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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老码头

 林如老师图书馆 2022-07-19 发表于上海

樟树的老街老巷知多少?可能无人说得准。这不是水平所致,也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岁月在流动,街市会变迁,资料不完整,统计有先后——情势使然耳。因而历来既有所谓“九街十八巷零一突”之说,亦有“三十六街七十二巷”之辩。且各方皆言之凿凿,难分伯仲。当然,不变的也有,那就是“大街”。

樟树大街现称共和西路,始于街心大圆盘的东门口,顺着大街一直往西通到赣江边,终点是大码头。这条大街的走向从建邑起到如今就基本没改过,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如是北京城的“中轴线”。站在大码头这个中点,上游是洲仔上码头和河子口码头,下游依次是二码头、三码头和江边“土街仔”码头(俗称猪婆肚)——现在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闻名遐迩的樟树老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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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从吉安到南昌水路将近500里,沿岸码头众多,其中尤以樟树老码头为翘楚。它们像是一长串镶嵌在赣江这条彩练上的珍珠似的在江边闪闪发亮,分外诱人。而在这些众多的老码头中能够号称是“大哥大”的,惟有大码头。记得坊间有句老话:“到樟树不看老码头不行,看老码头不看大码头不行”。此话不无道理。因为这些老码头都分布在赣江东岸,一字排开,延绵数里,而临大街“中轴线”的只有大码头一座,正所谓首当其冲。光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就是地利占尽,风光无二,更遑论是讲名气还是讲规模它都是NO.1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出去玩耍是在我5岁左右那年的端午节,地点就在大码头,那天的节目是看龙舟。这也是我记事以来最深刻地感受到赣江的浩瀚和老码头的雄伟的第一次。我父亲是个老码头,一直在装卸队工作,经常是早出晚归,加上本身性格内向,因此很少有时间陪我玩。头天听说父亲要带我去大码头看划龙船,高兴万分,连忙跑去问妈妈大码头远不远?划龙船是怎么回事?妈妈说:“不远,不远!拐过龙塘边上的牛奶场,过河子口就是!划龙船呀,就是:赛龙舟,庆丰收;划龙船,兆丰年呗!”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开始张罗着给我换上新衣,眉心间涂抹了雄黄酒,脖子上挂上红蛋网兜,手里抓着包子粽子。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欢天喜地地到大码头去看龙舟赛。父亲身材高大,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可以俯视整个赛事。只见江岸上,从河子口到大码头,从台阶上到拦洪墙上,到处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江面上,龙舟竞发,锣鼓喧天。这些龙船据说都是誉家洲和杨家洲的,那里的人们水性好,船技精。参赛的健儿雄姿英发,这边红带系腰逆流而上,那边赤膊上阵处变不惊。人人想争上游,个个不甘落后,直到中午时分仍然难分难解,未能决出胜负。岸上观看的人群追逐着龙船沿江跑来跑去,从大码头一直跑到三码头,又从三码头回头跑到大码头,累得口干舌苦,疲惫不堪。大人们连迎面碰到同事都无力打招呼了,我的红蛋、包子和粽子早已一扫而光,脖子上的网兜也空空如也,就象我整个人一样蔫头耷脑了,可父亲仍旧兴犹未尽,乐此不疲,我长这么大还难得见他这样开心。

1959年左右,我父亲因搬货腰部闪伤被单位照顾到港务局机关食堂当炊事员,从此没有机会、也可能没有那个体力再带我去大码头玩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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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码头位于河子口下游。站在大码头,远眺河子口上游的造船厂和江心的誉家洲,一股“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情怀便会油然而生。朱紫巷口曾经住过一位《清江日报》的记者叫罗崖,听说是抗美援朝的老革命,身体似乎不太好,他在大码头拍过一张夕阳照,标题好像是“渔舟唱晚”,记忆中似乎还获得了一个摄影奖。照片上一轮落日正拖着万丈霞光映红了江面,江水反照得人不敢睁开眼睛。远处是从誉家洲头江面驶来的几叶扁舟,近处是渡船商橹,岸边是一排浣洗的女人。画面美不胜收,活脱脱就是一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风俗画,令人刻骨铭心,历久难忘。后人引用无数,却难以再现,因为“夕阳依旧在,只是锦帆稀”。

