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磊磊 | 抗战时期日伪对黄河决堤的政治因应和军事利用

抗战时期日伪对黄河决堤

的政治因应和军事利用

曾磊磊

摘  要：1938年黄河决堤后，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反驳国民政府的宣传，建立“灾害—责难—拯救”的灾难叙事模式，企图瓦解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和抗战的正义性。同时，日军借决堤事件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在军事上，日军采取长期对峙战略，维持黄泛区的泛滥状态，修筑围困国民政府的军事防御设施，将国民政府制造的黄泛区障碍转变成日军的防御屏障，使得黄泛区具有双重的军事作用。日伪在军事上利用黄泛区的做法，与其政治上的宣传完全相反，但两者的本质相同，都是日军侵华手段的不同表现。

关键词：日伪；花园口决堤事件；黄泛区

1938年6月9日，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进攻，掘开黄河大堤。此举导致黄河泛滥，豫东、皖北和苏北地区，形成广袤的黄泛区。对于黄河决堤事件的军事作用和影响[1]，学者多从国民政府的角度进行讨论，鲜有从日军和伪政权的角度进行考察的。[2]作为受决堤事件影响的一方，探讨日伪的反应，有助于深入理解黄河决堤的影响和日军侵华的方略。本文根据报刊文献等相关资料，从政治宣传、诱降谋略、军事战略和举措等方面，考察日伪在黄河决堤后的政治军事因应措施，分析其侵略手段和动因，从而透视黄河决堤的深度影响。

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

一 、日伪对决堤事件的政治因应

日伪对决堤事件的因应，既有应激性的舆论反应，又有精心谋划的刻意宣传，还有针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其目的在于利用决堤事件掩盖、美化和扩大侵略利益。

（一）舆论反驳

国民政府掘开黄河大堤后，随即把责任推卸给了日军。1938年6月11日，蒋介石密电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3]同日，中央社已发布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消息。[4]

面对国民政府的指责，日军针锋相对，向外界宣传掘堤者为国民政府。6月13日，日本同盟社在东京发布消息，称中国军队11日破坏黄河大堤，试图水淹郑州地区。[5]同一天，上海日军否认日军被洪水围困，声明黄河大堤由农民奉中国军队之命掘毁。[6]这些消息虽不准确，但已指出基本的事实。6月14日，《字林西报》报道了中日舆论战的情况：“中国断言，日本急欲屠戮手无寸铁的平民，毫无疑问，遭受战灾的居民，又将不断遭受洪水的灾难。另一方面，日本宣称，掘堤是中国所为，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以抹黑日本。”[7]

日军的反击绝不是中立的陈述，而是强烈的政治攻击。上海日军称决堤是“党军计划的行为”，[8]“等于鬼畜之党军，反而将此事宣传为日军所为，以谋惹起世界同情”。[9]“党军”“鬼畜”等称呼不仅是道德攻击，还是日军不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性的表现。

但是，日军的宣传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即掘堤确实是国民政府所为，因而部分内容具有说服力。6月15日，日军邀请外国记者空中视察灾区，并借记者之口称，日军在转移过程中遇到困难，曾空投粮食，“此正证明黄河之溃决，乃日军未曾予略之不虑事件也。”[10]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主编的《国际月报》，一期发表了3篇辩解文章，讲明决堤的后果，指出黄河决堤应由中国负责。[11]日方试图说明掘堤给己方造成障碍是不合逻辑的。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对中立的欧美媒体也有类似的见解。《字林西报》转述6月16日的《泰晤士报》（the times）称，“必须承认，他们（日军）不可能负决堤的主要责任，而延迟他们自己的进程”。[12]这是对国民政府相当不利的逻辑推论。

黄河决堤的实情很快传播开来。政治部长陈诚13日在汉口新闻发布会上说，日军“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纸上，把决毁河堤的罪行竟移驾到我们的身上来，说是我们自己毁决，这样的诬报，我们相信并且希望，是不会淆惑世界的观听的”。[13]远在抗战后方的陈诚专门“辟谣”，说明日军的宣传已经传播到包括抗战大后方的世界各地，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939年6月，河南居民向行政院陈情说：“黄河南溃，借以阻隔倭寇，巩固国防，尽人皆知，无可讳言。”[14]这说明民众已经知道决堤的真相了。

