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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封了固始汗和五世达赖之后，西藏先后经历了和硕特汗国内讧、准噶尔汗国入侵等一系列大事件。在准噶尔军队进占拉萨后不久，清廷果断出动大军，最终将其驱逐了出去。从这以后，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 伴随着双方来往的日益密切，清廷的治藏方略，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那么问题来了，清朝是如何搞定西藏的？清朝的治藏方略又存在哪些局限性？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布达拉宫 1）清朝治藏方略的动态发展1）“以蒙治藏”，“优待”和硕特政权 1642年，在五世达赖的支持下，和硕特部固始汗在先后击败了以藏巴汗为首的西藏各地的反抗力量后，最终建立了和硕特汗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和硕特汗国）。在这个地方政权内部，固始汗掌握着实际统治权，五世达赖具备宗教方面的最高权威，双方界限分明，“守望相助”。  壁画中的固始汗和西藏僧侣 与此同时，固始汗十分重视与清朝的关系。数据显示，从他南下青海到最终去世，先后15次遣使，以示友好。 清军入关后（1644），清廷对于青藏地区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全面认可了固始汗和五世达赖的政治地位。同年，他们专程写信告知固始汗，欲迎请五世达赖进京。此后的1648年、1650年和1651年，清廷接连派遣使者入藏，邀请五世达赖进京。 1653年4月，清朝册封喇嘛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喇嘛达赖”，赐金册和金印。与此同时，册封固始汗为“遵文行义敏慧固始汗”，希望他和清廷保持友好关系，作好“屏辅”——即便对于当时清廷而言，册封固始汗更像是权宜之计。  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局部） 时光荏苒，进入18世纪，和硕特汗国内部僧俗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和硕特汗国在西藏的雄起与崩盘）。1717年，准噶尔大汗策旺阿拉布坦以“护教”为由，在格鲁派上层的积极配合和清政府的漠然坐视下，一举摧毁了和硕特汗国，结束了其在西藏长达75年之久的统治（拓展阅读：一文概述：策妄阿拉布坦的崛起与对南疆的征服）。 在得知准噶尔军队攻占拉萨后，康熙皇帝果断决定发兵西藏。1718年，清朝由青海出兵入藏，但惨遭失败，全军覆没。1720年，清朝第二次出兵，最终将准噶尔势力驱逐了出去。  拉藏汗，和硕特汗国最后一任汗王，固始汗曾孙，达赖汗朋素克之子 2）实行噶伦制度，倡导“以藏治藏” 伴随着西藏局势的日趋稳定，清朝决定“去和硕特化”，即采取“以藏治藏”的举措，委任当地藏族贵族担任首脑，旨在巩固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管理 与此同时，清廷一直恪守“政教分离”的原则，限制宗教势力的参政意图。1721年，清朝废除了传统的第巴制度，实行噶伦制度，并任命了五位噶伦，共同管理藏务。值得注意的是，五人之中只有一位是僧侣，即七世达赖的强佐（藏传佛教寺院僧职名）札尔鼐。  西藏大昭寺 遗憾的是，噶伦制仅实行了6年，就遭遇了挑战。原因很简单，被清廷任命为首席噶伦康济鼐，在五人中地位相对较低，难以服众。再加上他在执政期间，大肆压制宁玛派，引发了宁玛派信众的强烈不满。 1727年，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位噶伦，在噶伦议事厅将康济鼐诛杀。随后，三人还派人到后藏捉拿与康济鼐一派的颇罗鼐。至此，史书中的“卫藏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 1728年五月，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军队9000余人兵分两路向拉萨进击，同年七月，他率兵进至拉萨近郊的喀巴一带。三日黎明，大军攻入隆布鼐大营，兵锋直趋拉萨。 兵败如山的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只能逃入布达拉宫。五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人被擒获。不久，阿尔布巴及其亲属、党羽等17人被处决。至此，历时一年的卫藏战争宣告结束。  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 3）寄予厚望的“郡王治藏”制度 伴随着卫藏战争的结束，颇罗鼐已经完全掌控了西藏局势。不久，清廷册封颇罗鼐为贝子。1739年，他被加封为郡王，总理全藏政务。至此，西藏开启了“郡王治藏”时代。 与此同时，清廷在拉萨设立了驻藏大臣衙门，委任僧格和马喇二人为驻藏大臣，直接监督地方政权处理政务；留驻藏清军2000余人，归驻藏大臣节制和指挥。  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内部 1747年，颇罗鼐病故，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总理全藏事务。与他的父亲不同，史书中的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一直以“专权怙恶，暴戾恣睢，潛谋不轨”著称。 见此君居心叵测，时任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二人决定先发制人，于1750年十月意欲将其诱杀。遗憾的是，二人的计划并未成功，最终还被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亲信洛桑扎西所害。于是，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干脆发动了叛乱。 同年十一月，乾隆遣四川总督策楞统兵进藏，很快便平息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不过，这也意味着一度被寄予厚望的郡王制度，彻底宣告失败了。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中的清军形象 4）噶厦制度的最终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清廷一再主张“政教分离”，但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们，一直对世俗权力“虎视眈眈”。实际上，在固始汗去世后，五世达赖的政教权力，就一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实际上，在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被平息后，怒发冲冠的乾隆皇帝，一度准备在西藏地区推行“中原汉制”，即设立道、府、知县等机构，并将西藏一切事务交由驻藏官员处理，但最终被国师章嘉三世给“劝了下来”。  三世章嘉国师·若白多杰（1717—1786） 冷静下来之后，乾隆决定将西藏的政教权力“交给七世达赖”，命他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事务。