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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世界上几种主要语言进行分析比较之后，笔者认为，汉语是一种美轮美奂的极其精细化的语言。这对于使用汉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幸运——使用汉语能够极准确极细腻地表情达意并由此展示一种别致的美感。汉语具有精细化之美，是因为汉民族是一个精细的民族，是一个天生的崇尚美的民族。汉语的精细化之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近义词的丰富多彩；其二，使用量词的多种多样；其三，汉语的四声造就抑扬顿挫之美。一种语言是否丰富和精细，其标志之一就是近义词的多少。汉语就有着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近义词。一组近义词的各个词语，意思相近而又略有不同，在含义、用法和感情色彩上各有差别，在这种差别之中，就能准确地细腻地表现各不相同的情形或意味。瞧（口语化的“看”）、瞅（更加口语化）、视（意为“看”，例如“视而不见”）、览（意为“看”，例如“一览无余”）、望（向远处看，如“遥望”）、观（意为“看”，如“观看”）、见（意为“看见、看到”）、瞰（向下看，即“俯视”）、瞄（注意地看）、盯（集中视力看）、眄（斜着眼看，即“眄视”）、睨（斜着眼看，即“睨视”）、瞟（斜着眼短时间地看）、瞪（因愤怒或惊恐睁大眼睛看）、瞥（短时间地大略看看），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本含义不是“看”而转用作“看”的词语。如：扫（短时间地看一下）、飞（更短时间地看一下）、白（不满地看一眼）、挖（狠狠地瞪一眼），等等。使用汉语的人们，在用到“看”时，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而简单地选择其中一个最准确的字，极为轻松，而且准确。试想，非洲的落后部族，没有那么多“看”的近义词，在表达“瞪”的意思时，只能说“愤怒地看了一眼”；在表达“瞥”的意思时，只能说“短时间地大略看看”。由此可知：精细和丰富能带来简洁，而笼统和贫乏则意味着繁琐。汉语内涵的精细化，还表现在亲属称谓的精细化上。例如：伯、叔、舅，只用一个字就能明白无误地表明这几个词各自与父亲、母亲的关系。而在英文中，则共同使用同一个单词：uncle，这就麻烦。例如说“伯”，还必须再加解释：“父亲的兄长”。在英文中，“姑、姨、婶”也共用一个单词：aunt,也很麻烦，如果说“婶”，也必须解释：“父亲弟弟的配偶”。真不知道通行世界的英语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样粗略？在这里，汉语要胜过英语。汉语的精细化还表现在对幼小动物的称谓上，例如：马驹儿、牛犊、羊羔、猪仔儿、鸡雏、鱼苗等等。还表现在饲养畜禽的处所的称谓上，例如：牛棚、马厩、羊圈、猪舍、鸡窝、鹅巢、鸟笼等等。看到这些称谓，就能想象到这些不同处所的样貌，给人以形象感和画面感，它们并不只是一些死的文字。而在印欧语系的各语种中，则并没有这样细致的分别，而只有一种笼而统之的说法。即便是同义词，汉语也演化出许多不同的称谓。例如“进餐的场所”，在学校、军营、机关等公共场所，称“食堂”、“餐厅”；而在城乡面对一般食客的，则称“饭店”，由此又衍生出诸如饭庄、食府、餐馆、酒楼、酒肆、酒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词语虽然表示同一概念，但在用法、感情色彩和雅与俗的选择等方面则略有不同。也就是说，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字词来表示，也就是一义多词。这正表现了汉语的丰富多彩。又如“死”这种生理现象，中国人大概有数10种或委婉或直露或尊重或轻蔑的说法。例如，一个字的有：死、亡、故、走、薨等等；两个字的有：长眠、物化、断气、蹬腿等等；三个字的有：回老家、上西天、上天堂、下地狱、见阎王等等；四个字的有：与世长辞、驾鹤西行等等；共产党人还把“死亡”幽默地说成“去见马克思”。以上种种，各有褒义、贬义和中性的区别，这些词语为人们提供了数10种选择，人们就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情感和情境选用其中之一，这就使得文章的格调和作者的态度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同一个词语也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一词多义”。例如“海”字，意为“海洋”，但在作为内陆城市的北京，却有不少地方被称为“海”，例如“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等。这里的“海”是蒙古语“海子”的简称，也就是“花园”，这是元代沿袭下来的名称。又如时下流行的“酷”字，其本意是“残酷”，现今却被赋予“英俊、潇洒、时尚”的意思。无论是一义多词，还是一词多义，都反映着汉语内涵的丰富多彩。语言从来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原有的词语也会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印欧语系的许多语言中，大概都没有量词之说。量词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也是汉语内涵精细化和丰富多彩的重要标志。其实，量词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例如，细长的东西论“枝”，如“一支枪”、“一支笔”；有延展的平面的东西论“张”，如“一张纸”、“一张床”；圆而小的东西论“颗”，如“一颗珍珠”、“一颗子弹”；有“把儿”的东西论“把”，如“一把斧子”、“一把刀”等等。一般来说，什么名词配用什么量词，这是约定俗成的。量词又是放在数词之后的“粘着词”，由此构成数量词，共同修饰名词。其一，个体量词。每个名词都有自己特定的个体量词。牛论“头”，马论“匹”，羊论“只”，猪论“口”，桌子论“张”，椅子论“把”，诗歌论“首”，小说论“篇”或“部”等等。牛论“头”，是因为牛的头比较大，而且长着两只显眼的角，因而论“头”；“只”往往指较小的物体，羊比牛小，因此论“只”。还有猫、鼠等小型动物也论“只”。“个”是个体量词中使用最广泛最频繁的一个，几乎所有的个体名词——不管有没有专用量词，都能用“个”。其二，集合量词。用于成组或成群的事物。例如：一群人、一拨人马、一伙强盗、一组货物、一类事件、一双筷子、一套家具、一系列问题、一部分人口、一小撮、一大批，等等。其三，度量量词。这是一种表示度量衡单位的量词，如寸、尺、丈、里、斤、两、分、亩、顷，等等。