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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成金融巨灾祸害全国的“停兑令”   1916年5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登报通告照常兑现钞票，抵制'停兑令' 一场抗击金融巨灾的决战 “停兑令”一石激起千层浪 1916年5月11日清晨，一份命令下发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它就是袁世凯政府悍然禁止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纸币兑换银元的“停兑令”。 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之前，民国一直实行银本位下的纸币与银元并行流通制度。为保证纸币能替代银元运行，为市场所接受，国家在法律上规定银行发行货币的准备金制度，同时发行银行在纸币上印明“凭票即付国币（指银元）若干”“凭票即付通用银元”“凭券兑换大洋”等字样。所以，那时的钞票也叫“兑换券”。但在政治经济发生大波动时，这种纸币就有巨大贬值风险。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行帝制，确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3月22日，在一片骂声中，袁世凯被迫废止帝制。对于推行帝制所花费银钱数量，当时各种统计口径和数字不一，多者称花掉1亿元（指银元，以下同），少的称约6000万元。贿赂各级官员、制造登基舆论、稳住各地军阀各项皆需支出，而仅仅筹备所谓的“登基大典”，就花掉2000万元。力主袁世凯称帝的罪魁祸首之一、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时任交通银行总理，垫付了2000万元的大部分。 其中，最大支出项是军费。蔡锷在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后，于1915年12月25日发动护国战争，宣布云南独立，袁世凯即派8万大军征伐。随后几个月里，黔、粤、桂、陕、川、湘等十多省宣布独立，反对帝制。袁世凯派军队到处抵挡，军费节节上升，只能加紧逼迫中、交两行不断垫款。据史料记载，至1915年底，中行垫款1204万元，交行垫款3115万元。 当时交行实收资本500万银两，约合714万元；中行实收资本也不过1200多万元；全国财政收入每年约1亿元多一点，且年年入不敷出。法定发行准备金远不够支持增发，只能靠无准备金保证的滥发货币来抵数。据中行资料显示，至1916年底，中行发钞4644万元，交行发钞5000余万元。其中，中交两行在滥发纸币的重灾区北京，合计发行数竟达5000余万元，占中交两行发行数近半。 滥发钞票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停兑令”发布前后，1916年5月间，《申报》报道称湖北“迩来百物昂贵，小民开门七件以食米为最要，穷苦食力之辈一家老幼数口欲求一饱恒不可得；冬湘米最次亦须七千。煤炭竟售至九百文一石，较前数月几增一倍。至油盐菜蔬无一不昂，鲜鱼恒售二百余文一斤，尤为亘古所未有”，湖南“因无现可兑，汇水骤增，而洋商只索兑现款”，北京“纷纷持中交两银行钞票争取现洋”等，触目尽是“涨价”“挤提”“贬值”等字样。6月，《申报》发表社评，直指“停兑令”“害全国人民而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欲一律制其死命耶”。 “停兑令”高压下的社会乱像 袁世凯政府制造禁止纸币兑换银元的“停兑令”，不仅给成立才四年的中国银行带来一次信用大考验，还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由于年代久远，如今已很难知道“停兑令”发布后的实情，这里借《申报》当年报道，还原些许社会各方应对措施和各色人等真情百态： 有政府官员借机抢兑银元者：“十二日，阁令中国交通两银行之禁止提款兑现一节，北京政界得耗最早，一般大官僚之纷纷向两行提款移存外国银行者，已非一日。” 有售货先问顾客支付何种货币者：“银行停止兑现令实行后，日用品均为涨价。