人们常说樟树大码头是百年码头,这一点也没虚夸。186年前,即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樟树商贾关荣壁、饶昌、黄士坚等人集募巨资,仿长沙溁湾码头(也有的说是借鉴重庆荣昌码头或赣州涌金门码头)的格局而建,时称上石埠码头即大码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下同),再次扩大规模,成为赣省第一宏大的石砌码头。嗣后,道光二十八年,咸丰九年,同治六年,光绪十二年、三十一年,以及民国三十年,历有小修。大码头用的是清一色的麻石砌筑,共三阶四十级。码头背街面河,岸上建广场,以花岗岩铺砌。坪中广场略近南端有亭,亭之南北各设站棚,即为过渡客人休息、候渡之所,后为茶馆饭摊租用。亭后为义渡局,乃渡工住宿之地。码头全长75.2米,宽27.27米,总面积达2050余平方米,规模较为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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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陈志刚

二码头在樟树下土街(北市街)西端的赣江东岸。上接大码头,下连三码头。清乾隆时,由商贾捐款兴建,将三宫殿、沙扒里、涌淦门、二码头四个小码头合并建成一个码头即二码头。二码头乃船帮和水警队的所在地。

三码头在樟树麻家巷(辛家巷)西端、杨家巷的西南端的赣江东岸。上接二码头,下连江边码头。也是在清乾隆时,由商界捐款兴建,将打铜巷、洪兴行、柳树下、大德门四个小码头合并建成大德门码头(即现在的三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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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陈志刚

而洲仔上码头、河子口码头和江边码头这三个传统码头仍保留为自然码头未加改造,主要是用来对付一些就近的零散商户和不备之需。相对于那三个石砌码头,其使用率是越来越低了。

说起来也是件趣事。虽然二码头、三码头“排行”在后,但其“资格”却比大码头更“老”。它们都是乾隆爷的“孩子”,而大码头却是道光爷的“孩子”——乾隆爷的“孙子”。另外,在码头的规模和结构上也有三点不同:一是前者泊位数少,每个码头只能停靠两艘船,而后者可停靠四艘船,如要“插档”的话,停靠五艘也没事。二是码头结构不同。前者是陡坡式码头,后者是缓坡式码头。在人力作业的情况下,前者更为费力。三是码头材料不同。前者用的都是清一色的红石砌筑的,高约丈余,酷似城墙,以适应舟楫停靠装卸的需要,后者用的是清一色的青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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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传统码头中,江边码头有两点特别值得一书。江边码头位于“土街仔”,又名“猪婆肚”,在三码头的下游。它一是渊源深。据说“樟树”的由来与它有关。相传古时淦阳(即樟树)渡口设在“土街仔”。那里有两棵古樟树。河东的人要找渡口,人必告之“就在樟树下”;河西的乘船过来打听在何处上岸?人亦必告之“就在樟树下”。当时,有一位老者常年累月在“土街仔”渡口的樟树下摆茶摊,后来慢慢发达了,摆摊子的也多了,开始有了店面。为了方便,人们指树为名,就把这里叫做“樟树”,以后就演变成了城市的名字。所以,“土街仔”渡口码头是樟树镇“起根发苗”的地方,也是樟树镇最古老的街道。二是它是樟树码头现代化的起点,樟树老码头的兴衰同它息息相关——这是后话。

扩建后的码头焕然一新,工人们再也不用在河泥陡坡上进行装卸船舶的作业了。为了提高码头效率,在修建码头时就对码头的使用作了分工:大码头为龙头老大药材码头,药行的药材在此装卸;二码头和三码头为杂货码头,一般商行的货物在此装卸,有时杨家洲的垃圾船和掏粪船也会在那里临时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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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品竹斋 6 25

有港就有船。码头分工除了要看货物类别之外,还要看是何方船东。赣江对岸的杨家洲村是樟树物流航运的先驱,杨姓的船只到清朝鼎盛时期占据樟树船舶总数的80%,大码头是他们的专属泊位,而南昌府丰城,抚州府金溪浒湾,建昌府南城,吉安府吉水泰和,赣州府于都南康等江西各地船只都得停泊在聂公庙一带的二码头,樟树“牙纪”(码头经纪人)成为了他们争请的座上客:由水上岸的进港业务要通过“牙纪”联系搬运工送给货主收货(本地)或仓库储存(外地),由陆走水的出港业务要通过“牙纪”联系搬运工运到船上。他们有地利,有人缘,有关系,有资源,轻车熟路,高效便利,深受船、货、码头各方欢迎。

