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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美方代表在谈判会上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此时，抗美援朝迎来了1953年。 战争已打了两年多，停战谈判已经开始一年多，战争仍无一个结果，美国朝野和人民以及战场上的士兵都已不能忍受，并且与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矛盾。 在朝鲜战场，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在整个战场上形成了铜墙铁壁，美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已不现实，那么恢复谈判，尽快结束朝鲜战场战争就成了美国新政府的唯一选择。 美国想恢复谈判，但碍于政治脸面，还不便于直接向朝中方面提出。  联合国大会 1953年2月间，美国获悉将于24日开始的第7届联合国大会下半期会议，可能提出朝鲜战争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如果美国建议或支持制内方案，将会处于政治上的主动。 并且，国际红十字会1952年12月13日在日内瓦通过一项决议，主张按日内瓦公约有关精神，在停战前先行交换病伤战俘，克拉克当时就建议支持这项决议。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当局指令克拉克以联合国军司令官的名义，致函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建议双方派出联络官进行协商，先行遣返病伤战俘。 于是，克拉克在2月22日，发出信函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立即遣返那些身体适于旅行的重病重伤被俘人员”。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建议，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说明美国希望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 早在3天之前，1953年的2月19日回到北京的乔冠华，对谈判的前途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 （一）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埃森豪威尔本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但面孔既已板起，就要此转弯，尚非其时，特别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政策行通与否还要看看。 （二）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激怒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绝印度提案产生的不良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三）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想借此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在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返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四）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具体方式可能是：一.置之不理；2.以我既未接受其方案又为提新方案而拒绝；3.反建议以印度方案为基础复会；4.坚持不得强迫遣返战俘的原则解决战俘问题。以2、3两种可能最大。如果我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采取行动为止。 上述分析以及应采取的措施，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 收到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来函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丁国钰，于2月24日12时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请示如何函复问题。 电报认为：“我们觉得来函如予答复，可以重申我方立即实现停战的立场，以配合联大的斗争，重伤病战俘的遣返问题，六十三款停战协议中早有规定，如果对方确实关心重伤病俘的福利，执行双方协议，即可以解决，同时并可列举对方屠杀战俘的罪行，痛击对方所谓'一贯严谨遵守日内瓦公约的人道主义规定’的无耻谎言。但另一方面答复来函，可能反而助长了对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宣传。而目前尚不能确定联大中斗争发展，为稳妥起见，不如在观看发展后再行决定，是否予以答复，在宣传上对来函暂时不做正面表示，但拟组织稿件侧面予以攻击，以上各点是否有当请予指示。” 毛泽东分析，联合国大会决定2月24日复会，在联大赴会前2天，美方发来这样一封信件，是否诚心诚意，尚有待事实证明，鉴于美国对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如果我们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将是拒绝的巨多，结论仍然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此时的战场形势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很有利，如果再打几个月，军事形势会更加有力，这样就有可能迫使美国在遣俘问题上有所松动。 但是，3月5日，斯大林患脑溢血突然病逝，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于7日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3月11日至21日期间，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多次就朝鲜问题同中国代表团进行了讨论，并征求了朝鲜方面的意见。 苏联要解决内部问题，不想朝鲜战争再拖下去了，朝鲜也有这种愿望，因此，确定在遣俘方式上做一个让步，尽快实现朝鲜停战。 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此作出决定，并致函毛泽东和金日成。 3月21日12时，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丁国钰致电毛泽东，报告美方露骨威胁要撤销板门店的联络机构，并在板门店附近加修工事等情况，请示我方对策。 3月23日，毛泽东复电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出：“对方在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做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病伤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 关于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病伤战俘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需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面透露”。 3月26日，周恩来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协商关于解决朝鲜停战问题方案的情况，并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  3月28日，朝中方面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名义，向克拉克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复函，阐明了对克拉克2月22日来函的态度，指出。： 关于优先遣返双方重病重伤战俘问题，双方谈判代表本已根据人道原则达成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53款的协议。只因朝鲜停战谈判中断，此项协议无法实现，致双方重病重伤战俘至今未能遣返。 现在你方既然表示准备对双方收容下的病伤战俘实施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方未表示同一愿望起见，完全同意你方所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这个建议应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处理。同时，我们认为关于在朝鲜期战争期间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问题的合理解决，应当使之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使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得以实现。 因此，我方建议：双方谈判代表应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我方联络官并准备与你方联络官进行会晤，以商定恢复谈判的日期。 