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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1983年秋，我们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部分同学到徽州实习，并结伴到附近的道教圣地齐云山一游。来自穷乡僻壤的我，可谓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土气十足，傻气可能更是有余，但豪气冲天。在饱饮了一通山泉水后，可能被齐云山的壮阔雄伟所感染，竟一个人悄悄的在随处可见的石壁上用石块题歪诗一首。前两句早已忘却，但后两句却莫名其妙的深印在脑海里，至今还记得。这两句是，“它年若显凌云志，跨鹤寰宇当再还！” 如今四分之一世纪已了然而过，人也从干瘦青年变成肥胖中年，虽足迹的确到达世界许多地方，并在美国求学工作近二十年，但所成不多。“凌云志”如果还在，恐怕还是“志”而已。当然也再未回到齐云山。回首前尘，可谓浮生。浮生者，四海漂浮，雪泥鸿爪之谓也。捡点所作所为，唯有三记而已。 读书记 学历史并非我的初愿。上高中时，本来准备考理工科的。但在高考前几个月，因与体育老师发生肢体冲撞后，毅然改学文科。说来突然，实在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我就读的中学即使在乡下，也属条件较差的学校。虽然我的文理科目在学校都属尖子之列，被公认为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因此文科班主任希望我学文，理科班主任则主张学理科。我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认为理科更有前途，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徒。故自然宣布我非理工科莫属。但当时学校的理工科老师水平有限，对于我的许多疑惑题目，我解不出，他们也是一头雾水，爱莫能助，自思能考上一个像样的大学难度很大。1980年，高考竞争极其惨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对我这种农民子弟来说，要走出贫寒，走向世界，高考是唯一出路。为保证成功，不得已打算牺牲一切可以割舍的东西，全力冲刺高考。其中包括体育课。因此在一次体育课上为了不上课同老师干了一仗。大概我根本不是膀大腰圆的体育老师的对手，在拉扯中摔倒。结果同学起哄，说老师打学生。许多老师也站在我一边，竟然支持我借机所有课都不上，自己全力复习，一举考上大学，为学校争光。老师们的殷切希望，让我突然清醒。仔细权衡之后，觉得我改学文科，可能被高校录取的机率要大一些。因为要在数理化上取得好成绩，优秀老师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缺乏这样的老师。但如改文科，凭自己的记忆好，悟性也不错等特质，也许可以自学，并自信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好成绩，问题不是太大。可是这一决定，出乎所有人意料，连文科班主任都不敢表示支持，因为离高考毕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了。但我属于脾气极倔的人，一经决定，绝不回头。幸运的是，虽然我高考的英语成绩几乎为白卷（我所在的中学当时没有真正的英语老师），但其它各科包括史地都考得很好，成为1980年枞阳县文科高考状元。高考成绩理论上达到、并超过全国所有重点大学在安徽省的录取分数线，但因缺乏英语成绩及填报大学志愿的技巧，结果阴错阳差地进入安徽师大历史系。 大学四年，生活上极其贫困潦倒，颇为落魄。可谓地地道道的一个坏学生，政治上绝不求上进，学习上属典型的逃课大王。以“六十分万岁”为座右铭。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很少同他人打交道，对女同学更是敬而远之。但我并非自暴自弃，愤世嫉俗。几番彷徨之后，在大三时，决定报考南开大学著名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教授的美国外交史专业硕士生。承蒙杨先生错爱，竟然成为1984年度他录取的唯一学生。 南开几年，在杨生茂教授的严格指导下，才开始了本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涯。杨生茂教授，生于1917年，先后求学于燕京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斯坦福大学。受业于美国外交史名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1947年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成为当代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少数几个倍受尊重的权威学者之一。先生严于律己，治学严谨，敏于思考，文字优雅。在先生的督促下，我开始系统阅读了中国古代名篇及美国史著作。先生指导学生的一个独特方法是将自己每天想到的对学生有用的心得、书籍等及应做或注意事项写在旧信封或废纸上，在他一日多次的散步途中塞在我的宿舍门下或信箱里。有时一天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件。即使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先生仍是耳提面命，继续不断提供杨氏手谕或启示录。在南开六年，我积累了大概上千封先生类似手谕。可惜在1990年底出国时将信件及其它物品寄存别处，后来竟不翼而飞了。痛哉！痛哉！ 