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艰苦的八年抗日斗争生活（下）

微湖渔夫 2022-07-21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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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运河支队指战员

（四）游击区长的生活

完成了这次紧张的突击筹款任务后，我们又根据既定的征收粮款规定和各乡、村收益情况进行预算，依照政策实行减缓免，结合搞好拥军优属。我与邵子真等同志根据各乡村的地亩，议定了征收方案贯彻下去，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大力发挥各种关系的作用。对没有关系的乡、保，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教育，使他们按时完成任务。对于比较顽固的分子，以软硬两手来对付，使他们被迫听命于我。做这些人的工作，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对某些“坏中坏”则给以最后的打击，直至镇压。由于我们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克服种种困难，每年都圆满完成了征收任务。我多义区的范围大体是，东到周营东的邵楼村，西至微山湖东岸，南至常埠、刘桥，北至小巩湖、关帝阁，共计八十多个村子。在形势恶化的1942年也有一半的村子，有我各种不同的关系。我们还与农民游击大队同志们密切配合。区公所七八个同志和农民大队二十余人经常配合，都是精干的小伙子。他们不光是武装保卫和对敌战斗，而且也是工作队。遇事献策献计，对各村谁有什么上层社会关系，提出来共同分析研究。大家无私无畏，认真执行党的纪律，服从分配，说到做到。

1942年形势严重恶化，我一度处于日、伪、顽三方夹击之中。在一些好的关系户也不敢住，怕情况不灵，出了事牵连乡亲，我们一宿都转移三四个地方。冬天钻草屋、破庙、草垛。夏天钻山沟、青纱帐，都是和衣而眠，时时准备战斗牺牲。吃食无着，都是夜里秘密到自己家，或到可靠的关系家筹集来吃。家人、乡亲们都是尽力而为，破产供给我们。如邵子真家卖地卖家产供给我们。后来群众知道了，即主动地秘密送饭，叫我们住到家里，家人主动站岗。首先在可靠的村这样做。我们每到一处，都看地势地形，拟定几套战斗方案。我们常住的一般是较小的村庄，如刁庄、马庄、三合庄、陈庄、褚庄、关帝阁、李店、曹家埠等，都是户主放哨，通情报，帮助送信与交通。

由于较好地执行党的纪律，我们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群众心向着我们。黑天或半夜都可到家去住。为不过于麻烦群众，在院里找地方就睡，对大户、村保长家有什么吃什么，吃了用了后，给他打个条，即可抵销公粮代金。群众有什么活我们就插进去干什么活，不怕脏、不怕累，群众有什么知心话都给我们说，有什么情况都给我们报告。我们给群众分忧解难，群众保护我们，真是鱼水情意深。举几个例子即可看出。

1942年10月底的一天，南常、周营伪据点的敌人，集中在金马驹村一带扫荡，当时我得到消息后带20多位同志提前离开金马驹村，东去三里住在褚庄。刚住下有三个小时，周营据点的敌人，约150人，早六点从周营前往金马驹村路过褚庄。由于事前放哨的群众及时报告“敌人从沙河涯往这庄来啦”!在这种情况下，撤走是不行的，目标太大，北边一里大巩湖是伪乡公所，怎么办?群众提出东柴园是个掩护的好地方，能守能退，东边即是河，于是把我们引到柴园的夹皮墙里。我们都紧张的作战斗准备，群众给我们站岗报信。敌人认为该村离周营据点只二华里，是“信得过”的村庄，没有下路，即去了金马驹村。使我们避免了损失。

1943年的春天，我带12人去邵楼、曹家埠村征收公粮代金，这两个村距周营据点只一华里，如在敌人鼻子底下活动。我们夜11点住上曹家埠村，头天晚上，根据伪区公所内线人物报告，敌人没有出发的消息，可是第二天早上，据点敌人列队去邢店一带扫荡，路经曹家埠村。给我们放哨的是户主的16岁的一个小孩，急促地向我报告说：“二鬼子进村了。”我转脸一看，敌人只离我住户150米远，忙叫户主曹文田出去应酬掩护，我带着随从战士躲藏，找有利地势，立即投入战斗准备。伪区长李允阁看到有我们的两三个同志，即厉声问户主：“你家那来的那么多人?”户主应声答道：“是时庄来的亲戚，来看我的。”伪区长李允阁和曹家埠与时庄有亲戚，以为是时庄张来余家来的，还是不多管的好。即向曹文田说：“您的事这么多呢。”指使他的人说：“快走!快走!”又避免了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