黄河决堤后逃往他乡的难民

（二）灾难叙事

日军的宣传不限于反驳国民政府，还试图形成一种灾难叙事。首先，日军大肆渲染水害的程度，制造恐慌气氛。黄河决堤后，灾民倍感痛苦，公众则期望获得更多的消息。然而日伪进行整体性的煽情报道，很少提供确切的灾情信息。6月15日，北京日军称，“破坏黄河堤防所酿惨祸，非语言所能形容，其被害面积四百五十华里，悉成泽国，一千余村之人民数十万，如路奔逃，惨呼动魄，宛如人间地狱”，“致十万居民均遭己国军队水攻之殃而葬鱼腹”。[15]上海日军称“黄河正横流豫省战场与中原一带，平民淹死者，据估计，已达十五万人”。[16]16日，南京日军宣称“数百万无辜民众被淹濒死”。[17]不可否认，洪水对灾民造成相当大的危害。但是，短短数日，日军不可能统计遇难灾民的数字，只能信口开河地宣称十万、甚至数百万民众遭难。除了夸张不实的人数，日伪还使用大量夸饰性词汇，如惨祸、泽国、汪洋横流、惨叫动魄、葬身鱼腹等，描述“人间地狱”般的惨状，形成了恐怖的气氛，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撼。但是，公众很难从整体性的渲染描述中，得知作为个体的民众的受灾情况。这正反映了日军的宣传目的，借灾情制造恐慌，以便操纵民众的情感，引导其反对国民政府。

其次，日伪谴责国民政府戕害民众的“暴举”和“罪恶”，否认其政治合法性。日本陆军省新闻班指责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政策或“清野”政策，“非人道的”破坏黄河大堤。[18]伪河南省政府称“蒋逆介石，标榜党治，窃取政权，……假抗日之名，行焦土之策”。[19]伪政权的报刊也兴师问罪，挞伐国民政府的“残民”罪行。《盛京时报》说“党军行为无异鬼畜”，“陷自国民于死地为得计”，“非人道的暴举”。[20]《新民报》谴责国民政府“敢行溃决黄河堤防之暴举，致将十数万之人命投诸黄河浊流，实为天下人所不能赦之暴虐行为”。[21]

日伪此举，一方面凸显国民政府的罪恶，是为了鼓动人民的仇恨。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指出，“如果宣传家打算鼓动人民的仇恨，那么他必须确保所有发出的信息都是在确立敌人应为战争负完全责任”。[22]日军的责难指明了责任，意在挑动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怨恨和不满。另一方面，日伪的责难有其政治目的。正如后来华中日军所说：“黄河决溃为蒋政权之罪恶，正可利用为及蒋工作。”[23]在日伪看来，国民政府掘堤，是“残害”民众的“暴虐”行为，不能给民众带来安全保障，因而不具有合法性。

最后，为了与国民政府的“暴行”对比，日伪把自己塑造成救世主。灾难带来痛苦和恐慌，也需要救助，日伪媒体趁机宣传日军的“救灾”行动。日本同盟社称，日军“慈悲为怀”，向中国农民空投食物，并逐村搭救灾民。[24]《盛京时报》称“日军以木筏极力继续救助”灾民。[25]6月18日，该报又称记者在热气球上观测到日军用船只救助灾民。[26]除了直接救助外，日军还做出了堵口修堤的“善举”。6月18日，《字林西报》刊登日军的发言，称日军派遣工程师修堤，因遭中国军队射击而撤退。[27]6月20日，《盛京时报》盛赞日军“极力从事救助难民修筑堤防”，“慈心一视同仁，舍身抗御党军暴举”。[28]

在宣传中，日军的“仁义”和“善行”赢得了民众的“感激和帮助”。《盛京时报》称，中国民众“观日军之从事救济处置，奋不顾身且并不敌视中国良民，对之莫不衷心感激”。[29]灾民的恐慌体验被规训为感激，日军也升华为“救赎者”。日军还称试图堵口的10名日本工程师虽被中国军队打死，但是获得了当地农民的帮助。[30]

日伪的灾难叙事包括渲染灾情、强化恐慌、追责国民政府、日军拯救等内容。日伪先是积极进行情感动员，试图激起公众的愤怒和不满，然后引导到追责问题上来，让国民政府承担民众的怨恨。其目的在于消解国民政府抗战的正义性和政权的合法性。在责难的同时，日军又将公众的恐慌和怨恨引向感动，借此改善民众对日伪的政治认知。这些内容往往同时出现，互相叠加。