除了手谕及启示录外，先生指点我治学的另一有效方法是寓教于创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杨先生承担了一项国家重大研究项目，撰写一部完整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我受命写作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章节。从书稿主线、资料遴选，到遣词造句、文字表达，时常受到先生多方鞭策，指点无数。耳濡目染，获益比起课堂上的满堂灌不知要强多少倍。杨先生是影响我学术人生中少数几个人之一。记得八十年代时南开美国外交史专业研究生工作比较好找。我的志向是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但就在我尚未最后定夺时，先生有一天一早命我到他家去。到后方知是毕业志愿事。当时研究生可填报三个志愿。先生告诉我，我的第一志愿应填南开，我问第二志愿是否可填别处，先生说还是南开，这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告诉先生我想到外交部工作，可否第三志愿填外交部，先生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应该做学问，所以第三志愿还是南开。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个外交官，但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历史学者。 先生虽在我留校问题上，力挽狂澜，一言九鼎，但在其它问题上却比较通融。杨先生是国内首批美国外交史专业博导。但并未强迫我读博。他知道我的志向是要到美国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在我答应留校后，我们师徒达成君子协议，我一旦完成美国外交史一书的写作，先生应支持我出国。先生为一仁慈长者，一诺千金。我1990年春顺利收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录取通知。本应在1990年夏到哈佛报到。直到1990年底，在几经折腾之后，我终于落荒而逃，在迟到大半年后，离开南开来到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美国史教授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梅教授可能是第一个在哈佛历史系从助理教授直接熬到终身教授的人。除历史系外，他还长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他与美国政界保持密切关系，但仕途似乎并不顺，未像许多其他哈佛教授那样，直接参政，亦官亦学。 梅教授绝对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感觉聪明过人的学者，教学效果也相当不错，他讲课时时常穿插一些风趣的故事，让人难忘。我在自己教书时不时借用从他那学来的经，包括他讲的故事，屡试不爽，也颇博得学生的好感。记得我在做他的“越南战争”一课的助教时，有一次向他抱怨说，自己经常记不住学生的名字，自我感觉不好，学生似乎也啧有烦言，故向他讨教有何良策。梅笑咪咪的说，他同样记不住学生的名字。如果有学生抱怨，他就告诉该学生说，“I am a historian and only good at memorizing dead people’s names ”（“我是历史学家，我的长处是只会记住死人的名字”）。 此言一出，很少有学生再叫唤了。此语如同良药，让我终身受用。 我对梅教授虽终身感激，但有一次我可是对他非常愤怒。起因缘于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哈佛历史系美国史专业的学生在成为博士资格候选人前，必须先通过德文及法文阅读考试，然后按规定选择四门专业，四个老师做主考官，分别以一年时间做准备。梅教授是我的美国史专业的主考官。记得当时同时以梅教授做主考的还有现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戴维·尼克斯（David Nickles）。戴维和我从梅那儿拿到一份近三百本书的书单后，我们俩每周到他的研究室汇报所读的书，并接受他的诘难和提问。一年下来，自己感觉良好。但在资格考试那天，梅的第一个问题就把我问倒。他让我回答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烟草税占联邦收入的比重。在他所给我的书目中和我们无数次讨论中，我们从未涉及此问题。虽然我的资格考试顺利通过，但我对他的刁钻问题甚为恼怒，第二天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抱怨说，他的问题不公正，有关此问题的内容未出现在他指定的书籍中，他也从来没有在讨论中涉及此问题。因此我根本就不知道答案。面对我的质问，梅呵呵一笑，答道，“If I know you know the answer, why do I bother to ask it?” （如果我知道你对答案已了然于心，我干嘛还要自找麻烦问你？）。 多么聪明的回答。诚哉斯言！ 2008年秋，在离开哈佛近十年后，我重回母校深造。只不过这次身份是作为哈佛一个高级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我很快又同梅教授见面。十年未见，梅教授现已八十岁了，仍未退休，但还跟十年前一样精力充沛，连新添的皱纹都洋溢着智慧。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对我的新的研究计划“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文化与国际史的诠释”更是显得感兴趣，给了许多建议，并表示愿意在该书出版时为之写序。我们约定等我将手头的一战华工项目告一段落时，我们再一起吃午饭,进一步讨论我拟做的中美关系这一题目。