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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刻板印象里，选择职业教育是“差生”的归宿，更谈不上光明的未来。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用坚韧冲破迷茫，不断挑战自己，从流水线工人到美国硅谷就职，从厨师学徒到环游世界的亚洲餐厅厨师长......这一刻，他们找到了人生的无数可能。为了让更多人正确认识职业教育，腾讯公益于7月19-21号三天开展“打破偏见，梦想职得”小红花日主题活动，我们邀请您今晚20:00来腾讯公益爱心小报视频号直播间，一起发挥公益的力量，帮助更多孩子在未来的学业选择和职业规划上不再迷茫。数据统计，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全国的“中职”学校有近万所，占统招院校总数的55%。近亿名的职校生长期陷入学历歧视，被划入“学习差、坏学生、失败人生”的刻板印象中，成为了少有被谈论的失语的群体。他们大多与985、211、留学归来的学子们有着不一样的起跑线和成长路径，接受着不公正的评判，但不少人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也抓住一切机会突破禁锢、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初中毕业后，潘尔壹在社会中飘了好几年，先做了一年多的服务员，又进了中专，学街舞，接商演。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中专毕业后，酱油品牌李锦记的“希望厨师”项目正在招募乡村有志青年走出大山，到大城市学习厨艺，潘尔壹的父亲极力劝他去。 社会上，厨师的地位普遍不高，在公众眼里算不上一个光鲜亮丽的职业，这种不公平的职业歧视让他心生抗拒，“就算菜做得再好，在别人眼里也不过就是个厨子而已。” 凭什么？他偏不相信。北京是一个跳舞的朋友们常常说起、但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他渴望去闯一闯。于是，他坐上了大巴，成了村里第一个去北京上学的人。 潘尔壹出生在广西省南宁市的一个农村家庭，童年的一半时间上学，一半时间务农，记忆中从家里走到镇上的学校要走三个小时。那时的他接的商演刚好能养活自己。他在社会上结识的跳舞的朋友，不少人曾聊到北京，给他种下了一颗“去闯一闯”的种子。到北京后，他被剃了寸头，每日起床被子必叠成豆腐块，第一年打基础，土豆丝一切切七八个小时，磨刀磨一天，手常常起泡。第二年学炒菜，油烟味儿渗进头发衣服里，每天像个小油人。学业仅仅过半，听见实习工资不高，上班时间早上进厨房晚上九十点才可以走，许多同窗都退学了。周末他出去学跳舞，也被人嘲笑：“一个跳舞的怎么会去做厨子？” 毕竟年少，别人上下打量的目光让他感到格格不入，无所适从。这之后，他从不主动向别人提起自己是个学厨的。学厨太苦了，未来似乎也没有太多盼头。潘尔壹也时时萌生退意，但有一次北京中职生烹饪大赛他拿下的金奖还时常像一管鸡血帮他坚持着。打个电话回老家，父亲常常劝他，快毕业了，再坚持坚持。压抑时，他找个空地，放起音乐跳几个小时的街舞，再回到宿舍或厨房。他犟着一口气，想证明自己哪怕是个厨师，也可以把舞跳好。这个“坚持坚持”，就是三年。三年来，他没有缺过一堂课，“跳舞的那些人说我学不会，我较劲，我最后都学会了。我能坚持到底。”实习之后，生活更苦了。毕业后，潘尔壹被分配到一家四星级酒店做帮厨。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洗菜切菜削土豆。但每过半年，他都会换到更靠近厨房的位置，从砧板备菜到烧腊凉菜。休息时，潘尔壹兼职街舞老师，那构成了他生活来源的大头。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厨房的工作。同时，热爱艺术的他还学习了吉他、钢琴。他始终相信，厨师也可以很艺术，而不只是后厨的脏活累活。有一天，听闻酒店有两个外派厨师出国的工作机会，潘尔壹没有选上，但他开始有了想法，“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他每天上下班，一闲下来就从零基础开始学英文，发现酒店的电梯保安英文过了六级，便常常去向他请教。同时，他开始留意国外的工作机会。学英文学到第五个月时，机会机缘巧合地来了。经人介绍，潘尔壹于2016年飞到了马尔代夫做厨工。一落地，当地的口音让潘尔壹觉得英文都白学了。