上述宣传信息由日伪或其掌控下的媒体发出；在内容上则体现了日伪既定的宣传政策。1938年1月，日军制定的宣传方针称，“引起此次事变的原因在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错误决策，这使得无辜民众蒙受战争灾害，而蒋政权仍无视民众的疾苦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长期作战”。[31]在日军看来，决堤造成的灾难，验证了国民政府“错误决策”。日军借机将侵华的责任和民生的苦难归因于归咎国民政府的抗战，这种逻辑形塑了一个完整的“灾害—责难—拯救”的叙事模式。该叙事模式遮蔽和美化了日军侵略的实质。殊不知，灾难正是侵略者造成的。但日伪绝口不提决堤的根源是日军的侵略。当时的报刊已经从根源上反驳日军的宣传，《南华早报》称“日本亦不能抱怨，而只留与世界人士察断，苟非为日本之自私侵略，则此次水灾，当可避免”。[32]《大公报》也指出“若无暴寇的侵战，不会有这次黄灾”。[33]

日本媒体对于花园口决堤的反应

（三）政治诱降

灾难不仅可以被解释，还可以被利用。有学者认为“灾难正是国家可以利用来构建与强化自身秩序的重要因素”。[34]日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利用灾难恐吓中国军民，诱惑国民政府及其官员投降，并强化对自身的认同。

1938年6月18日，南北两伪政权发表督促蒋介石“省悟”的“和平”声明。伪临时政府在声明中称，“陇海线又以决堤闻矣，为祸之烈，十百于前”，“国民党应悔祸，而觅取和平”，[35]要求国民政府“立释屠刀，自承丧败，结束余烬，付诸老成”，并鼓动官员“命驾北游”。[36]伪维新政府也发表类似声明：“（国民政府）决溃河堤，残杀民众，……本政府成立之初，即以恢复秩序，使难民复归农村，使商业复兴，为唯一之本务，……惟望我父老子弟明辨是非，熟权利害，或集合志士革新政权，或提携妻孥早离危地，在维新政府领导之下，以同德同心，无使蒋政权再擅其恶政。”[37]

伪政权的声明完全是日本操控的。日军要求伪政权不仅向国民政府，而且向香港、广东和重庆省市发表通电，并且“叫蒋政权领导下的一般民众知道”。[38]

在日军的策划下，声明被大力传播和响应。据《密勒氏评论报》观察，伪政权的声明“被官方的同盟社传播，并刊发在当地的日本报纸上”；新民会在北京游行以配合宣传。[39]伪河北、天津政府也通电响应宣言。[40]《盛京时报》称声明“恰值黄河水灾肆虐，人心极望和平之时，……响应四起”，“反蒋和平气运日浓”。[41]日伪以决堤事件为契机，掀起了一场政治诱降的“和平”运动。

在这场“和平”运动中，伪政权假借决堤造成的恐怖和灾难，要求国民政府“自承丧败”“付诸老成”，建立伪政权的“和平”统治，实质上是构建日本殖民统治的新秩序。

作为实现新秩序的手段，“和平”运动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产物。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武汉，[42]日军也沿长江西进。虽然日军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且中国军队并未屈服，“中国事变”也没有在其预期内解决，因而日本政府并不放弃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早在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就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6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进一步发表“招降”式谈话，声称“日政府曾用尽方法，劝导蒋委员长，望其重新考虑对日政策”，“自本年一月十六日以来，日对华之态度即未尝变更；苟中国局势有重要变更时，则日本自有重新考虑其态度之必要”。[43]所谓“重要变更”，显然是指国民政府投降。

宇垣声明的第二天，伪政权就发表“和平”声明，要求国民政府“悔祸”，“觅取和平”，与宇垣声明如出一辙。可见，“和平”运动完全是日本假借决堤事件实施的诱降谋略，是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手段。

然而“和平”宣言只是日伪的一厢情愿。国民政府的认识很清楚。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载，“汉口的中央政府官员与海外报纸编辑，迅速将宣言标记为间接的和平运动，和日本军队想要摆脱其制造的困境的明确迹象”。[44]6月19日，国民政府发言人称：“两伪政权无人承认，所发表之和平拟议，系由日方所授意，不值驳斥。”[45]日伪借黄河决堤的诱降活动完全破产。