遗憾的是在2009年6月1日，身体一向很好的梅教授竟突然离世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让人不胜怅然！ 梅教授虽然影响我很大，但他最终并未成为我的主要指导教授。我在哈佛历史系的导师是入江昭（Akira Iriye)。我在1991年初来哈佛后，系里问我是否愿意改投入江昭门下。入江昭的名字对我来说可谓如雷贯耳。我在南开时，杨生茂教授曾多次向我提起过他，对其学问推崇备至。我在来美前也读过几本他的著作，所以对他并不陌生。我知道他是声名极其显赫的美国史专家，尤长国际史，系1988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但我并不知道他1989年被哈佛大学礼聘，已成为哈佛的美国史教授。因其新到，研究生不多，故历史系希望由入江昭作我的主要指导教授。我立即欣然从命。入江昭教授平时不苟言笑，他的几个日本学生见到他时，都诚惶诚恐。其实他望之俨然，即之亦温。我在他面前，从来都不感到拘束，谈笑风生，令我的日本同学十分嫉妒。入江昭教授对所有学生都特别爱护有加。记得每次的讨论班课的最后一节课通常在他的家上，课结束后即开派对，享受教授夫人精心准备的美食。入江昭夫人不仅有博士学位，且在法国上过正式烹饪课程，所准备的食品当然美味可口。所以通常一学期一度的课后聚会便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盛事，我的许多男女同学更是堂而皇之的又吃又往口袋塞小点心。2008年我重回哈佛时，曾向入江昭夫人提到此趣事，她笑得乐不可支，答称她一直有所怀疑。 入江昭教授很忙，经常下飞机后直奔教室，上完课后又奔赴机场。但任何时候只要我有事相求，他都是立即处理。很多时候，他都在几小时内答复我的电子信，有时甚至一日数次电子信往返，真正是诲人不倦。入江昭教授虽著作等身，声名显赫，但为人非常谦和。2001年我任教的一个美国私立学校——卡拉马祖学院（Kalamazoo College）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我代表学校所写的赞词中引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描述他。2008年我重返哈佛后，与入江昭教授的交往颇为密切，入江昭夫妇对我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2009年6月当我快结束在哈佛一年的高级研究院的生活时，入江昭教授夫妇邀请我到他家吃晚饭，为我饯行。入江昭教授在哈佛的房子于2007年失火，最近才刚修复完毕。据入江昭教授自己说，我是他家近两年来正式宴请的第一人。更让我感动的是，入江昭教授最近刚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仍在化疗，但那天他本人也亲自下厨，与太太合作做菜。让我享受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晚餐！ 亨廷顿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是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哈佛学者。亨廷顿是哈佛政治系（政府系）的教授，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被哈佛解雇过，虽然后来被聘回来，并最终成为哈佛屈指可数的几个顶尖教授，但他对自己曾被解雇的经历耿耿于怀。亨廷顿1993年发表《文明冲突论》一文，轰动全球。他随后在哈佛开一讨论班课，还是围绕文明冲突的问题，他亲自挑选了十五名不同文化背景及专业的学生上这们课。我有幸成为十五名学生之一。亨廷顿当时正准备写一本文明冲突论的专书，此课可能是为他进一步写书做准备及铺垫。亨廷顿不大会上课，每次讨论班课开始，围绕当天的主题，他先念自己准备好的一两页纸（有时更长）的内容，然后学生讨论。不过，一学期下来，每个人都实实在在的学到不少东西。我的讨论班论文也有他的详细评语。学期结束前所有修读此课的同学都被邀请到他家做客，享受有专门服务生服务的丰盛食品、饮料及亨廷顿本人讲述的许多有趣故事。讨论班课之后，我有幸成为哈佛国际问题研究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生级别的研究员，我的研究室与亨廷顿的研究室在同一层，时常有机会碰头。有一天亨廷顿突然打电话要我到他的研究室见他。我到后，他拿出国内刚出版的王缉思主编的有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评论文章集。其中收有我的两篇文章。该书为中文，但附有简短的英文摘要。其中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的英文摘要称我认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未能逃出冷战思维的痕迹。他似乎对此批评很不服气，要我解释一下我的文章的详细观点。我有点尴尬，根本不知道国内已经出版了这种书籍。但还是大致告诉他那篇文章的大意。显然他不买账，但并未试图说服我。 我哈佛毕业后，应聘到卡拉马祖学院就任一讲座教席，自愿每年教一门国际关系的课程。行前向亨廷顿辞行，并请教他有何建议。亨廷顿问了问我关于此课的想法后，发现我的设想跟他在哈佛拟开的一门新课相近，于是拿出他已准备好的教学提纲包括阅读书目给我，建议我不妨试试他的这份教案，如发现问题，告诉他。他还告诉我当时他在构思一部关于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书，嘱咐我如发现相关的资料，希望能与他分享。亨廷顿的教案帮了我大忙。一年后我向他汇报该课的情况，并顺便寄给他我的一位大二学生为此课写的学期论文。亨廷顿立即写信表示感谢，并告诉我他很喜欢那位学生的论文。让我吃惊的是，几年后亨廷顿出版了他的关于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书，他居然引用我的这位大二学生的学期论文。虚怀若谷，宾至名归！