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绝户老农妇的幸福与悲哀（公开版）
蓟州孟凡生作于2015年5月
前言
蓟县人俗称没有儿子的人家为“绝户”，意思是这户的人脉断绝了。不论有多少女儿，只要女儿都嫁给了外姓人家，自己家里无有儿子传宗接代，延续本家的香火，也是“绝户”。但是，如果给女儿招一个上门女婿，并且要求女婿更名改姓，改为岳父家的姓氏，有了小孩也随姥爷家的姓氏，就等于有了传宗接代人，也不是绝户了。还有，如果过继了本家侄子或者收养了外姓人家的小孩，那也不算“绝户”了。如果既没有收养过继儿子，又连个女儿也没有，那就是“铁杆儿绝户”了。另外，也有极少数终身未婚的单身男女，因为他（她）们没有成家，不能立户。所以，也不称为“绝户”，其中男的俗称“老光棍”，女的俗称“老姑娘”。
解放前侄子继承无子叔叔或伯父家产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过继（收养）式，在侄子未成年或未成家（结婚）之前，先把侄子过继到自己家，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员，为侄子娶妻生子。这样过继来的侄子和儿子类似，有的是幼年阶段过继的，等同于养子，就直接用父子和母子的称呼；有的是成年后结婚前过继的，还是叔侄称呼，但是娶来的媳妇和生下的小孩则是以公婆和爷爷奶奶来称呼。不论怎么称呼，过继来的侄子也要和叔叔婶婶或者大伯大娘一起生活大半辈子。他们被过继后，也就不再承担赡养他的亲生父母的责任了，当然也不再继承他的亲生父母的家产了。这样的过继方式，就等于本来无子女的叔叔或者大伯，不是绝户了。过继来的侄子与自己一起生活，娶妻生子后老少三代同居一堂，可以享受有儿子的天伦之乐。如果这个侄子和儿媳不孝，关系闹僵了，还可以把他们“轰出去”，解除过继关系。但是，如果过继来的侄子是个“败家子”或者“病秧子”“药罐子”，那就要跟着倒霉了。
第二种是肩挑式，俗称“一子两不绝”。旧中国的法律是允许一夫多妻的，有的老哥俩或老哥仨只有一个男孩，两家或三家可以把这个男孩当做共有的儿子，也就是传宗接代的“人种”了。每家都为他娶一个媳妇，他轮流到两个或三个妻子的屋里去居住，他是两家或三家儿媳的共同丈夫，也是两家或三家孙子孙女的共同父亲。不论他对叔叔、伯伯怎么称呼，无亲生儿子的家庭因为有了自家的儿媳和孙子，也不算绝户了。虽然这个共同的儿子，要同时承担赡养两家或三家老人的义务，但由于各家都有自己的家产，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经济负担。这种肩挑形式的家庭由于不符合新中国的婚姻法，解放后就不存在了。
第三种是赡养赠与式，就是无儿子的叔叔婶婶或大伯大娘，在自己有劳动能力、生活可以自理的阶段，自己独立生活，待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之后，再由一个侄子养老送终，与这个侄子一起生活，同时将家产交给这个侄子。不过，这种赡养赠与式的老人免除不了“绝户”的称号。他们之间不是父子关系，这个侄子对他的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和继承权利和其他兄弟一样，等于他额外赡养了另一家的老人，额外得到了另一份家产，也就俗话说的继承了“绝户产”。解放后，这种形式在农村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几个侄子中，可以选择与自家关系处的好的来当赡养人。有些有女无儿的家庭，不愿意往家里招赘外姓女婿，也以这种形式由侄子养老送终。
我的姑母孟淑珍就是无儿无女的“铁杆儿绝户”，她是1929年生人，数年前患了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呆症），逐渐丧失了记忆力。目前她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于2015年1月13日入住了蓟县县城里的利康老年公寓，这里有专门的服务员护理，在舒适的环境里安度晚年。因为经常有亲戚前来探望，使同公寓的其他老人羡慕不已。有两个八十六七岁的老妪说：“我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一般是一个月来看一次。这老太太没儿没女，却有这么多人来看她，比我们还强呢。”在外人看来她是幸福的，可是看到姑母对来看她的亲人都不认识，像小孩子似的满口呓语，我感到她的命运又是悲哀的，因为她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
这里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农村绝户老妪的故事。
第一节
过继侄子顶门立户夙愿的破灭
我家祖居蓟县城内的西南隅村，我姑母孟淑珍是1929年出生的，16虚岁也就是1944年出嫁到城东仓上屯村，我姑父尹克昌（1928年——2007年）是个农民。姑母结婚后多年也未生育，解放后在县医院检查不孕原因，才知患了卵巢瘤，做了切除手术后，就丧失了生育能力。
我姑父尹克昌弟兄两个，他弟弟尹克富比他小十来岁，也是仓上屯村农民。尹克富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我称尹克富为表叔，他儿子们称我为表兄。
按照蓟县农村的习俗，尹克富的三个儿子中，应该有一个儿子继承伯父伯母的家产，充当伯父伯母的赡养人。
尹克富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又应征入伍成为军官（1986年后转业到蓟县工商局工作），找个对象是国办教师，属于双职工家庭，国家给他们分了家属房，不需要家里的房产了。二儿子和三儿子中学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小哥俩正好继承老哥俩的家产。我姑母和姑父有意过继二侄子，我姑姑还领着他到我们城里来，托我们给他找对象，计划在他们家给二侄子娶媳妇，结婚后就和他们老两口住在一层房里，对面屋居住。但也是分家单过，只有到他们年老体衰、生活不能自理时，才合到一起生活。这样他们老两口也等于有了自己的“儿子”，不再是绝户了。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符合蓟县农村的传统习惯的，村干部和邻居们都认可。
由于老哥俩的这种特殊关系，哥哥就要尽力讨好弟弟，弟弟孩子多，困难大，哥哥能帮忙也尽力帮忙。
1980年前，生产队分配粮食是二八开，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工分占百分之二十。因为按人口分配的百分之八十粮食是大人小孩一样多的，孩子多的家庭粮食有富余，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从生产队分的是低价粮食，卖高价后所获差价就可以弥补因人口多孩子小，挣的工分少，需要向生产队交纳欠缺的粮食款的亏空。生产队则需要把分的粮食多而挣的工分少的人家交来的欠款，分给挣的工分多但分的粮食少的人家作为“分红”的钱。由于有些社员欠生产队的钱不积极偿还，所以，年底结算时，生产队把当时存有的现金按比例分配给需要“分红”的人家外，同时还把个人与集体的三角债，变成个人与个人的私人债务，也就是把债权债务直接落实到各户，这种做法俗称“兑现”。如张三欠集体的粮食款，集体欠李四的“分红”款，就让张三把欠款直接还给李四当“分红”款，因为是个人欠个人的，债务人就会积极还债了。
尹克昌家两口人都挣工分，总分值扣除两口人的粮食款外，多余的部分要“分红”支取现金。尹克富家三个孩子，所挣工分不够五口人的粮食款，需要往生产队交纳欠缺的粮食款。生产队就让他们两家“兑现”，哥哥不好意思向弟弟催要，早给晚给任凭弟弟自觉，有时欠的少了，索性就不要了。
在生产队劳动时，老哥俩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每年春节我去仓上屯给姑父姑母拜年，中午吃饭时，都把我表叔尹克富请过来一起喝酒。每逢过年和中秋节，尹克富都要给哥哥嫂子送来糕点、月饼、白酒等礼品。为了“还情”，姑姑就让我以晚辈的身份，拿着姑姑家的糕点和白酒等礼品，送到表叔尹克富家里去。
假如没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变化，假如农村还处于集体生产的生产模式，姑父姑母的愿望也许就实现了。
但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改变了尹家老哥俩的关系。
1983年后，两家的关系决裂了。原因是尹克富家里有了钱，就要改善居住条件。这样就使两家因房屋问题出现矛盾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尹家老哥俩虽然分家单过，还是共同居住在一个大院内，院内并列着六间茅草房，都是闹日本之前盖的旧房子，东面的三间分给了哥哥，西面的三间分给了弟弟。前院二门外是一块与住宅院子同样大的菜园子，菜园子也是分成东西两块。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了蓟县，尹家弟兄的茅草房也被震出了裂缝，成了危房，需要拆除重建。于是老哥俩协商“换段”，把从南到北的哥东弟西的长条形宅院，调整为南北两个方形宅院，用一道东西走向的墙把哥俩分开了。哥哥尹克昌在后面的院子，从北面的街道上开门，弟弟尹克富在前面的院子，从南面的街道上开门。哥俩要互相串门需要到东面的南北大街上去绕一圈，但有事时也可以隔着墙喊一声，互相说几句话。
换段后虽然每家都变成可以盖六间房的宅院了，由于当时还在生产队挣工分，没有多少积蓄。哥哥尹克昌家只老两口，房子盖多了也没用。弟弟尹克富的三个儿子都在上学，家境也不富裕，所以哥两个只是用原来的旧房木料和旧砖石块，又自家打些土坯，另外又买点新砖和水泥瓦，各自盖了三间水泥瓦的瓦房。
我表叔尹克富家是1977年拆了北院的旧房，到南院盖的新房，我姑父尹克昌家是1978年春天拆了旧房盖的新房。虽然还是三间，还是老样式——木板门、纸窗户，可由草房变瓦房，这在当时来说也算“鸟枪换炮”了。那时一家人老少三代住一层房的很多，公公婆婆与儿子儿媳住对面屋，哥哥嫂子与弟弟弟媳住对面屋的现象很普遍。因为按照国家的农村房基地政策，分家单过的弟兄两家应该各有一层房（四间）。两家同住一层房的，允许其中一家申请房基地，到外边去盖新房，把原来的房子归一家。但是，许多收入低的家庭盖不起房，只好两家共住一层房。
1980年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土地分给个人耕种，同时允许农民外出打工或经商办企业，大多数农民的家庭收入增加了，就要改善住房条件了。许多住半层房家庭都把另外的半层买过来，另一家则是到外边去盖一层新房。
农民的住房面积增加了，姑娘出嫁的条件也提高了，过去有半层房就可以娶媳妇，后来则要求新郎必须有一层房了。而且住茅草房的家庭，根本就没人给说媳妇了。
仓上屯村南就是于桥水库，那时还没搞引滦入津工程，库区周边的农民利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里优势，开始从事打鱼摸虾的捕捞产业，从中赚了不少钱。尹克富父子三人，就是靠在农闲季节打渔摸虾而发家了。
到1982年时，尹克富家有钱了，就要改善居住条件。他家的房子虽然才盖不几年，但是不理想。一是房子间量小，普通的三间房，每间屋子只有三米多宽，五米来长，不如后来时兴的四破五房子豁亮。四破五型的房子中间的堂屋也是三米多宽，可两侧的卧室都是五米多宽，显的宽敞多了。再有就是地震后盖的新房质量低，房子的墙体是用新砖作外框，外墙体用块石内墙体用土坯夹心的传统方法盖的，这种墙体不能防止老鼠盗洞。因为外墙体的块石之间缝隙大，老鼠可以钻进墙里，内墙体是土坯的，可以被老鼠磕坏，使老鼠进入室内。而全部用砖砌成的墙体，也就是俗称的“浑砖到顶”的房屋则没有这个弊病。还有就是传统式样的木板门和纸窗户的保温、透光性能差，不如新式的玻璃门窗好。所以，后来有钱的农户盖房子，都讲究全部用砖砌墙，玻璃门窗。那时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钢筋水泥结构，塑钢或铝合金门窗，可也比老样式的房子漂亮多了。
尹克富家有钱了，就把才盖不几年的小房子拆了，在院内盖了“四破五跨梢间”的六间“浑砖到顶”新式玻璃门窗的大瓦房。东面是里外两间的跨间，外间屋是厨房，里间屋是卧室。计划等儿子结婚后，老两口自己居住。西面的一层四破五大房，中间一间厨房，两侧各一个一间半的卧室，给一个儿子和媳妇居住。也就是说，儿子结婚成家后，公婆与儿子媳妇分开过。
尹克富家住进了新盖的宽大的新房子，可也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北院的哥哥尹克昌家还是三间纸窗户木板门的老式房子。不管是二儿子还是三儿子，总要有一个人去北院大伯家娶妻生子，老哥俩的房子大小、门窗的样式新老不一样，小哥俩也跟着有了差别。留在自己家的儿子，可以住一层四破五的大房，过继给大伯家的儿子，却只能住一间半的小房里，这样的结果也不公平啊。两个儿子，让谁到北院大伯家里去，谁也不愿意啊。
俗话说财大气粗，有钱好办事。为了使两个儿子待遇相同，尹克富找到哥哥嫂子商量盖房的问题，他对哥哥嫂子说，为了不让来北院的儿子受委屈，他要把哥哥家的三间房也拆了，在北院也盖起六间大房，布局和南院一样，也是东面跨两间梢间，给哥哥嫂子居住，西面一层四破五，给来这院的儿子居住。这样就无偏无向，不仅小哥俩无话可说，而且给新媳妇预备一层大房，也容易找对象。尹克富知道哥哥嫂子没有力量盖这么大的房子，他表示只要把拆下来的旧房料和院内的几棵树用上就行，其他建房材料由他们家出钱购买，不用哥哥嫂子搭一分钱，老两口只管住新房就行了。
按说这个主意也不错，不把北院的房子改成六间，哪个傻瓜会愿意给大伯当赡养人啊。可是，尹克昌老两口却犹豫了。原因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到北院来的侄子算不算过继给大伯家啊？如果算过继，侄子就算大伯家的人了，就应该住大伯家的房子，大伯为侄子娶媳妇，现有的三间房也够住了，而且这房子才盖不几年，也没必要拆了重新盖。将来需要增建新屋，也应由大伯家负责出资，怎么还能由外人出钱盖房啊，盖好了房子算谁的啊？
兄嫂提出这个问题后，弟弟尹克富说：“哥哥嫂子你们怎么这么老脑筋啊，什么过继不过继的，走不动爬不动了，有人管你就行了呗。咱们两家的房产本来就是一家的，后来分家变成了两家。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啊，我把两个院子统一规划，有你们住的地方不就行了嘛。”弟弟的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就只当老哥俩一直没分家，让弟弟当家，拆了旧房盖新房，肯定也有哥哥嫂子住的屋子啊。弟弟有三个儿子，在外边上班的不要家里的房子了，家里的两个儿子每人一层四破五房，老哥俩都住两间房，也是正常的啊。最后，两个儿子分别为父母和伯父伯母养老送终，不也一样吗。
可是，从法律角度看，这种做法就是把收养过继与一家人共同生活混在一起了。尹克昌老两口虽然不懂法律，可也知道这和原来的期望不一样啊。本来想的是把侄子过继到自己家，虽然不与自己一起过，也等于是自已有了儿子，也就不当绝户了。如果是两家并成一家，自己的家产就没有了，等于老哥俩没分家，弟弟是一家之主。虽然宅院是伙的，房子都是弟弟操持起来的，等于自己老两口拉着弟弟的衣襟过日子，老了要靠弟弟家庭供养自己啊。虽然最后也是由侄子养老送终，可那还是和没有儿子一样啊，自己还是绝户啊。可尹克富也说：“也不是我养不起儿子、娶不起儿媳妇，为何要把儿子过继出去啊。什么绝户不绝户啊，有人给你养老送终不就行了嘛。”结果，老哥俩没商量到一块去。
我姑父姑母本想过继侄子来一起生活，将来享受一下祖孙三代共聚一堂的天伦之乐。现在弟弟提出两家合并成一家后老少两代分家单过，合并后三间房变成了六间，却被侄子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房屋和院子，他们老两口剩下了三分之一，这不明显吃亏了吗。另一方面，自己这院的房子是弟弟出钱盖的，房子就应该算弟弟和侄子的，自己住着也不气硬啊。万一日后与侄子侄媳生气吵架，被人家“轰出去”怎么办啊？所以，他们不同意这个两家并一家的“统一规划”，既不愿丧失家产的自主权，也不愿意落个投靠他人，寄人篱下的名声。
姑父姑母经过反复考虑，并且征求了村里好友的意见，最后决定不用过继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了，改为赡养赠与的方式了。他们说既然侄子到北院来也是分家单过，那就等他们七八十岁以后，干不了活了，再把家产交给侄子，由侄子为他们养老送终吧。
可是，二个侄子都该结婚了，当时农村托媒人说媳妇，小伙子没有一层房人家姑娘不嫁你。因为村里都知道小哥俩分别继承老哥俩的家产，他家也没有向村干部申请房基地。一直指望在哥哥这院盖房给儿子说媳妇呢，哥哥嫂嫂突然变卦了，弟弟能不生气吗。于是，他家以不再继承哥哥家的房产为理由，向村里申请房基地。
弟弟尹克富家新的房基地批下来了，是三分地，可以盖一层四破五房。把房子盖好后，两个儿子抓阄，一个在老院，一个去新院。老院的房子是六间，其中两间由父母住到死，父母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服侍，由这院的儿子媳妇负责。但是生活费、医药费三个儿子均摊。
至于哥哥尹克昌的家产，将来爱给谁就给谁吧，他们也不指望要了。当然，哥哥嫂子的养老送终也与弟弟和侄子无关了。两家自此结了怨，走对面互相不搭理。
尹克富家盖了两层房，两个儿子很快都结婚了，订婚和结婚时，都没请尹克昌夫妇去喝喜酒。尹克昌夫妇原来的把侄子过继来家里当“儿子”顶门立户户的夙愿，就这样在新的形势下破灭了。
我姑父尹克昌和弟弟尹克富的关系闹僵了，对尹克富一家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只不过是一个儿子新分的宅基地比老宅子较小而已，却还减去了赡养伯父伯母的负担。所以他们决心不再搭理兄嫂和大伯大娘了，走对面也不打招呼。这样一来，我姑父姑母心里可没底了，养老送终的问题怎么办啊？
姑母把这个情况对娘家人说了，他的哥哥、堂弟、侄子、侄女都说：“不要担心，老孟家这么一大家子人，还养不起你们老两口吗。他们老尹家的侄子不管，咱们老孟家的侄子管。”
的确，城里老孟家这边比仓上屯老尹家人多。我爷爷那辈弟兄两个，两家共有四个男孩，只有一个女孩。我老太爷（曾祖父）在世时，一大家人都在一起过，我姑姑和两个胞兄、两个堂弟都像亲的一样。我父辈的老哥四个下面，共有十二个男孩，五个女孩，十七个兄弟姊妹只有这一个姑母，大家都很尊重她。现在我们这辈兄弟姐妹中有十个居住在在蓟县城里，其余的在北京、天津、三河等地。1983年时，蓟县城里的兄弟姐妹中，有五个已经结婚成家，其余的七个未结婚，正在上学或刚上班。
这些侄子中，不论是职工还是农民，经济条件都不比尹克富的两个儿子差，依靠娘家的侄子养老送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就使我姑父姑母放心了。那时他们才五十多岁，自己尚有劳动能力，也不急于解决养老问题，关于家产由谁继承，70岁以后再说吧。
第二节
新形势造就了新的亲戚关系
1980年，仓上屯村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解散了农业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到各家各户，车马牛驴、耠犁蓋耙等大农具也作价卖给个人，只有浇地的机井和打麦场、打麦机、苹果树园子还属于集体所有。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使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可以大显身手，很快就发家致富了，同时也给劳动力少或劳动能力差的家庭，带来了农业生产中的困难。
我姑父尹克昌和弟弟尹克富两家，在这种形势下也出现了差距。原来尹克富家孩子多劳力少，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属于困难户，尹克昌家两口人都劳动，挣的工分多，属于富裕户。生产队解散了，尹克昌夫妇都五十多岁了，除了耕种自己那二亩多地，没有别的事，农闲时只能在家呆着，没处去挣钱，吃穿不成问题，住房只能维持现状，属于温饱型家庭。而尹克富家这时孩子已经大了，农闲时可以打渔摸虾，挣了不少钱，拆了小房盖大房，改善了居住条件，属于发家致富型家庭。由于两家经济状况的变化，打破了尹克昌过继侄子传宗接代的夙愿，割断了兄弟两家血浓于水的关系，也改变了姑父姑母与我们孟家侄子侄女的亲戚关系。
过去，蓟县串亲戚的传统习惯是“小敬大”和“少敬老”，就是在过年（春节）过节（中秋节）时，平辈之间是处于弟弟、妹妹身份的主动去看望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处于少一辈的侄子、外甥、孙子等身份的人，要主动去看望长辈人。出嫁的姑娘，父母在世时住娘家的次数是比较多的，带不带礼品也无所谓。父母不在了，过年过节妹子也要给兄嫂送礼品，一般是春节送点心和酒，中秋节送月饼和酒，夏季入伏后送绿豆糕和西瓜“瞧热”。当然，弟弟要主动到出嫁的姐姐姐夫家里去送礼品。不过，年龄大的平辈人之间也可以不亲自出马，由子女代替自己去给舅舅妗子、姑父姑母送礼品。有父母在的，未成家的晚辈人可以不去给长辈亲戚拜年和送礼。而结婚成家并单独立户的晚辈人，即便父母健在，也要去给姥爷姥姥、舅舅妗子、姑姑姑父拜年和送礼品。
以前，我们和姑姑的关系也是普通的亲戚关系，我们孟家在县城里，姑姑住在乡下，来城里赶集或者晚上看戏，姑姑就到娘家来，每年要来五六次或七八次，而我们孟家人，只有过年和中秋节，才派代表带着点心、白酒等礼品到姑姑家去，再有就是农历四月十五是城西五名山庙会，有时也把姑姑接到娘家来“过庙”。