由于樟树码头货源充足,业务兴旺,而运力严重不足,为了确保运输需要,1957年9月,经上级批准,将南昌胜利木帆船运输社整体迁来樟树,并于次年2月与樟树水上木帆船运输社合并,成为樟树航运公司的前身,公司性质也一度由集体企业转为地方国营企业,这就是樟树的航运工人中为什么南昌人是主力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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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修好后,晚清中兴名臣、著名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曾派周凤山率领的作为机动主力的西路军和彭玉麟统领的东路水师刘于淳、贺虎臣部水陆并进,深入樟树大码头对面的薛家渡拦截太平天国部队,被翼王石达开大军大败而归,大码头水面上空一时硝烟滚滚,烽火连天。

为了突显码头的雄壮,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大码头扩建的同年,下同)大码头上又建有“望津楼”(亦称“望津亭”)一座,为木石结构,两层,底层为敞间,方形,以双层花岗石建台基,两侧设石砌台阶二级,内立木质通柱四根,圆形,鼓础,上下层之间设楼板腰檐,天花板素底,四面棂条明窗,歇山顶泥瓦覆盖,勾头,滴水檐头,鱼形兽吻吞脊,彩瓷葫芦刹,钱脊鳌鱼,四翼悬风铎,楼体髹漆枣红。楼上层原悬挂“望津楼”匾、颜体字,下层悬挂“利涉大川”横匾、隶书体。两匾均系黑地金字,笔力雄劲,惜毁。这个樟树的历史地标性建筑望津楼,与河对岸的知津亭本是姊妹亭,它们隔江而立,遥遥相望,对映成辉,引人无限遐思。可惜知津亭早已烟消云散,知之者甚少,而今只剩下望津亭独守江干,供游客与候船者躲雨歇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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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品竹斋 6 25

解放后,县里又在大码头望津亭背后拦洪墙闸口上修建了一座跃进楼,现名清江台,与望津亭携手并肩,相得益彰,总算了却了它的孤单之苦。跃进楼面江的拦洪墙上书有十个大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哲人的气魄给江楼增色不少,可惜现在已不复存在了。

当时,官府见码头上船货众多,人财两旺,便在此设卡课税,成为商贾税收之要津,于是根据“望津”的谐音,此楼便平添了一种“旺金”的别解。随着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往日的厘卡早已荡然无存。

但在若干年后,中国名酒——四特酒在海内外名声鹊起,“望津亭”竟因为其提供了一个著名的地标性商标,又同“津”济挂上了钩。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恐怕是前人所难以意料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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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码头是一个重要渡口。这里设有义渡,免费供人们舟楫往来。在古代,民间至善莫过于修桥补路摆义渡了。早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樟树作为新淦县治时就在“土街仔”设有渡口,以后逐渐延伸到“大德门”(即三码头)。这是樟树义渡的初始。清道光二十一年本邑绅士关荣壁、饶昌、黄士坚禀请郡守史麟善暨邑令饶伯垛、李世奇筹款立规在上石埠码头(今大码头)设义渡船8艘,后水涨,复添造渡船2艘,共有渡船10艘,木质,每艘能载客50余人,船上配有风蓬、橹等工具,有风时使用风蓬,无风时摇橹,行驶较快。有渡工23人,并有义产店房70余栋,其房租收入供渡船维修和渡工工资开支,渡船不收取过渡费,称“义渡”。从当年起,樟树、临江设立义渡局,渡口由义渡局管理,故又称为“官渡”,“官渡船夫手各每天工食银三两六钱”。

由于在樟树过渡赣江方便、安全,于是民间就有了“走遍天下路,还是樟树好过渡”的美名。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石达开带兵过樟树,为阻止清军追击,于十一月一日将渡船全部烧毁,船只无存,商旅往来维艰。咸丰九年(1859年)绅士金振瞅,聂微献、关荣瑾、朱孙康等恳请邑令冯械筹款重建大码头义渡,渡船仍为10艘。

