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之际是青铜器的转变时期，是注重礼器的时代。青铜礼器凝聚了商时期普遍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的思想认识和观念。青铜器代表着原始的信仰，人们借助青铜器实现与天地神灵或者祖先的沟通。青铜礼器的使用也把社会分成严格的等级。由于当时祭祀频繁，青铜器被大量制造和使用，也正是由于青铜器被赋予庄严隆重的祭祀功能，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充满了诡异和神秘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能够代表这一时期最好工艺水平的山西青铜器，当属1981年在曲沃曲村出土的青铜器《寝孳方鼎》 。
寝孳方鼎的形制特点
通高25.5cm，口长19.5cm，口宽16cm。立耳，小折沿。口沿下饰鸟喙的夔纹带，腹饰内卷角、下卷尾的饕餮纹，有八道扉棱。平底，长柱足。足上部饰阴线的云纹及重叶纹。此器系商王康丁赏赐给他的侄子寝孳，用于祭祀寝孳的父亲稟辛的宗庙彝器。腹内壁铸铭文4行27字，另一壁铸二字，似族徽。铸于康丁二十年十二月甲子。
这件方鼎同安阳出土的中国青铜重器《后母戊鼎》一样，体型硕大，气势宏伟，器壁厚重，装饰纹饰为带有兽面的圆雕和高浮雕。雷纹作底，雷纹分别出现在两个大面上，周边的扉棱和正面装饰的圆雕纹样构成了复杂的三维空间的立体造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商王武丁时期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重器，反映和代表了当时青铜冶炼模铸造工艺技术高水平，也显示了强大的国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商代晚期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
寝孳方鼎的铭文
寝孳方鼎宝贵之处，是有明确的年祀月日和周祭，即廿祀十二月甲子遘于祖甲日。铭文为：
甲
（孳）商（赏），用乍（作）父亲彝，才（在）十月又二，遘且（祖）甲日，隹（惟）王廿祀。干。
其铭文与研究商末年代有重要关系，业已受到学者的注意。1984年，张颔先生为纪念于省吾先生，撰写了《 孳方鼎铭文考释》一文，对该鼎作了详细的论述（注：张颌：《 孳方鼎铭文考释》，《文物季刊》1990年1期；又《古文字研究》第16辑，后收入《张颌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这篇论文在《文物季刊》发表时，附有铭文摹本；在《古文字研究》刊出时，则有铭文拓本和器物照片。同年，该鼎在故宫博物院“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陈出，展览图录收有其拓本及彩色照片（注：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1976—1984）》169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寝孳方鼎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近年常玉芝先生的《商代周祭制度》一书（注：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做了详尽的论述。常书有一个重要论点，就是甲骨文、金文的廿祀周祭可分为三个系统，也便是说分属三个王世。商末三个王均在位二十年以上，这已经是很有影响的意见，如果寝孳方鼎再增加一个系统，那更令人骇异了。
按殷商王系，廪辛、康丁两王乃是兄弟（汉人传说是孪生），其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四世父子相传。黄组卜辞及与之相应的金文，过去认为属于帝乙、帝辛，现在经过研究，可能上延至文丁，但拉到武乙是不可能的。因此，廿祀周祭最多分属三个系统，不好分作四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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