1980年，农村的生产队解散了，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自己耕种，仓上屯的土地是按照人口分的，每人一亩多土地。我姑父尹克昌家两口人，分了九分（0.9亩）可以种麦子的优质地和一亩三分不能种麦子的劣质地。他弟弟尹克富家四口人，分的土地相当于哥哥家的二倍。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还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割麦子、掰玉米、割谷子、割豆子全靠手工。耕地、种地需要用牲畜拉犁、拉耠子，大块农田也有的用拖拉机耕地。往村里运庄稼用独轮手推车、双轮小拉车，少数的用四轮拖拉机，只是打麦子已经使用脱粒机了。大秋收割种庄稼的时间比较长，可以不太着急，秋季气候凉爽，土地里的土地中水分蒸发较慢，适合种麦子的时间较长。而夏季就需要抢收抢种，因为夏季气候多变，风雨冰雹随时可以降临，所以麦子熟了，就需要抓紧时间收割小麦。麦子收割后，地里一片空白，在烈日的暴晒下，土地很容易跑墒干固，所以需要抓紧时间耕种夏播作物。
俗话说“麦熟一晌”，意思是地里的小麦上午还不熟，经过一个中午的日光暴晒，下午就全熟了。一个村的小麦，基本上是同时成熟的，所以，各家各户都要抓紧收割自家的麦子。
这时姑父姑母已经五十多岁了，第一年有了自己的麦子，长势很好，估产可收八九百斤，比从生产队分的麦子要多好几倍。因为往年夏季只分三个月的口粮，两口人才分二百多斤小麦。这次自己种地了，产这么多麦子，全年光吃白面也够了。老两口看着即将成熟的小麦非常高兴。可是，麦收季节气候多变，如果遇上一场冰雹，那损失就大了。到麦收时，老两口就着急上火，恐怕收割慢了遭受损失。那时虽然有过继尹家侄子的意图，毕竟还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尹克富家的麦地也需要抓紧收割，他怕兄嫂不安，就说：“嫂子你们别着急，先慢慢割，等我们爷仨抽出空来，就帮你们割麦子来。”先收割自家的小麦，抽空帮助别人收割的做法，也是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姑父姑母也能理解。为了尽快收割小麦，我姑母只好向娘家人求援了。
1980年蓟县城里的四个村还有一些土地，可各村土地很少，夏收夏种任务不大。那时我们这辈弟兄中达到20岁以上，成家立户的有五个，其中我大堂弟、二堂弟是东北隅村的农民，有时间有能力去仓上屯姑姑家帮忙收割小麦，所以姑母就请娘家人帮忙。那时二堂弟有一辆四轮拖拉机，平时跑运输挣运费。上午接到姑父的通知，就在下午开着四轮车拉着妻子、哥哥和嫂子，带着镰刀一起去仓屯帮助姑姑割麦子。那时大堂弟三十岁出头，二堂弟二十多岁，和他们的妻子都是生产队的好劳力。他们四人再加上我姑父尹克昌，不到两个小时就把那九分地的麦子割完了，我姑姑只是捡麦穗就行了。割完之后用四轮车运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不一会儿就用机器打完了，又用四轮车把麦粒运回家里晾晒。不到天黑大家就干完活了，开车回到县城里各自回家，也不在姑姑家吃晚饭。这样一来，没人没手的老绝户，麦子收割的比别人家都快，我姑姑别提多高兴了。
割完麦子还要种晚玉米，那就不太急了，老两口可以自己种。邻居李宝明家有一头毛驴，可以拉车和拉耠子串地（类似犁地），我姑父姑母就和他家合作，由李宝明驾驭毛驴给姑父家串地种地，有一天也就结束了。然后姑父和姑姑再去帮着李宝明家干活。
我和二堂妹都是双职工家庭，家里没有土地，每月还有四天假，可以去仓上屯帮着姑姑干活。那时，因为蓟县的机关干部单职工家庭较多，单位不休星期天，每月四天假可以灵活掌握，每到大秋麦秋农忙的日子，单职工都要休假回家干农活。姑父姑母年纪大了，大秋掰玉米、种麦子也需要帮忙的，就由我和二堂妹利用休假去帮忙。掰玉米由姑母和二堂妹我们仨负责，姑父用拱车子往家里运玉米棒，一天也就完活了。之后姑父用小镐子刨玉米秸，有时我也跟着去帮忙，负责“抱铺”。过几天再去种麦子，种麦子时还是由李宝明驾驭毛驴拉耠子串地、耠沟，我在前边拉墒，就是牵着毛驴的缰绳走。我姑父撒麦种，我姑姑撒化肥，二堂妹在后边平垄沟。之后我再牵着毛驴拉“划拉”，把地里的土坷垃划碎。五个人干一天，不到一亩的麦地也就种完了。我和二堂妹每次去一天，起早去晚上回来，中午吃顿简单的饭。
后来，大堂弟和二堂弟也搞起了大棚培育蔬菜的产业，培植蒜黄和其他蔬菜，麦秋也没有闲空了。就由我和二堂妹去给姑姑割麦子，我俩起早去，和姑父、姑母我们四个人一起割，上午半天也割完了。傍晌午李宝明驾驶毛驴车，帮着我们把麦个子运到场里去。中午吃点简单的饭，下午先用铡刀铡麦个子，后打麦子，四个人一起忙乎，不到天黑也就完活了。
这样一来，姑父姑母与我们孟家的联系就多了，而与我表叔尹克富家的联系相对减少了。1983年我姑父与尹克富因过继侄子问题闹僵了，两家人见面不说话了，姑父姑母把养老送终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老孟家了，帮着姑父姑母收割种地，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后来蓟县的机关单位也休星期天了，我姑父就把夏季收割小麦和秋季播种小麦的活安排在星期日进行。秋天种麦子早两天晚两天到无所谓，麦秋割麦子则不同，有时星期日收割还显得早一些，麦穗还有点鲜，也只好提前收割了，因为等到下一个星期日再割麦穗就彻底干了，容易把麦粒掉在地上。所以，割麦子为赶上星期日，都是宁早勿晚的。每年大秋麦秋，我和二堂妹都要去仓上屯帮着干活，除了麦秋割麦子、打麦子，大秋劈棒子（掰玉米）、种麦子之外，星期日去仓上屯，赶上别的农活也跟着一起干，一连干了二十多年。
1995年改为双休日后，我们就连去两天，每天都是起早去，晚上回城里。这样，就由我们孟家的内戚解决了姑父姑母这绝户老两口农业生产中的困难。
2000年前后，麦秋时出现了小型小麦收割机，除了地头地尾需要人用镰刀收割外，大面积的都是机械收割了，有时赶上星期日我们就去地里跟着忙乎，如果不是星期日也就不用我们去了。但是大秋的农活中，只有小型旋耕机可以代替牲畜拉犁耕地和拉耠子串地，还没有出现玉米收割机和小麦播种机，掰玉米、割豆子、种麦子等农活还要靠人的手工劳动，我们还要去仓上屯跟着干活。
到2001年10月，蓟县撤乡并镇，仓上屯所在的逯庄子乡撤销，并入城关镇。这年姑父姑母都七十多岁了，干起农活来都感觉吃力了。2004年春，在城关镇长吴景利的建议下，我为姑父姑母请申请了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当时城关镇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080元，扣除家庭实际收入，不足部分国家给予补助。从2004年秋后开始，姑父姑母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款，这才不再耕种土地了，把地让给别的家耕种，他们只要些秸秆当柴烧，粮食归人家。这以后，我和堂妹才不再去仓上屯干农活了。
我和二堂妹不仅每年大秋麦秋都去跟着干活，平时也经常去仓上屯姑姑家，遇到有农活也要跟着干。这样，我们与姑姑的邻居们也都熟悉了。他们有的对我们说：“看你们对你姑姑多好啊，就跟爹妈和闺女儿子似的。”二堂妹回答说：“爹妈也没用我这样伺候过啊，结婚以后，我娘家和婆家都没用我干过活儿，就是过年过节买点东西去看看。反过来说，我爹我妈也没象我姑姑这样惦记着我呀，这叫两好并一好呗。”
的确，我们城里人吃粮食吃菜都靠买，堂妹的父母除了不用儿女们支付赡养费外，平日里也没有什么产品可以送给分家单过的儿子和女儿们的。而姑父姑母为了表示对侄子侄女们的感谢，给予我们的农产品也超过了亲生父母。
姑父家的二亩多地，每年可产二千多斤各种粮食，当然有富余，但是他们也不到市场上去卖高价，而是送给我们吃购粮证的家庭，以弥补国家供应量的不足。为了表示对城里内戚的感谢，我姑父经常不辞劳苦把自家麦子换的面粉、黄豆、红小豆等粮食等的土特产品送到城里的哥哥、弟弟、内侄和内侄女家。
蓟县农村习俗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前要“摇元宵”（汤圆），端午节前要“包粽子”，中秋节时要用扁豆角和猪肉馅做成的炸“瓤豆角”，春节前要用水磨磨粉饹馇，炸“饹馇盒”，蒸“豆馅包子”等。这些传统的节日食品，城里的年轻人一般嫌麻烦不愿做或者不会做。那时改革开放不久，市场上卖这些传统食品的也不多。我姑母就在各个节日前，特意多做一些节日食品，给城里的哥哥嫂子、弟弟、侄子、侄女等每家送去一些。
1984年国家取消了布票、肉票和其它票证，开放了除粮食以外的其他生活物资市场。这时期的粮食及粮食制品实行了价格双轨制，非农业人口定量供应平价粮，同时国家粮站还销售不要粮票的议价粮，农贸市场上也可以随便购买议价粮。因为有了姑姑家给的面粉、玉米渣、玉米面等，使我们不必去市场上购买议价粮。1993年国家取消了非农业人口的购粮证和粮票，放开了粮食市场，我们吃的粮食也需要到市场去买了，有了姑姑家给我们的粮食，就可以少从市场上买一些粮食了。
农村的院子大，尤其是我姑父家整个院子有一亩地，过去院里没有水井，种的玉米多，蔬菜少。改革开放后，院里挖了一眼土井，就在院子里种了许多季节性的蔬菜，黄瓜、豆角、西红柿、角瓜、大白菜、小白菜、大葱、大蒜等都很多。这些多余的蔬菜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给我和孟凡珍两家送去，因为我们两家是双职工家庭，需要买菜吃。蔬菜成熟必须采摘时不一定是星期天，如果是我们上班的日子，姑父就利用中午的时间，乘我们在家午休的时间来给我们送蔬菜。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午不睡觉，头顶炎炎烈日，骑着自行车往返二十公里，来给我们送来新鲜蔬菜，这个行动也使我们非常感动。见到常给我们送这送那的街坊邻居也都说：“看姑姑姑父对你们多好啊，比爹妈还强呢。”
假如没有农村的分田到户，姑父姑母还在生产队挣工分，也不会大老远到城里来向我们求助，当然也不会给予我们回赠那么多的农产品。假如当年分田到户时，就像现在这样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小麦、玉米、豆类作物的播种和收割都靠机器，他们把多余的粮食和蔬菜到市场上出售，满可以花钱雇用农机具，也没必要让我们去帮他们干农活。正是当时分田到户的经济体制和手工劳动的生产方法，造成了绝户老人需要亲戚帮助干农活，才形成这种内侄内侄女不是儿女酷似儿女，姑父姑母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特殊关系。
第三节
姑母与我家的特殊关系
1977年3月28日，我母亲突然病逝。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四周半岁，一个两周半岁，本来是在家中由我母亲看护的。那时蓟县的机关单位还没有实行星期天休假的制度，可是幼儿园休星期天。把孩子送幼儿园，虽然不用自己花管理费（双职工的双方单位各报销百分之五十），可是星期日一天孩子没人管。母亲去世后孩子怎么办，当时我们夫妻很为难。我母亲的葬礼结束后，姑母主动把我们的两个孩子带到她家去看护，一直到六周半岁后上小学才回到城里的家中来。
那时，蓟县城里的农妇为双职工家看婴儿，早晨送到保姆家，晚上接回自己家，每月给保姆工资10元钱。因为把孩子送到保姆家，只影响保姆挣工分，不影响保姆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像这种在保姆家吃住的每月应该给十三四元，一人看两个小孩的约给25元保姆费。
姑母给我家看孩子，就不能去生产队挣工分了，必然会减少家庭收入。当我们提出要给姑母保姆费时，姑母说：“我俩现在不缺钱，你们家现在住房狭窄，需要扩建，你们先用着。等我们老了，挣不了工分时，你们的孩子也大了，也有富裕钱了，那时你再给我们点零花钱就行了。”
那时，姑母是要过继二侄子一起在农村生活的，他们老了要由二侄子当家，手里就没钱了。我们供他们老两口零花钱，也显得娘家人对姑母的重视，证明他们给我们看孩子没有白看，提高他们在尹家侄子眼中的地位。明白了姑母的这个长远意图，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当时也就没有给姑母保姆费，也是为了使她心里踏实，将来老了花零钱有保证。
我的大儿子1979年8月上学，在他姑奶奶家呆了28个月，二儿子1981年8月上学，在他姑奶奶家呆了52个月。两个孩子共在仓上屯呆了80个月，应支付保姆费1000多元。这些钱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可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才四五十元，农村用二三千元钱，就可以盖一层四破五的砖瓦房了。
因为姑姑不要保姆费了，我家花钱就显得宽松一些了，也就把姑父姑母当成自家人一样。为让他们吃好喝好，家庭过日子缺什么少什么的，只要我们能够办到的，尽量给买来送去。如生活中需要的火柴、碱面、面起儿（发酵粉）、各种调料、炒菜搭配的杏仁、马蹄（荸荠）、金针、小香菇等罐头，蘑菇、木耳、黄花、腐竹（豆皮）、海带、紫菜、虾皮、虾酱、油丝粉等等，都是我们买了送去。
1984年以前，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粮食、食用油、猪肉、棉布等都是以人定量的，凭票证供应的。
那时天津市供应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半斤食用油，我们每月都把一斤油买了送到姑母家里去。粮本上供应的粮食是百分之五十的白面和百分之五十的粗粮。粗粮主要是玉米面、也有些机米（南方晚季水稻，米质粗糙，属粗粮）。我们给两个孩子送去的都是白面，把供应的粗粮都留在家里。不过我们夫妻俩在家里也没吃那么多粗粮，因为城里的饭店可以用粗粮票买馒头、大饼和油饼。同时，还可以通过关系，从乡下水稻产区的农村里，用粗粮票购买一些好大米。那时，农村干部到县里开会、办事吃饭，要花粗粮票，都是由集体支出的。按照正常渠道，应由村里到国家粮站卖粮食换粮票。那些有水稻的村就碾一些大米，依照国家定价，收取粮票和现金，卖给上级的机关干部，既搞好了上下级关系，集体也无损失。当然，我家买来好大米也要给姑姑家送些去。1980年，仓上屯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麦收后，姑姑家粮食多了，就不让我再从城里给我二儿子去送口粮了，同时还用小麦换面粉，送给我们家。
那时城里的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二斤肉票，可以随时到蔬菜门市部去买，要想买好肉，买肥肉也需早去排队。那时人们肚子里油水少，买肉都愿意要肥的。排骨、猪头、猪蹄和上下水（猪内脏），不要肉票，可也不在门市部公开卖，需要到杀猪的地方去走后门购买。农村人口不发肉票，一个公社（乡）每天杀一口猪，家里有事的需要起大早排队去买肉，或者是托熟人走后门去买肉，卖完为止。那时我家四口人，每月八斤肉票，大部分都是买来送到仓上屯去，让两个孩子和姑爷姑奶奶一起吃。因此，我每隔十天八天，就要骑自行车到姑姑家去一次，给他们送去几斤猪肉，顺便带回来一些姑姑院子里长的蔬菜。因为只是中午饭才吃肉，送去一次肉，大约可以吃两三天，每月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午饭里都有肉吃，这是一般的农民家庭所办不到的，用我姑姑的话说“是沾了孩子的光，比村里人多吃了不少肉”。因为我妻子在城关供销处上班，除了国家发的肉票外，还可以从溵溜、官庄、逯庄子供销社托人买点猪肉吃。因为农村不发肉票，每个乡供销社一天杀一两头猪，大家随便买，卖完为止。农民家买肉一般需要起大早去排队买肉，恐怕去晚了买不到。但也有时买肉的农民少，剩下的肉就给城里的熟人捎回来。
每年春节前，我妻子还要托人从城关、逯庄子、官庄、溵溜的供销社买些肉或猪头、猪蹄、上下水（猪内脏），这些也要送到仓上屯去，让我姑姑收拾干净煮熟了，我们两家吃。
1978年春天，姑姑家要翻盖房，妻子就休几天假，把孩子接回家。那时没有包工队，不需要花工钱雇人工。谁家盖房要生产队长批准，由队长派人来帮工，所谓帮工，就是只管饭不给工钱，生产队也不给记工分。但是需要大家轮流去帮工，不能总派一个人去帮工，耽误挣工分的日子多了，谁也不愿意。一个生产队不能有几家同时盖房，那会影响集体生产的，而是要前后错开安排，每次只能安排一家动工。
请人帮工盖房管饭是需要吃大米白面和猪肉的，米面姑姑家里早就准备好了，猪肉需要现买。为了不因排队买肉耽误工，姑母就让我负责给买肉。那时还是计划供应，城里的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二斤肉票，那时我家四口人，每月八斤肉票，为帮我姑姑家盖房管饭，我又和同事串换十几斤肉票，每天上午请一会儿假，从城里买来六七斤猪肉，骑自行车送到仓上屯。那时蓟县的机关上班不休星期日，个人有事随时请假，好在过去盖房简单，速度快，四五天就盖完了。由于我每天上午去送肉，姑姑家盖房的伙食得到了帮工社员的赞扬。
那时有些廉价的轻工业品供应数量小，如五六十元一块的卫星牌手表，比公开销售的上海牌手表（17钻，全钢120元，半钢100元）、天津东风牌手表（19钻，125元）便宜一半，二角钱一尺的棉布，比公开卖的三角多钱一尺的也便宜的多，可这些便宜货往往都被商业职工内销了，柜台上公开买不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洗衣机等许多商品，虽然公开摆着，却都是要凭票证供应的。而且这些奢侈品的票证发放都是暗箱操作，也不知道是按照什么标准发放的，主管商业部门的领导手里都有“票”。我妻子是商业职工，可以和领导找“票”，为亲友买一点紧俏商品。那时就给我姑父买了一块卫星牌手表，给我姑姑家买些低价棉布和不收布票的人造棉、柞丝绸等做衣服的面料，还通过其他关系给姑姑家买些市场上没有的便宜东西。如买日本进口的尼龙化肥袋子、代替棉花做棉衣的蓬胶棉下脚料等。
日本产尼龙化肥袋子是白色的，面料很柔软，适合做单衣，也可以做被褥里子。生产公司把化肥改装纸袋零售，把尼龙袋子在内部销售，价格便宜，但是需要找熟人“走后门”才能买到。尼龙袋子上面有黑色的汉字商标，很难彻底洗掉，做成衣服后，还能隐隐约约看出字迹来。当时有句描写穿这样衣服的顺口溜：县里大干部，穿上抖落裤，前面“大日本”，后面是“尿素”。这也说明能够穿上尼龙化肥袋子改作衣服的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蓬胶棉下脚料是服装厂内部出售的便宜货，因为买棉花也要布票，而这些下脚料既可以代替棉花做衣服和被褥，价格也要便宜的多，只是一般老百姓买不到。
我们给姑姑家送去这些只有机关干部才能买到的内销低价商品，姑姑也感到很自豪。
姑父家翻盖房以后，还剩了些钱，就让我妻子找一张自行车票，花170元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那时，农村老百姓多数都是买二手自行车骑，因为他们没处去找自行车票。那时，自由市场上八成新的飞鸽自行车就可以卖一百七八十元，有的高达二百元。能买到新飞鸽自行车的人，自己骑二年再卖了也不赔钱。我姑父能够骑上新飞鸽车子，也是令村里人羡慕赞叹的，他也感到很自豪。
姑母给我家看孩子不要保姆费，使我家有了积蓄，可以改善居住条件。
我家祖居蓟县城内西南隅林家胡同，1959年县医院扩建时把林家胡同拆迁了。当时的政策是不给划拨房基地的，只能用拆迁费购买旧房子，我家就在西北隅钱家胡同买了半层正房和半个宅院。自1960年以来，我家只有半层四破五旧瓦房，一直与原来的房主老钱家共用一个堂屋，两家一起住了二十多年的对面屋。因为将来孩子大了要分屋，1979年春天，我又花400多元在后院扩建了20平米的一间大屋。
1979年8月，大儿子回到家里上学，二儿子继续留在仓上屯姑奶奶家，我送去的粮食少了一份，猪肉等副食品还是经常送去。
后来我家对门屋老钱家在别的院里盖了新房，要出售那半层旧房。1981年5月，我从信用社贷款1000元，花1700元把老钱家的半层房买了过来，使整个院子都姓孟了。
我去仓上屯时，把买了对面屋半层房的消息告诉姑母时，她很高兴，说好不容易才成独门独院了。当她听我说借了一千元贷款，每月支付6元6角的利息时，就从墙柜底下掏出600元现金来，让我拿去先偿还贷款，以便少花点利息。我说那半层房租出去的房租是每月7元5角，比利息还多，推辞不要。我说：“我们每两个月还一百元贷款，有二年就还清了。我不愿欠个人的帐，连我岳父家有钱都未去借。”
因为那年代欠个人的帐，你就必须省吃俭用尽快还清，如果买点肉和水果吃，别人都会讥笑你。而欠银行的帐，没人催要，每月少还一点钱，多支付些利息就行，吃好的穿好的也没人讥笑你，所以我说不用姑姑家的钱。姑母知道我的顾虑，她说：“这钱你就拿去吧，不是借给你的，也不用你还。家里过日子的东西你们都给买来了，别人买不到的东西，我家也有了，我们就知足了。我留这些钱也没用，就算给你报销买东西的钱了，等你们有富裕钱了，多给我们买点东西就行了。”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不要这笔钱，姑母就会伤心了。我知道姑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脾气，处处都要表现的比别人强。给我看孩子这几年，别看她没有亲生儿女，生活上比那些有儿有女的也不差。可是再过几个月，我的二儿子也要回城里上小学了。两个孩子都不在她家了，按常礼除了过年过节外，我也就不再去她家了。她怕那样太冷清，也怕人家说：“不给人家看孩子了，没人经常给你送肉了吧。指望别人还是不行。”她把钱交给我，一是为让我少支付贷款利息，另外也是暗示我以后还要和孩子在那儿时一样，经常带着东西来看她。姑母暗地里给我钱为的是面子上好看，让左邻右舍都看到娘家的侄子对她多么关心，给我们看孩子没有白看。她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绝户老人的情感投资，也是放出的人情债，需要我以后慢慢偿还的。如果我拒不接受，她就会认为我以后不愿意和他们多交往了。
