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地位和地位拯救行为：以东盟为例  作者：贺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治理和公共政策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中国国际关系；冯惠云，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交政策分析、亚洲安全和中国。 来源：He, Kai, and Huiyun Feng. "Role status and status-saving behaviour in world politics: the ASEAN ca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98.2 (2022): 363-381. 导读 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研究在过去十年中蓬勃发展，然而许多学者对国家在等级制（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进行概念化时，总是含蓄地强调其“特质地位”（trait status）而不是“角色地位”（role status）。特质地位是指决定一个国家在社会等级中的排名和等级的受到重视的属性，而角色地位则是由国家互动和称职的实践（competent practices）构成的，这些实践会给国家带来其他国家的尊重与服从。这种对特质地位的概念偏见导致了物质还原论，并在塑造国家行为的有关讨论上将权力与地位混为一谈。 作者在本文中强调了角色地位的重要性，尤其是丧失角色地位的忧虑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通过将前景理论与地位理论相结合，作者构建了一个“地位拯救”模型，以表明当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面临潜在的地位丧失时，更有可能被置于损失区间，这将在现实政治中导致一些重大的政策变化。 文章首先讨论了以“特质”而非“角色”来界定地位所存在的问题，其次引入“地位拯救”模型来假设在何种条件下国家更有可能选择风险接受策略以防止（角色）地位丧失，最后通过考察东盟在21世纪的共同体建设来检验这一模型。作者认为，东盟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大跃进”政策表明，东盟成员国试图通过风险接受政策来挽救其受损的角色地位，尽管这些政策从长远来看会危及东盟的声誉和地位。研究发现，追求角色地位是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在顺从等级（deference hierarchy）中寻求地位的另一种方式，而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应该考虑接纳新兴国家对角色地位的追求。 地位研究的现状 地位，如声誉和威望，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学界的关注，但早期的地位研究大多是在直觉而非证据的指引下进行的。21世纪以来，地位研究出现了复兴，并以方法论的严谨、理论创新和丰富的实证材料为特点。例如，学者们通过地位动机解释各种外交政策，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如购买航母与大国间的太空竞赛等。 尽管新兴研究对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研究做出了理论和实证上的贡献，但现有文献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研究强调“特质地位”而忽视“角色地位”。例如，保罗、拉森和沃尔福思将地位概念化为“关于某个国家在'受到重视的属性’（valued attributes）（财富、胁迫能力、文化、人口地位、社会政治组织和外交影响力）方面排名的集体信念”。学者们在定义一个国家的地位时强调“某些特征”或“重要属性”，却不知何故淡化甚至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地位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一个国家的社会角色也是地位的重要来源，“特质地位”和“角色地位”之间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地位的来源。大多数支持特质地位的学者认为，本质上主要是物质的特质/属性是地位的唯一“来源”，但支持角色地位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其在国际社会中与他国的社会互动所形成的角色在世界政治中获得认可和地位。 在本文中，角色地位被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与他国的行为互动和社会中的称职实践而获得的社会地位。例如，挪威和瑞典通常被视为人权和人道主义活动的主要国家，这是因为两国在人道主义活动中的称职的实践，而不是因其拥有任何特定的物质特质或属性。就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中东许多盛产石油的国家可能比挪威和瑞典更富有。然而，这些国家没有类似挪威和瑞典的模范人道主义国家的“角色地位”。因此，角色地位不同于特质地位，不一定需要物质基础作为社会认可的先决条件。 一个国家也不太可能通过一次行动就获得角色地位，因为这种地位的确立需要时间，也需要行为体之间频繁的互动和称职的实践。与建立在某些物质基础上的特质地位不同，根据角色理论，一个国家的角色认同或角色地位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其对自身角色的自我概念和他人对其角色的预期。因此，一个国家的角色地位很容易受到他国行为（尤其是不尊重和羞辱行为）的挑战。国家之所以关心角色地位，一是因为国际等级制度本质上基于社会关系，二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获得特质地位的物质基础，因此角色地位成为各国在世界政治中攀登地位阶梯的另一种方式。然而，与特质地位相比，角色地位难于获得却容易失去，这就是为什么当国家面临“地位丧失”，尤其是失去来之不易的角色地位时，会变得敏感而易于接受风险。 前景理论与地位拯救行为 前景理论是一种行为经济学理论，它解释了人们在高度不确定性状况下的行为偏好。该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遵循成本-收益计算，即所谓的预期效用函数。相反，人们的决定受到他们对某一情况的理解的影响。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存在于思维想象中的、人为设置的参考点来评估选择：在参考点上方，选择被置于或框定在一个收益区间；而在参考点下方，选择被置于或框定在一个损失区间。前种情况使人们更有可能选择规避风险的行为，以保护收益，避免潜在损失；后种情况会使人们倾向于选择接受风险的行为，以期扭转局面，尽管他们所承担的风险可能会加剧当下的损失。本文将运用前景理论检验地位丧失如何在世界政治中推动风险接受行为。 具体而言，本文将国家现有的角色地位设定为“参考点”。如果一个国家现有的角色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以至于其他国家最初的承认发生了改变，那么该国的政治领导人就面临着“地位丧失”的局面。