昔日的码头是把头的天堂,工人的地狱。在其繁华的外衣掩盖之下,不知蕴藏了多少骇人的罪恶。

把头者,旧时把持某一地方或某一行业(如搬运等),从中剥削的人也。因其带有行帮的性质,又称封建把头。一九三八年以前,樟树码头的把头是在“七六街”开“六尘行”的老板,名叫邓老志。一九三九年,日本攻陷南昌,浙赣铁路樟树大桥被炸,樟树随时面临失守的危险。邓老志畏敌怕死,就把码头交给杨炳辉,自已逃往赣州偷生。杨炳辉接管码头以后,就把从洲仔上到铁桥下的码头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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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炳辉,男,生于1900年,江西省清江县人,家住樟树镇杨家巷十二号。民国五年(1916年)读私塾,二年后在家作田。民国十九年(1930年)到樟树做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任伪码头工会常务理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时年四十六岁,正式担任伪码头工会理事长。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以前,樟树港的码头工人约有150人左右。民国29年(公元1940年)后,码头工人增加到400余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民国28年日军侵占南昌后,有部份难民逃来樟树,分别居住在通慧寺、三皇宫、七公祠等地,靠在码头出卖劳力谋生,人员约300人。由于难民人多势众,故成立了“难民工作团”,领头人文彬,迫使杨炳辉拨出盐、煤、砖瓦、石灰四种货给难民搬运。抗战胜利后。“难民工作团”自行解散,所有码头工人统归杨炳辉控制,码头工人饱受其盘剥,苦不堪言。封建把头为了统治工人,他们在码头上组织青、红帮和各种会道门,分小势力范围进行控制。由于大多数工人相互之间都是同乡或邻居关系,因而自然形成了谢埠、市汊、通慧寺,三皇宫、临江五个派系,分别在铁桥下,三码头、二码头、大码头、河仔口、洲上街等六个地段从事搬运,各地段之间经常为争夺货源而斗殴,而封建把头则坐收其利。

当时,码头搬运工人被分为大小21个班,大班20人左右,小班10人左右,作业范围按上、下两个码头,即:河仔口以上为上码头(即自大街往南),二码头以下为下码头(即自大街往北)进行划分。杨炳辉为了加强对码头工人的统治,会同镇公所、警察局、青红帮头目合股组织成立了一个伪“码头工会”,规定凡到码头挑货做工的人都得参加。他们剥削码头工人的手段主要有:凡是要在码头上挑货做工的人,首先必须向把头缴交2至10元(银元)的码头费。还要请把头吃酒,找铺保或找1-2个有身份的人担保,承担派差、顶差任务,并在写有“自愿做工,听凭使唤,损坏工具照价赔偿,生死存亡与码头无关”的生死契约上画押签字后,方可到码头做工赚钱。码头搬运装卸的方式主要是扁担挑、木杠抬、徒手背,劳动收入叫力资。力资的结算形式是以米折价;结算的单位是以担计算,行规为每100市斤计为一担,也可以由双方口头约定;结算的办法是按重量、距离和难易程度等分类论价。如:从大码头挑一担普通货到市背街的“娄源隆”酒店(四特酒厂的前身),给力资1升米;从船上搬运货物上、下码头,每担货付力资8合米(10合为1升)至1升米。

为了体现力资结算的公平和准确,在搬运过程中,货主派人站在装卸点旁边,采用计筹(即发竹签记数)或打点(即划正字,五担为一个正字)记数的办法统计出你的劳动量,然后按你的劳动量算出应该支付你多少升米,再由把头按当天的米价折算成现钞向货主收钱。货主支付力资给把头后,把头再按规定的比例抽成。抽成的比例是明抽二八,暗扣四六,即明里讲做工的人得八成(扣除各种费用、捐税后),把头得二成,实际上在结算时却暗中将所剩的按六成给做工的,把头实得四成。如有反抗,轻则打骂,重则除名,工人敢怒不敢言。

此外,把头还在码头附近开设烟酒店和赌场,进一步从各方面盘剥工人。封建把头只管在工人身上榨取血汗,却从不过问码头设施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以致长期以来三、四百名工人挤在码头的几个档口作业。工人装卸货物十分艰苦,全靠肩挑背扛。遇船只到得多,码头档口不够用时,工人只得在河岸自然坡坎上下涉水作业。码头上泥泞路滑,毫无机械可言,作业十分困难。