他又开始重头学英文，每日忙得连摸吉他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段漫长的适应的时间里，潘尔壹一直都是一个职位不高、薪资也不高的厨工。但他从未气馁，生出退意。后来，因为肯吃苦、坚持时间长，潘尔壹陆续获得了辗转于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新加坡的星级酒店的工作。疫情期间，酒店生意惨淡，潘尔壹自愿降薪、转岗，没有被辞退，等到生意回暖，他日渐有了客户口碑，升职为亚洲餐厅厨师长，手下管理着12个员工，工资达到了国内同水准的厨师长的两倍。从2019年开始，他已经寄回家里不少钱。自出国工作以来，他已经涉足和旅游过十几个国家。关于过去学厨吃过的苦，尝过的歧视，这些年来，都向他证明了坚持是值得的。2022年夏末，做了一年多厨师长的他又将再度启程去到迪拜的另一家星级酒店，为他们管理厨房，工资在原来的基础上再翻了倍。民以食为天，随着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像潘尔壹这样凭借厨艺获得稳定收入、海外就业机会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有数据表明：未来5年内，中国厨师的需求总量高达1000多万人，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厨师将成为了各大餐饮企业招聘的核心人员。
未来，随着技艺增进、工作履历增加，潘尔壹还考虑像他的厨师前辈们一样与国际友人一起合资餐饮，将国内一些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引进国外的餐饮业，成为年轻创业者的一员。十年前，初中毕业后在音乐酒吧打人生中第一份工时，潘尔壹看着那些小有成就的老板们在酒桌上谈论生意，他心里曾有过一个不敢声张、尚不知如何实现的声音：未来，我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那时的他不那么迷茫了，他笃定地知道一件事：“我必须拥有一技之长。”
走在宁蒗彝族自治县的山路上，时常会遇到刺痛他的画面，“我们自己教的孩子，上学期他还在初二读书，在路上再见时又开始放牛、种地，不再上学了。”还有的孩子，上着上着学，书桌里放一封信就走了，信上写：底下还有三个妹妹，我是老大。2022年刚结束的高考，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二本上线率为31.34% ，剩下的近70%的孩子，一半去了职业技术学校，一半去打工了，男孩大多去送外卖，女孩大多进了足浴店。杨曦霆说：“你要说这些孩子考得不好，实际上他们都已经拼尽了全力，只是大家的起跑线不一样。” 面对“唯一'重工业’就是烧烤”的产业薄弱的当地，更多的孩子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很多孩子就进入了一种在社会上跑，跑也没有活干的游离状态。”一些孩子们去到大城市，成了工厂流水线的一员。在高山成长的彝族孩子，因为基础教育薄弱，未经历过系统完备的职业教育培训，还常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处处受人嫌弃。到城市去，反而加深了他们的自卑。过去，这样的场景对深耕于支教一线的杨曦霆而言，有些感到讽刺和无力。这片土地上，过去滇西北支教团最艰巨的事情是解决师资，近几年来，他开始着重思考“职业教育如何完成学生命运的闭环”，“我们作为老师，可能关心的更多的是这些孩子们一辈子能干什么的问题。”他常常想，那些去送外卖的，进足浴店的孩子们，三十岁之后的人生要怎么办呢？滇西北支教团扎根于宁蒗彝族自治县，县情特点可以概括为：山、少、偏、穷。2007年，21岁的杨曦霆第一次偶然踏入云南小凉山，参加“火把节”，却被眼前秀美的山景和深处人家的物资匮乏震撼了。还在念大学的杨曦霆第一次组织了支教，携伙伴们来到玉龙县的中和完小。支教结束、即将离开时，一操场的孩子，为首的伸出小指头，说，老师，你一定要答应我们，一定要回来。杨曦霆咬咬牙伸出手指头拉了拉，心头一沉，“我知道，我可能走不了了。”那之后，他成立滇西北支教团，主要服务于滇西北的12个民族，至今已经带领过大概5000名支教老师走进75所山区学校，触及近13.5万名山区孩子。15年的实践中，滇西北支教团奉行一种全景式的支教观察，精确匹配每个孩子的需求和发展动态，“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接触，我们不仅能观察到纵向的年级、成绩的提高或者辍学了等等的命运的陡然变化，我们还会从纵向上去看到他们的家庭、情感变化和与捐赠人的互动情况。”