二 、日军对黄泛区的军事利用

在宣传中，日伪表示要通过堵口解决水灾，但是出于军事利益的考量，日军并不打算结束黄河泛滥的形态，反而要刻意维持黄泛区，并从军事上加以利用。

（一）日军利用黄泛区屏障为其军事对峙战略服务

黄河决堤在短期内给日军制造了麻烦，迫使其沿长江线而非平汉线进攻武汉。黄河决堤初期，黄泛区两侧是日攻中守态势，新黄河成为一条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拒守”。[46]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综合国力和军事形势的变化，日攻中守的态势很快发生改变，日军趋向防御，正好利用黄泛区的屏障作用，服务其军事对峙战略。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虽然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却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渐感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因此，1938年8月22日，日军进攻武汉时，大本营参谋总长指示“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黄河及黄河汜水地区进行作战”。[47]大本营限制华北方面军突破黄泛区一线，说明日军虽仍可采取攻势，但已有诸多顾虑。

花园口决堤后，日军14师团步兵在水中运输炮弹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尚未完成战争动员，1938年七八月间，日苏发生张鼓峰事件，迫切需要加强对苏战备，不愿在中国战场过度消耗实力，加之中国军民的抗战，一时无法迅速灭亡中国，转而强调侵华战争的持久性，希望在军事压力下，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日军制定的军事指导方针说明了这一点。1938年11月8日，大本营要求，在中国战场，“如果早日解决的希望甚微时，国内外要进一步巩固长期持久的形势，在坚持继续战争的决心下，进一步做好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和自主的建设”。[48]可见，日军已经不再强调军事进攻，转而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和对占领区的巩固。

在中日战略相持的情况下，1938年12月2日，《大陆命第二百四十一号》规定华北方面军的一般任务是，确保华北治安和主要交通线，“在超越西苏尼特、包头、黄河及黄河汜水进行作战时，须按另外的命令行动”。[49]尽管大本营还在约束日军不要越过黄泛区作战，但是，实际上日军已经把黄泛区作为长期军事对峙线的一环，无心突破该线。

1939年9月16日，日苏诺门坎战役结束。受此影响，日军强调对“第三国”（苏联）备战，在华则维持军事对峙线，更倾向于防御。9月23日，《大陆命第三百六十三号》规定：“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是加强和充实对第三国的作战准备，摧毁和削弱敌人继续战斗的企图；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地区、庐州、芜湖、杭州之线以东地区的稳定。”[50]此时大本营不再强调突破黄泛区作战的问题，反而要求日军“确保”占领区的稳定，使黄泛区成为重要的防御屏障。

1939年秋至1940年春，“日军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而且进入和美国之间无条约约束的时期，正在度着压抑的日子”。[51]在此局势下，日本陆军谋求南进解决危机，更无意在华北出击。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认为长期作战体制应该确保蒙疆、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等重要地区，“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彻底整顿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同时继续进行封锁和空中作战”。[52]显然，御前会议依然没有改变沿黄泛区对峙的战略决策。日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占领区，封锁国民政府。而黄泛区成为封锁国民政府的重要凭借。

1941年中日进行多次会战，中方一些领土沦陷，但是华北对峙的整体格局没有改变。如中条山会战，日军占领黄河北岸中条山地区，但黄河南岸仍未沦陷。

黄泛区的日军强迫中国人拉车

1941年12月3日，日军大本营宣令《大陆命第五百七十五号》，规定中国派遣军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加强对敌封锁，摧毁敌人抗战企图”，在华北要求确保“大概从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至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的稳定”。[53]日军屡次对治安的强调，说明占领区并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在华无力组织战略进攻，只希望维持西苏尼特—黄泛区—芜湖和杭州一线对峙的局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忙于南进，中国战场的兵力减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变得更加困难。1942年底，日军曾制定攻占西安和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终因兵力匮乏和太平洋战场的牵制，没有实施。[54]所以，1942年和1943年，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仍然是执行《大陆命第五百七十五号》命令。在这种情况下，黄泛区仍然是日军与中国对峙的军事防线。

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屡遭打击，为了开辟本土与东南亚的陆上联系，1944年，日军在战略防御中发动进攻性的一号作战，突破河南黄河防线，占领了豫湘桂等广大地区，至此，黄泛区失去了军事战略意义。

由上可见，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越来越受到苏美等国的牵制，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因此在中国战场采取防御性战略。1938-1944年，日军沿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和黄泛区，有意维持着一条军事对峙线。日军充分利用黄泛区的障碍作用，封锁国民政府，与之隔河对峙，虽偶尔突破防线，但整体上维持对峙的格局。

