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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高 五六十年前，上海人把热恋的女友、未婚妻叫作“敲定”。这个词很形象，很动感，好比盖章，“啪嗒”一下图章“敲”下去，关系就“定”下来了，铁板钉钉。所以，叫“敲定”。 老底子，社交圈子小，娱乐活动少，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找对象是道难题。在工厂上班的，找来找去，十有八九是师兄师妹，属于日久生情型；插队落户的，不甘心找“村里的小芳”，怕将来断了回上海的希望。有些“拆烂污”的“插兄”，在当地结了婚生了子，而一旦可以返城，就拿“村里的小芳”一脚“蹬开”，留下“孽债”的故事。 那些留在弄堂里的适龄男女，“螺蛳壳里做道场”，基本属于青梅竹马型。东厢房的卫东毕业分在里弄生产组，每天在“黑铁墨脱”的车间里脚踏冲床，“咯咚咯咚”，加工脚踏车配件。西厢房的红梅毕业后分到无线电二厂，生产红灯牌收音机，在窗明几净的流水线上用电烙铁焊接元器件。在邻居们眼里，两个人不在一个档次。那个年代，无线电厂，不管几厂的，只要是仪表局的就是第一金饭碗，“吃香”得“一塌糊涂”。 但全弄堂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两个浑身不“搭界”的人居然“敲定”了。最最胸闷的是亭子间阿姨，她家老大在贵州插队落户，因为表现好，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选拔到北大读书了，阿姨满心欢喜，打算老大毕业回上海后介绍跟红梅“轧朋友”，现在却被卫东捷足先登，“出外快”了。 过了几年，恢复高考，卫东从里弄生产组直接考进复旦了。后来，卫东跟红梅搬离老弄堂，搬进了教师公寓。慢慢的，卫东成了有名的经济学家，经常在电视上出镜，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照理，这种经济题材比较深奥，收视率不高，但老弄堂里的阿姨妈妈们却看得“扎劲”。她们说：“小辰光看他不声不响，想不到现在分析问题头头是道，很有'腔调’呃！”有辰光老邻居聚会，大家都好奇地问红梅：“当初侬跟卫东'敲定’，阿拉还不敢相信，总感觉生产组配不上侬仪表局。”红梅笑笑：“那时候，每天夜里，全弄堂'墨彻里黑’，都熄灯困觉了，只有东厢房窗前的台灯亮着，他在看书学习。”阿姨妈妈们感慨：“还是红梅有眼光，卫东好比'绩优股’。有些人，只看眼前利益，到头来，往往'苦头吃煞’！” 弄堂里的爱情就是这样，有甜，必然也有苦。亭子间阿姨屋里厢的老大，毕业分配到上海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后来跟隔壁弄堂的阿珍“敲定”了。阿珍舅舅在洛杉矶，于是老大跟阿珍去了美国。去了以后才发现，那边也不是什么天堂。像样的工作找不到，最后被迫跟阿珍“拜拜”了，跟上海家里也早就失去了联系。亭子间阿姨蛮“窝塞”，前两年趁着动迁搬到了遥远的奉贤，再也不想看到老弄堂里的老邻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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