各店售物先问买客是否付银或外国纸币，如付中交二行纸币则需抬价。” 有拦截现金禁止解款者：“浙江独立每月即绌四十万。江苏虽未宣布独立，而冯将军下令禁止解款。” 有银行钱庄到期抵押，大多无法回本收息者：“无锡受中交银行停止兑现之风潮市面大遭打击，一般银行钱庄受抵堆存栈中之米粮各货其款不下百万元。一经到期无不推延，非但不能归本，即子金亦收不到，可见银根之紧急矣。”也有人将钞票加印戳以限制兑现，“直隶先收中交两银行一元钞票，持票人来会者，无论若干即兑现款以五元为度，余票加盖本会戳记仍交持票人在全省市面往来”。 有限制现洋出省、拦截现金过境者：“江苏地方维持会昨接武进县商会函云，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现，金融阻滞，汇划中断……近复有现洋不准携带出省之令，通商交易更凭何物周流？” 有冒用军需之名企图套取大额现银者：“前日（十三日）有五人共持三十万元纸币到北京中国银行要求即兑。该行以数目太多，今日人数挤拥，难于照付，约其先兑十万余，二十万俟明日再兑。而彼五人坚要即兑。该行员因问诸君贵寓何处，容晚间饬人送上。答云系陆军部，现正待发饷，如无现银，不能应付云云。该行员云，既系陆军部，则彼此均是国家机关，乞通融一日。而彼五人不特不许，且大声叫嚣，该行乃用电话询问陆军部有无派人来兑，陆军部接电大愕，即答以本部并无派人往兑之事，乃会同军警将彼五人扣留，始知是前门外之春华茂钱庄所。” 有政府机构带头违令拒收纸钞或加折扣者：“北京中国邮电二局自昨日起不收国家银行纸币，一切款项均须付现或外国银行纸币。又，津浦、沪宁两路局奉部令，货客票只准搭收中交两行纸币半数。” 有警署对拒收纸币者处罚金并强收银元者：“上星期六有华人赴某店购货数十元，论价既定，付以交通银行纸币，店主不受。买客语以官中有示文，不收用者须重惩。店主意不为动，买客乃招警察扭之至警署。审讯后判罚洋十元，店主以交通纸币付罚款，警署不收，谓罚款一律付银元。” 有通宵排队等候兑换银元而冻死者：“竟有十余日而不得挨上一兑者，故各兑换所门前每夜自十钟后即拥挤非常……值此冰天雪地露守终宵，报称前数日有手持纸币受冻而死者，凄惨之状实世界之所罕闻。” 除此之外，也有大义凛然的抗争者。在《昌黎车站不收交通（银行）纸币》一文中提到，一位名叫丁义华的人在直隶昌黎车站购票返京时，用交通纸币遭拒，愤然表示此票是交通银行所发，虽有院令暂时不兑现，然购物等等一律通行，“尔既不肯卖与车票，然不能不送余到北京”。待他上车后又遇收票者，竟称票价加倍，被丁拒绝。他控诉：“国家规定不得拒收纸币，不料头一个违背政府命令，即系政府交通部所办国家铁路各站局。”车到丰台后，他又被京奉铁路丰台所长英国人汤姆·布恩刁难，问其为何不买票。丁只能解释是因为各站都不愿意收纸币，并将纸币交汤姆·布恩，对方亦不收，提出要用其他物品抵押。丁便说“用中国政府所发纸币，坐中国政府所造火车，不愿以我物件担保中国政府所发钞票”。对方让其下车，丁不肯，对方当即招呼站台巡警势将强迫下车。丁拒不下车，并称这已是两国邦交问题，“中国国务卿既令人通用，尔敢违背院令，尤敢如此蛮横不守法理”。到终点站前，一个收票员低声下气收下交通钞票，“要求先生到京后不必与政府根究此事”。 高招迭反击“停兑令” 上海中行宋汉章经理、张嘉璈副经理接到“停兑令”仅三天，就策动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向国务院、财政部、中国银行和各省主官，发出拒不执行“停兑令”的电报： 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二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 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谨叩鉴 电报发出后，多地效仿发电，高呼“宁肯刑戮及身，不能苟且从命”。   左图：宋汉章（1872—1968） 右图：张嘉璈（1889—1979） “停兑令”下达前后几天里，宋、张两人精心策划，多方沟通，果敢采取多招对策，形成全方位抵制“停兑令”的整体策略： 拒绝搬迁，以策安全。1916年5月8日，中行交行两家总行分别密电各自上海分行，令迁往十六铺营业，复电查询是何原因，未果。5月10日，财政部直接密电上海、天津、汉口三分行，令其搬出租界。行内人士心知肚明，是为便于袁世凯政府对银行动手。