遗憾的是，亨廷顿2008年底去世,让我永久失去与他一起把酒话世界的乐趣。 我在哈佛时受惠不少的老师还很多，如韩南(Patrick Hanan)、 马若德(Roderick MacFaquhar)、 约瑟夫·奈(Joseph Nye)、 柯伟林(William Kirby)、包弼德(Peter Bol)等教授对我多有帮助，影响很大。限于篇幅，无法一一道来，只好待之来日了。 读档记 历史研究的首要条件是对资料的掌握，尤其是对原始档案和多国档案的利用。近二十年来，因为我的课题多属国际史范畴，多国多地读档成为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个中甘苦，可谓多矣！第一次正式读档是1993年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馆自然成为我读档的第一站。记得我访问该馆时，大部分时间只有两位学人，我和我的哈佛同学理查德·霍洛维茨（Richard S. Horowitz）。但该馆同仁不因人少而降低服务质量，工作十分热情，服务尤其专业。更难得的是，它处处为读者着想。读档是件苦差事，但在这里优良的服务环境下，让人如沐春风、事半功倍。中研院之行因此成为我多年读档生活的良好开端。 1994年我到国内一档案馆查阅资料。该档案馆的服务同中研院档案馆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根本就是衙门而不是服务机构。它的宗旨似乎是能不让读者看，尽量不让看；能刁难，尽量刁难。读者的宝贵时间消耗在许多无谓的官僚纠缠之中，让人如坐针毡，事倍功半。2008年我重返该馆，发现服务质量丝毫没有改善，甚至倒退。仅举一例为证。1994年时，该馆对读者的复印要求用宋丹丹的小品语言说可谓“那是相当热情”，可能其中有些经济实惠，并对国内外读者实施不同的收费标准。2008年时，该馆已改公务员制，提供复印大概对公务员们已没有什么物资刺激了，因此能限制则限制。但该馆不准拍照，读者惟有手抄，徒唤奈何。 一家著名图书馆的管理及服务质量及理念实在与其地位不相称。在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2007年期间的多次到该馆读书发现，首先它把读者分等级，所谓教授级、博导级读者，甚至按行政级别的，如有些读物只对局级以上领导开放。由于本人在国外执教，证件不显示级别，更不是什么局长，因此在书馆读书时常受歧视。说一件好笑的事。2005年我在该图书馆准备阅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体育杂志。一打听，在特藏室。但我的读者证该室不认，需高级读者证方可。但按书馆规定，我不配有此证。并被告知我想看的这些体育读物只有局级以上领导才有资格看。我不配看。我抱着秋菊打官司的劲头同大概属办公室主任一级的领导展开一场“读书保卫战”。可能这位女干部在两个多小时的拉锯战中被我搞烦了。总之，她同意给特藏室打一个电话，让我看一看只有局级领导才能看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体育杂志，而并没有将我当做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分子处理。 我在另一家图书馆的读书经历也同样不太痛快。2008年我需要阅读有关一战华工的文献资料，但到此图书馆目录室及图书网一查，一无所获。然而根据我的调查，此图书馆绝对有一些相关资料。不得已，到图书馆咨询部打听。答曰，交五百元人民币，可代为查找。的确，交钱后，很快被告知有不少资料。可由他们代为复印。于是再交高额复印费，方得收货，一如营利单位。后来一看，许多复印的资料文不对题，缺字不少。 近年来国内大学纷纷以建立国际一流大学为己任。的确，从硬件看，许多大学已经相当好了。但从软件看，则差距世界一流大学甚远。一流的大学必须是开放的大学，许多美国大学图书馆为了吸引校外学者利用其珍藏，甚至提供旅费。我移居密歇根后，附近的密歇根大学及芝加哥大学很快为我办好长期使用它们图书馆的有关证件，没有任何刁难。但中国的一些一流大学，很少有这种开放的胸怀。校外学者如想看珍藏，可谓难上加难。每次我如需阅读国内大学藏书，经常不敢自己登门，只好请在学校里工作的朋友帮忙。 1995-1996年我开始到欧洲继续为我的中国与一战课题读档。第一站是当时德国首都波恩。目标主要是德国外交部档案馆。该馆位于外交部本部内，当时每天只接纳大约十位学者。需提前获准后方能每天进馆。该馆当时还有一条规定，所有国外学者须在到馆一周内出示本国在德大使馆文化处的介绍信，否则即失去继续使用该馆的资格。此类介绍信实属形式，我的美国同学奥利夫·格里芬（Oliver Griffin）当时也在该档案馆看档， 他告诉我说美国大使馆有现成介绍信，任何美国人可随时任意索取。可是这种似乎是易如反掌的事，轮到我却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德国人办事认真是有名的。每天我进馆时，都忐忑不安，总觉得那位漂亮的德国管理员小姐随时会把我赶出去。本来德国档案里的德文花体字已经弄得我头昏脑胀，拿不出一纸介绍信的紧张让我根本无法专心阅读这些德文文件。忘了是进馆的第几天了，干脆向那位几天来让我如做针毡的管理员坦白。她狠狠的盯了我一眼后，就把我领到馆长室。该馆长大概也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外交官，看了看我的资料后说，既然你是哈佛大学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介绍来的，我们就网开一面，让你继续在这读档。谢天谢地，我只要能读档就行了。 在德国几个档案馆盘桓了几个月后，转战法国巴黎的外交部档案馆。在巴黎的六个月，是我读档比较得心应手、心情愉快的时间，没有烦人的大使馆介绍信的纠纷。当时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比较人性化，周末甚至向华人提供便宜饭菜、活动场所，及开放图书馆。看来天下乌鸦并非一般黑。在巴黎外交部读档的一个挑战是必须早起，在档案馆开门前把护照或其它证件交到两位法国小姐处排队。