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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平壤市中心的牡丹峰麓，座落着一座朝中友谊塔，见证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 这座建筑上面有一座纪念碑，下面是纪念馆，在纪念馆里存放着10本参战官兵的牺牲名录，其中第一本第一页的第一个名字，叫李湘。  志愿军第67军军长李湘 李湘是中国志愿军第67军军长，也是抗美援朝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牺牲时还只有38岁。 1952年7月的一天，李湘正在检查部队的路上，突然侦察参谋报告，敌军向我阵地投放了十几枚空壳炸弹。 李湘接到报告后，也立即赶过去察看，二人把空壳弹看了又看，也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便坐在空壳弹上研究，猜想敌人到底是什么意图。 当时，李湘军长的脸上长了一个小疖子，被他用手挤破了，这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但是当李湘回到指挥所后，脸却开始肿胀起来，后来肿得越来越厉害，竟然像水桶一样粗大！ 刚开始时，李湘根本没在意，继续工作，后来实在无法工作了，被送去了医院，但为时已晚，经过医生检查，李湘已经出现了败血症和脑膜炎并发症。 医护人员虽然尽了全力，也没有挽回李湘的生命，就这样，从发病到牺牲，只有短短的7天时间！ 原来，那十几枚空壳弹是美军投放的细菌病毒，因为李湘的脸上有破损，结果被病毒入侵，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时至今日，美国军方对此讳莫如深，不敢承认自己的罪恶。 1952年1月28日，第42军375团战士李广福在美军飞机过后的驻地金谷里，发现大量苍蝇、跳蚤、蜘蛛等昆虫，随后在外远地、龙召洞、龙水洞也发现类似情况。第42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随即将情况上报志愿军总部。  朝鲜半岛雪地上的昆虫 志愿军总部指示第42军，一方面消灭虫子，一方面上送昆虫标本。2月6日，又要求各部检查各自驻地有无此类情况，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 从1月29日到2月17日，志愿军第42军、第12军、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又连续在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发现美军投撒的小蜘蛛和苍蝇、蚊子、跳蚤、蟋蟀、蚂蚁等昆虫，密度最高的地区达每平方米1000多只。 2月17日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下甲里，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物品，爆炸后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立即布满苍蝇，阵地官兵目睹了这一过程，证实昆虫系美军飞机投掷。 仅1951年1月28日至3月31日，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朝鲜北方就发现美军布撒的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等804次之多。 其布撒的范围遍及朝鲜北方的7个道44个郡，主要是平壤以北几条铁路干线的沿线及人口密集的城镇。2月底以后，在中国东北和青岛地区也发现了美军飞机布洒的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等。  经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带病菌病毒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炭疽杆菌、副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家禽和猪霍乱菌、植物炭疽菌等10余种。 这些病菌病毒经过了人工变异培养，一般具有高度的感染性、毒性和抵抗力，有广泛的宿主。 在检验时，这些病菌与正常状态下所呈现的反应也不完全相同。美国将其制成细菌段或细菌粉剂，有的附在苍蝇、蚊子、跳蚤等昆虫和小蜘蛛等媒介物上，利用飞机进行投掷和布撒。 首次发现美军在朝鲜战场布撒带有病菌病毒昆虫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予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志愿军继续收集有关情况，以查明美军企图，采集昆虫标本以培养化验。同时要求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迅即扑灭美军布撒的带菌昆虫，以防扩散，并迅速派遣国内有关专家赴现场调查，及时化验确认。 在现场，有关专家发现，美军布撒的这些昆虫的出现比每年正常出现的时间平均提早了两个月以上。  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发出了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工作指示。同一天，中央军委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的指示。指出： 据许多症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 2月25日，中央军委再次给志愿军发出防疫指示，指出： 根据许多事实（许多部队看到敌人用飞机洒下的昆虫；很多昆虫朝鲜人民过去从未见过。且季节亦过早。朝鲜专家的化验报告，敌人所撒昆虫和投掷方法都与敌人以前准备细菌战时所研究的一样。敌军内在一个月中旬集训军医进行瓦斯、细菌、原子力等训练等）都肯定的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 但是，2月26日，由美第8集团军一位“负责军官”出面否认美军的细菌战行为。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进行细菌战。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并下达了反细菌战防疫措施的命令。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是志愿军防疫领导的最高机构，以副司令员邓华为主任，联司副司令员朴一禹、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韩先楚、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为副主任。根据志愿军首长意图，并接受朝鲜中央非常防疫委员会的指示，统一组织领导志愿军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 据此，志愿军各级均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或防疫领导小组；根据作战和驻防区域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并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普遍进行了反细菌战的防御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按规定注射了鼠疫、霍乱、五联等各种疫苗，至6月底鼠疫疫苗注射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注射一次，注射率达100%，对主要交通线两侧3华里内及部队驻区大部分朝鲜居民共450万人次，也注射了鼠疫疫苗等；开展了捕鼠、灭蝇、保护水源、清理住区卫生的运动。  志愿军注射疫苗 志愿军共指定了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美军释放菌毒传染的病人。 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还制定了反细菌战个人、团体、伙房三大“卫生守约”，下发到每班2份；对卫生防疫人员 2393人进行了短期训练。 为加强志愿军的反细菌战检验和防疫治疗工作，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了3批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线提供1598.3万份鼠疫疫苗，651万份四联疫苗，284 5.5万份，五联疫苗，32.3万份斑疹伤寒疫苗，80余万人份痢疾疫苗，滴滴涕和六六六粉共38万余公斤，其他消毒粉剂4.29万公斤。 采取这些措施，前方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1952年3月初，美国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中共中央，按照预定部署进入反西军站，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 3月4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讨论部署东北及沿海地区全面进行反细菌战防疫的措施。 3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为防止细菌和病疫的传播，除在志愿军部队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对铁路交通也急需管制，规定： 一、凡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分别设立防疫检验站，专门负责来往车辆和人员的消毒和注射。 