为了慰藉绝户老人的心，我就接受了这600元钱，用这笔钱提前偿还了信用社的贷款。
那时姑母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方针，一方面要过继尹家侄子，把家产交给他，和他一起生活，由他养老送终。同时也暗中资助娘家的人，让我们为偿还人情债经常来看她，明着给她买东西，在乡亲们面前给她脸上增光。尤其是以后要和侄子侄媳妇一起生活，更需要娘家人为她撑腰，免得因为是绝户被人看不起。
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农村发家致富的还不多。在我们孟家几个侄子中，我家是非农业，双职工。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便我的两个儿子考不上大学中专，国家也给安排工作，而且两个孩子从感情上和她的亲孙子一样，把钱放在我家她也放心。她也相信我不会昧着良心黑了她的钱，一定会把钱花在她们身上的。这样让晚辈人转着弯的给她花钱买东西，要比她自己直接去买还好看。不仅在村里提高了她的威信，同时也显得我们慷慨和大方，提高了我们孟家子弟的名声。这个一举两得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们就按照姑母的意愿，继续交往下去。
1981年8月，我二儿子回城里上学以后，每过一两个星期，就在星期六下午，买二斤猪肉和香肠等食品，把小哥俩送到汽车站，让他们坐班车去仓上屯姑奶奶家过星期，在那里住一夜，星期日下午再回来。有时姑父骑自行车来城里给我们送蔬菜，顺便把两个孩子载到仓上屯去。有时买的肉多，星期日中午吃不了，还用饭盒把顿好的肉或是炸好的瓤豆角，让两个孩子捎回来。家庭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还是从城里买来送到姑姑家去，和孩子在仓上屯时一样惦记着老两口，这就使他们感到很幸福。
1983年以后，姑父姑母与弟弟尹克富家闹矛盾了，也不再过继尹家的侄子了，就一门心思放在我们孟家人身上了，尤其是对待我的两个孩子，就像亲孙子一样关心。我们孟家的弟兄姐妹们也把照顾姑父姑母，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为安慰他们老两口那孤独的心，就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他们。尤其是我的两个儿子，在姑奶奶家生活了几年，对姑爷、姑奶奶的感情超过了自家的爷爷与后续的奶奶，我们家和姑姑家的经济交往也超过了自家的老人。从小学到高中的九年中，有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寒假和暑假，他俩都要去仓上屯姑奶奶家，家里、地里的农活也帮着干，每当他们干活闹累时，姑爷和姑奶奶就说：“好好学习吧，考上大学后就不受这苦大累了。”两个孩子从小就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从小学生时捡麦穗、捡谷穗、捡豆粒，到中学生时跟着割麦子、掰玉米，抱麦个子搬玉米秸，庄稼地里的体力劳动也对孩子的学习起到了鞭策作用。他俩均已优异成绩考入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蓟县一中，1991年和1993年，先后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成都）。读大学后，他俩只能在寒假暑假，再去姑奶奶家住些天，遇到农活还要帮着干。从小学到大学，每年春节，他俩还要轮流去仓上屯姑奶奶家里过年，为的是避免两位老人孤单。一直到哥俩陆续结婚后，才不去仓上屯过年了。
我的两个儿子上中学后，学校课程紧了，星期日有时也上学，就由我骑自行车去仓上屯。因为那时蓟县的机关单位也休星期天了，家里没事我就去看望姑父和姑姑，每月至少去两次，有时家里有了新鲜东西，则要去三四次。后来我的两个儿子陆续去外地上大学，我还是每月至少去两次。1995年我有了摩托车，同年的星期天改成双休日了，更有空闲时间了，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姑姑家去一次。2003年底，我买了夏利车后，还是每个星期去一次，而且不仅自己开车去，有时我妻子和小孙子也跟着去。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去姑父家，都要买些猪肉和熟食，或是猪肉和点心、水果等。除了吃的以外，我们还给姑父姑母买一些其他生活用品，如遇到物美价廉的衣服、小石英挂钟、手表、电风扇、小煤气灶等。
1984年之前，生活必需品还是计划供应，工资低物价也不高，两个孩子去仓上屯一次，买二三斤猪肉和一些其他食品，有四五元钱就够了，一个月去两三次，一年下来大约花一百多元钱。1981年姑姑让我偿还贷款那六百元钱，可以给他们花五年。
1985年国家进行工资改革，我们的工资成倍增加，除粮食外其他票证都取消了，鱼肉等副食品价格也成倍增加，这时期再去一次姑姑家就需要花十来元钱了，全年大约需要二百多元了。1987年我家拆了旧房盖新房，这年秋后，姑父又送来一千元，让我家在新房里添置家具，我家用这笔钱买了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电冰箱。1988年全国兴起抢购风，物价进一步上涨，在那时的工资和物价状况下，每年为姑姑家买东西要花三百元了，这一千元又可以为姑姑家花三四年。那时姑父在村林业队上班，每年秋后结算分红时，姑父都给我家送来五百元钱，先后送来三次共一千五百元。
1994年国家再次工资改革，工资和物价又成倍增长。1995年后我每星期去一次仓上屯，每次要花十多元，一个月至少去四次，要花五六十元，全年要花六七百元了。1995年，姑父在道班做小工挣点钱，年底给我家送来一千元。1996年底，姑父又把平时做小工挣的钱送来一千元。用我姑父的话来说：“现在我还能挣点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你们惦记着我们，把平时吃的用的都给我们送去了，我们就知足了，用不着花你们的钱。”我姑姑也说：“现在我们能够自食其力，就不用你们资助，帮我们把东西买来就行了，不能让你们搭钱。”他们的这种不想占别人的便宜，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想法，我们也能理解，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总的看这十五六年中，姑姑家共给我们五千一百元，到2000年也就全给他们买东西花了。但是，姑姑为我们看孩子没收保姆费的人情债，我们牢记在心，继续履行着保证他们老了有零钱花的承诺。到2000年时，工资和物价还是逐步增长，每星期去一次姑姑家，买猪肉、香肠、点心水果等需要十六七元，或者二十多元了，每月大约要花一百元了。这时姑父姑母已经七十多岁，没处去挣钱了，我们就要兑现保证他们老了有零花钱的承诺，每个星期去一次，给他们送去猪肉和水果。
这时姑父姑母已经七十多岁，没处去挣钱了，我们就要兑现保证他们老了有零花钱的承诺，每个星期去一次，给他们送去猪肉和水果。
由于我们每到双休日都要去姑父家，都要从他们家附近的肉铺和副食超市买东西，和白庄子卖肉的马师傅及超市老板夫妇都熟悉了。他们说：“你们一个星期来一趟，花二三十块钱买肉买水果，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啊，亲生的闺女儿子也办不到啊。”我说：“我们是双职工，两个人挣工资，每月有工资十分之一的钱就把老两口哄得欢欢喜喜的。”的确，到2003年时，我的工资也逐渐增加到二千多元了，加上妻子退休金，全年约有三万元的收入，每月花百八十元，一年花一千多元给姑姑家买东西，也的确算不了什么。
除了我们每星期一次买些东西去姑姑家之外，我的两个儿子参加工作后，更舍得给姑爷姑奶奶花钱买东西。他们回蓟县探家时，都要带着媳妇孩子去仓上屯看望姑爷姑奶奶，除了带食品之外，有时给二百元，有时给三百元钱。另外还给姑奶奶买了电饭锅、电冰箱、轮椅、单衣服、羊毛衫、保暖服、羽绒服等生活用品。
那时，我们都以为姑父年纪大了，没处挣钱去了，不会再给我家钱了。没想到2006年，仓上屯卖给当地驻军一部分土地，每人分了一万元钱。姑父到城里给每个侄媳妇和侄女伍佰元，我妻子当时未收。因给部队腾地，有几户农家拆迁，要到村东重新建房。正好把我姑姑家那块不能种麦子的二等地划为新的房基地了。过了两个月，村里又给我姑姑家青苗补助款一万三千八百元。这笔钱原来没想到，也可以算一笔意外之财，姑姑又给我了。并且说：“这笔钱就不告诉大伙儿（指孟家的人）了，你拿去吧。这几年给我家买东西花了不少钱，以后还得继续为我们花呢。这钱也不是白给你的，是存在你们那儿，零碎给我们花的。”以每年一千多元估算，这笔钱可以从2001年花到2012年。俗活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那时他们都八十四五岁了，也到“坎儿”了。
姑母是个性格要强的人，一旦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就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和资助。这几年我们给他们花钱买东西，一来是要偿还保姆费，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二来是看他们无儿无女，命运可怜而行善做好事。但是，她宁愿别人欠她的情，也不愿她欠别人情。他们要活的体面，活的理直气壮，不愿意接受“嚼来之食”。所以，一旦有钱了，就要给我报销已经为他们开支的费用。由于这笔意外之财，使得我前五年为姑母家买东西花出去的钱得到了补偿，也为后来继续为他们家买东西作了预付。直到2011年9月这段时间里，除了我自己开支的汽车费用之外，每年为姑母家买东西，花的基本还是姑母给的钱，我还是欠着“保姆费”这笔人情债。
总之，姑姑并没有白要我们买去的东西，除了多次给我家钱，报销了给他们买东西的开支。同时，还供着我家食用的大部分蔬菜。姑父家的宅院很大，种了好几种时令蔬菜，春季的菠菜、韭菜、小葱，夏季的黄瓜、豆角、圆白菜，秋天的大白菜等。每次我或者两个孩子去仓上屯时，都要用猪肉换些蔬菜回来。1988年至1994年期间，我家也在前院东面开辟了十多个菜畦，也种了几种时令蔬菜，这几年基本上是吃自己家的蔬菜。1994年我在前院盖起五间东厢房，就没有种菜的地方了，吃的菜大部分是姑父家的。
另外，从我母亲去世后，我们一家人的棉衣服都是姑姑给拆洗重做的。在1995年以前，市场上没有出现保暖内衣，那时人们在冬天都要穿手工缝制的棉袄棉裤。那时的棉袄棉裤都是棉花絮的，棉絮不能用水洗，必须拆开棉衣单洗布料，然后再添加一些棉絮，重新缝好。翻棉被、翻棉袄和絮棉花都是家庭妇女的技术活，许多年轻妇女都不会做。我妻子也做不好棉衣和棉被，所以，每年春天脱了棉衣，把全家大人孩子的棉衣拆洗完毕后，再把衣料、棉花套子和需要增添的新棉花送到姑姑家，由姑姑抽空重新做好。过去的棉被没有被罩，只是绷被口，拆洗被口，棉被也需几年拆洗重做一次，这些活也是姑姑帮我家做的。后来有了整个被罩，才不用拆洗棉被了。1995年后，市场上出现了可以水洗的蓬胶棉的棉衣和保暖内衣、羽绒服等，我们也不穿过去的棉袄棉裤了，这才不用姑姑给做棉衣了。
俗话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古人云“预想取之必先予之”，姑母虽然没有文化，她却明白这个辩证关系和处世之道，这就为她晚年的生活依靠打下了基础。
第四节
不吝啬带来的幸福生活
蓟县有句流行话是：“绝户爱财”，意思是绝户人家重视钱财，过日子小气吝啬。
绝户是不是全部吝啬小气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的姑母和姑父不是这样。我姑父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脾气特别好，是有名的“怕老婆”、“妻管严”。我姑母虽是火爆子脾气，好骂人，是出了名的“厉害精”。但她却不耍浑，只是得理不饶人，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们虽然是绝户，却不爱财、不吝啬。在他们看来，钱财是身外之物，人情才是最宝贵的。用我姑母的话来说就是“钱不是好的，人是好的”。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全民吃食堂，否定了传统的文化习俗，许多人对走亲戚的观念冷淡了，因为走亲戚要带些礼物，既费钱又耽误挣工分，所以除了媳妇回娘家之外，许多亲戚都不大来往了。我姑姑姑父他们不在乎经济上的损失，一直遵循传统习惯和亲戚保持联系。我姑父尹克昌有一姐一妹，姐姐嫁到蓟县穿芳峪乡大辛庄，妹妹和妹夫在承德市工作。他大姐出嫁不久就亡故了，姐夫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几个儿子。这个“续大姐”和姐夫，本来和他们老尹家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可是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把这个续姐姐当亲姐姐对待，把几个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外甥，当亲外甥来对待，过年过节去探望姐夫和续姐姐，外甥们结婚、生小孩，他们去贺喜随份子。因此，他们的几个续外甥也把他们象亲舅舅妗子对待。我姑父的妹妹妹夫都在承德市里工作，过去没有从蓟县到承德的直达车，来往不便。姑父也不辞辛苦，不心疼路费，大老远的去承德看妹妹。我姑父的叔叔尹德和堂弟尹克勤、尹克俭与他们住东西院，逢年过节都要给叔叔尹德送点心和白酒，与两个堂弟也像亲哥们一样互相走动。尹德的女儿尹秀荣嫁到城西三岗子村，他们经常去这个堂妹家探望，尹秀荣夫妇也把他们当亲哥哥对待。
我奶奶1952年就去世了，她姐姐也就是我姑姑的大姨家是官庄乡营房村，她妹妹也就是姑姑的三姨家是李明庄乡卢新庄村，距离仓上屯都有四十多里。我爷爷的大妹妹也就是我姑姑的大姑母家是翠屏山乡西河套村，距离仓上屯也有三十多里。2006年以前，这三位长辈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我姑姑姑父都要去给她们拜年，这要比我父亲和叔叔们做的还好。我爷爷的老妹妹也就是我姑姑的老姑母家是辽宁省锦县大石桥乡白马石村，离蓟县太远了，我姑姑还是在1986年去了一次，看望她的姑母。
我姑母认为平辈人之间，可以讲“来而不往非礼也”，要求互相来往。晚辈人探望自己的长辈亲戚，是应该履行的义务，不能因为她们不来你家，你就不去她们家。对于比自己小的弟弟和侄孙辈的人，凡是尊重她，来看她的，也要礼尚往来，给对方以回赠。并不像有些吝啬的绝户老人那样“只进不出”，只接受别人给他们的礼物，不给晚辈人回赠。当然，礼尚往来的回赠不一定是价值对等，而是情感的交流。我姑姑常说：亲戚之间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关系，不能把晚辈尊重你，拿着礼物来看你，认为是人家应该应份的，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
1962年至1965年期间，刚熬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城里各村的土地少，自留地也更少，粮食不够吃，要吃国家供应的购粮证。因为人均一天一斤粮食，需要从自由市场上购买高价粮补充不足。我家就花三元钱一斤买过高价玉米，而那时国家粮库供应的玉米粒是每斤八分八厘，玉米面每斤一角一分。那时候仓上屯是余粮村，姑父姑母家从生产队分的粮食和自留地产的粮食，是自给有余的。姑母给我家拿过一些黄豆、玉米等粮食。我二叔孟庆华是单职工，每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没有多少富裕钱。他家有五男二女七个孩子，我二婶在家看孩子，无法去生产队劳动，家里的粮食不够吃。有时到春天口粮就比较紧张，姑父就给他们送些玉米、白薯干等粮食接济一下。
1965年暑假期间，我正初中毕业。一天上午姑父姑母骑自行车来城里赶大集，因为只向生产队长请半天假，就没到亲戚家里去。恰巧在西大街碰见我了，听我说考取了蓟县师范学校，就拿出三块钱给我了。当时我也不理解姑姑为何要给钱，回家一说，我母亲也不理解。因为那时期还没有众亲友为考取大学和中专的学生送钱祝贺的习惯，其他亲属也没有给钱的。姑母的这种做法也是超出常人的“慷慨大方”之举，那时的三元钱可是一个年轻职工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啊，比现在的一百元还要多。
姑父姑母无儿无女，在生产队劳动时，两个人参加集体劳动，每年都有“分红钱”，日子是比较富裕的。因为他们从生产队分的加上自留地产的粮食够吃了，家里有菜园子，不用买菜吃，过年过节生产队都杀猪，给社员分肉过节。所以，除了买衣服之外，平时开支不大，可以积攒些钱。有的亲戚家里遇到盖房、办喜事等大事，需要借钱，找到他家求借，他们都毫不犹豫，把钱借给人家，帮助人家解决困难。有的亲戚遇到困难来借少量的钱，就明确表示不用还了，不要了。有的亲戚借二千元，还了一千元，剩下的也不要了。
他们院里有可以做房檩的树，家里有可以吊顶棚用的秫秸，可以建房和泥用的麦花秸等，亲戚家盖房时，都主动提供给人家，而且不要钱，非要给钱的也不讲价钱，由人家随便给。他们村里谁家有事需要帮工，他们也都去热情的帮忙。所以，村里人都夸他们待人热心肠，办事不小气。
由于我姑父姑母重人情不吝惜钱财，和亲戚们搞好了关系，就赢得了亲友们的尊重和关怀。过年过节时来看他们的客人也很多，西河套村的几个表弟、东升村的表妹和表妹夫、大辛庄子的外甥、承德的外甥以及城里我们老孟家的侄子和侄女们都去仓上屯看望她。
1984年至1989年期间，仓上屯村的苹果树园子是村林业队集体经营的，我姑父在林业队当会计，既管账也跟着干活。林业队没有固定工资，还是记工分，秋天卖完苹果后再结帐，扣除各项开支及上交村委会的利润后，算出每个劳动日合多少钱，然后再按工分分红。这样，我姑父每年也可挣千八百元。每年分红前，姑姑家都要先赊买几筐苹果，为的是送给没有苹果的亲戚家。
后来，村民们闹分树，就把苹果树按人口分了。因为姑姑家收秋种地经常使用李宝明家的牲畜，为加深两家的友谊，他们就把自家分的几棵果树给李宝明家了。在村里，姑父和李宝明就像亲兄弟一样，谁家有什么新鲜吃的东西，都给对方家里送点去，李宝明的儿子李建成和儿媳也常去我姑父家串门，遇到一些零活就帮着干，李宝明的孙子李海旺也经常去我姑父家玩，这也给我姑父姑母增添了不少乐趣。
林业队解散了，姑父就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了，只能靠在村里干点临时性的活挣点小工钱了。如夏季为交通局公路道班在国道边沿处铲草，供电线路低压改造中干杂活，机井浇灌小麦之前修垄沟等。因为这类活不多，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所以，过年过节时，孟家的侄子们去探望姑父姑母，不仅拿点心和酒，还要给姑姑一些零花钱。起初物价低，人们工资也低，就给三十元五十元的。到2000年后，物价上涨了，人们的工资也高了，就给一百元或二百元。
2006年春，仓上屯村卖给当地驻军一部分土地，每人分获卖地款一万元，另外姑姑家的那块不能种小麦的劣质地被占了，当时这块地给别人家种了，青苗补助款一万三千多元给了我姑姑家。这样，老两口一下子收入三万多，到死也花不完啊。
为了表示对前些年侄子们的盛情照顾，姑父姑母决定决定拿出4000元，给二个侄女、六个侄媳妇每人500元，并且表示，以后过年过节谁也不要再给她钱了，他们有钱花了。我姑父尹克昌带着钱到蓟县城里，给各个侄子和侄女家去送钱，有的家收了，有的没收。姑父究竟送出去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妻子就因自己有退休金而婉拒了姑父的盛情。
2007年，姑父病逝后，给姑母留下三万多元的存款。2009年春节，我二儿子和儿媳去看她，得知我儿媳已怀孕。儿媳说孩子五岁以前，她们母子不再回蓟县过年了。姑母就拿出1000元给了我二儿媳，说怕自己活不到看见她带着小孩回蓟县那一天，提前把压岁钱都给了吧。春节后，姑母又拿出3000元，给内侄、内侄女家的五个未婚女孩作聘礼，说怕自己活不到孩子们结婚那天，提前把礼钱给了。还有，每年春节，都要给内侄、内侄女家的小孩们压岁钱。
姑母不仅和亲戚们搞好关系，也善于和街坊邻居和睦相处。2007年姑父病故后，姑父生前骑的自行车、三轮车和独轮手推车没用了，村里有人想买，姑母就不要钱，说是留个“念想”，白送给人家了。尤其是和当地驻军的拥军爱民活动，更是一段佳话。
仓上屯村北是解放军装甲兵部队驻地，警卫连的解放军战士搞军爱民活动，帮助孤老户干农活。2002年和2003年的麦秋，都是解放军战士帮助他们收割小麦，等星期六我们去仓上屯时，小麦已经割完了。为表示对解放军的感谢，八一节时前，姑母到城里文具店花钱制作了锦旗，送给了警卫连。从此以后，每逢中秋节和春节，警卫连的干部战士都带着米面肉菜等到姑父姑母家去慰问。有一年警卫连还大家自愿捐款700余元，送给姑父姑母当零花钱。为了表示感谢，姑母每年都给他们送锦旗。2004年后，姑父家不种地了，警卫连战士就给他们家里劈劈柴、扫院子、贴春联等。2007年姑父病逝后，战士们到姑母家去的更多了，五一节或端午节也去慰问，有一次还把姑母接到营房里去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节，还让姑母称他们为“兵儿子”。
警卫连干部战士关怀照顾姑父姑母等孤老户的事迹，北京军区都知道，曾经派军内记者采访过我姑父姑母。直到2011年姑母因患阿尔兹海默病糊涂了，顾不得给驻军送锦旗了，他们还是每年过中秋节和春节都带着米面肉菜去慰问，还给姑母劈劈柴、扫院子，在门框上贴春联。