在旧社会,码头工人的政治地位十分低贱,俗称“脚巴俚”,被人瞧不起。当时码头上流传着一首歌谣:“一根扁担二根索,买得米来无衣着,一日三餐难得饱,河里洗脚庙里缩”。这就是码头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杨炳辉化名杨裕民畏罪潜逃到湖南衡阳乡下,以开山货店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51年6月,码头工人万仁波,万筠青,谭纪保等人受组织派遣,将恶贯满盈的封建把头杨炳辉从衡阳乡下捉拿归案,1951年10月10日在樟树镇执行枪决。樟树老码头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此获得了新生,在支援吉安和赣州两地30多个县的物资中转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樟树赢得了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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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码头的义渡,那可是远近闻名,功德无量的。既促进了河西的建设,又方便了群众的生活。我读小学时曾有幸乘坐过大码头的老渡船。乘船渡过莽莽大江而居然免费,这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第一次知道了人世间“义”为何物。

渡船虽然陈旧不堪,但船体非常宽大,这就增强了船舶的稳性。船上有帆,只要有风,扯起风帆走得更快。因为江面较宽,水流湍急,渡船到达对岸时早已落在渡口的下游了,年老的船老大便默默拿起篙子,一端扎进水底,一端顶在自己的肩胛,赤着双脚,弓着腰板,硬是将庞然大物的渡船缓缓撑到渡口,免除了众人的脱鞋趟水之苦。我估摸了一下,过江一趟约需费时2个小时。船老大说:“你要快,也行,可以花钱请渔划子”。我问他请渔划子过河要多少钱一趟?他说:“这个不一定,要看具体情况:白天便宜些,大概2元、3元,晚上要贵些;天气好要便宜些,雨雪天又要贵些”。

进入60年代以后,人工渡船就由机动渡船代替了。机动渡船航行速度更快,过渡时间更短,大大方便了民众。70年代末,省里在河仔口(造船厂与大码头之间)设立汽车轮渡,先后调配双机240马力自航渡轮多艘,一趟可以过渡十台汽车,费时40分钟左右,成为联结105国道与320国道的重要纽带。进入80年代,樟树经济大发展,时任县委书记徐义生、县长易丁生主持修建了樟树赣江公路大桥并于1995年5月正式通车,从此一桥连两岸,天堑变通途。

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没有穷尽的。在那个火红的五十年代,大码头竟然还有市政广场的功能。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大码头召开了一次万人宣判大会,大会主席台就设在拦洪墙上,面朝堤内。因为事先得到通知,那一天樟树城内是万人空巷,人们早早就起床前往大码头,想占一个理想的位置好一睹空前的盛况。被宣判的是一个女犯人。她的老公是一个船员,一年四季走南闯北,四海为家,结果女的与造船厂的一个工人勾搭成奸。为了达到长期同居的目的,女的设下圈套,当老公回家时便伙同奸夫把老公害死,匆忙弃尸在河子口上游的老飞机场一个沙坑里草草掩埋。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不料尸体竟被野狗刨出来了以致案发。手段残忍,天理难容,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淫妇被判死刑,立即枪决;奸夫被判死缓。打靶场就设在老飞机场的滩涂地里,真是报应。布告宣毕,整个大码头群情激奋,口号声震耳欲聋。这是解放后发生在小镇上的一件大事,街头巷尾连续议论了好多天。

后来县里在新民路修建了大礼堂,大码头广场就改成了菜市场。2006年10月18日,由新时代药业航母——仁和集团主办赞助的央视“同一首歌”艺术团走进药都樟树慰问演出,同时为第37届全国药交会造势助兴,演出地点就在原洲仔上码头拦洪墙内的药都广场。晚会开始,羽·泉、许慧欣、赵传、莫文蔚、古巨基、田震、光良、付笛声任静夫妇、毛宁等各路明星先后登台,为现场4万余名热情的观众献上了一台高水平的艺术盛宴。作为仁和集团的形象代言人,付笛声任静夫妇联袂而至引吭高歌,一曲深受大众欢迎的《知心爱人》将晚会推向了高潮。这是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樟树老码头再现辉煌的一次盛典,必将功垂史册。我时为仁和集团员工一枚,自然骄傲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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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码头留在我孩提时代记忆中的另一件大事发生在1962年的春末夏初之际。当时赣江洪水暴涨,严重威胁到了某驻樟单位的安全,因为那里正位于与龙溪闸相连的晏公堤东南,如果龙溪上游的赣江大堤决口,那必然成为洪水直接淹没的对象。因此,防洪抢险指挥部经请示上级同意后决定炸开晏公堤,引江水向东分洪。这也就意味着要水淹全镇,以实现舍城保场的目的。

