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筠｜文化涵化与文化浸润

行者aw7sg93q3w 2022-07-20 发布于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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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三）文化涵化与文化浸润

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文化历史过程。在西方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范畴。所谓文化“涵化”涉及的是“异文化”输入某国或某地，在当地发生的与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通常认为文化涵化的形式有接受、适应、反抗三种。W.A.哈维兰在他编写的《人类学》中提出考察文化涵化的4个维度：“涵化有许多可变因素，包括文化差别程度；接触的环境、强度、频率以及友好程度；接触的代理人的相对地位；何者处于服从地位，流动的性质是双方相互的还是单方面的”。我国有学者将文化的接触或涵化可能导致的结果概括为6种：(1)取代，即以前存在的文化因子或因子丛被来自异民族的另一因子或因子丛取代，代行其功能，并产生一定的结构性变化；(2)整合，即发生接触的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同文化因子或因子丛相互混融而形成新的因子丛或制度；(3)附加，即来自异族群的文化因子或因子丛被增添到原有的文化体系中，这有时会导致结构变迁，但有时也不会；(4)没落，即一方或双方在文化接触中逐渐丧失原有文化体系或其中的实质性部分；(5)创新，即在文化接触中主动、积极地适应变迁中的环境，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化因子或因子丛来满足新的社会文化需求；(6)抗拒，即由于变迁过程来得十分迅速或发生接触的双方差异过大，以致于一方不能接受这种变迁，从而造成相互间的排斥或弱势者对强势者的抗拒②。

文化“涵化”的理论观点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简单地将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理解为就是个文化涵化的过程。首先，文化涵化的过程有不同的动因，也有不同的结果。第二，不同宗教文化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不仅构成了文化的涵化进程，而且是更大社会文化系统整合进程的组成部分。文化涵化涉及的是不同文化系统(尤其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有接触、传播、移入，也有交流、互渗、嫁接，还有重估、反思、改造、重铸。但是如果不是站在外来文化的视角而是站在主体文化的视角，那么一个社会不仅仅有文化的涵化，还有更重要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是指社会主动组织内部外部的文化资源，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将多元子系统的价值观转化为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即来自于多元的价值观但又高于多元的价值观；文化整合不是取消诸文化子系统的相对独特性，而是在承认诸文化子系统共存共生的同时认同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并使之成为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认同的理念。文化整合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探索期，碰撞期、整合期以及创新期。碰撞期是跨文化系统进行文化整合的实施阶段，也就是文化整合开始执行的阶段，这一阶段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治理措施的出台。（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冲突的高潮可能发生在碰撞区，也可能发生在整合期）整合期是指不同的文化子系统逐步达到协调、融合的过程，这也许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创新期是指在文化趋向同化的基础上，跨文化整合，创造出新的文化。然而探索，碰撞、整合、创新这4个时期，既表现历时性的演进阶段，又是共时性的一个事物的几个方面。探索本身就在接触和碰撞，而整合的扬弃本身也少不了创新。反过来说，创新本身就是探索，就是对话，就是以新的形态实现整合。

从文化涵化到文化整合的理论追溯和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如何看待和如何实践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此我还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进行文化整合时的一个重要机制：这就是“文化浸润”。中国传统文化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影响和吸纳，虽然也有狂风暴雨式的文化对冲，但更多的时候是春雨润地无声的潜移默化。狂风暴雨虽然摧枯拉朽，但也会带来泥石流等灾害；而“浸润”机制中的春雨和土地是一种外在育新环境的营造，嫩芽（新的生命）则在春雨后破土而出。以观音信仰中国化历程为例，观音信仰出现于印度佛教体系，随着印度文明传播到中亚、中国及东南亚等地并对这些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系统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成为横跨半个亚洲的信仰，其中国化历程就是观音信仰系统在中华文明丰厚的历史文化沃土中不断形成和演变的。“观音信仰在中土弘传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目前国内一般学者认为，观音信仰是自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译出《妙法莲华经》后，随《妙法莲华经》在社会上的流行而逐渐为人熟知。到南北朝梁代才开始盛行，后来流传到唐代，经过唐文宗(在位时间为公元827—840年)的极力尊崇，然而观音信仰在唐代之发展较快，这表明中土文化有强大的兼容并蓄力量。宋代以后，观音菩萨形象几乎妇孺皆知，而在明清以后，观音信仰逐渐民间化、民俗化，并成为大乘佛教最为普遍的菩萨信仰。如果从观音信仰理论层面来剖析其流行的原因的话，可以发现其原因是复杂的，有其佛教系统内部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土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支柱的传统文化主张③。”此外，观音信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广为流传，例如云南大理的观音信仰甚至出现以当地白族老人形象的观音等传说及信仰体系。与传统的汉传观音信仰信仰体系相比，“云南大理的观音信仰其也表现出包容性特征，亦即它融摄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同时它还表现出与当地本主崇拜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生相长的特征④。”这是其在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融合的文化创新性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