姑母又是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在孟家十多个内侄、内侄女面前，从来不说哪个侄子侄女家对她家如何好，也不说她家对哪个侄子家如何好，和每个侄子侄女都是保持“单线联系”。如我每星期带着东西去一次，姑父家的邻居都知道，可我们孟家的弟兄姐妹们并不清楚。姑母给我们看孩子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家给姑父家买了什么东西，一个月去几次，他们不知道。姑母暗中给我报销买东西的费用，他们也不知道。同样，姑姑是否给其他常去看望她的侄子、侄女报销买东西的费用，我也不知道。我们十多个兄弟姐妹中，有的去的多些，有的去的少些，姑姑也从不计较，也不对我们说哪个侄子来得多，哪个侄子来的少。有一次我去姑姑家，李宝明、尹克勤都在和我姑父姑母聊天，当提到这个问题时，姑姑说：“侄子侄女不是闺女儿子，我没生人家没养人家。人家给我（指带着食品等东西）是情分，不给我是本分。给我的我要还人家的情，不给我的我也不挑理。”这就说明，姑姑是有自知之明的。在十多个侄子侄女中，不论是经常去看望她的，还是只在过年过节去看望她的，或是几年才看望她一次的，谁去她家都表示欢迎，并且都以家里的农产品回赠，所以，才能和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可以说，我姑母是个头脑灵活，目光长远的人，她虽然没文化，却明白“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道理，更体现出她超出“绝户爱财”吝啬理念的智慧。在我们老孟家侄子、侄女们的关心下，铁杆绝户的姑父姑母过着比周围有儿有女的老人还要幸福的生活。
1985年，姑姑家看上了黑白电视，是北京的侄子家里才看几年的旧电视，因为他们买了彩电了，就利用开车来蓟县旅游的的机会，把这台旧电视送给姑姑家了，当时在农村黑白电视也是不多的。后来，彩色电视机降价了，我姑父用在林业队挣的钱，托我花2200多元买了一台21寸的彩电。因那时蓟县卖彩电的还不多，也不像现在这样送货上门。我求同事开车从商场买来彩电送到仓上屯，并且安装好高架天线，调试成功了，我们才回来。那时，仓上屯能看上彩电的农户也是不多的。
2001年夏天，我把我儿媳妇用过的诺基亚旧手机给了我姑父使用，并且由我替他交电话费。这时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我们机关干部里，有BB机（传呼机）的也是一小部分人，有私人手机则更少。
给我姑父的诺基亚手机是体积较大的直板式，前几年儿媳花5000多元买的。后来有了小巧的掀盖手机，年轻人就更换新手机了。诺基亚直板手机虽然落伍了，我姑父还是很喜欢的，因为他是仓上屯老年人中唯一有移动电话的人。姑父带着手机去大辛庄子续姐姐家里串亲，拨通了在承德市工作的妹妹家的电话，哥哥和妹妹，姐姐和妹妹在电话里交谈，那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后来，蓟县的固定电话不收初装费了，我又给姑姑家安装了一台固定电话，电话费还是由我在城里交，他们老两口只管用。左邻右舍的邻居们看到我姑姑家安了电话，一打听才知道不收初装费了，其他人家也陆续安装固定电话了。
2003年底，我花近五万元买了一辆夏历车，可以说主要是为去仓上屯而买的，因为冬天骑摩托车太冷。从2004年到2008年的五年中，我这辆车行驶还不到一万公里，大部分是往返于蓟县城里和仓上屯之间。这五年中，汽油费大约三四千元，可是养路费却花了一万多元。那时小汽车每月最少170元的养路费，使得许多想买私家车的人等待观望，而农村有私家车的则更少。直到2009年国家取消养路费后，蓟县的私家车才大量出现。2004年，姑父姑母乘坐我的夏利车去穿芳峪乡大辛庄、李明庄乡东升村、徐各庄、别山镇西河套等处串亲戚，当时也是很风光的。姑父在承德市的妹妹和妹夫刘洪蔚回蓟县老家探亲，姑母还让我开车去邦均南面的瓦岔庄刘洪蔚妹妹家，把刘洪蔚老两口接到仓上屯。他们老两口串别的亲戚都是坐班车和三蹦子，只有到仓上屯是专车接来的，这也使姑父姑母很自豪。
后来，我五堂弟买了一辆捷达轿车，六堂弟也买了一辆小轿车，他们开车拉着父亲，也就是姑母的二哥，去仓上屯看姑父姑母，还拉着他们一起去于桥水库旁的餐馆吃炖鱼。有时过年或者过中秋节，堂弟们宴请父母时，也开车到仓上屯把姑父姑母接来一起过节，吃完饭再开车把姑父姑母送回去。有时姑父姑母来城里随份子喝喜酒，我们也开车去把他们接过来，吃完饭再开车送回仓上屯去。
对此，邻居们打趣的对姑父说：“尹克昌你真牛啊，口袋装着大哥大（早期的移动电话的俗称），出门坐着小卧车，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了。”他们还说：“别看这老两口子无儿无女，有几门好亲戚，照样享福啊。”
可以说，姑父姑母虽然是铁杆绝户，可从吃的、穿的、用的等物质生活上看，在他们村的农户中，也属上等的。所以，邻居们都说他们是幸福的。
第五节
传统观念造成的苦闷和烦恼
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农村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儿子儿媳需要依赖家庭的土地和房屋来维持生活。从家庭劳动分工来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也确实应该由儿媳来服侍，因为儿子要以耕种土地为主，儿媳以家务劳动为主。这种生产资料代代相传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农民们“养儿防老”“多子多孙多福气”的传统观念。
当社会进入现代化以后，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父母有自己的工资收入，儿子儿媳也有自己的工资收入。这时的家庭只是生活单位而不再是生产单位了。因为儿子儿媳可以不依赖公婆的家产而独立生活了，所以，儿媳伺候公婆的做法就难以保障了。因为儿子儿媳都在外面上班，就没空来伺候公婆。公婆生活不能自理的，只能在家里雇佣保姆或者送到社会养老机构——老年公寓。因此，社会养老机构也就应运而生了，公办的、民办的敬老院和老年公寓都出现了。不论哪个国家，只要实现了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就必然要用社会养老方式代替家庭养老方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有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就不再把子女赡养父母作为法定责任和义务了。
由社会养老取代了家庭养老之后，生儿育女失去了为自己养老的作用，有些夫妇也就不愿再生儿育女了。尤其是一些脑力劳动做不好，体力劳动不愿做的“啃老族”的出现，更使一些人把养育子女当成了家庭负担，他们说：“多子多女多冤家，无子无女活菩萨”，因此结婚后不要孩子了。这就造成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使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
中国传统的治家之道是以孝为本的，只要父母在世，几个儿子是不能分家的，要由老人掌管家业。辛亥革命以后，批判了孔孟之道，没人再讲孝道了。儿子们翅膀硬了，比父母劳动能力强了，就不愿意再听从父母的指挥了。于是，娶妻生子的弟兄们就要分家单过了。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蓟县农村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中，儿子们结婚成家后，弟兄之间都是要分家单过的。老年父母有的和老儿子一起过，有的自己单过。许多家庭的儿子媳妇与公公婆婆分家单过的原因是“一山不容二虎”，当两代人都有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的时候，就会争夺家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两代人谁也不甘心伺候谁，谁也摆布不了谁，都想自己当家作主。而且年轻人与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业余爱好也不同，两代人一起生活，一锅吃饭，婆媳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有的儿媳妇不愿意伺候公公婆婆，愿意自己当家作主，希望分家单过。也有的老人看不惯年轻人的习性，或者不愿意给晚辈当保姆，喜欢老两口过清闲日子，也愿意分开生活。所以，多数人家都是小两口、老两口分家单过。
不过，父子分家单过与弟兄分家单过有本质的区别。父子两代人分家后，虽然也是分锅吃饭，各过各的日子。可儿子对父母应该尽的赡养义务还是要履行的，如为父母耕种土地，或者给粮食给钱等。
等到父母衰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们也就“认头”了，也愿意接受儿女的安排了。或是继续分家单过，由儿女轮流去给他们做家务，或是轮流到儿女家里去，和晚辈人一起生活。不过这段被人伺候的生活不会太久，他们也就走完人生的旅途了。
在蓟县的农村，还有少数家庭的老人和儿子儿媳一起过，一个儿子的就常年一起生活。两个以上儿子的，就按年或者按月轮流与几个儿子家一起过，俗称“轮官马”。
轮官马的本意是几家农民共同购买一头牛或驴马，几家轮流喂养和使用。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后，赡养老年父母就成了儿子们的负担，只好大家轮流供养了。该哪个儿子的“班”，父母就在他家吃住，同时也帮助他家干活。人们把这种轮流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方式，也称为“轮官马”了。
那些无儿无女，又没有近亲属赡养的老绝户怎么养老呢？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他们可以和村里签署协议入“五保”，由村里负责保障他们的吃、穿、住、医疗和丧葬，这就是所谓的五保户。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本村供养起来，生产队负责他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资料，生活不能自理了，由生产队派人为他们做饭洗衣服等，看病住院由村里开支，逝世后由村里发送殡葬，在他们死后，把家里的一切财产全部交给本村集体。
1980年解散生产队以后，各村无力供养五保户了，就改为把他们送到乡政府主办的敬老院供养起来。他们的家产还是交给本村，由村里向敬老院缴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贴。由于国家拨给敬老院的经费有限，老人们的吃喝穿住有了保障，可是得了大病，需要支付昂贵的医疗费时，敬老院是无能为力的，只好任凭病重的老人等死。所以，有些绝户老人不愿去乡政府的敬老院，他们说在那里死得快。
因为乡镇政府主办的敬老院是供养孤寡老人的，只是接受那些无儿无女的铁杆绝户，有儿女的老人还是要依靠儿女养老送终的。有些老人的子女因工作忙，没空伺候父母，也想把老人送到社会养老机构去。于是，就有人办起了营业性的养老院，这就是新型的付费养老机构——民办老年公寓。老年公寓只负责老人的吃住起居，治病吃药需老人的家属负责，弥补了福利性乡镇敬老院的不足之处，这是比较受欢迎的养老方式。
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蓟县的大部分农村土地已分到了各家各户，还具有小农经济的特色，客观上看，儿媳还有能力伺候公婆。所以，大部分农村老人还是依赖家庭养老的，独生儿子的一起过，几个儿子的“轮官马”。由于年轻人思想新潮，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老年公寓出现后，农村一些有钱的家庭，儿媳没工作，有空伺候公婆的也不伺候了，直接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了。同时，也有一些自己有固定收入的老年人，既不愿为正在上班的儿子儿媳当义务家庭保姆，也不愿意自己起火做饭，也就到老年公寓去坐享其成了。
目前，人们对社会养老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老年人认为，父母与儿女之间是“养儿防老”、“我养你小，你养我老”的报偿关系。儿女幼小无生活自理能力时，父母为他们擦屎接尿，洗衣喂饭。父母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儿女也应为父母擦屎接尿，洗衣喂饭，这是报偿父母的养育之恩。可不少年轻人却认为，儿女赡养父母不一定亲自劳作，花钱雇人伺候老人也是尽了义务。因此就出现了儿媳无工作，宁可整天去打牌玩麻将，也要把公婆送进老年公寓去的现象。
在老年公寓里养老的老年人，有自愿去的，也有被迫去的。自愿去的老人是不愿和儿孙们一起生活，认为自己在老年公寓里是享福。被迫去的老人的本意是在家中和儿孙们一起生活，享受由晚辈人服侍的天伦之乐。把他们送到老年公寓，他们认为是被家庭抛弃，是儿子不孝。
另外，社会上还有不少人认为老年公寓是绝户老人的养老场所，有儿有女的老人被送到老年公寓，不仅老人脸上无光，儿女们也要背上不孝顺的名声。
现在，我们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以社会养老为辅的，这就是我国城乡在养老方面的现状，也是由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向新兴的社会养老方式的转型期。
姑父姑母正是在这个养老方式转型期，迎来了自己的老年期。
我姑父尹克昌弟兄两个，入社后也是与父母分家单过的，他们的父母能生活自理时一直是自己做饭吃。因为尹克富有三个儿子，需要分屋居住，他家就占据了西面的三间茅草房。我姑父家没小孩，就一直与父母共住东面的三间茅草房。1980年以后，姑父的父母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儿子儿媳伺候了了，才轮流到两家去“轮官马”。
由于姑父姑母有过与父母公婆分家单过的经历，知道婆媳关系难以相处，所以，他们虽然一直希望有人以“儿子”——即法定赡养人的身份进入他们家庭，也是准备和赡养人分家单过，分灶起火做饭的。只要赡养人来到他们这个宅院内居住，帮他们干一些力气活，为他们顶门立户，待他们走不动爬不动时，再伺候几年就行了。
1983年，姑父姑母准备过继尹家侄子的计划破灭了，也就不再想“过继儿子”了，改为以赡养赠与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了。这时他们还都不到六十岁，干什么活都可以，也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自己能够生活自理时就自己过日子，等将来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谁给自己养老送终，就把家产赠给谁。
我姑姑孟淑珍擅长厨艺，炒的一手好菜，虽然不是厨师，街坊四邻家里办事情管多人吃饭时，也经常请我姑姑去帮厨。当时我建议他们老两口来城里做买卖，出摊卖小吃。不愿住亲戚家也可以自己租房住，或者把仓上屯的房子卖了，把户口迁到城里的村子里来，在城里买农房居住，这样有利于孟家的侄子们对他们进行照料。那时还没有商品房市场，农村的房屋可以在农民间互相买卖，房价也不高。有的城内上班的职工，把农村的家属户口迁到城里的村里来，经村委会申请房基地，自己盖房，房基地也容易批下来。如果那时姑母采纳我的建议，到城里来做买卖，很可能早就赚些钱盖起自己的房子或者是买上楼房了。
可是，姑父姑母的乡土观念强，小农意识重，认为农民不能离开土地，种地打粮食才是农民的本分。他们还认为那些做买卖的人都是花言巧语迷惑顾客，缺斤少两蒙混百姓的“奸商”，不愿意到城里来挣坑人骗人的“昧心钱”。
我姑母不愿意来城里居住的另一个理由是，蓟县城里不如他们村自然环境好。他们村位于于桥水库北岸，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库，可谓是山清水秀，空气新鲜。而且邦喜公路穿村而过，距离县城9公里，交通方便。他们家的宅院是祖传的，东西宽20多米，南北长约30米，约一亩大小，院里有柿子树、桃树、桑葚树、香椿树、花椒树，还有一片菜地。地里种的粮食、院里栽的蔬菜都吃不了，没处挣钱也能生活。城里的农民既没有多少土地，也没有种菜的院子，吃粮吃菜都靠花钱买，没处去挣钱，就没有生活保障。
他们还认为城里的农家宅院小，是“憋死猫”的地方，不愿意到城里来居住。那时城里的农民新分配的宅基地是三分（18平方丈，可以盖四间正房）或二分五厘（十五平方丈，只能盖三间正房），与我姑父家的一亩宅院相比，的确显得小了不少。尤其是我二堂妹居住的棉纺厂家属院，只有两间正房、两间小倒房，其中一间是门道，一间是厨房，更显得窄憋。所以，每到春节，二堂妹和二妹夫去仓上屯给姑父姑母拜年时，二妹夫都说：“这个大院多好啊，这要是盖两层大房，多豁亮啊。”二妹夫喜欢钓鱼，曾经说：“在仓上屯住多好啊，游山玩水，钓鱼捞虾都方便。”
由于仓上屯村具有依山傍水的优越地理位置，从1978年开始，北京的侄子就经常开车带着家人和亲戚来这里旅游，姑父就领着他们到村北去爬山，到村南水库去看打渔的，还可以坐在小渔船上游玩。那时蓟县还没有农家院式的旅馆，北京的客人们就在姑父家吃住，吃的酒肉菜等都是他们从北京带来的，做饭时也是大家帮着姑母一起做，有一年夏天北京来了21口人，姑父家里住不下了，还要到邻居家里去借宿。这些北京人来到仓上屯，也称赞这里太好了，在这里居住的人都会长寿的。
所以，姑父姑母就更认为他们家的宅院是块宝地了。他们希望城里的侄子或侄女们，能够有人到仓上屯来继承他们的家业，做他们的法定赡养人。因为我们哥几个都有自己的宅院，当然不可能去仓上屯盖房子了。在1993年“房改”之前，只有二堂妹家住的是两间公租房，所以，姑父姑母曾经希望二堂妹去给他们家当赡养人，在他们院里盖层新房居住，还说仓上屯有好几个在城里上班的，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上下班也不算远。可是二堂妹不愿舍近求远去乡下居住，两间家属房虽然窄小，也够三口人住了。儿子结婚后可以再分配一套公租房，也没必要到仓上屯去盖房子。
姑父姑母的想法是：他们虽然是绝户，也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资助，可以用家产换来为他们养老送终的法定赡养人。他们并不要求赡养人更名改姓，也不要求对他们以父母相称，而且在他们生活能够自理时，也不必在仓上屯和他们一起生活。只需要在他们将近八十岁左右，走不动爬不动时，再伺候几年就行了。他们的口粮地和院子里的菜地，足以保证他们的生活，而且家里积攒的粮食到死也吃不完，衣服也够穿了，甚至连自己的装殓寿衣都准备好了，不会给赡养人增加经济负担。同时他们也有些积蓄，有病时把他们送医院就可以了，也不用赡养人花医药费。在他们看来，赡养人只需要为他们作二三年保姆或护工，就可以继承这么大的家产，是个非常便宜的事，应该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他们之所以希望由孟家的侄子或侄女来赡养，是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种有条件的家产赠与和继承，对于某些急于安家，又没有房基地可以建房的人家来说，还是个对双方都有利的较好的选项。那时蓟县城里西南隅一个60多岁姓吴的孤身老头，就与一户分不到公租房的双职工家庭签订了协议，由这个职工在他家的宅院内盖起了四间正房房和倒房，吴老头的生老病死，都由这个职工负责。假如姑父家也在县城里，他家的宅院就成宝地了。因为那时还没有商品房市场，非农业家庭全住公租房。职工家庭分配公租房，科长以下的分两间正房的小院，乡镇局长级别的才分三间正房的小院，县级领导们分四间房的小院。职工家庭如果能在姑父家的宅院里盖起六间大房，那可就比县长家还要阔气了。
可惜，姑父家不在县城里，改革开放后，正是乡下的农民进城务工的热潮，哪有城里人愿意到乡下去种地的呀。而且，我们孟家的人世代居住在蓟县城里，都有各自的宅院，不需要到乡下去建房。所以，孟家的十多个侄子侄女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到仓上屯去继承姑父姑母的家产。姑父姑母把希望寄托在孟家的侄子、侄女身上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孟家的侄子侄女经常来仓上屯帮着干农活，就幻想由孟家的侄子来当赡养人，这种想法只是姑母的一厢情愿。
我们孟家人的观点是，孟家的姑娘嫁到仓上屯尹家，因为没有生育子女，尹家的侄子们不愿意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们自己又不愿当五保户去镇政府的敬老院，孟家的这么多侄子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他们养老送终。等于是婆家没人管，娘家有人管。让他们到城里来居住，是为了孟家人方便照顾他们。因为我们各家都有对外出租的多余房屋，姑父姑母愿意住在哪家都可以。
因为我们孟家的老哥几个，姑母的胞兄和两个堂弟，都是与晚辈人分家单过的，我们也希望姑父姑母到城里来单独生活，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经济上不需要别人资助。生活中遇到困难，也便于我们大家帮助。到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时，或是大家轮班伺候，或是雇保姆，或者进老年公寓。