除了汉语之外，一些民族语言也有度量量词。如：公里、米、千米、海里、克、千克、吨、公顷、平方米、平方千米，立方米、立方千米、等等。其四，临时量词。这种量词是临时借用名词来充当量词使用。如名词有“碗”，则可说“一碗饭”，这里的“碗”则是临时量词；名词有“桶”，则可以说“一桶水”，这里的“桶”则是临时量词；又有名词“脸”，则可说“一脸汗”，这里的“脸”则是临时量词。其五，不定量词。不定量词只有“点儿”和“些”这两个。它们前面可加数词“一”，“一点儿”所表示的量要比“一些”要少。其六，动量词。动量词常常放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次数。如“叫一声”、“睡一觉”、“放一枪”、“看一眼”、“走一程”等等；或者表示重复动作，如“想一想”、“歇一歇”、“静一静”、“试一试”，“等一等”、“看一看”、“听一听”、“闻一闻”，等等。对于汉语来说，量词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词类，它是将数词和名词粘合在一起的独特的粘合剂。它是那样丰富多彩，有多少种名词，几乎就会有多少种量词；它又是那么妙不可言，它与名词有着一种天生的贴切的融洽关系。可以说，量词使汉语更加丰富和精细。而没有量词的语言是令人遗憾的，它失去那么多美妙的东西。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并没有“声调”这个概念，而汉语中的每个字都有声调，主要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种。格律诗句中每个字的声调都有相对固定的安排，这就造了一句诗中各个字的声调的交替变化，形成一种富于变化的抑扬顿挫之美。如果说押韵是造就诗句系列中一种“同”的话，那么，平仄的适当安排其实是显示诗句中的一种变量，显示一种“异”。正是在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巧妙安排之中，汉语格律诗才实现了无与伦比的美妙。近体诗的平仄安排，有三条要求。以七绝为例，有一个宽泛的要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也就是诗句中第一第三第五个字可以“不论”，也就是这3个字安排为平声或仄声都可以。而第二第四第六个字则要“分明”，也就是这3个字该是平声必用平声，该是仄声必用仄声。这三条要求分述如下：也就是一句之内的七个字中的第二第四第六个字，要安排为“平仄平”的形式，或“仄平仄”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就是平仄交错。一联之内的出句和对句的平仄形式应是“平仄平，仄平仄”，或者“仄平仄，平仄平”。这就是所谓“平仄对立”。出句中某一字若为平声，那么，对句中相应位置上的字则为仄声，反之依然。如果第一联的平仄形式是“平仄平，仄平仄”的话，那么第二联则是“仄平仄，平仄平”；如果第一联是“仄平仄，平仄平”，那么第二联则是“平仄平，仄平仄”。这就是所谓“平仄相反”。其实，诗歌的押韵是展示诗句系列的一种“同”，即韵脚字有着相同或相近的韵母。而平仄，是显示一种“异”，即诗句系列中各个字声调的不同。正是在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安排之中，汉语格律诗才获得了其他民族诗歌形式所无无法比拟的美感。正是因为近义词的丰富多彩、使用量词的多种多样和汉语四声所造就的抑扬顿挫之美，才使得汉语成为一种精细化程度极高而极美的语言。当然，汉语的优越性并不仅仅表现在以上三点，还须人们继续探讨和发现。使用汉语的人们应当为汉民族的先人而骄傲，为后人对汉语不断的精细化而庆幸。有了这种语言，世界才有了一种无比美妙的交际工具文学艺术工具！从“五·四”运动前后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人发出“废除汉字”以至于“消灭汉字”的呼声，这其中不乏文学大师和文化巨擘。这数年间，“表音文字欧洲语高于表意文字汉语”、“汉字像一个衰老的病人行将就木”“汉字落后论”、种种论调甚嚣尘上。许多大师和巨擘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沉的爱恋，然而却对几千年来维护祖国统一的汉字横眉冷对以至于恨之入骨。钱玄同是最早提出废除汉字、主张汉字拉丁化的学者，也是言辞最为激烈的一位。1918年他提出“废孔学不可不废汉字”，后来，他又在《汉字革命》一文中表明何以要革汉字的命：“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国语故。”之后，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等一批留学归来的学者，纷纷撰文支持汉字拉丁化。他们认为，汉字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劳苦大众的统治工具，把汉字当成了反封建斗争的对象。钱玄同首先发难，众大师推波助澜。蔡元培说：“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了。”陈独秀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他认为：“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巣窟，废之诚不足惜。”刘半农认为：“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无望。”瞿秋白也宣告：“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要根本废除汉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极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穿长袍而未着西装的鲁迅先生，也大声疾呼：“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想不到，竟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仇视汉字，要“消灭汉字”，真是有些不可思议！纵观数10年来的汉字改革，无论倡导切音字、国语罗马字、汉字拉丁化以及民国时期的汉字简化，其动机或许值得肯定，但其改革的思想基础，却都是建立在文化的不自信和民族的不自信之上。由于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家积弱积贫，致使那些探求民族出路的人们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而走向极端，他们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形式，对包括汉字在内的传统文化挥刀相向。