原因很简单，清廷的这一举措，旨在遏制世俗贵族的权力扩张，进一步缓和西藏内部僧俗势力之间的矛盾。 最终，清廷在西藏建立了以达赖和班禅为核心的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噶厦制度。与此同时，清廷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治藏法规，在显著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监管力度。  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内部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噶厦政府专权，清廷在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的同时，还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展开来说，以达赖和班禅为首的宗教领袖的继任人选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央政府所有。换言之，只有经过清廷 “确认并明令特准”后的转世活佛，“才是合法的”。这样的举措，进一步明确了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从属关系。 七世达赖圆寂后，清朝又推出了摄政制度，有效解决了前世达赖与后世达赖之间的权力交接与过渡问题，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日趋完善。最终，噶厦制度成为了西藏的“根本制度”，甚至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才宣告终止。  用于甄选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 2）清朝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清朝的治藏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1）对西藏僧俗高层的册封 前面提到，清廷对于西藏僧俗领袖的册封，起于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因为前面有所提及，故在此不做赘述。 1713年，清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并颁给金册、金印。至此，“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与班禅在西藏的宗教地位，得到了清廷的正式确认确认。与此同时，历世班禅概由中央册封也成为了“定例”。 “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 1740年，清朝册封在卫藏战争中居功至伟的颇罗鼐为郡王，赋予其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权力。 1780年，乾隆颁赐玉印、玉册给六世班禅，这是清廷第一次用玉来封赏西藏的政教领袖。1908年，十三世达赖进京朝觐，受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这是清廷最后一次册封西藏政教领袖。 伴随着册封的是清廷给予达赖、班禅等人的大量物质赏赐。只不过，这些利益仅惠及西藏上层的僧俗贵族，与当地的普通民众是“毫无关联”的。 乾隆皇帝赠鎏金铁盔甲 2）治藏法律文件的颁布与实行 在治藏进程中，清廷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治藏的各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完善和优化，最终制定了一系列颇具针对性的法律文件。展开来说，重要的涉藏文件主要有三个，分别为《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1751）、《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793）、《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1844）。 其中，《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被视为清朝治藏的“基本法”。该章程不仅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在第一条就明确了“活佛转世需实行金瓶掣签制度”。 对此，清朝学者魏源在《圣武记》中如是评价道：“自唐以来，未有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 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局部 3）驻藏大臣的设立 1709年，康熙皇帝委派吏部侍郎赫寿以“管理西藏事务”头衔入藏，协同拉藏汗处理政务。坦诚说，这是清廷派遣大臣进藏管理西藏事务的重要开端。 当然，清廷在西藏设立的最重要的官员，非驻藏大臣莫属。驻藏大臣是清廷派驻西藏的最高行政官员，对上“向皇帝负责”，禀承朝廷政令办事，对下主持西藏一切要政。 “卫藏战争”结束后的1728年，清廷正式成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设办事大臣（正职）和帮办大臣（副职）二人，任期3年，负责监督西藏噶厦政权。驻藏大臣下设有夷务章京、笔帖式、满印房委笔帖式、唐古忒通事译员等几十位品级不一的官员。 晚清时期的驻藏大臣及其幕僚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驻藏大臣的地位在原则上与达赖和班禅平等，但他们作为“皇帝的代表”，实际权力是高于达赖和班禅二人的，对此，《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均有极为详细的规定。比如：
一言概之，驻藏大臣的设立，不仅确保了清廷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和统治，更有效维护了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驻藏办事大臣松筠签发的令牌 4）用兵平乱和驻军 数据显示，清朝向西藏用兵多达七次之多，主要的军事行动有：