（二）日军维持和利用黄泛区的具体举措

在持久对峙战略指导下，日军采取多项措施，维持和利用黄泛区，谋取军事利益。

首先，日军通过堵塞赵口（也称三刘寨决口）和开挖花园口（也称中牟决口），阻止河水进入下游故道，维持黄泛区，并保护穿越黄河故道、具有军事意义的汴新铁路。[55]1938年黄河决口主要有花园口和赵口两处。赵口位于花园口下游，靠近开封。黄河主要从花园口泛滥，大汛时也从赵口过水，有可能危及汴新铁路。1939年2-6月，日伪征发民工2000多人，堵塞了赵口。[56]5月，华北方面军登报声称：“经再度慎重研究，到达本年度大体维持，宁将其决溃口（花园口）扩大为有利。”[57]7月，日伪派人开挖花园口东坝头，[58]8月以后，花园口口门扩大，[59]河水全部奔泻豫皖苏黄泛区，故道的水量减少，至1940年基本断流，黄河完全改道的局面形成了。这样，汴新铁路的安全得到保障，也更有利于日军凭借黄泛区采取军事对峙战略。

其次，日军沿豫东黄泛区东部边缘筑堤，并配置军事设施，形成一条防御线。

1939年日伪在豫东修堤80里，1940年扩大规模，形成200多里的大堤，此后历年不断增修，[60]形成相对稳定的防泛东堤。对国民政府来说，东堤直接构成军事威胁。1940年，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汇报称：“旋接各方情报，敌在泛东大修堤坝，设法破坏我方泛区及新堤防线，力图西侵。”[61]可见，日军用东堤抬高水位，冲击国民政府的堤防和军事防线。

被黄河花园口决堤迟滞的日军部队

对日军来说，东堤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据伪河南省政府调查，淮阳县“过去三年曾以友军之要求，召集淮阳及邻近各县民众修筑正式大堤”。[62]日军连年修筑东堤，原因何在？1944年初，伪河南省长田文炳道出原委：修堤与“下游军事攸关，军方之要望尤切”。[63]

1942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报告书指出，“开封、中牟路为军事上最要路线，……由确保道路言之，亦有筑堤之必要”。[64]大堤可保护军事交通线是日军修堤的目的之一。

国民政府情报资料显示了日军利用大堤的具体措施。1942年5月，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简称水委会）报告，日伪所修大堤，“基宽八丈，堤外留二十丈，修筑公路，并计划若干距离筑一炮楼，铁丝网……阻我出击”。[65]6月，水委会又发现，日伪动员4万人，在通许、太康修堤140里，“背河堤坝修有沿堤汽车路一道”，预计日军会架设电缆封锁沦陷区。[66]12月，水委会又报告，日伪在花园口以下，中牟附近修堤50里，“堤线完成后，作附属防御工程”。[67]

水委会的情报与日军军事封锁的命令相契合。1941年2月17日，日军颁布《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特别强调对国民政府的封锁。[68]上述1941年12月3日颁布的《大陆命第五百七十五号》命令，也要求华北方面军加强封锁。1942年的情况与其他年份相似，日军不断要求伪政权修堤。由此可知，抗战期间，大堤以及依托大堤的军事设施形成了军事封锁线，既可封锁国民政府，又可保护日军的交通线。

最后，日军还经常从黄泛区发动军事进攻。1941年初，驻扎在开封的第35师团，在黄泛区牵制何柱国部队，策应豫南作战。[69]1941年10月，日军为了策应长沙作战，从中牟渡过新黄河，短暂占领郑州。[70]1944年，豫中作战，日军第37师团由中牟强渡新黄河，进攻郑州。[71]这些说明，日军将黄泛区作为军事对峙线，必要时也可从黄泛区出击，达成其军事目的。

结　语

日伪在政治上谴责国民政府的掘堤行为，表示要解决黄河泛滥问题，但是在军事上却刻意维持黄河泛滥的状态。政治宣传和实际行动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说日军在政治上的因应多少带有虚应的宣传色彩，那么军事上的侵略则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一虚一实两种侵略方式，显示了日军对华侵略手段的灵活性和多层次性。