因为每天座位牌发光后，即不能入内。我当时在巴黎拉丁区租了一间屋，与巴黎著名的索邦大学（巴黎第五大学）及先贤祠仅一墙之隔，并与巴黎圣母院不远。屋虽小，但厨房洗澡间齐全，临近地铁。每天起床后，在到地铁站的路上买一加长面包加火腿肠。一分为二，一半为早餐，在路上即解决（颇像当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当学徒工时情景）。另一半为中餐。这样可以不出档案馆门。虽辛苦，但每天的位子得到保证。 在巴黎读档有三件有趣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法国外交部可怜的两位法国小姐每天在叫我的名字时不知道怎么发Xu Guoqi。对西方人来说，x 及q在中国人的名字里可谓天书。所以每天早晨在嘈杂的接待厅里，我必须注意力集中，因为每到两位小姐在叫名时如有大概十秒的沉默时，可能就是我了。我即挤到窗口说，“是我” (C’est moi)。十之八九能拿到我的座位牌。第二件事是有关法国人的法语文化自豪感——法国人只愿意跟外国人说法文。我在哈佛虽然受到法语训练，但我的口语比读要差得远（在我所在的美国史专业，在成为博士候选人之前只要通过德语及法语阅读考试即可）。所以每天进馆后我都得在填好索档单后，要结结巴巴的解释我所要的文件，每天的折磨可想而知。这样被折腾了几个月后，我的法语口语虽有所长进，但仍未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更有趣的是，因为天天在一起，这些档案工作人员跟我们几个常客开始熟悉起来。有一天其中一个竟在闭馆后跟我们几个读档人一起出去喝酒。这位老兄过去不管我在交涉档案时怎么为几个想不起来的法文单词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他总是怡然自得的纹风不动，假装听不懂英文。现在一杯酒下肚，居然说一口漂亮英文。我当时差点一脚把他踢翻，恨恨的骂道，“You son of bitch! Why haven’t you spoken English with me when I have trouble with French in last several months?”（你这混蛋！为何以前不说英文？） 这位老兄脾气倒不错，居然一点不生气。但此后，在工作时他偶尔跟我说英文了。第三件有趣的事发生在巴黎郊区的法国陆军部档案馆。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一天，我调阅有关一战期间法招华工资料。等档案收到时，发现法国工作人员搞错了。送来的这一箱子档案属意大利工人为法做工资料。只好请他们再提调我所要的档案。但下一批档案要过至少两个小时才能到，为消磨时间，便随手翻阅该箱意大利工人资料。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就是在此箱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档案里，我找到了我一直苦苦追寻的一卷一战华工方面的重要文件。这份资料莫名其妙的被错放在意大利的资料里，老天有眼，居然因法方档案处理方面的多重失误，让我鬼使神差的发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一晚回住处后，一个人喝了两瓶法国葡萄酒！好不得意。 下一站是伦敦。主要目标是英国国家档案馆（当时叫Public Records Office）。1996年我到此的主要目的是继续为我的博士论文找资料。记得1996年时，我总觉得他们给我的档案中间有空档，但目录上就是找不到。迫不得已，向该馆资深馆员咨询。过了几个星期，这位老先生答复说，我的感觉是对的。确有五卷一战华工档案缺失。原因是英国在二战时将许多档案转移到香港，但战后并非所有档案都安全返回。他估计这缺失的五卷资料如还在人间则有可能还在香港。他这一“估计”害得我两度到香港专门寻找这批失踪的资料，可惜到今天还是劳而无功，毫无线索。好在除此之外，我1996年英国两个月的研究之行可谓大功告成。2009年1月我在写一战华工一书时，重返英国。找到了许多当年没有看到的文件。我的体会是尽管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但档案研究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要用恒心和耐心，更不能一味依赖电脑，要学会顺藤摸瓜。我的许多珍贵资料就是在电脑目录上没有、档案馆的咨询专家都找不到的情况下，我用笨功夫旁敲侧击，用铁杵磨成针功夫的慢慢掏出来的。急于求成和想找捷径是档案研究的大忌。 问学记 司马迁说做历史研究的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另一位先贤也教导我们讲做人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些都是可望但难及的目标。但身为职业历史学人，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立言，并尽量成一家之言一直是我所追求的人生安身立命方向，也是我为稻粱谋的资本，为公为私都是该做的。要立言并成一家之言当然首先要打好学术根基。在这点上，哈佛历史系的博士训练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首先，它有一套严格而又科学的训练制度。不管学生的程度多高，必须上完规定的课程，读完规定的学分。光上历史课至少要花一年以上的时间。其次，如前所述，它有严格的语言要求，必须通过两种外语的考试（英语不算）。我的专业外语规定是德语和法语。好在可以考多次，直到通过为止。记得我的一位美国同学德文考了三次才过，感觉他快要崩溃了。再次，博士资格考试。历史系的学生要准备四门学科的资格考试，四门科目必须跨国别和时空。四门必须全过才行。如有一门不过，全盘皆输。每门课目的读书量都很大，因此，每年都有学生考不过。失败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卷铺盖走人，二是再受苦一年，来年再考。