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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的前半生》成为热剧，贺涵，陈俊生，不管是高富帅，还是高富渣，总之，是关于一个男人有权有势后是否变坏和能否更好的故事。
翻开历史长卷，这样的演绎又何尝不是一直再演。
就说王安石。也是中年得势来运，位高权重，贵为宰相。按常理说，他也应该变一变。那他变了吗？
01
“辞妾”始末
就用他的政敌邵伯温所著的《河南邵氏闻见录》的一则故事来开篇吧：
书中记载的一则关于王安石“辞妾”的故事一直为后世人津津乐道：王安石夫人为其偷偷买了一妾，王安石下班回去后见到一陌生女子服侍左右，很惊讶，就问她从哪来在这干什么，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连送上门的美人也不要，在古代，尤其是在北宋，又是个讲究享受、重视文人的时代，文官地位高、生活奢侈，娶三五个小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王安石却特立独行，茕茕孑立，终生一妻，在当时和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梁启超称他是“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认为王安石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惟一的完人，盛赞他是“三不爱官员”。
说“三不爱”，是指王安石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仅此三项，便令王安石永享盛名。
02
一无所择
王安石不仅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官场上更位高权重，声名远扬，又因为主持变法，政敌遍布朝野，但不管是朋友，还是政敌，无论政见是否相同，在王安石的个人作风上，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个“不”字。
尤以王安石同时代的政敌们的朋友——著名理学家邵雍及其子邵伯温对王安石人品和生活作风的记录和评价具有代表性。
在邵伯温所著的《河南邵氏闻见录》一书中，不仅记录了朝野对王安石变法的大量反对言论，也有对王安石才华、作风的客观记录。
书中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以至今日之祸（指靖康之变）！”——把北宋的灭亡和宋廷南迁都归罪于王安石的变法，由此可见对王安石变法的切齿之恨。
但邵伯温也在此书中客观记述了王安石 “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节俭恬退，素行亦好”，“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
由此可见，王安石的德行、人品和为官之清廉在当时就得到了敌友的共同认可。
03
“鹿肉”见真
《河南邵氏闻见录》还记录了王安石在日常生活起居的“怪癖”真事：
搬出相府时，王安石要求家属不能带走官府一草一木，他的夫人因为特别喜欢公家的一张精雕名贵木床，又知道王安石肯定不会同意她带走，就想付钱买下来，但王安石硬是终未同意。
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记载：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有个朋友专程给王安石家里送来一块儿鹿肉，王夫人很奇怪，说相公从不爱吃鹿肉啊，朋友很坚定地说：“没问题啊，他肯定是特别爱吃鹿肉。” 王夫人就问：“你怎么知道他爱吃鹿肉呢？”朋友回答：“他上次吃饭，只把一盘鹿肉吃光，别的菜却全剩下来了。”王夫人又问，他吃饭时，鹿肉放在什么地方？朋友说：“在他面前。”王夫人说：“这就对了，他从来不挑饭菜，不过是专拣离自己近的菜吃罢了。”
后来，这朋友又专门请了一次王安石，也有鹿肉，却放在离他较远的地方，留意观察，王安石果然一口未动鹿肉，而是只吃了离自己最近的菜。
王安石虽然一路仕途顺畅，官拜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个人生活上却一直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懒于俗务，欧阳修曾盛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
连宋神宗当时启用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变法，也是因为除了赏识他的学识，知道他有常年深入基层、在地方工作了解国政民情、深知百姓疾苦的经验外，很大程度上正是看中了王安石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视富贵如浮云的品质和德行。
05
天下“大贤”
也正因此，尽管因为王安石主张变法，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当宋神宗病殁，不支持变法的高太后掌权后要治罪王安石，征求已接任宰相的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言辞恳切谏言：“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您万不可听信谗言，治罪王安石。”高太后无限感慨：“卿等皆君子也！”就允诺了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的辞呈。同时代的名臣士子更因此称王安石和司马光为“皆天下之大贤” 。
与王安石这样一个生活上不拘小节、政治上却力求尽善尽美、推动改革坚决不手软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
张居正也是一位力求通过变法革新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先锋人物，他的政治魄力和远见卓识与王安石不相上下，但张居正却没有王安石的简朴低调好人缘，他对人苛刻，自己的私生活又极尽奢侈，挥金如土，天天锦衣玉食，菜肴过百种，用的是金碗、金筷，连茅厕都配有仆人专门伺候。所以，当张居正一病卒，不仅他的改革措施遭到破坏，就连他的尸体都被人当成腐败典型而焚尸扬灰，悲凉凄惨，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思。
回顾历史，追忆先贤，能让后人传颂万代、奉为圣人敬仰、怀念的，永远不会是只看他是否有极高的文学成就，是否有能否影响后世的政治谋略，是否有可传世的书法绘画之作，而是会更加看重是否有可尊为楷模的德行、人品、人格、作风、做派。
隋炀帝的诗赋、宋徽宗的绘画、秦桧的书法，实际也都堪称“大家”之作，但因为他们政治上无所建树，生活上奢淫无度，作风上不顾民生疾苦，骨子里没有民族大义，也只有为后人唾弃、不耻，连他们非凡的才情和才华也几乎被湮没遗忘。
07
以人为镜
如何能如先贤圣哲一样让德行、学问同时精进呢？
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说自己的经验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日从三个方面检查自己，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修为。
《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意思是：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身为根本。如果这个根本被扰乱了，本末倒置，那么要治理好家庭、家族、国家、天下是不可能的。
三国时司马昭讲过一句话：“为官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所以清廉勤政是为官的根本。
同是北宋的文学家兼政治家的范仲淹也说“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也就是说做官一定要清白廉洁，如井水供人事用，并要立德，讲究德义，有益于百姓。
历史上有人评价范仲淹一脉八百年家族兴旺、家风不坠就在于范仲淹整个家族自始而终的“修德立化、淡泊名利、轻财重义、舍财济世”的家风传承。
历史上心忧天下的屈原，勤政律己的诸葛亮，公正廉明的狄仁杰，为官如清水的包拯，廉洁奉公的欧阳修，清贫宰相司马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典范。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古为镜，可知兴替。”读古书，看先贤，怀古追思，就是为汲取圣者智慧，学习先贤德义，效仿古人品行，不断完善个人操守，提高思想境界，提升个人心性，明是非，慎己行，讲操守，重品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成就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君子之行”，做好做人、处事之根本。
（文中插图来自“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