以往从国民政府方面研究黄河决堤事件的影响，通常只看到黄河泛滥对日军侵略的阻碍作用；然而从日军方面来说，黄泛区未尝不是有利的军事防线，同样围困了国民政府，有利于日军巩固占领区。可以说，黄泛区具有双重的军事作用。

国民政府掘堤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政治上的影响更为深远。决堤事件为日军政治攻击提供了口实。在战时，这种攻击被高涨的抗战热情和民族情绪所掩盖，灾民的不满也被民族主义的话语所压制。但是在战后，此事逐渐发酵，成为国民政府难以摆脱的“污点”，也让人们反思民生和抗战之间的关系。这种政治上的长远影响恐怕是国民政府掘堤时始料未及的，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向上滑动阅读）：

[1]代表性论著有，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4期；渠长根：《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Diana Lary,'Drowned Earth:The Strategic Breaching of the Yellow River Dyke,1938',War In History,Vol.8,No.2(2001),pp.191-207；Micah S.Muscolino: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the Yellow River,and Beyond,1938–195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曾磊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黄泛战略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2]王兴飞考察了伪政权进行的堵口，认为其出于政治，而非民生目的进行堵口。参见王兴飞：《政治还是民生？——伪政权黄河堵口研究1938-1945》，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2012年。

[3]《蒋介石关于黄河决堤后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等情密电》1938年6月11日，政协郑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郑州文史资料》1986年第2辑，第25页。

[4]《大公报》《中央日报》《申报》等报刊登载了中央社的消息；上海“孤岛”报刊《字林西报》《大美报》《大美晚报》等报刊也引用中央社消息，报道了决堤事件。

[5]'Yellow River Flood Affects Hostilities,Japanese Offensive Partly Frustrated',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14,1938,P5.

[6]《黄水泛滥敌行动困难》，《申报》（香港版）1938年6月14日，第2版。

[7]'Mutual Accusation',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14,1938,p5.

[8]《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盛京日报》1938年6月16日号外，第1版。

[9]《上海军报道部谈，党军非人道行为，神人均不得容忍》，《盛京时报》1938年6月16日，第1版。

[10]《看！此历然昭著的证据，党军劣行燎如观火》，《盛京时报》1938年6月18日，第1版。

[11]《黃河決潰は果して日本の罪か》、《日本に黃河決潰の責なし》、《黃河決潰は支那側の暴行》，《国際月報》(16)，1938年7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info：ndljp/pid/1587827。

[12]“Major Catastrophe in Honan Area Feared”,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17,1938,p6.

[13]《豫境黄河堤被敌炸毁经过》，《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14日，第2版。

[14]《姜文斌关于建筑黄河东西两堤的代电》，1939年6月，国民政府档案2-1-939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藏。

[15]《因破坏黄河堤防，现出人间地狱》，《盛京时报》1938年6月16日号外，第1版。

[16]《中牟敌向东南撤退，黄水泛滥区域广袤》，《申报》（香港版）1938年6月16日，第2版。

[17]《蒋政权惨无人道之真相，日将向世界阐明》，《盛京时报》1938年6月17日，第1版。

[18]陸軍省新聞班：《敵、黃河を決潰す》，《週報》(88)，1938年6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info：ndljp/pid/1594745。

[19]《准河南省公署代电报告黄河决口水灾令仰知照由》1938年7月11日，《市政公报》1938年7月第20期，第12页。

[20]《党军行为无异鬼畜，难抗日军破坏黄河堤防，民众嗟怨之声益炽热》，《盛京时报》1938年6月16日，第1版。

[21]《打倒蒋介石运动全国逐渐尖锐化》，《新民报》1938年6月22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6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0、241页。

[22]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23]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本部：《关于处理黄河决溃口意见》，1939年4月12日，日伪档案2101-574，二档馆藏。

[24]“Half a Million Homeless in Yellow River Floods,Japanese Relieve Drowned-out Peasants in Honan;Troops Themselves in Difficulties Over Provisions”,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18,1938,P5.

[25]《土民数万遭水祸，日军竭力救济工作》，《盛京时报》1938年6月16日，第1版。

[26]《等气球由空中俯瞰灾区记，洪流像一大贮水池，敌人罪恶值得咀咒》，《盛京时报》1938年6月18日，第1版。

[27]“Half a Million Homeless in Yellow River Floods,Japanese Relieve Drowned-out Peasants in Honan;Troops Themselves in Difficulties Over Provisions”,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18,1938,P5.