有趣的是，有时考试失败的原因不可捉磨。也许头天晚上主考教授与老婆干了一架，第二天可能拿学生出气，让你考不过。我在准备考试时听到的最好笑的考不过的例子是一位考生与一位主考教授的女友有染，结果考试不过。如果说这是活该的话，那另一位同学考试未过可是天大的冤枉——他的落败据说是一位主考官不喜欢他当天的领带。 学分满了，语言关过了，资格考顺利结束了，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进入博士论文阶段。这一阶段通常很长。我在哈佛读书时，历史系拿到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是十年。博士论文非常重要，因为它大都成为第一本专著，成为拿到教职的敲门砖。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却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记得是上入江昭教授的国际史讨论班课(International History Seminar)时，我被指定为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所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的引评人。引评人的责任是详细介绍该书的观点及一战研究的得失。我指出西方一战研究缺乏国际史的视野，对中国因素的考察尤其欠缺。入江昭教授即指示，既然如此，我的学期论文应该以此为题，研究一战的中国因素。显然他对我的论文很满意，鼓励我再接再厉，继续以此进一步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好笑的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博士论文会是中国与一战。记得我总是想所谓美国外交的文化因素之类的题目，可见世间上许多事情是没有什么定数的。但歪打正着，我在2002年把博士论文修改一遍后，将书稿寄给西方一战史权威学者耶鲁大学的杰温特（Jay Winter）教授。温特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著名的《一战期间中的文化与社会》丛书的主编，他对书稿似乎很中意，立即安排匿名审稿。幸运的是，出版社安排的两位匿名审稿人是耶鲁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及牛津大学的米特（Rana Mitter）教授。两位对书稿都是鼓励有加，推荐出版。因为两位的评语都是褒奖之词，所以他们也就直接或间接的告诉我他们是评议人。该书于2005年初出版后,[1] 学术界评价很好，温特教授很高兴，后来鼓励我为他的丛书再写一本书，可惜我分身乏术，加上我天生的惰性，至今一直不敢答应。 俗语云，万事开头难。但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的出版似乎一帆风顺，未遇到挫折。可谓幸运之至。我在写中国与大战一书的前言时，对2001年中国赢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反应予以关注，并把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情感同一战以来的中国寻求国际化与新的国家认同联在一起。一战与中国一书完稿后，我开始对体育与中国的国际化的问题越来越有兴趣。在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后，思路开始比较清晰起来，自我觉得可以写一本较有新意的书。我的出版界朋友张瑞德(Anthony Cheug) 鼓励我尽快同他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工作的朋友联系。在张瑞德的一再催促下，我在2005年底用电子信给该编辑写了一简短函件，询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否有兴趣。当时入江昭教授建议我不妨向哈佛大学出版社问一问。所以在给芝加哥那位编辑去信的同时，我将同一邮件寄给哈佛出版社的高级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林赛水在当天立即回信，表示很感兴趣，建议我马上电邮给他写作计划。芝加哥的那位编辑过了两个星期才答复，虽同样表示兴趣，但为时已晚，因为哈佛明显已捷足先登了，并很快寄给我正式合同。林赛水之所以当时敢对我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如此信任，估计有下列因素。一是选题好，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选题应该有影响。同时感觉我的角度极富挑战性、学术性，与哈佛出版社的学术地位相称。第二是我的第一本书在西方学术界反响不错，口碑很好，所以我有所谓的学术信誉，并非一穷二白。第三可能是入江昭教授的美言。入江系哈佛出版社的董事会成员，他的话应该有一定的分量。大概这三重因素促成林赛水的押宝。 我原来的打算是书稿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后完成，自我觉得写中国与奥运的书当然应有涉及北京奥运会的章节。但生姜毕竟是老的辣，林赛水在谈判合同时，对我的所有条件都答应，唯独就是对交稿日期不妥协，坚持要我在2007年春交稿。由于他的英明，该书在2008年春顺利出版。[2]因为时机好，本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及媒体的相当关注。《华盛顿邮报》、《纽约书评杂志》、《南华早报》等众多媒体都发表长篇书评，倒是我始料不及的。该书的两位匿名审稿人的评语相当有趣。一位是包苏珊（Susan Brownell）。她是研究中国体育问题的知名学者，对书稿称颂备至，大力推荐。