滇西北支教团提倡“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坚持在山区开展音、体、美、卫生、职业教育等课程。近些年来，在深耕基础教育后，滇西北支教团进入了培养地方人才的转型期。过去，孩子们被介绍去上卫校，被推荐到连锁酒店实习，或者前往北京进行汽修学习。这种传统的方式随着疫情到来，迎来了新的变化。因为出省出城不易，近三年来，滇西北支教团走在了前沿，探索和实践着数字化的职业培训，与一些有责任感的企业签约，做企业实训基地的挂牌，“我们对有一定学习能力，比如说具备单科优势的，我们使用在线的双师培训的数字教育形式，培训结束后，孩子们将会有六个月的在线实习岗位。”孩子们足不出户，靠云端的数据中心分发任务，在家门口就实现了高于当地薪资水平的就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企业签约愿意提供600个岗位，“我们给孩子们开个头。”平日，杨曦霆常北京云南两头跑。北京有一个彝族人开的餐厅，在北京的彝族人常常会定期聚会，并邀请杨曦霆来。聚会里有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有在媒体的从业人员，还有拍卖师等等职业不一样的人，“对他们而言，我们就像是在北京的亲人一样。”他们都曾就读于杨曦霆支教过的学校，而现在，他们都已经在大城市安居下来。这些聚会，有令人苦涩的回顾过去的心里话，也有留在大城市体验新生活的欢声笑语。被问到滇西北地区的孩子们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杨曦霆说：“是机会。”更多的去使用电脑的机会，更多的能去操场上自由奔跑的机会，篮球不要锁着，图书不要锁着，给他们更多去旅游的机会，更多能够参与职业培训的机会，还有，更多就业的机会。”数据统计，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数占在校生总数的82%，其中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总数近70%。光在滇西北地区，近几年来，选择职业教育的青少年逐步增加，从8%发展到了12%左右。职业教育为这些少年提供了走出大山，拥抱世界的机会。今年滇西北支教团计划对100个孩子进行培训，等到明年九月，这些孩子将迎来自己的新的职业可能性。杨曦霆和团队一直以来着重在做的事情，就是给山区的孩子们创造这些机会，改变他们的人生。
年2020，因为疫情无法回到美国，孙玲失去了自己在谷歌公司作为程序员的工作。网上扬起了一些嘲讽的言论，“十年逆袭，1天失业”，让孙玲感到痛苦。失业后，孙玲开始在国内应聘大厂工作时，被一个问题迅速地刷了下来，“你的第一学历是什么？”孙玲感到气愤，也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再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国内学历背景？2009年，孙玲高考结束，得了399分，是她出生的贫困县的民办高中应届生中的第一名，连二本线都没有上。孙玲12岁那年，差点跟着哥哥辍学去学理发，她上学的机会是她向爸妈求来的。贫寒的家境，无力支撑她复读。等在她面前的，是她和众多同辈人认识世界的方向——去大城市打工。那是最后一个暑假。一个电脑培训机构来招生，办了一个为期七天的夏令营活动。一个下午，老师教了一行代码，孙玲生疏地用一只手打字，敲下了那行代码，电脑屏幕上跳出一行字：“Hello, World。”孙玲的世界被电脑的精巧和前卫给打开了。她想继续学，但家人出了车祸，家里乱作一团，这成了一个奢侈的愿望。2009年，她坐上了绿皮火车，来到了深圳龙华区的一家电子工厂。每日12个小时，她负责检验手机电池的正负极，一天检验超过4000块电池。在厂里，人人穿着一样的防尘服，日复一日地完成着机械的工作。周末，身心疲惫的她走到城里，看着往来穿着光线出入高楼的白领，憧憬着有一日可以脱下这身“厂妹”的衣服，也成为空调房里的一名白领。有一天，孙玲在网上搜索自己高考结束后接触过的编程机构，有深圳的站点，孙玲决定去华强北看看。从龙华到华强北的30公里路，不知如何出远门的孙玲在车站就被陌生男子以“是否想换一份办公室的工作”为名骗走了2000元，“正是这次被骗，我发现我太无知了，反而更加坚定我一定要去外面的想法。”在日记里，孙玲写道：“这地方太狭窄了，不能够容纳我的心。”孙玲开始努力打工攒钱，2010年的春末，她攒够了第一期培训班的学费，9000元，辞职前往华强北。培训班有三期，孙玲一边读书，一边在快餐店兼职、各处打散工，靠着半工半读和分期付学费的办法，熬了一年多后，孙玲正式毕业。她如愿成为了一名程序员，周末双休，月薪4000。在拥有高学历的同事身边，孙玲感到自卑，认为自己行为拖沓、表达能力差。