻止毛泽东等人前进，气氛异常紧张。

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毛泽东从容不迫，以平稳、庄重的语气，耐心地讲解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可南下。

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力，而在陕西、甘肃，敌人的势力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往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

毛泽东要李特把上述意见转告张国焘。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说，张国焘要求将红军大学的学员留下。

毛泽东顾全大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和干部回去。此时，毛泽东又安排宋任穷等人，马上把红军大学的全体干部和学员集合起来，说他要对大家讲话。

宋任穷立即和其他同志一起，迅速把红大的全体干部和学员召集了起来，请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在这一事件中，宋任穷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教育大家深刻认识毛泽东的正确和张国焘南下的错误，积极稳定所属干部队伍的思想情绪，跟随毛泽东胜利到达了陕北。

事实的发展完全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阴谋。

为刘志丹选搭档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纠正了错误，挽救了陷入危险局面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亲自接见刘志丹，亲切地安慰他说：“你们受委屈了。”

毛泽东对刘志丹以及以他为领袖的陕北红军给予完全的信任，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

同时，又任命刘志丹为临时组建的北路军的总指挥，统一指挥由红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陕北骑兵团和红二十八军向北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这时，毛泽东任命宋任穷担任红二十八军的政治委员，并委托周恩来专门同宋任穷和其他几位派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谈话。

周恩来说：“毛主席派我来给大家谈谈，毛主席派你们去与刘志丹做搭档，意义十分重大，也是刘志丹的要求。这是两支红军互相学习的极好机会。”

最后，周恩来再三叮嘱他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刘志丹，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

刘志丹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也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当地干部要尊重和学习外来干部。作为政治委员，宋任穷同刘志丹之间推心置腹，互相信任，没有丝毫芥蒂。

这支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战斗力很强，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不幸的是，刘志丹在红军东征中的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部队返回后，宋任穷立即到总部，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英勇牺牲的经过，并报告毛泽东：“二十八军经过多次战斗，虽然人员不断伤亡，减员近半，但部队士气仍很旺盛。刘志丹牺牲后，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如同刘志丹在世时一样听从指挥。”

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赞刘志丹培育了一支很好的部队。

十四载后喜重逢

1950年，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分别14年之后，宋任穷重新见到了毛泽东。

他看到，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体微微发福，但或许是由于全国已经解放，心情特别好的原因，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当时，毛泽东在住地约见率部举行昆明起义的卢汉将军，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

毛泽东和卢汉将军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正义行动。称赞卢汉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解放云南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对卢汉和宋任穷讲：“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战略地位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毛泽东同卢汉谈完后，宋任穷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宋任穷和叶子龙在长征时就认识，两人谈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派人让宋任穷到他那里。

毛泽东说：“十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于是，毛泽东便很随便地同宋任穷谈起来，话题很广泛，古往今来，天上地下，什么都谈。

毛泽东首先讲到：“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前云南王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接着，毛泽东还问起宋任穷下井冈山后脱离部队的那一段情况，宋任穷再一次向他作了详细的叙述。在谈到陈昌、夏明翰时，宋任穷告诉毛泽东，陈、夏是他的老师。

毛泽东对陈、夏的评价很高，当他吸了一口烟，吐出烟雾时，便陷入了对过去峥嵘岁月的回忆之中。

他说：“陈昌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我们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时常有书信往来。陈昌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在组织进步青年出国勤工俭学时，我和蔡和森共同把陈昌留下来，在国内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陈昌于1928年道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了。”

这时，宋任穷向毛泽东谈到：“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了。”

谈到这里，毛泽东告诉宋任穷：“不久前我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我亲笔给她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并从稿费中拿出300元，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

据宋任穷所知，毛泽东资助过不少烈士的遗属和后代。

毛泽东还向宋任穷谈起他在1920年结识夏明翰的情况，并向宋任穷问起井冈山时期曾任三十一团书记官，后调任二十团第二营党代表的康健的情况。

毛泽东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在谈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时，充满了深切悼念之情，宋任穷明显地看到，毛泽东的眼中含着泪花。

此时，刘伯承应约来见毛泽东，与宋任穷的谈话便中止了。

原字弹炸不炸，就看你的了

1956年，周恩来对宋任穷讲，中央有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的考虑，毛泽东的意见请郭沫若当主任，宋任穷作郭老的助手，任副主任。

后来，又决定不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了。同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和核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任副部长。

三机部成立后，中央书记处多次听取汇报，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大力支持，表现了很强的全局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一切优先。

三机部的全体同志艰苦奋斗，同心同德，情绪十分高涨。因此，虽然是白手起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各项工作进行得都比较顺利。

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国就坚持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

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年9月，宋任穷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宋任穷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

下飞机后，宋任穷顾不上回家，直接从机场驱车赶往目的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

毛泽东立即接见了宋任穷，并召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听取汇报。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

毛泽东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抓得很紧，对宋任穷这个主管核工业的部长也寄予很大希望，此时，见到访苏归来的宋任穷，毛泽东大喜，握着宋任穷的手，鼓励道：“原子弹能不能爆炸，就看你的了。”

1960年，全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苏联一些技术设备陆续运来后，有些同志要求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而且很坚持。

部领导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人家的东西首先要弄明白，学到手，然后再进行改造以至创新。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宋任穷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宋任穷就接到电话，通知宋任穷去见毛泽东。

听完宋任穷的汇报后，毛泽东肯定地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弹，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怕跌跤吗？”

宋任穷回去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作出决定：对没有掌握的苏联设计不准改，对苏联供应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作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

这样，及时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核工业建设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因而，在外援突然撤离后，我们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很快实现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转变，保持了继续前进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术，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