樟树镇各级组织以甘作奉献的精神二话没说就立即动员起来,从上到下传达指挥部的疏散命令。疏散方案极为缜密,连哪个居委会、哪个居民小组安置在哪里、安排多少人直至哪家哪户都安排得清清楚楚。当时学校早已放假,炸堤那天我正在三码头看水情船讯,忽听到城镇上空拉响了凄厉的警报声,接着是广播里开始循环播放指挥部的人员疏散命令和严打趁火打劫犯罪的紧急通告。刹那间,空气顿时凝固了,紧张的气氛笼罩了全镇。我头脑中第一时间冒出的想法就是:赶快去家里,帮母亲搬东西!我飞也似地从三码头沿着拦洪墙脚下一直往大码头方向跑去,这样到通慧寺的家距离最近,那速度与心情却不是上次追着看龙舟比赛所能比拟的。一到大码头,只见丁字路口已经布设了沙包阵地,架上了机关枪,几个带红袖章的荷枪实弹的民兵正在指挥群众疏散,城内秩序井然。

当我小心翼翼地绕过沙包阵地开始向通慧寺方向跑去的时候,远远看见一个指挥员站在指挥部所在的跃进楼上向空中鸣枪示警,原来洪水已经漫到脚下了。我快步赶到通慧寺,那里已经在居委会动员指挥下空无一人。我半蹚半游到了方丈厅,家中已经被水淹了一米来深,污黑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杂物。我什么家具用品也没拿到,只好返身游出寺庙,最后在熟人的指点下终于在朱紫巷安置点,也就是罗崖记者家对面找到了母亲,她也正在焦急地向熟人打听我,见我无事,才放心地笑了起来。我一看她脚下,竟然堆着一大堆家里的被子和碗筷杂物。我至今一直都想不明白,她一个小脚女人,在那混乱之中怎么拿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呢?听说由于组织严密,指挥得当,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县里后来还受到了省地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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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码头就有新码头。为了适应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国家于1958年投资修建了江边码头,自此开启了樟树新码头建设的先河,樟树港口踏上了码头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作业的新里程,并开始步入了水铁联运的快车道,港口通过能力显著提高。尔后,国家又于1964年新建了五码头;1973年至1980年新建了现代化的四、六码头。同时,港口铁路专用线贯通四、五、六三个码头与浙赣铁路干线直接连接,并配有进港公路与昌赣公路(105国道)相通,从而形成了铁、公、水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运输新格局。樟树新码头在前后长达32年之久的时间里为江西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1990年11月万安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发电之后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樟树老码头屹立赣江之滨已近二百年了,说它“惯看明月秋风”可谓一点也不为过。虽然它作为客货转运的功能早已先被新建的江边码头和四、五、六码头取代、后被京九铁路袭取,特别是在2019年5月,樟树新港这个全省投资最大的单体港项目正式开港之后,樟树码头再次跻身于江西六大港口之列,重新焕发青春,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但老码头的风韵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老码头的雄姿人们依然有迹可循。

在樟树人们的亲切呵护下,大码头至今仍有“赣江流域现存最大的古码头”之美誉,其三阶四十级麻石台阶现在还基本保存完好,望津亭与清江台更是修饰一新,供人观光揽胜。义渡揖别声犹在耳,渔舟唱晚景色依然。码头运转正待重现,人物逸事大可挖掘。回眸二码头、三码头的风烛残年,满目疮痍,不仅年久失修,而且有的红石已被市民淘去围菜地、垒猪圈,前景堪忧,抢救之急迫在眉睫。这是历史的昭示,也是责任的警醒。因此,抓紧实施樟树大码头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的启动,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实为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喻腊生,江西南昌人,1950年12月生于樟树市,退休人员,爱好诗词、摄影,曾任职于港航、医药企业,在《中国水运》、《港口装卸》、《中国医药报》、《医药经济报》、《广东药学》等报刊媒体发表过诗词文稿多篇,著有《跨越地平线》、《信有偏师别样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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