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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 许多搞理论的人总是讲，诗与散文在语言上的根本区别在形象性和精炼性。其实，形象性和精炼性，这些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在追求的目标，并非诗歌独有。唯有神圣的音乐性把诗和散文分别开来。内外节奏就是音乐性的基础，散文是无节奏的语言，音乐是无语言的节奏，诗是有节奏的语言。翻开中国古代诗歌史，古诗和音乐的关系从来密切。从古朴典雅的《诗经》和汪洋恣肆的《楚骚》开始，乐府诗、绝句、律诗、词曲都离不开和音乐的联姻。从“以诗入乐”到“采诗入乐”，再到“倚声填词”都是中国古诗的音乐性的流变过程。用耳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眼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几千年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读读倡导“散文美”的诗人艾青的后期作品就可以发现，艾青后期的短诗大都已经变成有韵诗了。他在1980年新版的《诗论》里还加上了一句话，自由诗要“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体相近的脚韵”，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认为，这是艾青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新诗的内容必须形式化 新诗之新绝不可能在于它是“裸体美人”。对于诗歌，它的美还在衣裳。新诗的内容必须形式化，“裸体”就不是“美人”了。自由体新诗一定要有自己的文体规范。应当说，没有文体规范就没有诗。诗的审美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都与文体规范有关。作为艺术品的诗歌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诗人运用诗的文体可能的成功程度。许多自由体诗人早就习惯了跑野马，对于倡导诗体重建、倡导形式感和分寸感一概反感和反对，认为这是在妨碍他的创作自由，在给他制造麻烦。野马拒绝笼头。但不知他们想没有想过，艺术总是有限制的。艺术的美、艺术家的才华正是在巧妙地运用这限制中得到发挥。像现在这样“撒野”下去，会不会妨碍读者的读诗兴趣，会不会取消新诗在艺术领域的生存。读者都没有了，新诗都没有了，你要那自由有何用。对于诗来说，形式就是内容。没有形式，就没有了内容。没有形式感的人，可以去干别的，但绝对不能做诗人。 诗是情感体验的演出 诗不是情感的“露出”，它是情感的“演出”；读诗，其实主要就是欣赏诗的语言。诗人注意传达什么情感，他同样注意怎样传达情感，注意让一种情感如何在诗的方式中呈现于读者面前。用不加提炼的日常语写诗，是摧残诗美的最好手段，读者读到的不是诗，而是美好诗意的非诗表达。绝对地说，诗就是体验性、音乐性的诗家语而已，不能体悟、把握诗家语精妙的人不可能是诗人。当有人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解释一下他的一首作品时，诗人回答说：“你们要我做什么——用蹩脚些的语言重述一遍吗?”弗罗斯特的意思是：诗的语言并不是一般的（蹩脚些的）语言。 外节奏是诗的专属 节奏是诗与生俱来的特质。从诗歌起源学着眼，诗脱胎于原始时代舞、乐、诗的混合艺术。三者的分离，形成三种独立的艺术：舞以形体为媒介向具象的时间性节奏发展，乐以声音为媒介向抽象的空间性节奏发展，诗以特殊语言结构为媒介向具象化的抽象和抽象化的具象发展，但三者都保留了一个共同的要素——节奏。节奏之于诗，如同脉搏之于人，诗的节奏就是人的生活节奏的诗化。 所谓诗的内节奏，就是情绪的起伏形成新诗的内在旋律。内节奏显然并非诗的专属，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都会有自己的内节奏。戏剧文学的起始-发展-高潮-结局就是内节奏。而外节奏则从来是诗歌身份的专属，是诗的辨识标志，只有外节奏才是诗与散文的分水岭。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诗最本质的东西在于韵律与抒情。”韵式是外节奏的听觉化，段式是外节奏的视觉化，它们使读者产生节律化的审美期待。 外节奏是中国古诗最富成就的一环，又是百年新诗最薄弱的环节，是新诗目前最有待加强的领域。现在有一种贬低外节奏的倾向，说实话，推动这个倾向的诗人中不少人对于自己民族诗歌传统是比较陌生的。这实际上就强化了诗的散文化倾向，使得新诗丢掉了自己特殊的美，从而丢掉了自己的读者。 诗的篇幅受限于音乐性 音乐性带来诗歌在篇幅上的简约。在《美学》第3卷中，德国学者黑格尔有一段我以为是很精辟的话：“事件构成史诗的内容，像风飘过琴弦一样震动诗人心灵的瞬息感觉构成抒情作品的内容。因此，无论抒情作品有怎样的思想，它不应该太长，往往应该是很短的。”黑格尔这里讲的“史诗”是指叙事文学，而诗则是抒情文学。“瞬间感觉”要求简约篇幅，诗家语的每一个字都要诗人付出很辛苦的劳动，才可能片言之中有深意，方寸之间见乾坤。在中国古诗中，刘邦的《大风歌》只有三行，荆轲的《易水歌》则只有两行，但它们都是传世名作。诗是“空白”艺术，诗甚至不在诗之内，而是在意象之外，笔墨之外，诗之外。“恰似未曾落墨处，烟波浩渺满目前”。明代李东阳这样题柯敬仲的墨竹画：“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可以说，由于诗歌篇幅的文体规范，诗家语追求的也是这种功力。优秀诗人无不具有把“满堂风雨”变为“萧萧数叶”的艺术手腕。 诗的数学：一与万 一与万，简与丰，有限与无限，是诗家语的美学。诗人总是两种相反品格的统一：内心倾吐的慷慨和语言表达的吝啬。从中国诗歌史看，中国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而长短句、散曲、近体和新诗，一个比一个获得倾吐复杂情感的更大的自由，这样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遥相呼应。可是从表达着眼，与诗歌内容的由简到繁正相反，诗家语却始终坚守着、提高着它的纯度，按照与内容相对而言的由繁到简的方向发展。五言是两句四言的省约，七言是两句五言的省约。新诗应该注意这一点，这可是诗歌艺术发展的铁的法则。违背艺术法则的诗是短命的。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 打开App看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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