并直接告诉我她是该书审稿人。但另一位审稿人的意见则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声称该书有成为畅销书之潜能，建议我删去相关学术性较强的章节及资料。我读后十分恼火，答辩说：此人大脑进水，所提建议纯属无理取闹、无稽之谈，我无法接受。林赛水收到此答复后，劝我不要火气太大，应该心平气和点。否则董事会在讨论我的答复时会觉得我太中年气盛，心不平，气不和，恐怕有麻烦。因为，出版社一般要在两位审稿人都推荐出版的情况下才正式同意出版。但我属得理不饶人的主，终究没有作多大的妥协。听说还是入江昭教授在董事会上帮我解释了一下，说徐国琦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包，再说哈佛出版社也不是向钱看的地方，重视的是学术。学术性强正是此书的特色。结果社方未找第三位审稿人，直接批准该书立即出版。 2005年底就在哈佛出版社表示对我的体育课题感兴趣时，我收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下属的五洲传播出版社高磊编辑的邀请信，嘱我做一篇命题作文，写一本关于一战华工的小书。我在2000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应刘青峰主编之命，发表过一篇关于此题目的长文。大概此文的缘故，高编找到了我，声称此书只有我才能写。但当时我不能写，因为我必须全力完成哈佛的书稿，所以就辞了。但第二年高编说社里又为该书重新立项，再次请我撰写此书，并同意我推迟交稿。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2007年初在哈佛的体育书稿杀青后，开始着手一战华工书稿的工作。在高先生的大力帮助下，写作进展较快，该书在2007年底即出中文法文两个版本。中文题目是《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由于我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做中国与一战题目时，对一战华工的档案收集很多，在写完五洲传播出版社委托的小书后，觉得意犹未尽，随即准备写一本翔尽的学术专著。经过近一年的思考及研究后，觉得可以正式启动该项目了。于是在2008年春询问哈佛是否愿意出版，并很快同哈佛达成协议，签署合同，哈佛建议我2009年6月底交稿。幸运的是，2008年春哈佛大学瑞德克利福高级研究院宣布我为2008-09年度研究员，让我得以利用哈佛及研究院举世无匹的研究条件，在哈佛闭关一年，得以按时顺利完成书稿。2009年九月中旬，两封匿名审查报告均已收到，双双推荐出版，估计2010年该书正式问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2005年以来，因为多种书稿压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本打算在哈佛华工书稿交差后，好好轻松一下，不再总是疲于奔命，毕竟已进入不惑之年了。但人算不如天算。我到哈佛后，有机会同林赛水喝酒聊天，一次在一中国店我们俩在冰天雪地的天气下，痛快地大吃一顿火锅。在酒酣耳热的情况下，林赛水问我未来的研究计划。我借助酒劲，告诉他有机会的话我要写一本“惊天地，泣鬼神”的中美关系史杰作，彻底颠覆目前学术现状。原以为这只是吹吹牛而已，当不得真的。未想到林赛水是有心人，对我的这一设想很感兴趣，鼓励有加。并在2009年2月，竟送给我一纸合同，并附美元支票一张。权作预支稿费。条件是我必须在2011年底交稿。面对林赛水的糖衣炮弹，我在犹豫再三后，竟欣然同意，签字画押了。看来此后两年又得长期献给档案馆及书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余论 写到此处，本想收笔了。但王希、姚平两位编辑嘱我加写一些我的学术心路历程及对东西方学术观察的内容，只好从命。其实我自1990年底来美以后，一路走来，看上去似乎一帆风顺，但自知常怀不安之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我辈在美国从事人文事业，教书育人，实在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偶然也会有，当然机率是很少的，毕竟江山是别人的，文字也非母语。虽自认不比金发碧眼们差，但付出比他们要多得多。常想，与其寄人篱下，不如归去，不时冒出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想法。但回国又害怕“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折磨，所谓近乡情怯是也。故一直进退两难,并一直为五斗米不断折腰。有时想，如果我当初成为数学家，在美国谋生可能要容易的多。至少在语言上文化上要轻松些。在国外教历史写历史，常常为用英文为洋人写及讲解他们能欣赏能懂得的东西感到叫苦不迭，费力不少。“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我在用英文写书的过程中最吃力的不是观点、资料，而是语言。古人云，“推敲一个字，拈断数根须。”对我来说，岂止是数根须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在跌跌撞撞中一路走来，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老婆及孩子的支持可谓关键。（九十年代在写哈佛博士论文时，因进展不快，我曾跟入江教授开玩笑说，能否把三个孩子当作博士论文中的三章交给哈佛。）如果还有任何其它所谓成功的心得的话，那就是一直坚持自我，坚持自我价值，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尤其是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报有无限的敬意和关怀。