工作不到半年后，因为映入眼帘的一句话“掌握一门新语言，就能掌握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孙玲又分期将两万多元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当时一方面是想提升自己的技能，一方面我只是天真地觉得学了一门新语言后或许我会变得更聪明，在职场上更自如，但事实上，学英语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一个世界，帮我扩大了自己的见识和圈子。”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通过学历划分人群的知识鸿沟已不复存在，获取知识和教育的办法已经越来越多。从2016年到21年20，我国的成人教育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7%。这背后是越来越多和孙玲一样渴望摆脱学历歧视、曾经错过了升学机会的成人，他们选择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等方式来学习知识和技能，投入和深耕到新的行业中去。坐进办公室起，孙玲延续过去的自律，将自己有的资源最大化地转换成一道新的台阶，如果不够钱进修，就分期缴付学费账单，再以自己的步伐节节攀登。2014年，孙玲拿到大专文凭，考过英语四级。2015年，孙玲完成深圳大学本科的自考文凭。2016年，孙玲期待出国，开始准备雅思和申请留学。2017年，她愿望成真，到美国开始硕士学习。2018年，孙玲拿到上市公司Epam System公司的offer，以外派员工的身份进入谷歌公司工作。2019年，孙玲被Ted演讲的工作人员邀请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写演讲稿时，她向2018年面试自己的一位谷歌公司的负责人提问：“比我优秀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会选择我？”负责人回复她三点：一、你的自学背景特别强，二、你接受反馈的速度特别快，三、当你遇到模棱两可的问题时，你会先把问题搞清楚。孙玲才反应过来，“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做一件事——搞清问题，解决问题。”
Ted演讲过后，孙玲成了村里的红人，村里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现象甚至因为她的故事而缓和了一些。许多人在谈论孙玲时，喜欢形容为“厂妹逆袭”。孙玲不喜欢“逆袭”这一说法，她认为自己直到现在仍然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我只是努力地生活，不停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从失业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后，孙玲开始在纸张上一一捋清现状，再次搞清楚自己面前的问题，并很快行动起来。6月她来到金边，关在酒店14天，一边求职一边求助。7月中旬，她再度回到美国，在一个月内，参加了20多场面试，终于在30岁生日的前一天拿到了一家公司的offer，很快，又接到了高盛集团投来的橄榄枝。孙玲又一次解决好了自己面前的问题，再续写了自己跨越大洋和跨越阶层的人生篇章。
在找到人生的可能性、沉淀成另一个样子之前，这些从职校出身的孩子们，在生活的不稳定和随机中摇摆反复，成长之时，职校机构和公益组织的接纳，拉了他们一把，将技术、互联网、知识、职业培训带入他们的视野中，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提供了人生的新转向。近十年来，教育局数据显示，职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在90%以上，高于普通高校的平均值，企业签约率仅次于双一流大学、高于普通本科。就业不再是职校生的主要焦虑，但学历歧视、职业歧视却需要社会大众用更长时间来接纳才得以打破。来到社会后的职校生，靠自身资源和技术蓄能、攀爬，靠敬业、考学、开拓边界来夯实一个更为确定的未来，实现他们的梦想。这个过程漫长，在无数细小的努力和坚持之下，那些活在社会偏见之下的人生终会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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