1943年8月，我带了七个同志夜间秘密驻防在距周营二里褚庄褚村长家北片房西间里。到了下午两点，周营据点的伪军100余人，从隋河一带扫荡回来，走到褚庄要吃午饭。褚家户主把我们安排好，为了不使敌人进家，他主动地出去应酬。我们七人在一间小屋里，门窗紧闭，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顶上了子弹，上好了刺刀，我用的驳壳枪也准备好随时可以发射，拉出了手榴弹的弦，敌人一旦发现我们，我们就要与敌人血战一场。由于户主沉着应酬敌人，使敌人毫无察觉。这时全村群众恐怕我们有闪失，个个捏着一把汗，都按村长的要求迅速地烧绿豆汤、做菜、做饭。敌人问：“我们这次来为什么把饭菜弄的这样好呢?”群众说：“天气热没有好煎饼，再没有好汤哪能行?”群众一面应付敌人，一面给我们报告情况，听取我们的指示。我们也从窗孔看到了部分敌人的行动，由于群众这样关心我们，掩护我们，使敌人吃完饭就回周营据点了。我们又避免了一场拚消耗的战斗。事后还得到了一些老年群众的慰问。晚上九点许，我们向群众道了谢就转移了。

1943年10月，我带着李树森、邵泽林、小谢去邢店、刘河口、丁庄征收公粮代金。在邢店村头，有一妇女突然来报告：“敌人来了!”我一看真的来了，相距只有200米，是韩庄据点的日伪军百余人，带着军犬，去峄县城换防的。日本军犬发现了目标，我们躲闪不及即开了枪，打倒敌尖兵三人。敌人马上从南面包围过来。当时敌众我寡，必须撤离。来不及统一安排，我们四人又分散了。李树森拉了我一下，我俩就撤进了树林，穿过树林即进西北山沟，从沟里跑上了山。我们二人突了围，可是邵泽林和小谢同志在与敌搏斗中，壮烈牺牲了。

又有一次，我与李树森二人，在围子村西头，遇到了汉奸部队百余人，从南来去南常据点。敌人先看见了我们即鸣枪射击。我们二人敏捷地跑到孟庄村里，李告诉我：“你到孟家去藏，我往西南跑，来掩护你。”我藏在孟家，孟大嫂把我藏在柴垛里掩护起来。万一敌人来家，后边有矮墙可冲出去。孟大嫂把我掩护好，拍拍身上的土，端着青菜到大门口，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择菜。汉奸队追到孟家门口问:“见两个八路了没有？”孟大嫂表示很惊奇的样子说：“啊！那两个是八路！见啦，往西南庄岭上跑啦。”汉奸向西南岭上看去说：“那不是只一个吗?”大嫂说：“俺看着是两个，都往那里跑啦!”这时就听岭上“呯!呯!” 放了两枪。汉奸队就像红眼蚂蜂一样追去了。这时李树森同志拐了弯，甩开了敌人。我们二人全脱了险。

那几年插入敌占区工作，深刻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的靠山，只要有了群众，就能争取主动。群众给我们站岗、放哨、掩护我们，从未出现过被出卖的现象。敌人夜间不敢出动，所以夜里就是我们活动的天下了。我们可以去敌人据点住村，或其附近的村庄进行活动，找我们的关系，更好地了解敌情。敌人认为这些地方“可靠”、“清白”，疏于防范。我们对汉奸和乡、保长了解得比较准确，实行区别对待，立功的表扬、给以信任，一般的团结教育，作小恶的警告、再警告，对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即坚决给以镇压。这样团结了一些地方士绅，同时也做了一些策反工作。