我姑父是个老实人，他的观点是怎么办都行，他也同意卖了房子搬到城里来住。可我姑母说姑父是“傻帽”，卖房钱花没了怎么办？俗话说“龙多四靠”，“六龙治水不下雨”，“三个和尚没水吃”。姑母坚持就得依靠一个人，把家产交给一家，还要到公证处去公证。这是明显对我们大家共同赡养不放心，还想取得一份法律保证，用家产换来一个“法定赡养人”。
姑母的想法是，谁继承了他们的家产，就要在他们的宅院内投资建设，扩建新房，振兴家业，光耀门庭，比村里那些有儿有女的人家也不差。在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后，就应该和他们同吃同住，向儿子媳妇伺候公公婆婆那样伺候他们，他们可以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晚年清福。在他们卧床不起时为他们擦屎接尿，喂饭喂药，在他们死后为他们打幡抱罐。这就证明他们老尹家也是后继有人了。
打幡抱罐是蓟县农村的殡葬仪式，就是死者的儿子打着“招魂幡”走在送葬队伍的前边，儿媳妇抱着浆食罐紧跟其后。招魂幡是要把死者的灵魂引入阴宅，也就是坟墓。浆食罐要埋在棺木前边，是死者在阴宅的食品仓库。这些都是死者的儿子媳妇为他们准备的，说明人死后的灵魂，在阴间也需要阳间的儿女们来供养。晚辈为已故的长辈添坟上土，烧纸钱、摆供品，就是要不断供养阴间的老人。绝户老人死后没有打幡抱罐的，日后也没有添坟上土、烧纸摆供的，他们的魂灵就要成为阴间乞丐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丧葬习俗，才使许多绝户老人不愿当五保户，而希望有家产继承人和法定赡养人。
由于我家的两个儿子和姑爷姑奶奶亲如祖孙的特殊关系，姑父姑母有些心里话都要对他们哥俩说。姑母的愿望是把家产给我家，正好两个孩子每人一处宅院。姑母安排将来我们城里的宅院归我大儿子，仓上屯的宅院归我二儿子，由我们夫妻来当他们的法定赡养人。在他们生活能够自理时，他们就在仓上屯居住，等他们无自理能力了，或是我们夫妻俩到仓屯去伺候他们，或是把他们接到城里我们的家中伺候他们。
我的两个儿子为了让姑爷姑奶奶安度晚年，也同意这个安排，希望我家和姑父姑母签订赡养赠与协议，让老两口“放心”。可是我们夫妻俩不同意。
我不同意当姑父姑母的法定赡养人有两条理由，一是因为多年来关怀照顾姑父姑母的不仅是我们一家，还有我的几个堂弟和堂妹，我不能自己独占姑父姑母的家产。我在十几个兄弟姐妹中是年龄最大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等姑父姑母八九十岁以后，我们夫妻也老了，没有充沛的精力再伺候老人了，需要和几个弟弟妹妹共同承担伺候姑父姑母的任务。二是，多年来我家对姑父姑母的照料，并不是为了继承姑父姑母的家产。而是为了偿还姑母为我家看孩子的人情债，也是出于怜悯之心，帮扶老弱之情，愿意在自己有余力的前提下帮助姑父姑母。
我们这种自愿扶住，不存在是否尽职尽责的问题，我们帮的多与少，照料的周到与不周到，也是无可挑剔的。而一旦签订了文字协议，把赡养姑父姑母当作自己的“法定义务”，就等于为自己多找个“老爹老妈”，一旦达不到老人满意，就算“不孝”和“失职”，等于给自己脖子上套了个“枷锁”。所以，我们才希望姑父姑母来城里“单过”，吃的、穿的方面我们可以供给，经济困难我们可以解决。但是，不能保证使他们心理上都满意。我们孟家的兄弟姐妹们，都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们愿意“帮扶”姑父姑母安度晚年，而不是要为他们“履行赡养义务”。
而姑母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承认自己是弱者，她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帮扶，她要用自己的家产来换取别人为她履行赡养义务，以显的自己理直气壮。这就是姑母与孟家侄子之间的分歧点，也是我们孟家人经常议论的问题。
姑母也明白了我们大家的心思，认为我们都是图省心、怕麻烦，不怕花钱却怕受累的“虚情假意”。没有人真的想为他们争口气，为他们顶门立户，使他们脱离绝户的地位。可是，她除了失望，也没有办法，因为类似“儿子”的法定赡养人毕竟不是强求的来的。
所以，当我们提出希望姑父姑母到城里来生活时，姑母又说：我不能“捧着金碗讨饭吃”，我在仓上屯有家有业，有吃有喝，没必要去你们城里“串房檐儿”。你们谁也不用害怕，我们哪家也不去，也不用你们来养着。
蓟县人俗称的“串房檐儿”，指的是租借别人家的房屋，需要看房东的脸色，搞不好关系就会被撵走，住着心里不踏实。姑父姑母也知道，这年代连亲生的儿子儿媳还要和公婆闹矛盾呢？到内侄子家里去住，时间长了，哪能和侄子侄媳一点矛盾都没有啊？因为搞不好关系，再搬出去居住就不好了，更无颜再回仓上屯了。因此，不肯到城里来居住。
姑母希望有人继承他们的家产，振兴他们的家业，在村里扬眉吐气，不因无儿无女被别人小看。不希望被人怜悯，靠别人帮助，看别人脸色过日子，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姑父姑母无儿无女，是符合“入五保”进乡镇敬老院的条件的，可是他们最害怕的是去敬老院，说在那里死得快。他们村的老光棍朱玉，比他们年龄还小，因自己不愿起火做饭而入了“五保”，被送进镇敬老院不到二年就死了。所以，姑父姑母说宁愿死在家里，也不去镇里的敬老院。
1995年蓟县城里也开放了商品房市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住房难的问题逐步解决了，同时农村也有不少人家拆除了传统的砖木结构和木门纸窗户的老式房屋，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铝合金塑钢门窗的新式房屋。
2000年以后，仓上屯村里也出现了不少新式房屋，而这些新式房屋都是挣了钱的年轻人操办盖起来的，有些老年人跟着儿子沾光也住进了新房。我姑父姑母这时均已七十多岁，自己无力翻盖新房，这对我姑父来说压力倒不大。他不想和富裕人家的老人攀比，因为邻居有儿有女不是绝户的老人，也有的还不如他家的房子好呢。自己虽然是绝户，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可是我姑母是个争强好胜的性格，事事都不愿比人家差，与那些和儿子一起住新房的老人相比，自己总觉得矮了半截。因此，她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坏，对我们孟家人的不满情绪也逐渐产生了。
2004年秋后，村里将姑父姑母列为“低保户”，由国家每月给他们一百多元的生活补助款，由邮递员送到家中。那时城关镇的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收入不足90元的，补助到90元。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低保补助款也逐步增加。有了低保补助后，家里还存有一铁皮茓子和一大缸的麦粒，一大缸的谷子。还有一大缸各种豆子。这些粮食足够他们吃几年的了，因此姑父姑母也不再耕种自己那份土地，让别人家去种了。有了“低保”以后，姑父姑母生活无忧了，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为他们养老送终的赡养人，这件事成了他们老两口的“心病”。
姑父姑母见孟家的侄子们没有人愿意继承他们的家产，就在本村寻找意中人，公开宣称谁肯为他们养老送终，就把家产赠给谁，并且可以到公证处办理赡养遗赠的法律手续。因为从法律角度看，继承他们家业的人和他们之间，仍然是子女赡养父母的关系。而且什么是伺候的好，什么是伺候不好，也没有固定的标准，谁敢保证把他们老两口伺候的一点意见也没有啊。一旦有点不符合老两口的心思的地方，就说你伺候不好，服侍不周，就难免生气吵架闹矛盾，闹不好还可能被老两口轰出家门。所以，仓上屯一直也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条件。
就在姑父姑母为寻找不到法定赡养人而烦恼的时候，村里有几家想要为外地女婿在仓上屯盖房的，愿意花钱购买他们的宅院，建议他们把房产卖了，带着钱到蓟县城里的侄子家去生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几个侄子、侄女经常去，既帮着他们干农活，也给他们买这买那，都认为他们老两口将来只能依靠城里孟家的侄子了，所以建议他们早日离开仓上屯，到蓟县城里生活，也省的城里的侄子总往仓上屯跑。
听说有人愿意买姑父家的宅院，我们也主张他们把房产卖了，带着钱到城里生活。
可是，姑父姑母认为仓上屯的家产就是他们的“根”，房产只能赠与为他们养老送终的法定赡养人，不能卖给别人，给十万紫金也不卖。大概姑母心中责怪我们孟家侄子没有人愿意继承他们的家产，每当谈论到这个话题时，姑母就不耐烦地说：“我们不能捧着金碗讨饭吃，你们哥几个谁也不要害怕，只有我俩都活着们，就哪家也不去，不给侄媳妇添麻烦。”
到了2005年，姑父姑母都将近八十岁了，也没有找到愿意为他们养老送终的法定赡养人，逐渐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忧虑。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老两口的“心病”，姑父姑母在和常来串门的邻居聊天时，言谈话语中，就流露出心中的忧虑。姑母常说：“看嘴不饱、指亲不富，指望谁也不行。”也透露出对我们孟家侄子的不满情绪，说不指望依靠亲戚养老送终，要用自己的家产来养老。
我的两个儿子一直认为我们老哥几个都是因为怕麻烦、图省心，不愿意亲自伺候老人，才不肯当姑父姑母的法定赡养人，姑母又因为不愿“单过”才不到城里来的。可是在他们成家立业之前，也没办法解决姑爷姑奶奶的“心病”。
2005年，我二儿子为了使姑爷姑奶奶理直气壮的被赡养，就答应愿意要他们的家产，愿意做他们的法定赡养人，不让他们老两口“单过”，要把他们接到四川成都去。我二儿子在成都的家里房屋宽阔，有多余的房间给姑爷姑奶奶居住，而且家里一直雇保姆做饭搞卫生，随时都可以把姑爷姑奶奶接去享清福。
可是我姑母却不同意到外地去，姑母的意思是，谁做他们的法定赡养人，就要在这个院投资盖层高大的新房，使这个院子焕然一新，和那些有儿子的人家的宅院相比也不逊色。待他们生活不能自理了，或是赡养人本人来伺候她，或是雇保姆伺候她，使她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比别人差。这样才能使她避免了绝户的处境，给她脸上增光。
如果把她接到四川去养老，家里的宅院就要荒废。在别人看来，还是老绝户在家里没人管，被亲戚接走养老去了，还是“捧着金碗讨饭吃”啊。所以，她还坚持哪里也不去。她希望把房产给我二儿子，让我二儿子给她翻盖房，在仓上屯雇保姆伺候她。我二儿子远在四川，哪里有精力来蓟县办这些事情啊，于是只好说：“您不到四川来，您的家产我也不要了。”用我儿子的话说：“我姑奶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拿她没办法。”
我在星期天去仓上屯时，也多次和来姑父家串门的尹克勤表叔和李宝明及其儿子谈过这个问题。李宝明熟知我姑母的倔脾气，知道她有很强的自尊心，最忌讳说她是绝户让她去敬老院的话题。而是幻想和李宝明家那样，祖孙三代一起生活，希望赡养人能够对他们向父母公婆一样，全家人一起生活，使她也享受几年当婆婆的幸福。内侄们让他们去城里单过，不能自理了还要去老年公寓，并不是由侄子和侄媳妇在家里伺候，她当然不愿意了。
于是，李宝明就说：“既然你们不愿去城里，就在家里呆着吧，等你们不能自理了，我让儿媳妇来伺候你们。我家吃三顿饭，你俩也不干活了，一天吃两顿饭就可以。我儿媳妇每天都可以在我家做饭的空余时间来你家，给你俩做饭。隔几天给你俩洗洗衣服，这点活不算什么，你们俩不用发愁。”姑父姑母觉得这个方法也不错，两家平时关系很好，把家产给李宝明家也是个好的选择。
可是，当姑母提出要到公证处去办理赡养遗赠协议时，李宝明的儿子却说：“我们不要您们的家产，我们只想帮助你们做做饭，就算学雷锋做好事了，不想要什么报酬。”这说明李家也是出于同情和怜悯之心，愿意帮助孤寡老人，也不愿为继承绝户家产而做法定赡养人。
为此，姑父姑母又失望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家产，却给谁谁也不愿意要。他们只想自己要活的有尊严，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和施舍，希望用赡养遗赠的方式，使家产继承人伺候他们变成应该应份的法定义务，使自己被别人伺候更加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却没有考虑到别人同样也有自己的尊严，除非穷困潦倒、需要寄人篱下维持生活的人，谁愿意给自己增加伺候人的法定责任啊。应该承认，许多人都有扶贫济困的慈善之心，也愿意抽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帮助或资助他人。但是，这和为了继承他人家产而甘愿伺候人是两回事。
到了2007年，姑父已经八十虚岁，姑母也七十九虚岁了，他们还没有找到法定赡养人。我曾经对来姑父家串门的尹克勤、李宝明说过，求他们在仓上屯及附近的白庄子和三家店村，寻找因家庭困难，愿意到这院来，与我姑父姑母对面屋居住的人家，最好是夫妻俩来。先各自单独起火做饭，由他们负责在院内种菜，两家同吃。日后老两口生活不能自理了，由他们伺候服侍。将来不但把这个宅院给他们，而且我还每月付给他们500至800元的保姆费，可以签订协议，保姆费钱由我家出。我姑母说：“不能给保姆费，我俩走不动爬不动还能活几年啊，把房子给他们就够便宜的了。”尹克勤说：“你别看这是便宜事，还真的找不到愿意来的人。家庭富裕、聪明能干的人不缺房子住，没人来给你们当保姆。家庭困难、半傻不痴的愿意来伺候你们，你们老两口又看不上眼，使不上手。这事没法办。”
现实的确是这种情况，你把房子卖了，花钱雇保姆容易，因为这是金钱与劳务的市场交易。你把房子做置换条件，让人家为你养老送终，最后房产才归人家所有，还真的很难办。因为赡养遗赠是先付出劳务后取得经济报酬，是不是真的合算也很难预料。所以，多数人不愿意做这种收益不确定交易。姑父姑母琢磨半天，也寻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只好得过且过，在失望中过一天算一天了。
第六节
姑父的遗憾和遗愿
我姑父尹克昌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上过几年小学，认识常用的字，也会打算盘，在同龄人中也算能写会算的人，在集体经济体制时当过小队会计。他既好吸烟，又好喝酒。虽然酒量不大，但是有瘾，每天中午都要喝二两。
姑父的脾气很好，是个慢性子脾气，干活做事都有条不紊。我姑母是个急性子，干活快捷利落。因两人性格相反，许多时候姑母看我姑父干啥费劲，就发火责骂。我姑父经常被责骂，但他只是嘿嘿一笑，不烦不恼。美其名曰“不跟妇人一般见识”，说俗了就是“怕老婆”，家里一切事都由我姑母说了算。
当年准备过继尹家的侄子，姑父的弟弟尹克富提出要把两家并一家，把姑父家的三间房改建成六间房的建议，姑父也是模棱两可的，因我姑母怕失去对家产的控制权，才拒绝了尹克富的建议，迫使尹克富家费了好大劲才申请到了一块房基地，却比姑父家的宅院小多了。因此造成尹克富家的不满意，两家谁也不理谁了。
按照姑父姑母的本意，家产终究是要交给尹家侄子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区别，也不至于影响弟兄之间的关系啊。不过，当时是我们孟家的侄子们在大秋麦秋去帮助姑父姑母干农活，姑父姑母和我们孟家的经济交往多了。尹克富家是不是怀疑姑母要把家产交给孟家人，才产生了不满情绪，也不得而知。反正，两家既没有抬杠拌嘴，也没吵架，只是统一盖房的提议没实现，尹克富一家人就改变态度了。不仅过年过节不来看望哥哥嫂子、大伯大娘，连在街道上碰见，也不主动打招呼了。
我姑父是个老实人，最初没当回事，主动和弟弟打招呼，尹克富却和没听见一样，也不理他，姑父自讨无趣，后来也就不搭理尹克富了。我姑姑是个性格高傲的人，自然不肯委曲求全。还自恃年长，更不肯主动和尹克富家的人说话。就这样，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反倒不如和街坊邻居的关系好了。尹克富的次子和三子订婚、结婚、生小孩办满月，连远在承德市里的姐姐姐夫和外甥都邀请来了，却没有邀请与他家一墙之隔的，也是唯一的哥哥嫂子去喝喜酒。这也使我姑父和姑母很生气，侄子结婚不请大伯大娘喝喜酒，也显得他们做长辈的脸上无光。
我经常去姑父家，也经常见到尹克富父子们，我们和过去一样照常说些问候的话。我曾经劝过姑父姑母不要计较谁大谁小，建议他们在侄子结婚、生小孩的时候，主动去尹克富家随份子，他们说没有受到邀请，怕被拒之门外丢面子，不肯主动去弟弟家。
后来比我姑父小十来岁的尹克富得了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丧失了劳动能力，整天拄着拐杖在街道路口处坐着，姑父姑母下地干活，总要经过这个路口，看见尹克富也互不搭理。尹克富病了好几年，这个病越来越重，在2000年以后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了。他家通知了承德市里姐姐家，外甥们从承德来蓟县参加老舅的丧礼。
我姑父姑母也想参加尹克富的丧礼，因怕被当场拒绝而丢面子，先托人捎话给弟媳和侄子，希望能接受他们来吊唁。尹克富的妻子对传话人说：“尹克富活着时看见他们就有气，死了还不让他安安静静的走吗？快别让他们给死人添堵心了。”传话人回来转告，姑母说：“不欢迎就算了，我还把钱省了呢。”话虽然这么说，姑父没能参加弟弟的葬礼，毕竟心理难过，悄悄地掉了眼泪。
尹克富病故后，姑父姑母也曾对邻居们放话说，希望两个侄子能和他们恢复关系，他们的房产还是愿意传给尹家的侄子，不想传给外姓人家。邻居们也把这个话传给尹家哥俩了。哪想到年轻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说：“我们一家一个孩子，房子够住了。他们那三间破旧房我们不稀罕，院子大也没用，盖新房我们也盖不起，他们爱给谁就给谁吧。我们既不缺房子，也不缺老家（指父母）伺候。”
两个侄子说的也有道理，他俩都是普通农民，家境一般，也算丰衣足食，生活轻松快乐。既不想扩大家业，也不愿意给自己增加伺候老人的家务负担。父亲尹克富没了，剩下一个母亲，哥仨轮流伺候负担不大。谁愿意为了增加一分可有可无的额外家产，而再多伺候大伯大娘两个老人啊。
这一下姑父的心凉了，自己视为“金饭碗”的房产，城里的内侄们看不上眼可以理解，本村人想高价购买自己都不舍得卖，想给自家的侄子，人家不但不要，还不愿恢复和自己的“血浓于水”的关系。这件事对姑父的刺激很大，这成为他老人家的终生遗憾。
对于我们提出姑父姑母搬到城里来单独居住的建议，姑父是同意的，他知道有了低保补助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也不需要再用房产来换取“养老送终”了。他倒不在乎有没有人和他们签订赡养赠与协议，也不想要什么“名分”，是不是“绝户”也无所谓。他同意到城里生活，也不要求内侄来赡养，只是为了我们大家照顾他们更方便。姑父相信，当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后，我们这么多内侄子侄女，不会撒手不管的。至于怎么个管法，是亲自伺候，还是花钱雇人伺候，姑父也不计较，只要有他吃喝就行。
但是，姑父当不了姑母的家，姑母是个要脸要面的人，她认为，只有某个侄子要了他们的家产，扩建了院内的房屋，把他们象父母一样伺候，才可以摆脱“绝户”的名声。到城里住别人的房屋，老两口单独过日子，还是“绝户”呀。与其到城里当串房檐的“绝户”，还不如在自己家做理直气壮的“绝户”。所以，姑母不同意到城里生活，姑父也只好顺从。
因姑父患有先天性二尖瓣狭窄的心脏毛病，他估计自己可能要先于姑母离开人世，就对我们说：如果我先“走了”（指死亡），你们一定要把你姑姑接到城里去。姑母说：“你姑父不会做饭，如果我先没了，你们就把他接到城里去养着。我会做饭，剩我一个人我也在这儿呆着，哪也不去。”我就说：“不论你们谁先走（亡故），剩下一个人了，我们就接到城里去。”
2007年春节（2月18日）后，姑父突然感到眼睛看东西模糊，到医疗室检查，医生说是中风，也就是轻度脑栓塞造成的，吃了十来天药就好了。自这以后，我们星期天就不再给姑父姑母买猪肉了，改为多买水果让姑父吃，同时劝他别喝酒了。可是姑父吃肉喝酒习惯了，连续几天吃素菜，他就忍受不住了。自己花钱买肉吃，不喝白酒改喝啤酒，反正不喝点酒受不了。我们劝他少吃好的，防止高血压和高血脂。他说：“我都八十岁了，吃点喝点是赚的，高就高去吧，反正早晚也得死。”姑母则说：“寿命是老天爷给的，生辰八字注定的，不吃肉不喝酒也不见的长寿。”老年人的这种生死观和幸福观，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吧。
2007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十一）清早，姑母给我打来电话，说姑父睡醒后说不出话了，半个身子也不会活动了。我赶紧开车去仓上屯，把姑父拉到县医院脑系科检查。早晨姑父的病情还比较轻，只是说不出话来，半个身子不会动。我和姑母搀扶着把他架到车上，七点多钟到县医院，又把他搀扶进脑系科等待检查。因这类病人很多，检查时排队挨个，检查后用轮椅推着去照CT片子还需要排队挨个，等CT片出结果已经十点四十分了。医生一看，是大面积脑栓塞。大概医生觉得80岁的老头患病这么严重，治愈的可能性不大，住院治疗也白花钱，又得知老两口是低保户，就开了药方让回家找卫生站的医生给输液。
这天中午我把姑父拉回到白庄子卫生站，输了两瓶药液。下午两点多，我和姑母又把姑父搀扶驾到车上，拉回家里休息。卫生站的医生说以后到家里去输液，让我们看着别跑液就行。同时还要给姑父喂饭喂药，接屎接尿。
