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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震荡:“衣冠南渡”,南方本土与北方侨民的政治冲突

 昵称30717137 2022-07-20 发布于江西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其原因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社会宗法一体化结构,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令世人震惊的封建文明,也给我们遗留下无尽的耻辱和痛苦。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南北朝,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一个绝妙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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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一个最令人困惑的朝代。对它的研究使得当今世界上任何南北问题都变得简单和幼稚。北方刚刚发展起的社会经济被少数民族的大举内犯打乱,落后的民族在北方肆意侮辱文明,这是中国古代经常上演的悲剧,北方只有一份被迫与落后融合的无奈,充当落后文明的教师。这种高尚行为一旦是被暴力所迫,就会严重阻碍先进文明的自我发育。

南方却从中获得一道最耀眼的振兴的曙光,北方的战乱使七十多万人南迁江南,这支浩浩荡荡的逃亡大军包括高贵的皇族、放荡不羁的士族、如草芥的子民等等。后来这些逃亡者分别成为南朝至尊无上的皇帝、富贵逼人的门阀、严重依附于庄园地主的奴客。他们构成了南方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封建化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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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侨民的到来,使荒凉的南方终于可以嗅出封建文明的芬芳。处于文明中心的北方人,不仅给南方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文化以及新兴的都市文明,更重要的是带来赶超北方的希望。

但是,南方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他们本能的抵制,使南方土著与侨民之间的政治冲突变得激烈异常。所以,排异则成了两个机体融合产生的一种互相排斥的行为,一千多年前的那次排异现象,被人为地加上地理色彩。于是,政治被以南北人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

南方人与侨民的政治冲突实际上始于西晋灭吴的时候。三国鼎立,战争强化了南方人的区域概念。吴亡,这种观念便自然转化为亡国之恨,而南方人的亡国之恨,因为晋王朝不允许南人到京城作官的敌对态度而更加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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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之耻,历来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最深刻的痛苦。江南名士周处悲愤地说:“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感,岂惟一人?”南方士大夫的怨恨可见一斑了。

潜在的仇恨一旦有机会,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了。晋王室被北方游牧民族驱赶被迫避难江南,南方人终于寻找到发泄不满的良好机会。晋室南避,江南世家大户拒而不纳。晋元帝抵建康后,静候南人来朝,月余,南方士族与庶族莫有至者,各种抵制却层出不穷。江南世家大户把亡国恨变成不合作运动。

但是这群来自北方复杂政治官场的贵族们,不会坐等冰冷局面的自动解冻。发达的封建政治体制的熏陶,使他们在初到江南后显得政治手腕上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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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的重臣王导,一面拥着元帝在建康城里显示政治威力吓唬南方世家大户,另一方面又屈尊贵体,心理极不平衡地拜访本土望族。王导用最动听的允诺和最温柔的手段拉拢了几个资深南方望族,他们出任为官使得僵局开始缓解。

在晋王室的两面手法下,南方人们既惧于其威力,又感到颜面上得以保存,于是北方的侨民们算是被勉强接受了。这似乎应主要归功于王导的委曲求全使本土世家们受辱的心理得到稍稍平衡。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有了面子,一切都好商量,亡国之恨也是可以暂时忍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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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来自发达地区的政治动物们一旦立稳脚跟,他们就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对付这些南方人的反抗。南朝虽立国于江南,但南人受到绝对的政治排挤。《南史.列传》共七百二十八人,北方侨民占五百零五人,南方土著仅二百二十人。而极为抢眼的仆射一职,南方人连边都没沾到,可见北方侨民基本上把持着中央政权。

在这场典型的中国南北人的争权夺利的游戏中,南方人体味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哀。发达的政治体制造就了北方人的娴熟的政治手腕,他们一度把南方人玩于掌股之间。然而,南方人有着天生的聪明。一旦他们懂得了政治斗争的技巧,会运用得更加娴熟和富于创造性。中国古代北方的政治家是精明的男人,而南方政治家更像多心女人。女人一旦多心,男人再精明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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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政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作风,很快就使江南士族明白自己根本无力插手权力分配。明白这一点之后,他们立刻显示出精打细算的天生本领,他们放弃了无用的权力争夺,集中全力发展自己的庄园以维护自身财产及身家性命,这是典型的多心女人的缺乏远见却行之有效的作风。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南方政治家的性格。与其毫无希望地暗恋自己的小叔子,不如厮守自己善良的武大郎,无疑他们比潘金莲要聪明得多。

但是,如果碰巧能搭上像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南方政治家们还是希望偷偷插一脚的。“侯景之乱”给了他们向侨民们反攻倒算的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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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侯景曾向南朝梁武帝请求娶侨民望族王谢氏的女儿做老婆,武帝不同意说:“王、谢两家名望太高,你配不上。”侯景推测武帝肯定会找个南方望族女儿搪塞自己,以此他断定在皇上面前已经失宠,于是干脆起兵造反。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侯景给侨民望族以重点打击,使他们的逼人富贵大受挫折。

南方望族一见时机来到便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报复行动。周姓、熊姓、留姓等几大家族的叛乱使侨民们几乎惶惶不可终日。叛乱期间土著与侨民之间的各种讨价还价精彩纷呈,江南望族在这一过程中捞到不少实惠。

侯景之乱”标志着江南士族开始在政治上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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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派系的互相倾轧几乎贯穿了整个南朝历史史,这种斗争使更多的望族趋向实利主义,只注重自家庄园以及家族的建设和发展。类似小王国的庄园使中国传统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受到威胁,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摇了。

而此时的北方并没有像南方那样经历了这场政治自杀,由于“衣冠南渡”使得门阀势力的相对薄弱,故而北方在政权的团结方面占有相当优势。所以,尽管北方连年战乱、民族混杂、王朝变更极快,并且在初期落后于南方的经济文化,但北方政权仍旧成为结束这场南北大对峙的最终力量。

所以政治斗争的赢家从来都是第三者,这几乎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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