数据显示，清廷每次出兵，少则数千人，多则近20000人。与此同时，每次用兵花费都十分巨大，以抗击廓尔喀的战争为例，支付的军费高达1052万两白银，占到了当时全国税收总额的四分之一。 《平定廓尔喀得胜图》之攻克擦木 清朝在西藏驻军，始于1721年。数据显示，当时留驻西藏的官兵越有4000余人，其中近3000人驻守拉萨，其余分驻理塘、察木多等地。同时，清廷还在西藏通往准噶尔（新疆）的各要道路隘严设卡伦。 1792年，清朝在第二次击退廓尔喀的入侵后，驻军也随之深入到后藏地区。据史料记载，“绿营军驻前后藏、定日、江孜各处，兵额646名；驻打箭炉至前藏一带粮台兵782名；藏军固定额数3000名，前、后藏各1000名，江孜、定日各驻500名；驻军头领均由驻藏大臣会同喇嘛达赖挑选充任，并发给执照；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巡视边境，检阅军队”。至此，清朝驻军西藏成为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朝覆灭。 《平定廓尔喀战图册》之“廓尔喀使臣至京” 3）清朝治藏方略的局限性当然，由于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一些治藏法规的制订，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与此同时，在相关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最终为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埋下了伏笔（拓展阅读：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简单地说，清朝的治藏方略，存在着以下几个不足： 1）双方交流往来，未做到“更近一步” 基于地理和制度层面，双方的交流往来，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展开来说：
不得不说，地理环境的封闭和制度层面存在的天然局限性，很容易滋生地方分离主义。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升级为“分裂主义”思潮。 近代的西藏军队（20世纪30年代末） 其次，清廷有意限制内陆和西藏人民的交流往来。 展开来说，基于“维稳”的考量，清廷一直对边疆各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隔离政策（拓展阅读：一文综述：外蒙古独立的前世今生）。他们严格限制内陆汉人与边疆少数民族有所往来，一度严禁内陆汉人前往边疆地区经商居住。 此外，清政府还严禁驻藏官兵与当地人通婚。至于汉藏、满藏上层之间的通婚联姻的情况，史书中也未见记载。 八世喇嘛达赖给拉隆寺的封诰 第三，基于经贸层面看，双方的往来水平也不高。 首先，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奴制经济，一直在西藏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体制下，各阶层人民并没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刚需”。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封闭性、交通工具的落后和清廷的刻意限制，进一步限制了西藏与外界的经贸往来。 其次，西藏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处于赤贫状态的农奴，他们的消费能力有限。具备较强消费能力和意愿的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的人口数量很少，总体需求量也不大。 第三，与西藏毗邻的川、滇、青等内陆省区的生产力水平也不高，商品经济同样落后，他们与西藏的经济往来规模也十分有限。 第四，西藏社会长期流通的货币是银币，与内陆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截然不同，这也在无形当中妨碍了双方的经贸往来。 1862年驻藏大臣签发的执照 2）“政教合一体制”，存在天然局限性 众所周知，截至固始汗治藏时期，以五世达赖为首的宗教领袖，尽管在宗教具备了最高话语权，并他并不具备实际的政治统治权力。不过，在得到了清廷的册封后，他们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有了质变。 伴随着噶厦制度的最终确立，达赖和班禅终于“得偿所愿”，具备了实际的政治统治权力，并在西藏的政教事务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驻藏大臣的实际权力尽管高于达赖和班禅，但他们拥有的是“监管权”，并不具备直接参与西藏日常事务管理的权限。 作为班禅“驻锡之地”的扎什伦布寺 因此，一旦中央和噶厦政权产生分歧时，西藏民众“不得不站在噶厦政权”这一边。原因很简单，站在噶厦一边，不仅会受到噶厦政治上的庇护，也可以得到达赖宗教上的庇护；倘若站在中央政府一边，不仅容易在政治和宗教上被孤立，甚至连生命和财产安全都不能得以保障。 于是，在清廷权势强盛之时，噶厦政府会“视之（清廷）为最慷慨的资助人和强大的保护人”。但是，一旦清廷权势衰落，对西藏的控制力减弱，噶厦政府会“声称中央对佛教只是一个施主，自己才是佛教的主宰”，大有与中央叫板的意思。 到了晚清时期，西藏地方与驻藏大臣的关系日趋不睦。比如十三世达赖为了摆脱驻藏大臣的制衡，最终走上了所谓“联英反清”的歧路。 电影《红河谷》中的英军形象 3）文化交流过于“单薄” 纵观整个清朝时期，西藏与内陆的文化交流十分有限，并且水平也不高。另外，藏族人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几乎不具备进入内陆及中央为官的机会（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为什么近代蒙古人主动选择与藏传佛教“割席”？）。 双方的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宗教领域，比如佛经的翻译等思想。在雍正和乾隆年间，《造像量度经》、《弥勒菩萨发愿王偈》等藏传佛教经典被译为汉文。乾隆中后期，藏族学者参加了清朝组织编纂《西域同文志》、《辽宋金元史语解》以及满、蒙、汉、藏、维《五体清文鉴》，满、汉、蒙、藏《四体合璧文鉴》等大型民族语文对照辞典的工作。 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匾额的“普会寺” 到了晚清时期，为了抵制英国对西藏的文化渗透，驻藏大臣联豫和钦差大臣张荫棠于1907年在拉萨创办了西藏历史上的首份报纸——《西藏白话报》。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汉人之能解藏文者”甚少，“藏人之能解汉文者”也很少，所以报纸不得不以藏汉两种文字进行印刷。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藏文化差异的日趋固化和消极影响，成为了清末民初西藏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 布达拉宫内部的唐卡 4）尾声一言概之，文化认同对于确立国家认同层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对国家的主体文化认同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更容易滋生分裂主义思潮（拓展阅读：读书笔记：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民族团结？）。 因此，我们在与分裂分子展开坚决斗争的同时，必须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推动边疆民族与内陆人员之间的全方位交流，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创造中国各民族共享共有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根源上消除分裂主义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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