幸好我和二堂妹都退休在家没什么事，大堂妹家里的事也不多。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开着车，拉着两个堂妹一起去仓上屯，看着姑父输液。因为血栓影响了舌头的功能，姑父不但说不出话来，也不能正常咀嚼吞咽食物，只能喂粥和汤一类的流食。我每天早晨都用饭盒从城里饭馆买一盒八宝粥，带到仓上屯姑父家给姑父吃，二堂妹则是在家里做好馅饼带去给姑姑吃。每天输液时，接屎接尿由我负责，喂饭喂药由我堂妹负责。因为输液容易产生尿，每天上午输液时，时间不长就要接一次尿。不过大便的次数不多，几天才用便盆为姑父接一次屎。可是有时姑父闹肚子拉稀，根本来不及用便盆接，就拉在尿垫子上了。这就需要我把他挪到一边，给他把屁股擦干净，我姑姑和妹妹们给他更换尿垫子。
每天中午输完液，再给姑父喂了饭、喂了药，我们才回蓟县城里，分别回家吃饭。下午和夜里，不用输液了，晚上喂饭喂药，以及接屎接尿就由姑母负责了。
当时我妻子正在北京的儿子家帮忙，二堂妹每天在给姑姑带去馅饼的同时，还给我二个馅饼由我中午吃。
过了十来天，我妻子从北京回来了，就和我们一起去仓上屯伺候姑父。姑姑说用不了这么多人，让她们姐仨轮流和我去。这样，她们仨谁家里有事就留在家里，没事的还是去伺候姑父。有时候是我们四个一起去。
输液一直输了一个疗程，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姑父的病症也没减轻，还是说不出话来，半个身子不会动。我们想再输一个疗程，医生说不行，他说治疗脑梗赛的药是扩张血管的，再多输液就可能造成血管破裂，而形成脑出血了。只能在吃些降低血压和软化血管的药来维持现状了。于是就改为每天三次吃药了。
考虑到79岁高龄的姑母，一个人伺候80岁的姑父确有困难，虽然不输液了，我们还是每天早晨吃完饭，或是四个人都去，或是她们姐仨轮流去，到仓上屯去伺候姑父。每天都带着粥、馄饨、包子、馅饼等去姑父家，给姑父喂饭喂药，接屎接尿，翻身擦洗，治疗已经出现的褥疮等等，一直坚持了42天。
因为我们夫妻和二堂妹都已退休，大堂妹在家里也没多少事干，所以从始至终伺候姑父。孟家其他弟兄都要上班或要工作挣钱，不可能象我们四个那样长期往仓上屯去。但是他们也尽可能的抽出时间去看望或伺候患病的姑父。那时大堂弟、二堂弟都是靠用三蹦子拉客人挣钱谋生的，他们经常利用起早的时间夫妻俩开着三蹦子，带着馄饨小肉包子，到仓上屯去给姑父喂饭，更换尿垫子。等我们到姑父家看着输液时，他们已经回城里了。四堂弟、五堂弟、六堂弟，以及我老叔家的儿子都是正点上班的，不可能为伺候姑父而请假。他们就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到仓上屯去，每次去都要买去罐装的八宝粥和卫生纸、纸尿垫、尿不湿等病人需要的东西，同时还给姑父买馄饨、面条、包子、饺子等饭，到姑父家里后，他们让我们在一边休息，由他们来伺候姑父。尤其是四堂弟的妻子，有伺候瘫痪病人的经验，比我们想的还周到，做的还仔细耐心。她用生鸡蛋的软皮贴在褥疮表面，治疗姑父的褥疮很有效。
听说姑父病重后，各地的亲戚也都来探望，蓟县穿芳峪乡大辛庄我姑父续大姐家的几个外甥，翠屏山乡西河套村姑姑的几个表弟，李明庄乡东升村的表妹和表妹夫等人，都带着适合病人吃的食品来探望。姑姑在北京的二个侄子、一个侄女也先后来姑父家探望，我的两个儿子也分别从北京和四川成都赶回来探望。亲戚们除了为病人购买食品外，北京的侄子和侄女又给姑姑300元或500元钱。我二儿子也给500元钱，我大儿子花400多元买了一个轮椅。
关于姑父的病情，我大儿子把他的高中同学——蓟县医院脑系科主治医师带去诊断，这个医师说只能维持现状了，根据脑部梗赛的程度看，病人还能维持一年半至二年。可是，根据东马坊医疗站的一个老农医诊断，她说姑父的脑梗虽然很严重，却没有生命危险，半身不遂和舌头僵硬都不致命。但是，因姑父有先天性二尖瓣狭窄的心脏病，已经出现心衰症状，而心脏衰竭如同机器老化，是无药可医的，估计超不过两三个月了。她给开了一些稳定血压和延缓心衰的药，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对于东马坊老农医的话我们似信非信，因当时姑父的身体还是可以的，不输液时可以倚在被窝卷上坐会儿，虽然说不出话来，神智还算清楚。我们和他说话他能听懂，也有哭或者笑的表情，也知道要大便小便。他的半边身子不会动，一条腿还是能迈步的，两个人搀扶着可以走几步。大堂弟我们还把他架到轮椅上，推着他去街道旁边的理发馆理发。理发馆不给理，回到家里后大堂弟用剃头刀子给剃的光头。
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姑父的身体越来越软弱了，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我们只是每天早晨和中午给姑父喂饭喂药，上午呆半天。下午和晚上由姑母一人伺候，也的确够累的。日子多了，姑母也伺候腻了，出现了厌烦情绪。根据县医院脑系科主治医师的说法，姑父还可以活一二年呢，我们每天往仓上屯跑也不现实，靠姑母一人伺候，也有困难，就提出把姑父送到老年公寓去，姑母也同意了。
于是，在一天上午，我们就把姑父搀扶到我的夏历车上，拉到县城南关的老年公寓，交了一个月的护理费一千一百元。到老年公寓后，那里服务很热情，给姑父安排了床位，还给他擦洗了全身，刮了胡子，剪了指甲，中午喂饭喂药。
由于仓上屯有的人说姑父活不了几天了，临死怎么还要“外喪”啊？姑母又变卦了，午饭后就给我家打电话，发了一顿牢骚，让我们把姑父再给送回去，说要死也死在家里。下午，大堂弟、二堂妹我们又把姑父从老年公寓接出来，送回仓上屯家里。老年公寓还不错，按合同规定，呆一天也要收半个月的钱，姑父在那里呆了一个中午，只扣了一百元钱，退回一千元。
姑父回到家里了，我们还是每天上午去仓上屯，给姑父喂饭喂药。我们发现姑父的舌头越来越萎缩了，吃饭也费劲了，吃的也少了，而且昏睡的时间更长了。
到7月4日（农历五月二十），姑父就昏迷不醒了，总是昏睡，喊他吃饭，勉强睁一下眼，也不张嘴了。老年邻居说：“这就快了。”到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二）下午四点多钟，姑父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了。看来还是东马坊老农医说的准确，因为心脏衰竭，姑父果然没超过两个月就离世了。姑父虽然是没儿没女的老绝户，但在病重期间有几个内侄子、内侄媳和内侄女身旁伺候，他本人也知足了。
姑父一咽气，我们孟家的侄子、侄女、侄媳就全都到仓上屯去了，我们是内戚，要给姑父买猪头等供品，村里的尹克勤夫妇、李建成夫妇等人都来帮忙，有的帮助姑母接待客人，有的跟着守灵。姑母让我们操办丧事，大家问我怎么办？我说明天早晨先把姑父的遗体送火化场冷冻，第三天按国家给机关干部办丧事的方法举行葬礼，大家同意了。于是我们就电话向各处亲戚报丧，通知大家7月8日早晨在蓟县殡仪馆，也就是俗称的火化场集合。
上供和烧纸还是按照老传统进行的，这天下午，村里许多人都来吊唁，俗称吊纸，就是买点烧纸送过来，并且对家属说几句安慰的话，有的晚辈女人也要装模作样的哭几声。由于姑父姑母平时有人缘，多半个村的人家都来“吊纸”，一共收了一百多份烧纸，装了几个大纸箱子。在停放着姑父遗体的灵床前摆放了一桌供品，供桌前边放一个瓦盆，要在里面不停地烧纸。傍晚还要亲属们集体到村边上用三块砖搭起来的临时“小五道庙”处去“送纸”，也就是到三块砖前边去烧纸钱。要连续去三次，俗称“送三遍纸”了。
这天晚上，二堂弟和李宝明的儿子等人守了一夜灵。
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的早晨，孟家的内侄和侄媳、内侄女和侄女婿等十多人都从城里赶到仓上屯，大辛庄的几个外甥和外甥媳妇也来了。大家把姑父的遗体抬出屋子，放置在火化场的灵车上拉走了。我和五堂弟、六堂弟各开一辆车跟着一路护送。还有几个人坐在灵车上按照传统习惯在一路上撒纸钱，过路口还要烧纸。到了火化场大门口，有军乐队打着洋鼓，吹着洋号把灵车迎接进去，我们大家跟在后面。殡仪工把姑父的遗体放进冷冻箱，我们就回来了。
这天早晨把尸体拉走后，屋内的灵床就撤了。又在姑父家后院搭建一个灵棚，把供桌摆在灵棚里，桌子上竖立放着姑父的大照片，照片前摆着供品，点着蜡烛，也有人负责在那个瓦盆里定时烧纸。又请来一个唱戏班子，在当街唱了大半天，也算很热闹。可惜的是，这是天气很热，没有太多的人来听唱的。
7月7日这天正好是星期六，上班的人也休息，都可以来吊唁，姑父的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从承德赶来了。我大儿子儿媳和孙子从北京赶来了，二儿子儿媳从成都飞来了。晚上，二堂弟、李宝明的儿子、承德的外甥以及我的两个儿子都在灵棚里守了一夜灵。
7月8日上午，为姑父在蓟县火化场的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早晨，蓟县的亲友们分别从各地赶到蓟县殡仪馆。北京的侄子、侄女等三家十多口人也从北京开车赶来了。参加葬礼的共有60多人，我们租用了一个中型吊唁厅，大厅正面墙壁是个投影电视大屏幕，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尹克昌老人”的巨额横幅，下面是姑父的巨大照片。大厅左右两侧摆满了花圈，花圈的挽联上分别写着仓上屯村委会、党支部和亲属们的名字。大厅中央是鲜花丛环绕的水晶棺，姑父的遗体躺在水晶棺内，头部前方摆放两个挂着缎带挽联的花篮。前来吊唁的仓上屯村干部和亲友们，胳臂上戴着黑纱，胸前佩戴白花，在葬礼主持人的安排下各自就位站立。主持人先致哀悼词，接着奏响哀乐，大家在哀乐中默哀三分钟。然后在哀乐声中按照顺序给遗体三鞠躬，并目睹遗容围绕水晶棺转一周。整个遗体告别仪式过程庄严肃穆，许多农村来的亲戚都说，这方法真好，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
遗体告别仪式后，立即火化。之后大家捧着花篮花圈和姑父的骨灰盒，在殡仪馆军乐队的护送下离开火化场，大家乘坐汽车前往城北山上的城关镇农民公墓。我的那辆夏利车车头上挂着黑布团扎成的黑花飘带，走在车队的最前边，姑母抱着骨灰盒坐在车内。十几辆小汽车拉着参加葬礼的客人和花圈、花篮，浩浩荡荡的到了县城北面府君山东侧的钟灵山城关镇农民公墓。把姑父的骨灰盒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墓室里。摆好供品和焚烧纸钱后，已经是中午了，大家在粮贸大厦餐厅吃的午饭，一共开了七桌。吃完饭，亲友们就各自回家了。
这次给姑父办葬礼，一共花了一万二千多元。因为姑父没有儿子，今后无人去亲戚家随份子（互相交往），姑母就不收大家的份子钱。只有仓上屯本村的几家亲戚，原来姑父给过对方份子钱，这次对方也乘机“还情”，给了份子钱。另外就是从承德来的姑父的两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每人给舅母300元，我大儿子为招待客人在仓上屯饭店吃饭花了1500元，这都算晚辈的捐献了。
姑父的墓地是在前些天准备的，在听东马坊老农医说姑父将不久于人世后，姑母开始考虑姑父的墓地问题。前来探病的我老叔孟庆宇建议到府君山东面的钟灵山城关镇农民公墓去建墓地，我老婶的墓地就在那里，今后孟家侄子们去扫墓也方便。姑母也觉得埋在本村也无人添坟上土，就同意到公共墓地去。
那时城关镇的钟灵山公墓还未扩大，只在山顶部开辟一小片，专门分配给西南隅等无土地的农村使用，每块墓地大约六平方米，也不收钱，由使用者自家修建坟茔，有砖砌的墓室，也有土坟丘。因为仓上屯村有土地，本不符合分配墓地的条件，故需要镇领导特批。是我通过关系找镇党委书记要了一块墓地。之后由镇政府具体办事人员领着我和老叔孟庆宇，到公墓划拨了一块二米宽、三米长的墓地。之后我老叔从西南隅村找了几个人，花了500元钱，用砖、水泥和大理石，修建了一个一米多宽、近二米长、八十厘米高的墓室。建好后，我开车载着我姑母和堂妹到那里看了一遍，姑母很满意，说比土坟头强得多。
7月8日安葬姑父的骨灰时，就是把砌好的墓室大理石上盖掀起来，把骨灰盒放进去，再盖上封好，非常省事。
按照蓟县农村的习俗，下葬后第三天太阳未出来之前，要在坟头上“插房子”，就是用几根秫秸杆揻成方框插在坟头的土里。姑父的墓室已经是个小房子了，为了顺从习俗，到了第三天清晨，二堂弟还是用几根秫秸杆把墓室框在里边，也算“插房子”了。
姑父的葬礼虽然办的很隆重，坟墓修建的也很气派，可按照农村的习俗来说，确实有很大缺陷。蓟县农村的习俗是，死者的儿子女儿及比死者小的亲戚们，要穿白布的孝褂子，带白布做的孝帽子，腰里还要扎一个孝带子。乡亲们来吊纸时，孝子要给灵柩磕头，出殡时儿子要打幡，儿媳要抱罐。我考虑到姑父姑母无儿无女，才决定“丧事新办”的，因此没有穿白戴白的，没有打幡抱罐的，村里肯定会有人说闲话，认为绝户就是不如有儿子的，这事也必然给姑母造成一定程度的苦闷和烦恼。
到了2008年清明节前，我和老叔孟庆宇一起雇人给姑父的墓室前立了一个墓碑，中间刻着“姑父尹克昌之墓”几个大字，下首刻着：“孟家众内侄、内侄女立”的小字。这是一块与众不同的墓碑，表明墓主人没有自己的儿女，这也是姑父的终生遗憾。
2012年，蓟县在老城区西南面扩建了新城区，十几个村庄拆迁住进了大楼房，各村的耕地都被县政府征用成为建设用地。2013年，城关镇政府又把西关和西北隅两个村的土地全部征收为建设用地了。为了安置这些建设用地上的陈旧坟墓，城关镇政府就把钟灵山山顶公墓西侧和南侧下面的土地（多层梯田）全部建成了公共墓地，还在这些新开辟的墓地上统一修建了每座一平方米大小的墓地，其中有半平方米大小的墓穴。2014年，城关镇许多村的陈旧坟墓都迁移到这里，其中就包括我母亲的墓穴。这样一来，每年清明节，我们孟家子弟来这里祭奠自己父母的时候，也就顺便祭奠姑父了。
第七节
姑母的倔强性格和痴呆病症
姑父去世后，家里只剩姑母一人，按照姑父生前的愿望，是要她到城里来生活的。同时，姑母的哥哥和堂弟们，也都希望她到城里来居住。尤其是我二叔孟庆华，知道我对姑母照顾的多，多次让我动员姑母到城里来居住。因为那时姑母身体很硬朗，侄子们的意思是，姑母到城里来，不管住在哪个侄子家，也是自己单过。其他的侄子、侄女和其他亲戚来看她，就在她的屋呆着。亲戚们给姑母送来什么吃的喝的，与这家的侄子没关系。等姑母老了，走不动爬不动了，大家共同照顾，或是轮班伺候，或是雇人伺候，或是到民营老年公寓。侄子们都表示，只要姑母到城里来，就和我们自家老人一样对待。因为孟家的老哥几个都是和儿子分家单过的，所以，大家要姑母单独生活也是正常的。
我二叔担心姑母一个人在家里住着害怕，在姑父下葬的当天晚上，就派二堂弟又回到仓上屯给姑母作伴儿。姑母说自己不害怕，应把二堂弟给撵回来了。
对于我们大伙要求姑母搬到城里居住的问题，也不知姑母是为了应付搪塞，还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反正当时她是答应到城里来我家居住的。为此，我家特意让东厢房一户租房住的房客搬走了，为姑母腾出里外套间的屋子，里面一间做卧室兼客厅，外面一间做厨房。又把屋子重新粉刷了一遍涂料，准备姑母搬来后，先安装一台空调以防夏季炎热，冬天再安装一套土暖气，既可以做饭，也可以供暖。
可是，姑母却找借口一直推脱不到城里来。开始说等秋后院子里的蔬菜全部摘完再来，又说等过了春节再来，后来又说给姑父办完一周年再来。
这年的中秋节，我二叔二婶在长子家里过节，同时派老儿子开车把姑母接去一起过节。吃完午饭，一起聊天时，姑母就对她的二哥二嫂呜呜的哭了，埋怨二哥家的五个儿子，没有一个肯到仓上屯去继承她的家产。二叔就劝姑母到城里来居住，六堂弟也说：“您住在我家，和我爸我妈一个院，我保证对您和对我爸我妈一个样。等你们做不了饭了，或是到我们几家轮流吃，或是我们轮流给你们送饭。”姑母却说：“我自己有家有业，用不着你们轮搭我。”我二婶也劝说：“老孟家的几个侄子在城里有家有业，谁也不愿去乡下给你顶门立户啊，还是你到城里来吧。”眼见村中有的人家盖起了宽敞高大、铝合金或塑钢门窗的新式房屋，老人跟着儿子住进新房。再看看自家残破的院墙和低矮老旧的房屋，姑母自知愿望难以实现，更增加了悲观失望的心理。
2008年2月6日是农历除夕，上午我儿子儿媳开车到仓上屯去接姑奶奶，来我家一起“过年”（吃午饭）。下午又开车把她送回仓上屯，同时带回几袋冷冻水饺，香肠、和几挂鞭炮。这年春节期间，姑母对我二儿子透露出不愿意到我家住厢房单独过日子，怕被村里人知道脸面无光。但也知道和我家一起过，时间长了难免闹矛盾，那时更无法收场，还不如维持现状。我二儿子请她去四川养老，她说：“你媳妇是四川人，和我接触很少，没什么感情。连你爸你妈去时间长了，她都不一定欢迎，何况我是姑奶奶啊。”所以，她左右为难，踌躇不决。
到了2008年6月25日（农历五月二十二），是姑父过世一周年纪念日，亲戚们都来了，上午大家到公墓给姑父上坟烧纸，中午在仓上屯饭店吃的饭。
午饭后，我说家里的房屋为姑母腾出一年了，这次该到我家去住了。姑母却变卦了，说自己尿频，在家里自由方便，说城里的房屋窄憋，拉尿还要上厕所，不方便。我大儿子说姑奶奶不愿自己“单过”，就跟他去北京，他们家属院有机关食堂，给姑奶奶一个饭卡，她可以随意买饭吃。我二儿子说请她去四川成都，他家里有保姆伺候她，想吃什么饭就让保姆做什么饭。可是姑母还很生气的说：“我是又孤又寡的老绝户，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对谁也不指望，我哪里也不去，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里。”
姑母的这种倔强脾气和悲观情绪，既是和我们赌气，也是维护自尊，宁愿在自己家孤独的生活，也不愿“寄人篱下”被别人赡养。我二儿子为了让姑奶奶安心放心，就说：“既然您不愿离开家，将来我花钱雇保姆在仓上屯伺候您。”这样一来，姑母以为有了法定赡养人，就对别人说：“在家给我二孙子看着房呢，将来他雇保姆伺候我。”
2009年1月25日是除夕，这天上午我儿子儿媳又到仓上屯，把姑奶奶接到我家“过年”，这次是在渔阳宾馆预定的“过年午餐”，我们一起在渔阳宾馆餐厅吃的过年饭。
2009年夏天，给姑父办“二周年”时，我二儿子也从成都回来了，姑母催促我二儿子到公证处办理赡养遗赠协议，我二儿子说：“我可以花钱雇人伺候您，您的家产我要了也没用。您不离开仓上屯，就需要我的叔叔姑姑们照看，将来您的家产由他们处理吧。”这时姑母才明白，二孙子只是要为她养老，并不想继承家产，她的“绝户”帽子还是甩不掉。因此，姑母的心情更加沮丧了。
到了2010年2月13日过年时，我和大儿子、孙子又去仓上屯接姑母来我家过年，她却生气的说：“别看我又绝户又孤寡，我自己有家，就在家里过年，不用到别人家去过年。”我们只好把带去的熟食和冷冻饺子和鞭炮给她放下，让她自己在家过年了。
2011年2月2日和2012年1月22日的两个农历过年，我们去仓上屯接姑母来城里过年，都被她严词拒绝了。因为我们估计到她会赌气不来了，每次都是提前由家里炒了四样菜，还带着几个蒸碗扣肉，让她自己在家里过年。
因为邻居们都知道姑母的家产没人要了，村里还是有几家愿意购买姑母的宅院，劝她拿着钱到城里侄子家养老，她说：“侄媳妇们年龄大了，伺候不了我，让我去老年公寓我不愿去。这宅院我也不卖，谁愿意伺候我我就送给谁。”这样一说，想买的人家也就不买了。
到了2012年夏天，西邻居介绍说，马伸桥那片有个人家愿意伺候老年人继承家产。据说这家有三口人，夫妻二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妻子是马伸桥当地人，丈夫是内蒙赤峰人，在蓟县打工，租房居住。因为挣钱少，买不起楼房，愿意和姑母签订赡养赠与协议，他们家和我姑母对面屋居住，负责给老人家养老送终。这个介绍人先和我们说了，我们表示同意，并且表示他们夫妻只管日常伺候就行，有病住院等大项开支由我们孟家负责。
可是和姑母一说这事，姑母却不同意了，她说和对方素不相识，怕人家虐待她，把她早早的伺候死了，好白落她的家产。这样一来邻居的好心又白费了，自此，村里再也没人愿意和她谈养老的事了。
2013年以后，姑母彻底“认命”了，绝户就绝户吧。但是她还是坚持自己独立生活，对我们说：“只要我能生活自理，哪里也不去，等我不能自理了，你们把我弄哪儿去都可以。”对于姑母的这种倔脾气，我们也没办法，只好顺从了。
姑母“认命”当绝户了，她的精神更加抑郁了，经常一个人嘴里瞎叨咕，说“鬼话”——自言自语的和已逝世的家里人说话，有时我们听了都心里发瘆。不过，她经常念叨的还是她的家产，她逢人就说：“律师说了，我先死了房产归尹克昌所有，老尹家的侄子有继承权。尹克昌先死，房产归我所有，老孟家的侄子有继承权。现在，老孟家的侄子侄女们照顾我，将来房产就归他们处理了。”她的精神状态就和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似的，祥林嫂被狼叼走的儿子成了她的“心病”，整天挂在嘴边念叨。姑母的房产成了她的“心病”，也整天挂在嘴边念叨。
由于多年来没有找到理想的法定赡养人，姑母产生了精神压力，逐渐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这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轻度痴呆期，主要是精神上的不正常，出现了病态心理。第二阶段为中度痴呆期，加重了各种精神症状，生理上可见尿失禁。第三阶段为重度痴呆期，患者已完全依赖照护者，严重记忆力丧失，仅存片段的记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呈现缄默、肢体僵直症状。最终昏迷，一般死于感染等并发症。
姑母患老年痴呆症是从75岁，也就是2004年后才开始的。第一个症状是记忆力的减退，对近事遗忘突出，也就是俗话说的“新事记不住，老事忘不了”，这一病症出现的较早，表现为拿东忘西，做饭时有时忘记添加某种调料，因怕小偷偷钱而把钱藏匿在某个地方却忘记了，以致翻箱倒柜的乱找等。
