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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笔风波 ——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学思践悟必有成 2022-07-20 发布于甘肃
眭达明
江西省粮食局
 
       在《义利之间》和《辞谢润笔》二文中,我写了数位古代秘书看轻钱财、辞谢润笔的事迹。这种佳话在古代自然是有很多的。然而在古代也有因润笔而闹出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本文所写的两个风波,就属此类。
        宋嘉祐年间,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任知制诰。王安石有一次写公文获得了一笔稿酬,怎么辞谢也辞不掉,只好收下,放置在舍人院屋梁上。不久,王安石因母亲去世回家居丧守制,祖无择便将这笔稿酬充作公家费用花掉了。王安石听说此事后很生气,认为祖无择不是清廉之士。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执掌朝政。御史里行王子韶负责调查明州知州苗振贪污一案,事涉祖无择任杭州知州时的一些事情。祖无择此时在朝担任知通进银台司职务,王子韶便将祖无择逮来审问,最后虽然没有发现祖无择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把他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人们普遍议论说,祖无择无端受害,是王子韶根据王安石的旨意行事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数年前两人因处理那笔润笔而发生的不愉快,便是导致祖无择此次贬官的主要原因(《宋史·祖无择传》)。
        这场风波使祖无择受到不公正对待,如果说影响还算小的,那么,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发生的那场风波,则导致一个中央秘书机构翰林学士院的被撤销,其影响就不能不说是十分巨大的了。
        众所周知,自唐代首创翰林学士院,用文学之士充当皇帝的亲近侍臣、顾问秘书,形成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后,这一机构便被后继的历代王朝所沿袭。然而在五代后晋天福五年,这一机构却出人意料地被撤销了,直到4年之后才又复置,这是什么原因呢?
        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理由是这一机构是多余的,完全可以并其职于中书舍人。后晋朝廷为废置翰林学士院而下的诏书说:“《六典》云: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策命,皆按故事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来,典实斯在,爰从近代,别创新名,今运属兴王,事从师古,俾乃旧贯,以耀前规。其翰林学士院公事,宜并归中书舍人”(《旧五代史·职官志》)。废置时间是天福五年九月十四日。
        可是,读《资治通鉴》,却发现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另有原因。据《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五年九月条载:“翰林学士李澣(浣),轻薄,多酒失,上恶之,丙子(十四日),罢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废置翰林学士院却是因为翰林学士李浣为人轻薄、常常因酒误事而招致后晋高祖皇帝的厌恶造成的。也就是说,翰林学士院的废置不是因为和中书舍人机构相重叠,而是它的个别工作人员有严重过错造成的,是因人而废而不是因事而废。从表面上看,这好像不近情理,甚至类似儿戏,但只要认真想想,便发现这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作为正式诏令,是不可能把李浣的个人过错作为废置一个重要机构的主要原因写进去的,否则就显得太不严肃了。可以肯定地说,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的真正原因是李浣为人轻薄、因酒误事而不可能是其他。4年后这一机构又被复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李浣的过错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据文莹《玉壶清话》卷二记载:李浣考进士时,主考官是和凝,李浣进步快,几年后和和凝一同担任翰林学士。和凝升任宰相,李浣接任翰林学士承旨,成为翰林学士院长官。和凝做宰相的任命书是李浣起草的,事后李浣理当得到丰厚的酬报。因为李浣是和凝的门生,作为学生的李浣于是想开开先生和凝的玩笑,第二天,他便擅自打开和凝原来在学士院的办公室,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如图书笔砚等物品一洗而空。他还留下一首诗在和凝的睡床上:“座主登庸(提拔重用)归凤阁(唐武则天光宅元年即公元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这里指翰林学士院),门生批诏立鳌头(唐宋时皇帝殿前陛阶上镌有巨鳌,翰林学士、承旨等朝见皇帝时立于陛阶的正中,故称入翰林院为'上鳌头’)。玉堂(翰林院的代称)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即西省,中书省的别名)润笔不?”从诗意看,李浣显然是要把这些物品当作润笔据为己有的。然而这个玩笑实在开过头了。因为据《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二卷记载,后晋高祖是在940年九月初五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和凝为宰相的,过了9天,李浣即被罢去翰林学士职务,并同时废置翰林学士院,其中原因不是一清二楚吗?
        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后,给工作造成诸多不便,开运元年(944年)六月二十四日,后晋朝廷颁发敕令,重新恢复这一机构。敕令说:“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旧分为两制,各置六员,偶自近年,权停内署,况司诏命,必在深严,将使从宜,却仍旧贯,宜复置翰林学士院(《旧五代史·职官志》)”。被撤销近4年之久的翰林学士院于是得以重新设置。二十八日,后晋出帝任命李慎仪、刘温叟、徐台符、李浣、范质等五人为翰林学士,李慎仪为翰林学士承旨(《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四卷)。
        一个重要机构的废置,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而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李浣一个过分的玩笑引起的,确实值得深思。秘书在首脑机关工作,地位十分特殊,一定要谨言慎行,一言一行都不能率意而为,做任何事都要注意后果。
        李浣为何会开这样一个特别容易招人误解和惹是生非的玩笑?他那“轻薄”的天性自是原因之一,而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一中写到的情况估计也是因素之一:“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既然索要甚至催要润笔是习以为常和不以为怪的事情,那么,李浣开开这种玩笑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欧阳修写的毕竟是宋朝时的事情,而李浣却是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那时还没有谁规定写公文一定要得润笔,所以其举动确实有些过分。加之李浣平时又多因酒误事,给后晋高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这次借机整治他一下,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后晋高祖在倒洗澡水时连澡盆里的孩子也倒掉,最后出现这种结果,李浣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吧?如此说来,秘书不谨言慎行,确实是不行的。
       
(来源:秘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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