自思虽然英文不是我辈强项，但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深层的文化意识及对不同文化的独特理解。多年来，我一直以“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为座右铭。并对自己在南开及哈佛所受的训练充满信心，认为不比任何人差。其次是我对美国史、中国史及世界史的掌握，自我感觉良好。我可以用自己的国际史强项，取长补短，独辟蹊径。我所有研究课题能够得到承认及赞誉，或与能自成一家之言有关，“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好多年前，我同南开著名史家刘泽华先生在南开门口的书店相遇。刘先生站在钱钟书的书前感叹地对我说，钱著之了不起在于做中国学问的读不懂他的洋文部分，恐怕能懂他西洋部分的人又对其中国古典部分不知所云，所以他厉害。刘先生鼓励我出国后就走钱钟书路线。二十年过去了，虽然有幸忝列西方国际史泰斗入江昭门墙，但我肯定未达到刘先生当年对我的期许境界。不过，有时在把洋人教训得目瞪口呆时，我得承认我偶尔会有点“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自喜。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油然而生“曲高和寡”及“千秋功罪，谁人评说”的沧桑感。我的《中国与大战》一书出版后，虽然得到众多书评家的赞许，但真正理解其学术贡献的不多。直到2008年该书出版三年后，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李木兰（Louise Edwards）在她的一长篇书评中似乎开始明白我的真正学术追求及理念。（李木兰现任教香港大学。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与大战》一书的中文版自2008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后，一些国内读者很快予以肯定。）我的《奥林匹克之梦》 (Olympic Dreams)一书虽然获得不少恭维，并成为奥林匹克史学家国际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lympic Historians) 2008年度最佳著作及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2008年度杰出学术研究奖，但大多人关注的是此书的体育部分，很少学者注意到本书实际上是通过体育来揭示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历程，特别是其在乒乓外交及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研究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翟强兄及香港学者梁文道因此成为少数几个知音。本人近期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完成一战华工专著，除中国外，其中各有专章涉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多属闻所未闻的故事。出版社约请的一位匿名审稿人竟问该书是为中国史读者写的，还是为欧洲史读者写的，要我做出抉择。此君显然不熟悉国际史的追求及意境。殊不知本书的出发点就是要写一本跨学科、跨国别的书，颠覆所有现存学术分野及藩篱。老杜诗云，“会当凌绝顶，一揽众山小。”但真的登高之后，有时不免要问，高山流水，知音何在？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多次提到诗词意境的“隔”与“不隔”的问题，我觉得国际史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隔与狭窄的问题。目前的学术分野造成隔行如隔山的局面，须知“博而返约”是治学的亘古不变的真谛。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之首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仍是我辈做大学问的不二法门。只有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气魄，方有写宇宙文章的底气。其次是目标一旦确定，必须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拼劲，达到王国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学术研究第二境界。在“才、学、识、德”四者兼备的前提下也许可以实现佛家所谓的“顿悟”，最终享受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辈生于乱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谋生海外。当国人追求物质文明及享受中国的崛起时（1990年后），我们却平静地在波涛不惊的美国讨生活、求新知。与国内同行相比，我们虽不免有时有只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消沉。但在不少国人享受歌舞升平，追求荣华富贵，名利双收时，我们这些在国门之外的人因为离喧嚣较远，似乎也许可以更容易有“手挥琵琶，目送归鸿”的潇洒及“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气概及平和心态。唯有如此心态，加上西方的成熟学术评价机制，可能才会更懂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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