根据前景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对“地位丧失”的感知更有可能促使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选择风险接受行为，以拯救他们可能丧失的地位。 为了证明地位拯救模型的效用并检验本文假设，作者考察了东盟在21世纪初大胆的共同体建设努力，尤其是它在2007年通过《东盟宪章》的决定。东盟案例具有独特价值。一是为现有地位研究的不足提供补充。已有研究将重点放在国家上，而忽视了国际机构（特别是政府间组织）也是这场争夺地位的竞争游戏中的重要行为体。二是通过对东盟案例的分析，可以将权力与地位分离开来。多数地位研究侧重于大国，而大国享有明显与物质能力相关的固有特质地位，故在分析大国行为时较难区分地位的作用与权力的功能。东盟作为一个中小型国家集团，不具备物质权力所赋予的固有特质地位，其地位主要建立在“角色地位”的基础上，这一地位的获得通过其作为一个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成功区域组织以及冷战后在促进区域多边主义合作方面的外交称职实践来实现。三是可以为“地位俱乐部”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新见解。一个享有声望和排他性机构的成员资格是一个国家在等级秩序中地位的体现。东盟是东南亚国家的“地位俱乐部”，其案例可以说明当“地位俱乐部”的地位或声誉受损时，成员国将如何努力以挽救该“俱乐部”的地位。 东盟在21世纪大胆的共同体建设努力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盟一直处于亚洲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核心。该地区的高度战略不确定性以及大国之间的战略不信任，为东盟在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架构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东盟发起并领导了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的多边机构，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3（APT）和东亚峰会（EAS）。多边机构的扩散和亚太地区的相对和平为东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亚洲区域主义领袖地位。 然而，东盟的角色地位在21世纪初面临三个严重挑战，这使东盟领导人们陷入损失区间。首先，1997年的金融危机终结了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大多数东盟国家都遭受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并在其后挣扎于经济复苏。此外，经济危机还伴随着政治与社会动荡。例如，印尼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苏哈托政府的垮台。其次，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疏忽态度威胁到了东盟在21世纪初角色地位的合法性。国家的角色地位取决于外部行动体的认可。美国对东盟的支持是东盟角色地位合法化的关键，但美国对东盟的政策最好被描述为“系统性忽视”或缺乏战略关注。9·11事件之后，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对东盟的外交关注较少。在东盟领导人看来，美国的疏远和轻视会对东盟的重要性或已确立的角色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最后，作者认为，中国在21世纪初对东南亚的“魅力攻势”引起了该地区的担忧和怀疑。东盟作为亚洲地区主义领导者的角色地位在经济领域受到严重挑战，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则源于东盟自身缓慢的一体化进程。另一个地位竞争对手是美国。尽管美国对东盟不冷不热，但美国在亚太地区着手加强的轴辐同盟体系（hub-and-spokes alliance system）将威胁东盟领导的机构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因此，根据本文的“地位拯救”模型，潜在的地位丧失将使东盟领导人处于一个损失区间，这反过来将触发风险接受行为，以挽救角色地位的潜在损失。 2003年，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东盟第二协约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ASEAN Concord II），承诺建立一个包含政治与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合作三大支柱的共同体，还承诺在202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而在2007年的峰会上，东盟领导人同意加快建成东盟共同体，将目标日期提前至2015年。同年11月，东盟通过了《东盟宪章》，声称要使东盟成为一个更加有效和以规则为导向的组织。作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东盟宪章》的通过是衡量东盟在共同体建设活动中选择风险接受行为的一个起点，因为它不仅制定了东盟的行事准则，而且还正式授予该组织国际“法人资格”，从而扰乱了东盟的制度原则和基础。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人权，东盟国家在上述方面多大程度地履行了《东盟宪章》的承诺，将受到外部大国的严格评判。 那么东盟领导人为什么决定推动建立东盟共同体并通过《东盟宪章》？本文的“地位拯救”模型可以为东盟大胆的共同体建设举措提供一些启示。东盟作为亚洲区域主义领导者的角色地位受到前述三个因素的挑战，这使东盟领导人处于损失区间。为挽救可能丧失的地位，东盟领导人选择接受风险，通过共同体建设推动区域一体化，通过《东盟宪章》推动东盟制度合法化。自那时起，关于东盟“中心地位”（'centrality’ role）的叙事已经取代了“东盟主导”（driver’s seat）的叙事，突出了该组织在亚洲区域主义中的重要性。但未来东盟仍可能因其承诺多而落实少，从而在角色地位方面面临风险。 结论 国家的国际角色地位是通过国家和外部行为体的行为互动与称职的实践在社会中形成的。通过借鉴前景理论，本文引入“地位拯救”模型，指出当各国面临“地位丧失”时，它们更有可能作出风险接受决策。虽然本文的“地位拯救”模型侧重于考察东盟政策行为中角色地位的动态，但它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例如，该模型可以揭示那些被部分学者定义为“阻挠者”、“挑衅者”和“破坏者”的国家行为。本文具有两个政策含义：一是追求社会地位的新兴国家可以通过在世界政治中推行“行善主义”改善其角色地位，二是现有的主导国家应学会如何尊重、承认和适应新兴国家在等级秩序中的角色地位。 词汇积累 不干涉内政原则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魅力攻势 charm offensive 行善主义 do-goodism 译者：邱意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家治理。 审校 | 王梓元 排版 | 张誉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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