这实际上与“五四”时期狂飙激进的思想倾向中提出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有关。而李敏生教授却说：“我国的汉字拉丁化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西方传来的所谓人类文字发展的三段论，即由图形文字到形意、意音，再到拼音文字的模式，把汉字定性为人类文字发展低级阶段的落后文字，这一理论长期统治着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其实，西方提出的文字发展的所谓“三段论”不足为信，拼音文字也自有其短，表意文字也自有其长。汉字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生命历程，每一次蜕变之后都有一次令人惊艳的亮相。在横空出世的计算机面前，古老的汉字也不退缩，勇敢地寻求突破的路经，就在国人还在感叹，外人还在嘲笑它的时候，聪明的中国人仅用了10几年的工夫，便闯开了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难关，古老而活力四射的汉字，再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示了无与伦比的魅力。其实，汉字并不像钱玄同所说的“难识”。与其他文字相比，汉字实在是一种便于识记的文字。其原因是汉字通用常用的字数量较少。常用汉字只有3000字左右。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材料，2000字则可覆盖98﹪以上，3000字则可覆盖99﹪。汉字义项丰富的特点，使汉字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蕴含，有效地防止了词汇的膨胀，无须创造新的字形来表达新的意念。我国目前收字最多的《汉语大字典》收有汉字6万多个，而《牛津大字典》初版收录英语单词（相当于汉语的“字”）41万个，《韋氏大字典》第二版收录单词60万个。现在英语至少有100万个单词。两相比较，哪一种文字“难识”，也就不言而喻了。汉字还有着结构之美，由此催生了可供欣赏的艺术——书法和篆刻。就连汉字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许多大师鼓噪一时要“消灭汉字”，而汉字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以她靓丽的面容惊艳世界。目前，遍布世界五大洲的孔子学院，其基本课程之一就是教授汉字。怎样对待汉字，说实在话，还是巴金持有冷静的态度。他在《随想录·汉字改革》一文中说：“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化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有人以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几天功夫学会字母就能看书，写信，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他不过同祖宗划清界限，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而已；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紧密团结起来的就是汉字。”汉字确如巴金所说，是我们“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我国民族众多，方言各异，如果没有统一的汉字，我们将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10个国家。世界4大古文字中，除了汉字之外，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美洲的玛雅文字，都先后灭绝了，唯有汉字绵延不绝，独领风骚。除了某些客观原因之外，就是因为汉字自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美，即便如此众多声名卓著的大师声讨致罪，汉字这种活泼泼的美的东西也不会消亡。其实，当年的众多大师大声疾呼“消灭汉字”，大多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也不过是随大流。那些一天到晚着意于独立思考、独辟蹊径的大师们却也会随大流，实在可笑！其实，他们知道汉字不能消灭，也不会消灭。譬如鲁迅，他白天在某处演讲时要“消灭汉字”，语惊四座。到了晚上，他打开台灯，把毛笔蘸上墨汁，依旧用他那秀丽的字体书写汉字，依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时，他完全忘记了白天演讲时的激情澎湃。
刘福智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杂文联谊会会员、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郑州大学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诗歌写作、杂文写作、诗词写作、文学写作、诗词鉴赏、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7门课程教学工作，尤其擅长诗歌、诗词、杂文、论文的写作和歌曲的撰词和谱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诗歌艺术论》、《杂文艺术论》、《科学美与艺术美》、《美学发展大趋势》、《文章写作学》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邓亚萍》、《中国的泼皮士》、《齐鲁诗选》、《齐鲁诗词》、《齐鲁文选》、《宅家避疫诗文选》等文学著作6部。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歌曲、诗词、曲艺、学术论文、纪实文学、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著述颇丰，撰写、发表作品、著作总字数达1000余万字。在诗歌、散文、杂文、歌曲、诗词、剧本、纪实文学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奖数10项。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部论著曾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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