运河支队活动地区草图（邵剑秋生前提供）

（五）多义和牛山区合并

1944年初，上级决定：多义和牛山区合并为周营区(亦称三区)，我们的领导力量加强了，地区扩大了。县委宣传部长朱奇民同志任区委书记，原牛山区区长单庭兰同志任区长，我任副区长。运北成立工委，刘亦夫同志任书记。设办事处，孙怡然同志任办事处主任。这样峄南县领导六个大区：一区棠阴、二区宜棠、三区周营、四区阴平、五区马兰、六区涧头。我们区配合农民游击大队、文峰一队80余人，并有邵子真、丁瑞庭、华新乙、严允厚等领导骨干配合，力量较大，很快打开了局面，使我区由敌占区变为游击区，1945年竟成了我们抗日游击根据地了。我三区范围是：北至张庄、后北常，南至刘桥、磨庄，西至微山湖东岸，东至文峰山，方圆450平方公里。中有津浦铁路、峄韩公路，我们在敌人心脏里进行对敌斗争，使周营、韩庄、沙沟、塘湖、临城、南常、宁楼等据点的敌人胆颤心惊，不敢出动。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做的统战工作、策反工作、群众工作比较成功。如做了围子村的孙华庭(即孙景璋)的工作，使其为抗日出人、出钱、出力，他父子几个都参加了抗日队伍，他本人当了我区长、泰安法院院长。儿子孙晋涛为我连指导员，1946年底外线出击时立一等功，牺牲在涟水战役，为我著名烈士。老大和其弟均是周营据点的伪军，为我传情报、掩护我军。王楼秀才王道化经过工作，积极拥护共产党，大力资助抗日。我文峰一队在许庄被敌包围后，石门村李德远(村保长)积极组织群众在包围圈外用土炮扰乱敌人，他还冒生命危险，主动把情报送给我铁道队。铁道队派一个小队打接济，打死打伤敌人10余名，使近200敌人败阵逃窜，解了我文峰一队的围。牛山后伏击战，我们所以得到了胜利，是因为事前牛山后据点内部邵x，主动将峄县伪县长王徽文要来牛山后抢掠的情报，报告给了我们，我们布置20余人埋伏在官山口，打败了伪县长王徽文 500余人，击毙伪军10余人，俘虏伪军10余人。1944年9月15日袭击塘湖车站。事前有一个褚衍进同志准备起义，主动将车站内敌情及活动规律、力量装备、布防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组织了20余人的精干突击队，由严运厚队长带领前往偷袭，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不幸的是队长严运厚同志被敌暗中射中，光荣牺牲。

为了更广泛地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我们于1944年夏末秋初组织了一次大请客，采用地方风俗，将伪乡、保长和地方士绅招集来吃“暑羊”。给一些乡、保长上了一课，警告个别的顽固分子，不要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要留条后路，要向围子孙家、石门李家学习，要立功，立大功，为我们祖国抗日贡献力量。并让“来客”讨论、表态度。后来有的干脆不干了，有的给我们建立了联系。周营伪区长李允阁知道后挠了头，无计可施，也只好随方就圆，不敢认真地反对共产党了。通过以上这些工作，使我整个三区的地面，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敌人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妄动。即使出动再不是扫荡了，而是抢粮。为此，我们的工作受到县委、县政府和运河支队领导的多次表扬，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图片来源网络

（六）拔除周营伪乡公所

周营伪乡公所是1941年底，在我们的掌握下安排的主要人选。乡长华绍彬原是我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桃园乡的乡长，后在家为地方士绅。周营伪区长孙景义指定乡长时，指他为周营乡伪乡长，经过运河支队领导同意后任职。乡助理员是我父亲傅郁亭(原名傅士密)，原在我岸堤抗日训练班学习，1939年6月结业后回周营镇任各救会主任兼农会会长。1940年10月，因年迈转入地下做情报工作。华绍彬表示：“非傅郁亭干副职，我不任乡长。”我父亲推托不过，经请示朱道南县长同意，任乡助理员。指示“作为我内线人员为我办事，掌握乡政内务为妥。”到了1944年初，伪区长李允阁察觉周营乡用人不妥，又派了孙承荣(原伪巩湖乡长)到周营任副乡长，想架空原来的两个领导。