3月30日，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兼外长的名义，就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在声明中，提出战俘遣俘的新方案。 4月3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73次政务会议上，就这个声明作了说明，指出：停战谈判进行快两年了，美方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政策，凡是对他有利的就谈，不利的就拖。而我们在全部谈判中一贯坚持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 因为美方蛮横无理的坚持其“自愿遣返”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能与他妥协。当他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决的顶回去，我们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是不能老僵着，因此在时间上让了一步，分成两个步骤来实现。 我们提出的这个遣俘方案与美国方案和印度方案不同，我们这个方案是将战俘交给中立国。在这种情况下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 周恩来的声明，在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原则的前提下，在遣返方式上表明了灵活性，提出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直接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处理，这样就排除了实现朝鲜停战的最后一个障碍，打破了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僵局。 3月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中完全支持周恩来提出的建议，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金日成的声明。 周恩来的建议，得到了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国际舆论的支持，美国也就此下了台阶。 朝中方面提出交换病伤战俘、恢复停战谈判的建议后，“联合国军”方面很快作出反应。 根据华盛顿的当局的指示，3月31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彭德怀，同意朝中方面的建议，并建议双方派联络官在板门店举行会议，对交换战病伤战俘和恢复停战谈判作出安排。 4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克拉克，同意他的建议，并建议4月6日举行联络组会议，克拉克4月5日回函，表示同意。 朝鲜停战谈判自1952年10月8日无限期休会后，志愿军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都陆续离开谈判代表团，有的重新分配了工作，有的回到国内，随着停战谈判出现转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53年3月底4月初，志愿军代表团成员陆续返回开城进行交换，病伤战俘和恢复停战谈判的准备工作。 乔冠华也由北京回到开城，李克农待谈判重开时返，李克农返回前，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工作由党委副书记杜平主持。  4月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朝中方面联络组组长是李相朝将军，美方联络组组长是美国海军少将丹尼尔。 经过5天的谈判，到11日，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战俘协定，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交换病伤战俘，联合国军方面每日约遣送500人，朝中方面每日约遣送100人，并规定在该协定签字后的10日内，开始病伤战俘的交换活动。 为切实做好病伤战俘的遣返工作，朝中代表团经过认真研究确定如下方针：要求对方对中朝病伤战俘分批交回，并应按重伤、重病、轻伤轻病、传染病（急性）分批遣返。遣返前，双方应先交换名册和伤病员简单情况，以便对方做准备，并确定美国的细菌战犯及其嫌疑犯缓交。 对交换病伤战俘，朝中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需要遣散的美方病伤战俘，逐一将病历档案材料整理清楚，为迎接、接待朝中被俘人员，志愿军司令部抽调工兵部队，整修了9座残存的建筑物，搭建了数百个帐篷，抽调两个兵站医院、1个医疗队、1个汽车团到开城执行任务，还抽调西南军区文工团、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越剧团，朝鲜人民军抽调协奏团等，准备对归来的伤病人员进行慰问。 4月20日，病伤战俘遣返工作（美方称'小交换’、'小开关’）正式开始，在交换过程中，朝中被俘人员以亲身经历揭露了美方假“人道”真迫害的事实，他们以可歌可泣的行动，表达了心向祖国的强烈愿望。 再板门店接收区，当运载朝中伤病战俘的救护车开过来时，车窗内伸出一面面红旗，伤病人员情不自禁的在车内唱起了昂扬的战歌，下车后，他们将美方发的呢料军服，赠送的打火机等物品，狠狠的扔在美方人员面前。相反，美方归俘穿谢志愿军赠送的蓝色制服，满脸含笑地向朝中方面遣送人员挥手告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得美方非常狼狈。 朝中方面至4月26日遣返完毕，共遣返美方病伤战俘684人，美方至5月3日遣返完毕，共遣返朝中方面病伤被俘人员6670人。 在周恩来声明的基础上，双方交换病伤战俘的实施，导致了停战谈判的恢复。 4月5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彭德怀，要求朝中方面提交一个解决整个遣返战俘问题建议的详细说明。 4月9日，以南日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致哈里逊的信，对朝中方面的建议做了说明： 一、停战后，双方战俘应予全部遣返，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二、鉴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朝中方面的建议，对于遣返战俘的步骤、时间和方法，做了明显的让步，主张将战俘的遣返分两个步骤来进行，即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公正解决； 三、朝中方面的让步，绝不是放弃了战俘全部遣返的原则，坚持拘留方应保证不得对所收容的所有的战俘采取任何强制手段来阻挠他们回家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应保证将未直接遣返的战俘释放出来，转交中立国，使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四、主张讲一部分因遭受恐吓和压迫而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朝中方面被俘人员转交中立国，经过解释使他们逐步解除疑惧，从而在遣返问题上得到公正解决； 五、至于建议的具体实施办法，只能在双方代表的谈判会议上面讨论商定。 4月16日，哈里逊致函南日，提出联合国军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3点建议： 一、中立国为诸如瑞士这样传统上被认为适合于这类事项的一个国家； 二、为求切实可行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施交中立国的在朝鲜收容； 三、在诸如60天的合理时间内，中立国给予有关各方以机会来确定在其收容下的人员对于他们的地位和态度，在此期间后，中立国将作出安排，以和平处理仍在其收容下的人员。 4月18日，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休会，会议根据巴西的提案通过决议，“希望病伤战俘的交换迅速完成，并希望在板门店的进一步的谈判，导致在朝鲜早日实现停战，以符合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深信在朝鲜的公正光荣的停战将大有助于缓和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待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停战协定的签订通知安理会时，或是当朝鲜问题有其他发展而大多数会员国要求讨论这个问题时，即重新召开本届大会。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商定，于4月25日（后推迟至4月26日）恢复双方代表团大会。 4月25日，李克农动身离开北京，前往开城，直接领导谈判斗争。 4月26日，由美方单方面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朝鲜停战谈判重新复会。 此时，双方谈判代表均有变动： 朝中方面除南日仍为首席代表、李相朝为代表未变外，丁国钰将军代替边章五将军、柴成文将军代替解方将军为志愿军代表。张春山将军代替徐辉将军为人民军代表。 “联合国军”方面，除哈里逊为首席代表、丹尼尔为代表未变外，美空军准将格莱恩、陆军准将奥斯保恩分别代替美空军准将摩里斯与陆军准将迈康纳尔，南朝鲜少将崔德新代替准将李翰林为“联合国军”代表。 当天，双方代表重新走进设在板门店的帐篷，进行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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