2007年春节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去姑父家，他们说放在小柜子里的低保补助本找不到了，邮递员再送低保费来没办法在低保本上签字了。我说：“不会有人偷的，肯定是你们忘记放在哪儿了，仔细找找吧。”后来几个星期日都对我们说，怎么找也没找到低保本。据发现低保本丢失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去姑父家，姑父说村主任又送来一个低保本，还有几百块钱低保费。我一看还是原来那个低保本，断定是村主任从他们家里取走了低保本，替他们从城关镇政府领来的低保费。可是姑父姑母都不承认是自己经手交给村主任的，硬说这个本是新发的。这就说明他们两人中，必定有一个人忘记了把低保本交给村主任的情况。
2007年5月27日姑父瘫痪在床，我和两个堂妹每天去护理姑父期间，姑母向我们“交了底儿”，把家里的三张定期存单让我们看了，共三万五千二百元，并且当着我们哥仨的面放在柜中的小纸盒子里。第二天我们又去时，姑母说存单丢失了。头天我们三个明明看到姑母放在那个纸盒里了，还真的没有了。于是我们就翻箱倒柜找一遍，结果在另一个衣服包里找到了。这次放好以后，过一天又不在原来的地方了。这一个多月里，姑母每天都像着魔一样，把三张存单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完放起来。第二天又闹存单丢了，其实是她自己瞎藏瞎放，记不住存放的地方，还疑神疑鬼。这就使我们看出姑母的精神出问题了，不仅记忆力下降，心理也出现变态了。
根据姑母的这种情况，在姑父的葬礼结束后，我的几个堂弟和堂妹提出，由我负责保管姑母的存单和现金，防止她乱藏乱放造成损失。姑母也承认自己记忆力减退了，同意把三张存单和四千元现金都交给我保管了，她自己只留几十元零花钱。因为每月还有低保费，可以维持日常生活需要，如遇到患病住院等大事，再由我保管的资金里开支。
姑父去世后，姑母的记忆力更差了，亲戚们来看望她，给她拿了什么食品，她都记不准了，我们问她是谁拿来的，她就经常张冠李戴。后来竟然连哪次是谁来了都记不准了，把张三来看她说成是李四来了。那时城关镇发的低保费是送到家里的，每月从一百多元逐年增加到三四百元，因为日常需要买的东西我们都给买了，这些钱就积存下来了，过年时可以给亲戚家的小孩发放压岁钱。这些钱姑母有时就随身携带，因为怕丢失，还用针线把上衣口兜缝上。有时则把钱藏在家中墙柜内的衣服里，需要时现从墙柜里翻找。
我大儿子给买的电饭锅和电冰箱，本来姑母是会正常使用的，后来脑子糊涂了，就用不好了，把筷子、打火机和火柴、不锈钢餐刀和小勺，也放进冰箱里。我们每到星期日去时就给清理一次冰箱，告诉她别放这些东西了，可到下星期日一看，还是把这些不应该放的东西放进去了，也真使人哭笑不得。电饭锅有的组件也被她瞎放瞎藏，没办法正常使用了。
姑母家里早就安装了有线电视，本来她爱看评剧和皮影节目，尤其是天气预报，是每天必看的。从2008年以后，她就逐渐对电视节目不感兴趣了，后来就根本不看了。
姑父在世时，每年夏天，都要使用电风扇的。后来，姑母随着不看电视也不用电扇了。问她为什么不开电扇，她说不热。可我们却觉得很热，需要打开电风扇。也不知她是因为年老体衰而不感觉天气热，还是感觉热也想不起来开电扇，反正她也不使用电扇了。
到了2011年9月，一个星期日我们又去姑母家，发现屋里地上扔了许多破烂纸和书报，其中有一个新的活期存折。问姑母为何都扔了，她说是过去姑父看的旧东西，没用了准备塞进灶膛烧掉。我一看存折是新的，上面还没有钱，觉得奇怪，就到当街去问长期在门外闲坐的西邻居高振明，他说前天城关镇给送来的领取低保费的活期存折，让以后自己到邮政银行去支领，人家不管往家里送了。并告诉密码是最后六位数，自己愿意更改密码可以带着身份证去银行更改。幸亏高振明老头在门口闲坐时见到了这个情况，才使我们明白了存折的来龙去脉，姑母本人则是对此一点记忆也没有了。高老头建议我们把姑母家有用的证件等都带走保管起来，免得被姑母稀里糊涂的都给烧了。于是，我们就把姑母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本、低保本和支领老年费的存折等，都从姑母柜子里找了出来，带回我家保存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了姑母的“管家”，我专门作了一本现金账，记载姑母的财务收支，国家给的各类补贴全由我家负责领取，姑母生活需要的各项开支也由我家来支付了。
姑母患轻度老年痴呆症的第二个症状是独立生活能力下降了。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做饭的技艺下降了，做饭时拿东忘西，不是忘记了放某种调料，就是重复添加了调料，炒出的菜味道也不正常了，同时她自己也懒得做饭了，经常去小卖部买馒头吃。
另一方面是不讲究卫生了，经常不洗脸不洗手，穿的衣服很脏了，也不爱洗涤和更换。她虽然糊涂了，也知道要用柴禾烧炕，经常到地里去捡干树枝或玉米秸秆，抱回来放在卧室的门后边，造成开门都费劲。同时还从村里的垃圾堆上捡回一些破烂儿，如服装厂扔的废布条、小孩的废玩具、春节后摘下来的破损灯笼、破水杯、破损的风景镜框等，她都捡回来放在炕上和墙柜上，屋里摆满了破烂，别人进去连个坐的空地都没有。
姑父去世后，我们夫妇还是坚持每个星期日都要去姑母家一次，还是要买猪肉、火腿肠、点心、水果等。我们发现姑母一个人不爱做饭了，上个星期天拿去的猪肉，到这个星期天冰箱里还剩下一部分，问她为什么不吃，她说懒得做，只给宠物狗切下几次生肉吃了，她自己不愿做费事的饭吃了。知道她懒得做饭了，后来我们星期天就改为给她买冷冻饺子、冷冻包子、烙肉饼、小笼包、八宝粥、方便面、蛋糕、香肠、点心等食品。我们还从街上买炖鱼、扣肉、扒鸡、卤鸭子等。我们有时也在自己家里做好粉条炖猪肉、排骨豆角、炖大鲤鱼等给她送去，每次一大饭盒，可以吃两三顿。我们让她自己用电饭锅做点大米饭，再把这些菜放在大锅里热一下吃。
2011年9月份以后，因为我们负责替姑母领取低保费了，我们给她钱她不要，让我们替她买吃的。我们就改为每星期去两次，不仅星期日去一次，星期三或者星期四还要去一次仓上屯。每次给她送饭，同时还要买些水果、糕点、香肠一类的熟食，想办法把国家给的低保费给她花出去。
我们每隔三四天跑一次仓上屯，汽车的油钱也增加了。因为国家给的低保费给姑母买吃的是有富余的，从此以后，为去姑母家而给汽车加油的钱也就从姑母的收入中列支了。
我的两个堂妹也很惦记姑母，她们每过几个星期就到姑母家去一次，大堂妹开始是在家里把饺子煮熟了，装在保温食盒里，骑40分钟自行车送到姑母家。二堂妹经常在家做好烙馅饼骑自行车送给姑母吃。
大堂弟和二堂弟都有电动三轮车，他们经常起早从城里买着馄饨、小笼包送到姑母家，让她吃早点。
姑母开始吃侄女送来的饺子和馅饼时还爱吃，几次以后她就不爱吃了，说是“剩饺子”的味道。于是大堂妹就从家里和好面，拌好馅，带到姑母家去，当着她的面给她包饺子。包完饺子煮熟了娘俩一起吃。后来二堂妹也采取这个办法，带着和好的面和馅，到姑母家去给她包饺子吃。
姑母不肯离家的倔脾气，的确使孟家老少两代人增加了惦念和辛劳。不仅她的侄子侄女们经常去看他，她的胞兄孟庆华（我二叔）、她的堂弟孟庆宇（我老叔）也亲自去仓上屯看她。孟庆宇自己骑电动车去看她，孟庆华由老儿子开车去看她。
因为姑母不讲卫生，喜欢脏了。我们大家每次去了还要帮她搞卫生。我们到那儿，首先要把她捡来的树枝玉米秸秆拿出去放在柴禾垛上，再把她捡的破烂废品扔到垃圾堆去，有时还要给她洗脸、洗头发和剪头发。二堂弟和六堂弟去时，还要同车拉着大姐和二姐，到那里给姑母洗头发洗衣服和床单等，并且要拉着姑母一起到饭店去吃饭。冬季生炉子屋里灰尘多，有时二堂弟、六堂弟和两个堂妹就带着吸尘器和洗衣机去姑母家，到那里搞卫生。
2012年1月29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七这天下午，姑母走出家门，在当街跌了一跤，造成左大腿根部骨折，邻居打电话通知我家。因我外出串门，我妻子转告大堂弟和两个堂妹到仓上屯去，用救护车把姑母拉到县医院诊治。随后，我们夫妇马上带钱到县医院，傍晚，二堂弟、四堂弟、五堂弟、六堂弟及侄媳们都来到县医院骨科病房探望，并相争要为姑母住院陪床。医生说姑母是轻度骨折，不需住院，在家里打牵引静养即可。因当时天晚来不及回家，就在医院住了一夜，并雇了一个女护工陪护。第二天上午，大堂弟、二堂弟、五堂弟我们由仓上屯村中聘请了两个人做护工，家里生好炉火，下午用救护车把姑母送到家里养伤。两个护工包括给姑母做饭烧炕生炉子和接屎接尿喂饭喂药。其中于满宗负责做饭，刘振中妻子陪伴睡觉。因为我是姑母的“管家”，我还要负责买肉买菜，供于满宗做饭需要。
因为前一个月姑母的伤腿肿胀疼痛，更换身下的棉垫子和纸尿垫需要几个人共同操作，我们夫妻和两个堂妹每天上午都要去姑母家，帮着两个护工给更换垫子。大堂弟、二堂弟也经常去看望，也帮着换垫子。四堂弟夫妇、五堂弟、六堂弟、我老叔家的堂弟等也利用星期日去看望，大家除了购买营养品，还买了纸尿垫和卫生纸。我大儿子闻讯后，也利用双休日从北京回来探望，他还为姑奶奶熬鸽子汤、买了几桶牦牛壮骨粉。
听说城东上宝塔村一家有治疗骨折的偏方，1月31日我和大堂弟就去那里买来接骨丹药。吃了28天的接骨丹药，姑母的伤腿果然消肿不疼了，但是还需要继续打牵引。伤腿不疼了，姑母就可以自己翻身配合别人更换垫子了。有两个护工照顾也就可以了，我们就不必每天都去了。因为我家负责后勤供应，所以每隔两三天我们夫妻俩还要去一次，其他人就隔十天半月去看一次了。
四十九天以后，姑母伤腿的牵引撤掉了，她可以在炕上坐着了。两个半月后姑母可以下地走动了，三个月后可以出门遛弯了，也就不需别人护理了。这三个月中，第一个月共开支护理工资3600元，第二个月护理工资2800元，第三个月护理工资1900元。这次姑母摔伤，支出的医药费和护理费共12000多元。
因为正月初八那天，也就是姑母摔伤的第二天，我发现过年那天给她送来的四盒炒菜还纹丝未动，估计是她忘记吃了。姑母伤愈后，我们要求于满宗继续为姑母做饭，他同意在他自己家做好饭送到姑母家里，一日三餐，每月600元，不必由我们再提供粮油菜肉等食材了。这样我们大家就全省心了，不必再为姑母的吃饭问题再往仓上屯跑了。我们夫妻俩还是坚持每个星期天到姑母家里去一次，给她买点水果和糕点。其他侄子侄女们每过一段时间也要去看一看，也是买蛋糕和八宝粥一类的食品，不必再给她送各种饭菜了。
于满宗是我姑父生前的好朋友，比我姑母小十几岁，对姑母的脾气比较了解，他说我姑母是“刀子嘴豆腐心”。他母亲九十多岁了，一直和他住在一起，他能理解老年人的变态心理。在护理姑母期间，姑母不耐烦发脾气，斥责他、骂他，他也不生气。姑母伤愈后，他家负责送来一日三餐，端午节、中秋节还把姑母接到他们家里一起过节。有时还为姑母烧炕，往大水桶里蓄水，在院子里种菜、拔草、搞卫生，冬天还给生炉子，倒炉灰、倒尿桶等。因为他家服务很周到，我们也很感激，后来每月给他700元饭钱，并且在过年过节时还要买些猪肉、排骨、食用油等食品予以补贴。
第八节
姑母的病态心理和病情发展
2008年以后，姑母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了，她患老年痴呆症后不仅记忆力减退，而且性格也变的暴躁，不能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了，这是一种病态心理。
2009年4月2日上午，80岁的东邻居李在元老头从姑母家大门外经过时，姑母的宠物小狗朝李老头汪汪叫，李老头就骂这只小狗。姑母在屋里听见李老头骂她的小狗就不干了，出来与李老头对骂起来，旁边的邻居劝也不听。姑母还上前去要打李老头，被李老头一推，站立不稳倒在地上。姑母倒地后还在大骂，并说摔坏了脑袋。李老头见势不妙就回家了。邻居要把姑母扶起来，她却赖在地上不起来，还大喊头疼，让邻居给我打电话接她去医院。邻居给我家打来电话，对我诉说了打架的经过，并说估计没大事，她就是想讹人家。
我们夫妻俩开车赶到姑母家，只见姑母一人还在当街躺着，只有小狗陪伴身边，旁人都已经离开了。估计人家知道没大事，劝她不听就都走了。我下车把她扶起来，只见头皮不红不肿，应该不会有内伤。她说头疼，我们就她拉到蓟县医院，经CT检查，未发现异常。因为她说头疼，要求开药，医生就给开了些药，一共花了400多元钱。我们把她送回仓上屯，又从小饭店给她买了午饭，让她躺在炕上好好休养。
我们回到家里，午后打电话探听一下姑母的口气，结果她不在屋里。第二天我们又去看她，才知昨天下午是找李在元讨要医疗费去了。李在元不承认是他推倒的，说我姑母自己故意躺倒要讹人，当然不给赔偿医药费。我问姑母李在元是否有钱赔偿，姑母说他没钱，他儿子有钱。我劝姑母别生气了，反正也没有受伤，就别要赔偿了。姑母说：我上医院花400多元，不能这样就完了。
姑母又去找李在元的儿子，他儿子说与父母分家单过，不管父亲的事。
姑母又到逯庄子派出所去告状，民警到仓上屯与村干部一起给他们调解，姑母说被李在元推倒摔伤头部，提出要2000元医药费。李在元不承认是他推倒的，并且说自己也没钱。姑母的医疗检查结果是既无外伤又无内伤，可她又闹头晕头疼。一个80岁老头和81岁的老太婆打架，双方又各执一词，互不认错，让民警也为难。村干部也证明李在元夫妻俩是儿子供养吃喝，手里的确没钱。于是民警说姑母要求赔偿医药费的证据不足，无法调解，如果不服就去法院起诉。结果姑母就到城里来了，让大侄女领她去法院起诉。这一下，我堂弟堂妹们都得知了姑母被人打伤要去法院打官司的事。
大堂妹把姑母劝回家后，先来找我了解情况，我把实情一说，大堂妹才明白是姑母小题大做要讹人，打官司也赢不了。
大堂弟、二堂弟、四堂弟、五堂弟、六堂弟和二堂妹等人，听说姑母被人打伤了，分别带着营养品去仓上屯看望。见她没什么伤痛，都劝她以和为贵，搞好邻里关系。姑母对着自家侄子侄女大发牢骚，指责大伙没人替她撑腰出气，说大家都是“胆小鬼”、“松蛋包”等，把怨气都冲自家人发泄了。二堂弟夫妻去看望时刚劝说几句，姑母就说他替对方说话，还举起拐棍要打他。二堂弟说：“你就拿我当李在元狠狠地打吧，只要你别生气了，我挨打也值了。”当然，姑母没有真的下手打，但是她这次打架没占便宜却白搭400多块钱的“委屈”，怎么也消不了。我们夫妻在这个事件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去时，姑母的气还没消，我一劝她，又举起拐棍子要打我，闹得我哭笑不得。
过几天，大堂妹又去看姑母，她的气还未消，又骂孟家的侄子们是“松蛋包”，胳臂肘往外拧，不给她撑腰出气。大堂妹就用激将法说：“你拿菜刀去杀李在元吧，看你们俩谁有劲。他把你砍伤了或砍死了，我去公安局报案抓他，你把他砍死了，他们家报案抓你，这事就结束了。你让我们替你撑腰出气去打李在元，不是要把我们往监牢狱里送吗？”这一下还真把姑母叫住了，她也无话可说了。事件后第三个星期天，我们又去姑母家，她对与李在元打架的事一字不提了。后来，李在元夫妇相继病故了，姑母还说人家“早就该死。”假如心理正常的话，她是应该去“吊纸”（吊唁）的。
2009年秋，我二婶因患重病在北京309医院诊治，出院回家疗养后，我们也去看望。星期天我们去仓上屯，把这个消息告知姑母，她却说：“谁爱病谁病，我不病得了。”我们建议她坐我们的车一起来城里看望我二婶，她说：“我不看她去，她咋不看我来啊。”过去她每年都要坐我的车来城里看望二哥二嫂两次，这次二嫂重病出院，她却不来看望了，这就说明姑母心态已经不正常了。
2010年后，当地驻军仍然是一年几次带着米面肉菜来家里慰问，姑母也不再给部队送锦旗了。自己不仅不来城里的娘家看望，而且其他亲戚家也不再去了。亲戚们来看望她，给她带来吃的、穿的，她也不知道回赠什么了。由于她不再正常和别人交流，来家里串门的乡亲邻居逐渐减少了，她也不再去别的邻居家串门聊天了。
2011年1月，我二婶病故，当时未通知姑母。两个月后村里人告诉她这个消息，并说怕她伤心才没有通知她，她却说：“谁爱死谁死，我不死得了。”按常理姑母得知此消息后，应该来城里看望我二叔，对二嫂的病逝表示慰问。可这时她也没有这个想法了。
2012年1月29日姑母摔伤，在县医院诊治时，听医生说不用住院，在家打牵引静养就可以。姑母知道养伤需要人伺候，当场就对我大堂妹说：“去你们家养着吧。”大堂妹说：“好办呀，听我大哥安排吧。”
大堂妹的丈夫在东赵乡打工，不经常回家，平时就她一个人在家，以前姑母来蓟县城里需要住宿时，都住在大堂妹家，和她一屋住，娘俩说话有伴儿。这次养伤需要躺两三个月，侄子侄女们哪家也难以承受啊，所以我们才从仓上屯雇两个护工，把她送回自己家中静养。
因为姑母考虑不了那么周全了，第二天回到家里后，见本村于满宗二人来伺候她，以为是村里的“义工”，就对孟家的侄子侄女们不满了。对我二堂弟、二堂妹等人说：“老孟家一群白眼狼，一个人揍的也没有，指望你们谁也不行，还得靠我们庄的乡亲们。”2月4日是星期六，我大儿子、儿媳和孙子特意从北京回来探望她。姑母还是大发脾气，把孟家人臭骂一顿，指责我们大家“都是虚情假意，遇到事都不管了。”等等，闹得我儿子儿媳也很尴尬。姑母的本意是愿意到我们的某一家去养伤，由侄子侄女们伺候她，也显得她脸上有光，比有儿女的也不逊色。却不想侄子侄女中体力强壮的要上班挣钱，退休在家的年老体衰，谁愿意充当“护工”啊。所以她认为孟家人不是真心为她好，而是虚情假意。二堂妹无奈的说：“我爹我妈都没这样骂过我呀。”大堂弟的妻子说：“都是咱们大伙儿惯（宠）的，挨着骂还得去伺候她。”
因为姑母不讲卫生，整天不洗脸不换洗衣服，我们给她买的新衣服也舍不得穿，看外表就和流浪街头的叫花子似的。我们劝她讲究卫生，她却说：“嫌我脏就别来，谁请你们去了。”还说：“这么多年都没人敢说（批评）我，你们有什么权力说（批评）我啊？看我不顺眼你们就少来。”气的二堂妹说：“我爹我妈都没有这样斥责过我们，帮她搞卫生还得受责备，遇到这样姑姑真没辙。”大堂妹也说：“她若有一个闺女也用不着咱们大伙儿这么惦记啊，谁让她是咱们老孟家的人呢。”我妻子也说：“姑姑是不是因为咱们不要她的家产，才和老孟家人赌气，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相啊。”
因为我从网上看到过老年痴呆症，学名称阿尔兹海默病的症状，知道姑母是患上了这种精神疾病，出现了变态心理，就给大家解释，让大家体谅姑母近几年的心态不正常表现。
姑母患老年痴呆症另一个病态心理，也是痴呆症的第四个症状表现为无端忧虑和多疑心。
姑父去世后，家里留下一铁皮茓子（家用粮仓）和一大缸麦子，一大缸谷子，一大缸豆类杂粮。麦子和豆子是2004年前自家地里长的，谷子还是1980年前生产队分的，早已过了保质期了。我们都劝姑母快些把这些陈化粮处理掉，可她就是担心国家发生大面积灾荒，说什么一闹灾荒，有钱也没处买粮食去，还是自己家有粮食心里踏实。我们怎么给她讲当前形势，让她先把粮食变成钱，将来用钱买粮食吃，她也不同意，说什么也不肯卖。还说这是她的家当，要留给愿意与她签订赡养赠与协议的赡养人来处理，她以为只要有人养着她了，她才不担心没粮食吃了。结果后来铁皮茓子生锈受潮，里面的麦粒都发霉了，到2012年夏天都扔了。大缸里的粮食虽然还在，也没人要了。
姑父去世后，姑母还能在院子里种些季节性蔬菜，后来越来种的越少了。2012年以后，每年夏天于满宗都在姑母家的院子里种些蔬菜，为我们城里的亲戚来采摘。秋后种些萝卜和大白菜，为的是城里的侄子侄女们来时可以带回一些无农药的蔬菜。姑母不会种菜了，她却还会摘菜。有时在村里街道上遛弯，看见别人家篱笆墙上长的豆角该摘了，她就上去摘，邻居们看见问她怎么摘人家的菜啊，还说这是自己种的。大家都知道她自己不用做饭，摘了豆角也没用，为此，都说她得“傻病”了。2012年10月底，还没到立冬，她就把自家院里的白菜全给拔了，还说是“立冬不出菜，必定要受害。”同时还拔了一小部分萝卜，我告诉她还没到立冬呢，俗话说冰碴响萝卜长，剩下的萝卜不要再拔了，可是她还是都给拔了。这时白菜萝卜虽然小一些，却还是可以吃的，损失不太大。2013年十月中旬，院里的白菜和萝卜刚长到一半，姑母又说到立冬了，又都给拔了。2014年刚到10月1日国庆节，院里的白菜还没长瓤儿，萝卜还没长个儿，姑母就把白菜和小萝卜都给拔了，说是怕放在院里冻坏了，连根带土都垛在屋里墙柜上。国庆节，大家去看她，她让我们大伙把白菜和小罗卜拿回家去吃，气的我们谁也不要。结果墙柜上的菜都捂烂了，往下流泥汤子。后来，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烂菜扔出去，把墙柜擦干净。我知道，姑母的心意是好的，是怕天气冷把菜冻坏，才拔下来让我们拿走的，只因她稀里糊涂，才把菜都糟蹋了。
2011年9月后，姑母的资金由我保存了，她还担心被盗，把剩下的几千元钱各处藏匿。2012年摔伤后，她家里一点钱也没有了，她还是担心盗贼，出去遛弯把门锁好，回到家里后，大白天也要关好大门，恐怕别人去偷她的东西。那时于满宗给她送饭还要喊她来开门，于满宗送饭走了以后，她自己就把屋子的后门和院子的稍门都关好。不仅是晚上关门，早晨和中午于满宗送饭回去后，她都要关门。星期日我们去看她，也需要喊她出来开门。我们常告诉她大白天不要关门，她说恐怕丢东西，我们说小偷一看这个破院墙和破房子，根本就不进来。可她就是担心别人偷她家的东西。
2010年冬，我家购买一套楼房，借了8万元抵押按揭贷款。姑母得知后就怀疑我把她的“四万元”给挪用了，不仅跟邻居们说，还在电话中告诉我的两个儿子。我大儿子知道我们买房借贷款的详情，当然不信。我二儿子不知细情，便信以为真，来电话询问此事。我妻子接电话时也很生气，对儿子说：“你姑奶奶怎么胡说八道啊，我们办的按揭贷款，她的钱一分也没动啊，再说她也没有四万块钱啊。”
的确，姑母保存在我手里的钱从来也没到过四万元，三张定期存单到期后，我都是连本带息一起转存的。四千元现金到2010年夏天已经全花没了，其中在2008年清明节前为姑父购买墓碑开支550元，清明节后，姑父的妹妹和妹夫从承德来仓上屯为老人扫墓，在饭店吃了两顿花300元。2009年正月初四，姑母要给孩子们压岁钱，特意让我给她支出2000元钱送到仓上屯去了。2009年4月，姑母和李在元打架去县医院花了410元。2010年春节后，姑父的外甥从承德来仓上屯看望舅母，在饭店吃一顿花120元。2010年夏天为姑父办三周年开支饭店餐费和出租车费共750元。这些钱加在一起已经四千多元了，她只剩下三张定期存单了。
为了使姑母放心，我们又去仓上屯看她时，我把三张定期存单拿给她看，说我们买楼没用她的钱，她说：“我也没说你们用我的钱啊。”我说：“你怎么和邻居说，也打电话和我儿子说了呢？”姑母不承认，她说：“我没说。”这段对话让东邻居听着了，人家才明白是姑母出于担心才怀疑我们挪用她的存款的。可是过后她还是和邻居们说我家买楼房挪用了她的钱，不过邻居们也不拿她的话当回事了。