但因为10日当天北京各行现银已被挤兑得所剩无几，“停兑令”也已传到两家总行，此时再催搬迁，自然无人听从。 核实家底，以备兑现。据张嘉璈后来回忆，尽管5月11日清晨他和宋汉章接到“停兑令”的时候“惊惶万分”，认为此令使“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两人还是迅速冷静下来，“随即核算上海分行所存现金准备，计合发出纸币，与活期存款数额，总在六成以上，足敷数日兑现付存之需，应可渡过挤兑及提存风潮”，当即决定抵制“停兑令”。 征询法官，免被制约。在上海滩闯荡近二十年的宋汉章阅历丰富，他立即拜访上海会审公堂法官，征询如何让现任经理人有数日时间安排抵制“停兑令”。法官称，只要中行的利害关系人，如股东、存户、持券人等向公堂控诉经理人损害利害人等权益，要求法庭阻止，成立诉讼，在此期间，北京政府就不能逮捕经理人。两人立即照办。 聘请律师，保护行产。张嘉璈立即请银行家李铭、陈光甫、蒋抑卮等，分别代表股东、存户和持币人各请律师起诉，把全行资产置于律师监护之下，将中行资产保护起来。5月13日，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发布通告，特别声明“本会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沪行信用起见，已联合全体公请律师代表主持沪行事务，督饬该行备足准备，所有钞票仍一律照常兑现”。5月14日登报发表“三律师之宣言”，可谓依靠法治力量，从容应对“停兑令”带来的冲击。 成立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宋、张两人依法官指导，商议正式成立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张嘉璈随即带着大生纱厂经理刘复生拜访著名商人张謇，请他出山担任股东联合会会长。事关大家共同利益，张謇慨然同意，此举大大鼓舞了银行和商界联合抵制的信心。 联合上海总商会，共御金融危机。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停兑令”都会招致灭顶之灾，因此上海总商会对中行抵制“停兑令”给予全力支持。5月13日，总商会特开临时会议，与会者为商会总协理朱葆三、沈联芳，钱业董事严渔三，中交各银行总协理，上海县沈知事，军道两署及海关交涉各委员等。会议决定发电致段祺瑞，指出“此令发表后人心惶惑，商业震动”，要求取消“停兑令”，所有损失应由政府承担。 借助外力，以备不测。上海中行虽然存银较多，但也担心大量超常提现。在连续4天兑换后，行内现银十之去八。为预防意外，宋汉章往访汇丰、德华等银行，商量以行屋、苏州河岸仓库等为担保，商借透支额度。5月16日申报载：“昨日汇丰等各银行于午间十二时半特在麦加利银行内齐集外国银行团开会集议，闻拟先筹银300万元（最后商定200万元）借给中国银行，以为兑换钞票支付存款之准备。”这个消息，有助于形势缓和。后因应对得当，最终备而未用。 七招对策，招招见效，上海中行取得抵制“停兑令”的重大胜利。成功抵制“停兑令”以后，上海中行发行钞票数量占全国中行比重节节上升，后期稳定在60%以上。张嘉璈也因在上海出色处理“停兑令”的问题一举成名，很快被推举任中国银行副总裁。 1917年8月初，张嘉璈刚赴京上任，就被所谓“京钞”兑换问题困扰。当时北京中交两行在北京政府的胁迫下，滥发巨量不兑换纸币，币值跌去四成。废除“停兑令”后，北京中行匆忙开放京钞兑换，意图恢复纸币信誉，结果根本无法应付，不得不再次停兑，仅保留4处，每日兑换4万、每人兑换1元的小口子。结果，“每日有四万人携带被褥，自深夜坐卧等候，翌日晨兑完始散。不堪入目”。 面对巨大压力，年仅30岁的张嘉璈深思数日，认定要解决京钞问题，必须改变根本制度。他即向财政部长梁启超提出整顿方案，一是修改中行则例，提升股东会和董事会提名、任命权和业务决策权，避免走马灯似地换总裁；二是限制政府垫款，防止滥发钞票；三是由政府发行专为整理京钞的六厘长短期债券9600万元。三管齐下，花了十年时间，终于基本了结京钞遗弊。 end 本文选自2022年第4期《上海滩》杂志 我知道你在看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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