二、凡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均需强制注射。凡由东北进入关内和由朝鲜进入东北的人员中，发现有疫状时，应进行隔离治疗。 三、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资应暂停运回，必须运入朝鲜的物资应妥为包装。 四、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员和部队，应暂停来往和减少调动。 五、凡疫情严重的车站与地段，车辆经过时应禁止停车和装卸。 3月14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  志愿军战场调查 为了彻底戳穿美国的抵赖，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起，3月中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为团长，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主任陈其瑗为副团长，由中国红十字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虫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化学生物学、农学及兽医学等各方面专家70余人，参加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于3月15日从北京出发，去朝鲜现场调查。  3月19日，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等，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对全国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的防疫对象、区域划分、各区任务、紧急措施、防疫运动、研究工作、宣传工作、防疫组织等8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 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陆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 疫区：继续进行卫生侦察，普遍进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 紧急防疫区：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主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 防疫监视区：加强与紧急防御区之间交通要口的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重点进行预防注射，并应与防空部队协同监视敌机活动。 至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全国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也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除志愿军已组织防御队外，在国内共组织129个防疫大队，2万余防疫人员；在沈阳、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设立了细菌研究中心；苏联派来流行病学、细菌学、昆虫学、动物学等专家9人，在东北协助检疫工作；在东北地区国境线上、海港、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66个，并在山海关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物品的检疫和消毒。 4月中旬，在东北地区完成了480万人的疫苗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华东、中南、华南地区也进行了重点注射，这些措施有效的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由于决策及时，措施得当，组织也要周密，反细菌战的防疫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 中朝两国政府还接受了国际机构组织的调查。 3月3日至19日，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个国家著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在朝鲜依照法律程序对美军细菌战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随后转赴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分别于3月31日和4月2日完成调查报告，4月6日和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报告认为，“朝鲜美军蓄意向朝鲜人民军并在北朝鲜平民中撒布苍蝇及其他人工感染细菌的昆虫，意图散布死亡和疾病，是违反1907年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公约的规定，和违反普遍承认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重申的禁止细菌战法律的极严重的恐怖的罪行”，同时犯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规定的反人类的罪行。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带菌昆虫等“只能是美国飞机运入这些地区来的，而美机既无权利，又无任何理由飞入中国东北领土”。 “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在朝鲜完成调查后。4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在结论中指出： “2月间美国飞机所散布的昆虫，俱在零下八九度到十几度之气温下被发现的。在雪地上昆虫的散布面积，具有一定长度宽度与密度；或聚集在背向太阳之阴面，滚竟有一部冻僵，有的只略能飞动。而且在敌机投下的昆虫中，竟发现大量种类完全不相同的昆虫如花蝇、黑跳虫、跳蚤、摇蚊、蜘蛛等混杂在一起，这正是证明这些昆虫与蜘蛛绝不是自然发生，而是由飞机散下来的。”“美国飞机洒下来的昆虫、动物及带毒物品，经检验后发现鼠疫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及某种病毒等。”“朝鲜在很多年来并没有发生过鼠疫。从1947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霍乱。现在鼠疫和霍乱又突然在冷天发生，这可以肯定都是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直接结果。” “情况十分明白，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是完全没有疑问的，完全肯定的，因此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一切罪行是无可抵赖的。”  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军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 从1952年5月6日开始，新华社陆续公布了凯尼斯.伊纳克、约翰.奎恩、弗兰克.许威布尔、小安德烈.杰.爱文斯、瓦克.马胡林等25名被俘美军飞行员关于执行细菌战情况的供词。 这25名飞行员在被击落俘虏前分别属于美第5航空队第3、第4、第8、第17、第18、第51、第58、第67联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 所有这些俘虏的供词有两个共同特点，其都谈到了上级的保密要求，都谈到了自己执行细菌战任务情况的具体细节。  许威布尔的供词 美军将使用细菌战作为高度的军事机密，即使在空军内部也禁止私下议论。为了保密，美军称细菌弹为“不爆炸的炸弹”。飞行员被迫执行这种不人道的飞行任务。他们被威胁说，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会受到军法审判。 来许威布尔、海军陆战队的罗伊布莱少校以及空军的沃克·马胡林上校的证词中。3人都表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1年10月下达了继续实施细菌战的命令，许威布尔和马胡林都强调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生物武器的使用具有实验性质。 被俘的美军飞行员还表达了对美国政府发动细菌战不满的态度，16万余字的供词，包含了美国细菌战从策划、准备、实施到检验效果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内容详尽完备，高度可信。 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中国和朝鲜对美国细菌战事实进行实地调查，9月16日完成调查报告，9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宜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铁证如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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