姑母家房子不仅是老式的门窗，屋子里的地面也是传统的夯土地面，屋子外面的院子内也是泥土道。2012年7月，姑母腿伤痊愈后，为了防止她再次走路时摔倒，我们决定把屋子里的地面打成石子水泥的混凝土地面，并且在后院修一条混凝土小涌路，与街道上的混凝土路面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是小工程，需要包工头抽时间派人来干，我就把这事委托给为姑母送饭的于满宗了。施工那天，派来的泥水匠崔中是姑母家的西邻居，也是姑父的表弟，两家关系很好的。可是姑母怀疑自己的房屋被别人买走了，说什么也不让动工，于满宗和崔中怎么解释她也不信，于是就打电话把我们夫妻俩叫去了。经我们解释姑母还是不太放心，但是允许施工了。当我们请她到院子里坐着时，她不出去，就在炕上呆着不肯出屋，她说怕出来以后不让她进屋了。中午我们去饭店吃饭，让姑母一起去，她也不肯出屋，恐怕别人占有了她的房子。下午干完活，施工人员都走了，她才放心了。出了屋子一看，她又高兴了，对邻居们说：“这下好了，以后下雨天不会踩两脚泥了。”
2013年秋，县里为美化环境，对仓上屯在邦喜公路沿线的农户残破院墙免费更换新砖墙。姑母家的外院墙是土坯和块石的，村干部准备申报上去给予更换。这本是便宜事，可是姑母担心更换后院子归国家了，不属于她所有了，说什么也不同意更换。结果，县里只把在邦喜公路上能观察到的街道上的破墙更换了，姑母家那条街道不显眼，也没有更换，不然的话她又要阻挠施工了。
因姑母是低保户，她家的房背上还是早已被淘汰的水泥瓦，房背也出现了塌陷不平的状况，被镇政府列入需由国家负责换新瓦的“危房”。2014年夏季，镇政府派来施工队给“揭瓦房”，姑母又阻拦施工。她还是怕国家把她的房子收过去，她说：“这房子是我自己的，不是国家的，不用你们管。”于满宗赶忙给我家打电话，我们到那里里给她解释一阵子，她才放心了，不再阻拦施工了。施工队走后，她看着新紫砂瓦的房子对邻居说：“这下可好了，不必担心漏雨了，国家对老百姓真好。”
姑母就是这样，虽然一阵子明白一阵子糊涂，可是她的家产和存款还是念念不忘的，唯恐被别人侵犯。
姑母老年痴呆症病情加重，是从2012年冬开始的，症状是肢体僵直和大小便失禁，这年她已经84虚岁了。在这之前她也有时因为尿急而尿裤子，所以来不及到厕所去小便，有时就在屋地尿，但是还不属于失禁。
2012年夏季，她的腿伤痊愈后，又去村外遛弯，秋天到庄稼地里去捡玉米秸秆，以便烧炕用。到了冬天，开始她也是早晨起来自己生炉子的，后来天冷了，每天上午她就躺在炕上不起来了。这也与客观条件有关系，过去没人伺候她，她必须起来自己做早饭，或是去街上小吃摊上吃早点。这年有人给她送饭了，她也就越来越懒得动了。她穿着一身保暖内衣躺在被窝里，炕根底下放着尿桶。因为于满宗每天送三顿饭，她可以上身穿上羽绒服上衣坐起来，在被窝里吃饭，吃完后脱掉棉衣又躺下。于满宗把空碗拿回家去刷，于满宗见她不起来，还给她生炉子、烧炕，还负责给她倒尿桶，这样她就更愿意在被窝躺着了。下午天气好时，姑母就起来穿上羽绒服上衣和棉裤，到当街去散步，傍晚又躺在被窝里吃晚饭。别看她愿意躺在炕上，但是关门和开门还是能够起来的。
我们一般都是星期日上午到她家里去，见她总躺着就让她起来坐着，她说起不来，我们搊她肩膀子，扶她起来时，感觉很费劲，她自己不会配合做弯腰的动作。帮她穿衣服时，也感觉她的胳膊腿都很硬，和给死人穿寿衣似的费劲。有时我们去了见她穿着羽绒服和棉裤坐在炕沿呆着，脚上穿着棉鞋却不穿袜子，她说腿回不了弯，穿不上袜子。我妻子就给她穿袜子，让她睡觉也别脱袜子了。可是一到天暖和了，她的肢体活动就正常了，还是能出去遛弯捡柴禾。
这年冬天，姑母在炕上躺着不起来，有时还尿床，把褥子都尿湿了，我们发现后她还不承认，她说：“我也不是小孩子，咋会尿床呢。”据邻居们对我们说，天暖和时，她们看见姑母在遛弯时，把裤子都尿湿了，告诉她她也不承认。因为她出现了小便失禁的现象，我们就给她买了几包纸尿垫，我们也告诉于满宗夫妇，每天查看一下姑母的被窝，发现尿炕了，就给更换褥子和尿垫子。星期日我们去时也特意查看一下她的被窝，发现尿湿了就给换尿垫子。总的看尿床的次数还是不多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控制的。
2013年夏天，我六堂弟在县城开办了“新世纪老年公寓”，先把他父亲，也就是我二叔孟庆华接到公寓去住，又开车把姑母从仓上屯接到老年公寓，让她看看公寓的设施，准备让姑母也住在这里。新世纪老年公寓是小学校改建的，教学楼的大教室改建成单间卧室，两个人一屋，各屋都有卫生间。院内有风景树、花草和健身器材场地，在城区几个老年公寓中，条件是最好的。姑母说这里虽然条件很好，但是不如在她家里方便，在院子里休息时，不能随地撒尿，还要回到屋内大小便，这太麻烦。的确，对于尿急尿频的老年人大小便来说，一人独居的简陋农房和荒草院，比现代化的豪宅更方便。因为姑母说她在自家院里可以随便拉尿，不愿在内侄子的老年公寓受“管制”，只好在吃完中午饭后，又把她送回家里去了。
2013年秋天，我老叔家的二堂弟在家休假，夫妻俩去仓上屯看望姑母，见她家里和本人都那么脏，就把她拉回城里的楼房来住了两天。他们给姑母新买了内衣内裤、秋衣秋裤和保暖衣裤，在家里给她洗了澡，换上新衣服，把旧衣服都给她洗了。因为楼房内有卫生间，就没在姑母的卧室内预备尿桶，结果她来不及去卫生间小便，就在卧室内尿了一地，造成满屋子骚臭味。
2013年冬天，姑母还是哪天下午天气晴好就出院子到街上转一转，晒晒太阳，除此以外就在被窝里躺着。她的肢体却有时能动有时不能动了，能动时她还要下炕去插门，不能动时听见别人喊门也无法去开门，有时我二堂弟或于满宗还需要跳墙进去。因为她肢体僵直症状越来越严重，后来就顾不得下炕关门了。于满宗送晚饭走后就把房门和院门反锁上，送早饭时打开门，白天的门就长期开着了。
姑母的大便失禁是2013年冬天开始的，也只是偶尔发生，次数不多。这年冬天我两个堂妹和二堂弟去给姑母洗澡搞卫生，发现她把褥子都尿湿了，大腿上还有干固的屎嘎巴。说明她在被窝里拉屎后，被于满宗夫妇给擦拭了，也把内裤秋裤和尿垫子都给更换了，只是粘在腿上的屎没擦干净，才干巴了。二堂弟在外屋烧了一大锅热水，两个堂妹在屋里炉子旁边给姑母擦洗了全身，之后又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起初，姑母的大便失禁也是偶尔的，我们夫妻俩每个星期日去看她时，都要检查一下她的被窝，一次也没遇到被窝里有屎的情况。
2014年1月30日是农历过年，因为是于满宗家给送来年节午餐，我们就不再送几样炒菜了。但是大堂弟、二堂弟我们还是每家送去两三碗扣肉。大概是扣肉吃多了，消化不好，2月2日也就是正月初三上午，两个堂妹去给姑母拜年时，发现她躺在被窝起不来了，还拉了一被窝稀屎。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姑母“窝拉窝尿”瘫在炕上起不来了，我说那只好送老年公寓去护理了。我和大儿子立刻开车赶到姑母家，她们姐俩已经给姑母擦洗干净，换上了新衣服和被褥，把沾了屎的被褥扔院里去了。我们把她架到车上，拉到城里老年公寓，把她搀扶到屋里，准备让她住在那里。当时已近中午，公寓厨师盛了一碗大米饭和豆腐白菜给她吃了。吃完饭后，姑母来精神了，说什么也不在老年公寓呆着，自己走到大门外的汽车上去了，非要回家不可。老年公寓负责人说：“那就等她真的瘫痪在床再来吧。”我们只好有把姑母送回家，由于满宗家继续送饭。
这年天气暖和了，姑母又可以外出遛弯了，还是往家里捡柴禾、捡破烂儿。但是更加糊涂了，有时只穿鞋不穿袜子，有时夏天却穿一身毛衣毛裤，她还说不热。同时，还发现她还经常尿床和尿裤子。我们大家去看她时，除了把屋里的树枝子玉米秸秆和破烂垃圾扔出去，还要给她洗脸、洗头发、剪头发、剪指甲等。由于她尿床的次数较多，于满宗夫妇和我们还要经常给她换褥子和尿垫子，不过大便失禁的现象还不多。
2014年冬天，我在姑母家炕头上安装了一块碳纤维散热的电暖气片。过去生炉子时，姑母怕“煤熏”（一氧化碳中毒）晚上就不再添煤，夜里室温较低。电暖气片可以保持恒温，虽然比烧煤费钱（每天十五六元电费），却比生炉子暖和。同时，每天早晚，于满宗夫妇还为姑母烧炕。
2014年冬天，姑母还是躺在被窝里不起来，而且，她的肢体僵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已经不能下炕自己关门了。她家的院门和屋门，白天长期开着，傍晚于满宗负责从外面锁上。早晨于满宗家送饭来，再把门锁打开。吃饭时，有时她可以坐起来端着碗，拿筷子吃饭，有时就用右侧胳臂肘支撑起上身半躺着吃，后来则连端碗和拿筷子都困难了。
因为冬天姑母不去捡破烂儿了，屋里又不生炉子，没有煤烟子和炉灰了，姑母卧室内的卫生保持的比较好了，我们每个星期日去给清扫擦拭一遍，室内也显得干净多了。
12月21日是星期天，我们发现姑母家的锅里剩的饭菜不少，炕上有蛋糕和破开箱的罐装八宝粥，还有几个空罐。问姑母谁拿来的她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前几天我老叔家的二堂弟休假到仓上屯去看望姑母，给她买了几斤蛋糕和一箱罐装八宝粥。给她水果不吃，吃了几块糕点。12月28日是星期日，我大儿子从北京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仓上屯看望姑母。我大儿子又买了一袋子糕点和一箱子八宝粥，我们又给于满宗家买些猪肉和排骨，让他们过阳历年吃。我们发现姑母就爱吃蛋糕和八宝粥，上周我老叔家的二堂弟拿来的一箱八宝粥剩的不多了，于满宗家送来的饭菜剩下了许多。现在我估计是她端碗拿筷子费劲，吃蛋糕和罐装八宝粥省劲，才宁吃凉的也不爱吃热饭了。
我大儿子国庆节来看她时，她还认识，但这次她就不认识这个大孙子了。我儿子说：“姑奶奶不能总躺着，坐起来呆会儿吧。”她说：“我坐不起来。”我儿子就把姑奶奶搊起来，刚搊到45度，她就说：“不行不行，大腿疼。”只好又把她放倒躺着了。这就说明姑母丧失记忆和肢体僵直的病症比较严重了，吃喝拉尿都需要人帮助，我儿子劝她去老年公寓，她还说宁死也不去。
2015年1月4日星期日，我们夫妻俩又去姑母家看望，发现炕沿底下扔着更换下来的沾了稀屎的球裤和尿垫子，说明姑母又一次大便失禁了，是于满宗夫妇给更换的。我们查看一下姑母的被窝，是挺干净的，但是在电暖气片上可以看到甩上去的稀屎汤的痕迹。锅里剩的饭菜也很多，堂侄子买来的八宝粥没有了，蛋糕还有半塑料袋子，我大儿子给买的糕点和八宝粥还原封未动。让她吃蛋糕她说不想吃，我妻子给她剥开蜜桔给她吃，她躺着吃了几瓣。
1月8日上午，两个堂妹和二堂弟又去给搞卫生，发现她又拉了一被窝屎，就把球衣球裤和被褥垫子都给她更换了。他们还发现姑母的脖子处有面条，说明她是躺着吃饭时撒落在脖子上的。
1月11日星期日，我们夫妻俩去姑母家，发现二堂弟也在那里，原来他不放心，怕姑母又拉一被窝，才又来查看。幸好姑母总是躺着，吃的少，多日才大便一次。这天夜里只是尿湿了，二堂弟给更换个尿垫子。我们仨经过分析近期以来锅里剩饭多和脖子上洒落面条的现象，感到姑母不仅大小便失禁，而且吃饭也需要人喂了。在家里雇人专门护理，花费太高，我们看着也不方便，应该送城里的老年公寓。于是，我们又提出让姑母去老年公寓，这次她却一反常态，痛快的答应了。可能她自己也感到一个人在家里不行了，所以才愿意到老年公寓去了。
因为姑母的脾气不稳定，我们担心她在六堂弟开办的新世纪老年公寓不服管理，决定送到其他老年公寓去。1月12日我们走访了县城里的几个老年公寓，觉得利康老年公寓条件合适。于是在第二天，也就是2015年1月13日上午，大堂妹、二堂妹、二堂弟我们开车到了仓上屯，把姑母送到了利康老年公寓。
后记
姑母入住老年公寓后，也经过了一个适应过程。
因姑母已经不能坐起来和走动了，1月13日上午，是二堂弟就把她从屋炕上抱到汽车后座上，两个堂妹坐在两侧倚着她。我开车到了城里利康老年公寓大门外，二堂弟又把她抱进公寓卧室内放在床上。因她睡惯了大炕，怕她从床上滚落下来，又在床沿外侧插上了一个不锈钢护栏。
老年公寓的服务员先给姑母洗脸洗手和洗脚，并且换上了二堂妹给买来的新棉衣。中午服务员给她喂的饭。吃完饭后她又睡一觉。下午睡醒了，姑母又来精神了。她虽然对近事完全没有记忆，也能感到这里不是她自己的家。她竟自己坐了起来，用力推掉了床边的护栏，自己下地了。她对屋里的其她人说，她是城东仓上屯的，自己遛弯走迷了，才到这来了，要求服务员把她送家回去。她还对服务员说家里还有爷公公和奶奶婆需要她伺候。服务员知道她在说胡话，就哄她说：“这里是你侄子给你买的新房，就是你的家。”她不相信服务员的话，还是要回家。她的表弟张会和孟家的侄子侄女们去看她，她也说要回家，他们就和她打岔，用别的话引开她的思路。我去看她，她就说：“你开车来了吗？把我送家去吧。”我就哄她说：“这里是医院，给你治病呢，等病好了再回家。”她就以为这里是医院的病房，同屋的老妪们都是病人，也就不闹了。
入住老年公寓七天后，我问姑母：“这里好还是家里好啊？”她说：“这儿比家里暖和。”她家里虽然有电暖气，室温不低，可是，农村的火炕是冷热不均衡的，烧火时热一阵子，后来慢慢的就凉下来了。姑母的炕上有两层毛毡还有两层褥子，按说不会感到炕凉。可是因为她经常小便失禁，褥子浸湿了，就感到很凉了。老年公寓的木板床上铺着厚厚的蓬胶棉床垫子。上面又铺着从我家拿来的面褥子，褥子上边铺的二堂妹拿来的棉垫子，上面是纸尿垫。发现拉尿后服务员就给及时更换垫子，经常保持床上干燥，当然要比在家里塌着“湿尿窝”暖和啊。在这里吃饭时服务员给端到面前，姑母已经不会端碗和拿筷子吃饭了，有时可以坐着自己用手拿着包子、饺子吃，用勺子从碗里舀粥吃。有时她坐不起来，就躺在床上由服务员一口一口的喂饭。
在老年公寓里，姑母还是一阵子糊涂，一阵子明白，对我们有时根本不认识，有时似乎又想起一点。姑母虽然糊涂了，也能感觉到在老年公寓里比在家里好，慢慢的就适应了。入住公寓半个月以后，她就不闹回家了。清明节以后，一次我大堂妹来看她，她又认出这个侄女来了。问她还回家吗？姑母说：“不回去了，你们把仓上屯的房子卖了吧，钱你们大伙分。”大堂妹说：“我们不要你的卖房钱啊，留着给你交管理费吧。”
在老年公寓里，生活不能自理的收费较高，国家发放给姑母的低保费和老年费是远远不够的。姑父遗留下来的那三万多元定期存款，在姑母摔伤治疗和雇佣于满宗家送饭的三年中，已经开支了一万多元，剩下二万元还可以交一年多的老年公寓管理费。大堂弟、二堂弟和我老叔家的弟弟们，经常对我表示姑母的存款不够开支，就由大家分摊。我表示不需大家分摊，存款花没了，我家先垫付，将来从卖姑母的房产钱里扣除，剩下的给大家分。如果姑母寿命长，卖房款不够扣的，也不用大家分摊。差多少我家就认搭了，因为我们欠姑母为我家看孩子的人情债。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我家宁愿多搭几万元，也愿意姑母在老年公寓里再活十年八载的。
因为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减退，应该少吃勤吃，除了一日三餐之外，还应该吃些零食。入住老年公寓的老人们，不少人都有亲属们送来的水果糕点等，在两餐中间吃点零食。亲戚们开始去利康老年公寓看望姑母时，有的给她买了糕点和水果。姑母是一阵子明白一阵子糊涂，明白时看见水果知道拿起来吃，甚至到别人的床位去拿人家的水果吃，因此引起几个老太婆互相争吵。糊涂时如果不把食物递在她手里，她自己就不知道找东西吃的。而且还犯疯似的糟蹋东西玩，有时把身下铺的纸尿垫子或裤裆里垫的尿不湿撕着玩，撕成一条一缕的，摆在被子上，有时把别人给她拿来的糕点水果也掰成小碎块，扔在地板上。别人给她零食吃，她也吃不多。因为她躺着不动，吃不下多少东西，容易造成糕点发霉和水果溃烂。服务员就劝我们不要再给她买那么多吃的了，免的浪费。所以，后来大家去看她，就带少量食品和鲜奶，让她当场吃一些，剩下的放在床头柜子内。
好在利康老年公寓离我家较近，我妻子平时每天上午九点半和下午三点半后，都要去那里看一看姑母，把床头柜里的糕点或水果拿出来，递到她手里给她吃。如果床头柜子里没有了，就从我家里拿一点糕点和水果，有时拿糕点和一盒鲜牛奶，看她愿意吃糕点还是愿意喝牛奶。上午她有时说饿了，就吃一块糕点。有时说不饿，就喝一盒特仑苏鲜奶。下午她总说不饿，不吃糕点，只吃水果或者喝一盒鲜奶。有时同屋的其她老人对我妻子说，姑母又偷吃别人的水果了，我妻子就买些水果陪给对方，并且还要说些姑母糊涂了，不要多计较等客气话。
这个老年公寓里，许多老头老太婆都是有儿有女的，多数人的儿女都不可能经常去探望，用这些老人的话来说：“孩子们都要上班挣钱，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来看我们啊。”每当我们大家去看望姑母时，那些老人就露出羡慕的目光。对面床位上的老太婆就经常问我们：“她有多少个侄子侄女啊？怎么天天有人来看她啊？”
由于姑母已经呆傻了，每次都是谁去看她，她自己也不知道。一般情况下，我妻子每天去两次，经常发现有人给姑母送吃的糕点、水果，也不知道是哪个亲戚拿来的。由于姑母在自己“明白”的时候，搞好了和亲戚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她呆傻了以后，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去看望她。
从日常生活上看，姑母是幸福的，除了老年公寓的一日三餐之外，饿了吃糕点，渴了喝鲜奶，各种新鲜水果都能吃到。后来，我二儿子又几次从网上购买三百多元一桶的蛋白粉，由服务员每天早晚往姑母的大米粥里添放一勺（10克），长期食用，效果很好。经过一段时间，姑母的精神头大多了，这样的生活水平，是许多农村老人达不到的。不论是在仓上屯家里，还是在老年公寓里，无儿无女、又孤又寡的姑母，与本村左邻右舍的老人相比，与老年公寓里同住的老年人相比，吃的穿的用的都不比别人差。
但是，从精神生活上看，姑母又是悲哀的。以她年轻时那种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性格来看，自己在同代人中是个落伍者。她想过继儿子振兴家业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反而成了享受国家低保补贴的“贫困户”，她家的宅院已呈现破落衰败的景象，房屋成了需要国家帮助维修的危房。由于姑母没有实现由继承人来顶门立户，延续尹家人脉，使她家的宅院傲立街旁的美好理想，才使她在多年失望中患上了痴呆症。
反过来说，如果姑母的思想不那么传统陈旧，向城市里的一些老年人那样，勇敢的面对社会现实，晚年生活不靠儿女靠自己，靠社会养老机构。去掉养儿防老的旧思想，树立以钱养老和以房养老的新观念，她也许就不会因失望而呆傻了，那就会只感觉到幸福而没有悲哀了。（以上作于2015年5月）
后续
2015年1月，姑母孟淑珍住进利康老年公寓后，当年肢体僵直的症状时重时轻，平日能够坐在床头自己端碗吃饭，有时也能下床走几步，有一次竟然自己走出老年公寓三四十米，来到我们钱家胡同西口，被我家西院胡大叔发现，告知她堂弟孟庆余，孟庆余又把她送回老年公寓。但是到了2016年，她的病症愈加严重了，腿部关节活动受限，逐渐不能保持坐姿，只能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自己使用碗筷，需要服务员喂饭了。不过她的咀嚼和吞咽功能还可以，能够吃大米饭和馒头饺子的碎块。到了2017年，颈部、臀部和腿部关节完全不能活动，头部和身躯如同一体，脖子不能转动了，大腿与躯干和小腿呈现弯曲状。不论仰卧和侧卧，总是保持同一姿势。可谓“扒拉脑袋腿跟着动，扒拉腿脑袋跟着动”。而且不仅肢体僵直，吞咽功能和消化吸收功能都因肌肉僵直受到影响，只能吃些流食，不能吃块状食物了。因肠胃功能退化而身体逐渐消瘦，慢慢变成“皮包骨”了。但是她的精神还很好，能吃能喝，说话声音也不小，夜里经常瞎叨咕说胡话。与她同在老年公寓的几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既有比她年龄大的，也有比她年龄小的，都先后辞世了，只有她还顽强的活着。据服务员讲，姑母依仗在粥中掺加蛋白粉和全安素（全营养配方粉），才比别的老人身体好一些。我妻子几乎每天都去老年公寓察看，还把家里的糕点、水果、茶鸡蛋、咸鸭蛋等送给她吃，其他老人们都很羡慕的说：别看这老太太没儿没女，可比有儿女的强多了。
到了2017年7月，姑母的饭量减小了，夜里说胡话也少了，见人说话的气力也不足了。到了9月中旬，她的两条腿意外的伸直了，我们见了还很高兴，可有的老年人说这是临终前“挺尸”的症状，让我们做好后事准备。9月25日突然发现姑母的脸上和身上出现了几块褥疮，说明她的心脏功能不行了，血液循环出了问题，我们问她话也不爱回答了。27日我二儿子从网上快递给她买了治疗褥疮的充气床垫，28日早晨我们给她铺好床垫，她满意的笑了。29日我妻子去看她，发现她看人时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目光，还冒出一句“没人管我了”的话。我妻子说：“我每天都来呀，服务员伺候的多好啊，咋说没人管呢。”她没有再说什么，这是她的最后一句话。30日早晨吃了一碗饭，一天没说话，有时听见喊声睁开眼睛用异常的眼光看看人，大部分时间在昏睡。
10月1日早晨姑母迷着眼吃了半碗饭，就昏睡。因她近几天拉肚子，老年公寓的特约医生来给她输液，发现她脉搏虚弱，已经输不进液了。下午二时发现姑母呼吸急促，在最后“捯气”，我赶紧通知城内的弟弟妹妹们来到老年公寓。下午三时十分，姑母在内侄和侄媳妇、内侄女和侄女婿的看护下与世长辞。
姑母是耗干了体能才离开的，俗称“老死的”，也是在没有患恶性疾病，不疼不痒，没有痛苦感觉的情况下离开的，这也是她的幸福。
10月3日，孟淑珍远在四川和北京的内戚们来到蓟州殡仪馆，她的内侄和侄媳、内侄女和侄女婿、内孙和孙媳、内曾孙等三十人，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她的骨灰安葬在钟灵山城关镇农民公墓，使她与丈夫尹克昌团聚了。
回想起姑母孟书珍——这个绝户老农妇的一生，还是本文的主题那句话，从物质生活上看，她是幸福的，可从她的希望和理想方面看又是悲哀的。她对我妻子说的“没人管我了”这句遗言，并不是指日常生活方面无人照料，而是说无人传承延续她的家庭了。的确，在姑母过世后，家里的房产被转卖了，所获资金扣除生前生活开支负债和葬礼开支费用之后，被孟家的侄子侄女们共同分享了，她的家庭从此就消失了。自己家庭的消失，无疑是对姑母争强好胜心理的最大打击，这也是她的悲哀之处。
2017年10月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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