[28]《日军慈心一视同仁，舍身抗御党军暴举》，《盛京时报》1938年6月20日，第1版。

[29]《对党国军暴虐，民众嗟怨呪咀》，《盛京时报》1938年6月17日，第1版。

[30]“Huangho Seen from Plane”,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29,1938,p3.

[31]内閣情報部：《支那事変ニ対スル宣伝策大綱》1938年1月17日，转引，自邹灿：《“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32]《南华早报著论，斥敌军造成黄灾，敌方的恶宣传不能使人置信，此次水灾显露中国非可征服，中国之忧虑化为中国之忻快》，《申报》（香港版）1938年6月21日，第2版。

[33]《社评：救黄灾》，《大公报》1938年7月29日，第2版。

[34]肖力：《比较视野中的灾难、国家与秩序》，《现代哲学》2010年第4期。

[35]《社评：正告宇垣》，《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6月21日，第2版。

[36]《临时政府宣言》，《新民报》1938年6月19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66册，第229页。

[37]《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通电》，《政府公报》第13号，第160页；《维新政府反蒋通电》，《新民报》1938年6月19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66册，第226页。

[38]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田琪之译，宋绍柏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1页。

[39]“Peiping and Nanking Regimes Attack Kuomintang-Hanko Interprets Move as'Peace-Feeler’”,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ne25,1938,P109.

[40]《高凌霨潘毓生通电全国，响应临时政府宣言》，《新民报》1938年6月24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66册，第246页。

[41]《反蒋和平气运日浓，痛感长期抗战之矛盾，憧憬新兴强韧政权，临时政府宣言卷起全国反响》，《盛京时报》1938年6月20日，第1版。

[4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91页。

[43]《社评：正告宇垣》，《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6月21日，第2版。

[44]“Peiping and Nanking Regimes Attack Kuomintang-Hanko Interprets Move as'Peace-Feeler’”,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ne25,1938,P109.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46]渠长根：《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第91页。

[47]《大本营大陆命第二百五十号命令》1938年8月22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39页。

[48]大本营陆军部及省部：《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1938年11月18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6、57页。

[49]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70页。

[50]《大陆命第三百六十三号命令》1939年9月23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5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95页。

[52]御前会议：《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40年11月13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3页。

[53]《大陆命第五百七十五号命令》1941年12月3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210页。

[54]《参谋总长的上奏》1942年12月10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高书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50页。

[55]对汴新铁路军事和经济作用的研究，参见李国华：《新汴铁路始末》，《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王占西：《日伪时期河南铁路殖民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7年，第28-33页。

[56]董增儒等：《呈报奉派北上与临时政府建设总署及水利局会商堵塞黄河中牟决口案经过情形》，1940年2月5日，日伪档案2101-573，二档馆藏。

[57]《黄委会代电呈经济部》，1939年6月29日，国民政府档案2-2-3041，二档馆藏。

[58]《敌我对于花园口堤防情形》，1939年6月29日，国民政府档案2-2-3041，二档馆藏。

[59]谭葆泰、张瑞瑾：《黄河花园口决口查勘报告》，《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月刊》1945年2月第2卷第2期，第40页。

[60]黄河水利委员会编：《民国黄河大事记》，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第134、147、152页；建设总署水利局河川科：《新黄河堤防工事概要》，1943年，日伪档案2020-241，二档馆藏。

[61]黄委会：《钧院午东陕电》，1941年7月，国民政府档案2-2-2716，二档馆藏。

[62]伪河南省政府：《淮阳县新黄河泛滥调查报告书》，1944年，日伪档案2005-1511，二档馆藏。

[63]《河南省长田文炳函恳请拨发黄河工程价款》，1944年1月4日，日伪档案2020-241，二档馆藏。

[64]建设总署：《新黄河灾害调查报告书》，1942年，日伪档案2020-461，二档馆藏。

[65]水委会：《据报敌近由泛东构筑泛堤》，1942年5月，国民政府档案2-2-2721，二档馆藏。

[66]水委会：《报敌在泛东修筑大堤现已完成近拟沿堤架设电缆封锁沦陷区等情》，1942年6月5日，国民政府档案2-2-2721，二档馆藏。

[67]水委会：《电为敌寇在中牟修筑大堤束水西侵企图破坏我方堤防请鉴核由》，1942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档案2-2-2721，二档馆藏。

[68]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1941年2月17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07-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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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曾磊磊，男，安徽宿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近现代黄河水利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