1944年夏季，抗日形势好转。县委认为周营伪乡公所，是敌我争夺点，为了孤立周营伪区据点，决定拔除周营乡公所，以更好地分化瓦解敌人，断绝伪区据点的供应，使其丧失战斗力。我区委根据这一指示，研究决定派我与我父傅郁亭联系，来个里应外合一起端。我接受了任务，于古历5月8日的晚上去周营。派人将我父傅郁亭请到周营西头土山汪西涯青棵里，我们秘密计划如何拔除周营伪乡公所。议定先告诉乡长华绍彬，今夜可到“复源隆”(是峄城王恒兴王三猴子的店，有伪军势力)打牌(打麻将)，或到上层人物家居住，不要带枪，不要回家住，免得牵连他；重点稳住孙承荣；作好门岗工作，一定派咱们的可靠人掌握门岗；武器要注意收拢齐全，重要物资要指点带走。除此以外一切由我安排。我们商定后，父亲回去照办了。我即派人到我家找我哥哥傅北平，告诉他：“今夜十点后，全家要离开家，可去单庙村躲一躲”。

我即将此情况向区委作了详细汇报。区委同意后，我在夜12点前带领邵子真、华新乙、严运厚、丁瑞庭等农民大队和文峰一队共计50余人，到周营团团包围了火神庙——伪乡公所驻地，一行十人的突击队冲到门口。门岗迎上来急促地说：“助理员(即傅郁亭)让你们进去。”随即将枪交给了我们突击队。到了院子西屋门口，在黑暗中我见到了父亲傅郁亭，他低声说:“孙承荣已在西堂屋睡着了。”严队长一个健步按住了孙承荣，抢过来他的驳壳枪，命令“不准动”！随即绑了起来，叫人看住。同时我父亲领着我们队伍收缴了大殿的枪。这时庙院内外都是我们的岗哨。傅郁亭对大殿东间的乡兵说：“兄弟爷们们，八路来了，咱们不要怕，咱们只要缴了枪就没事了。咱们一起几年了，有对不起的地方请多原谅。”邵子真同志说：“这件事与大家无关，伪区公所又不掌握你们名单，我们宽待你们，大家都回去休息吧。”我们将武器、物资一律带走，计长短枪41支，机枪一挺，手榴弹150多枚，各种子弹1600余发，生俘伪乡长孙承荣。为了我父亲的安全，让他随部队离开了周营街(后来安排我父亲在颜村小学任教师)。

部队带着胜利品上了路，乱打一阵枪，来迷惑敌人。这天正是我侄子结婚，部队走到我家门口，看到还贴着喜对子，华新乙同志风趣的说：“傅区长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喽，你也不家去看看吗?”大家都笑了起来。在行军的路上，我父傅郁亭与华新乙、邵子真肩并肩地走着，小声的叙说叔侄离别之情，十分亲切。

我家接到通知后，于夜11点全家一起秘密离开了周营。当天过门的媳妇，也随着新郎出了洞房，转移到单家庙村。

伪区长李允阁被枪声惊醒后，听到枪声都是往区据点打的，而且什么枪都有，以为八路军包围了区据点，立即布置防守，后来听不到动静，即派出人侦察，过了两个多小时，才知道乡公所被端了。区长李允阁、队长张方连气急败坏，时至夜三点许出动百余人，抄了我的家，捕走了我的哥哥傅北平(因喜事看家)和我继母(在北院住没来得及撤走)，母亲吓晕了，不自主的乱喊，拉不走、拖不动，气得伪军无奈，就在周营西门外石场下，鸣枪打倒了母亲。母亲头上鲜血直流，晕了过去，夜间伪军看不见，认为死了，即扬长而去。我母苏醒后才知道自己只枪伤了前额，没伤着骨头，即跑出周营，逃到了单庙村。哥哥被捕后一口咬定“不知道”，敌人又听乡丁说：“傅郁亭、孙承荣都是被绑着走的”，“傅元昌真坚决连他老子也不放过”。这明明是乡丁向着我们说话。敌人无计可施，只好释放我哥哥傅北平。伪区公所派许多特务监视我家，并下令“封门逐出”，十里路以内，不准我家人居住。（傅永顺整理）

作者简历:

傅元昌，字希洲，1915年生人，今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人。10岁丧母，滕文中学毕业。中共党员。1938年5月参加工作。历任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军需、区长、军需主任，鲁南三分军区四科科长，随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后先后任上海铁路局处长，赴朝鲜慰问团上海组长，铁道部第一基建局长，兰州铁路局副局长、顾问等职。1985年离休居兰州，约于2003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