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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静安寺附近那公寓楼，离上海作协“爱神花园”近，没有小区，出一楼大门就是小马路，像个办事处。挺喜欢这种样式的，走到门外就是街道，两边是小店，人来人往，很市井的。从人群里回家也同样方便，几乎一推门就到家了。 住这里十多年也没厌倦，梧桐树和老社区、老马路，仿佛上海的时光一直停顿在这里。虽然职业原因在家时间更长，我完全接受种种“市声”。看起来我还是爱热闹，写《繁花》阶段有人每晚吹笛子，我可能是最熟悉这磕磕碰碰笛声的听众了，我的小说也是伴随这颠来倒去的几个曲子写完的。雨天它就停止，或长时间消失，直到某一夜，笛音再起，才醒悟这声响已消失了好久，总算从某个遥远乡村回归了。初以为笛音从南面街区飘来，有次去买烟，才发现吹笛人一直就蹲在我家楼下，一个瘦弱的老者——声音都是直升的。
下雨天，街巷中人来人往，风声、雨声、喧闹声、奔走的脚步声......市井的声音是生活的味道。/图·unsplash 我已经习惯从早到晚各种语音碎片，笑骂声、猫狗和画眉鸟的动静、邓丽君老歌、收买旧电视机和冰箱播放的循环录音，由近及远，由远及近。每逢初夏，会突然冒出一个嘹亮男声：“卖晾衣裳竹！”多少年里，它几乎都准时出现——春笋变老了，就是收获竹竿的时节吗？不知道。每种声音都自有表情，自带节奏。 记得费里尼说，罗马是一位拥有更多孩子的母亲，她从来不去管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上海也同样，它不只停留在表面，也一直收集、汇聚各种气息，它时刻让人感受到“我身在其中，我住这里”。 阿城也喜欢这种环境。有一回去杭州领奖，主办方的安排是湖畔著名的新新饭店，我发现他一天都没住，我说北山路的风景多好，他不喜欢，他最喜欢的是那种十字路口有各种小店、半夜也能下来买些什么的小旅店，他的《威尼斯日记》也表明了市井的亲近感。 2006年之前，我住复式房，窗前大花园，顶楼有露台，有点不习惯复式房上上下下爬楼，出门发现有东西忘在二楼，就得再爬一回。绿化环境是好的，但如果连下三天雨，没什么人登门，就有点凄风苦雨，连绵雨声，绿意迷蒙，像失去方位，不知置身于何地——仿佛我还在东北务农，没明显的地标，到处有树，说是黑河、嫩江也可以。是对下乡印象太深，因此要逃？说不清。夏天可以露天在草席上过夜。种几棵葫芦，甚至发现葫芦花在半夜的变化，仰目所及就是深远的银河，有一夜甚至看到一颗人造卫星长时间缓慢移动，非常美。只是，住一段时间，我还是想回老城区，这里不像上海。
老一辈中国人的记忆大多不在纵横交错的现代公路而是狭长热闹的市井小道。/图·unsplash 包括国内外那些大别墅，真心话，夜晚都没什么灯光，跟农场一模一样。当然，我知道不少朋友喜欢。我喜欢市井，跟童年记忆有关，是打小住这一带的影响。总之，体验一下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 裸裎的工人新村 移民城市特征，在1949年前的沪西苏州河北岸，呈现的是“滚地龙”，苏北几代移民，都通过内河航运抵达沪西这一带，他们去南岸中资、日资纺织厂上工，由农民变成了工人，同时在“三不管”的北岸用芦席、竹子等搭建窝棚，逐年加固，形成了简陋庞杂的棚户区域。 在茅盾和穆时英的小说里，也看到这种反差——上海中心城区的香槟酒会、舞会以及与此同时“浜北”贫民窟孩子在泥浆里打滚的场景。 新中国成立后建起的曹杨新村工人宿舍，是功德无量的，据说参考了苏联专家的设计，工人搬来新村都欢天喜地，甚至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对于没有基本卫生设备和厨房概念的他们来说，这地方肯定是人间天堂。 我没有住棚户的经历。因为1966年的动荡，我家搬离陕西路，迁来曹杨新村。前几年读到一篇回忆新村的文字，为此我特意画了一图——“少年时代的活动半径”，以我最熟的中心城区与文中的曹杨的“丰富的文化生活”比较。我熟悉这种半径，甚至以为上海都如此，到处有剧院、电影院、花店、面包店、牛奶店。等到1966年卡车驶过苏州河，烟囱林立，氧化铁厂粉尘染黄中山北路的行道树和屋顶，菜地与柳树之间是沤肥的粪缸、私家小墓甚至裸露的棺材，在这些缝隙里，最终看到了曹杨新村，让我第一次深刻地明白，这一路的景色都属于上海。 新来乍到，安顿床铺，邻居和小孩们都在窗前围观。厨房五家合用，并且没有煤气，邻居提醒，要去街道领一张煤球卡，去买个煤球炉子、买一个夹煤球的铁夹子。最省钱是买一个铁皮桶和炉胆子，自家来做煤炉；如果买一种煤油炉做饭，那就要办一张煤油卡——定量供应时期的语言。我母亲不会生炉子，邻居就来帮忙。 一早厕位很紧张，五户人家共用两个卫生间，即两个厕位，一是男用小便池，一是坐便位，间隔的薄板壁，都被坏孩子挖了许多小洞。如厕时必会感受隔壁动静，因为脚下是镂空的，可以看清一板之隔的邻居穿什么鞋，是哪一位。年轻女人进来，立刻用手纸把十多个小洞重新堵一遍，窸窸窣窣先做这个。 楼上楼下邻居都知根知底，都在一个厂一个车间上班，衍生无穷的口舌和矛盾。休息日，一长溜五个房门一般都敞开，形成一种不好意思关门的氛围——仿佛关门就是做什么坏事，仿佛这里没私密概念。夏天关门也影响通风，至多挂个布帘。 躲在森林灌木的褶皱里 大城市是“大森林”概念，能最大程度提供“小动物舔伤口”的安全洞穴。人心的特质也是极为矛盾，千方百计保护个人隐私，千方百计打探他人隐私，假如身处一种半透明空间，表现又是如何，日常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周围眼睛“雪亮”，种种不安引动的矛盾，是否更愈演愈烈，时刻会被泄露、被记录、被风传、被拎出来，甚至被批判。 王家卫导演问过我，上海有哪些区域消失了。消失的是上海熙熙攘攘的“副中心”区域，比如沪西大自鸣钟区域，居民密布，72家房客、无数商店，公交四通八达，即便经历巨大的动荡，也少有邻居的窥视。这是历史自然迁徙的积淀、适者生存、燕子衔泥堆叠而成，杂乱无章的各式空间，包藏各种身份的居民，人人都在自保，上海话讲“自家管自家”，甚至自保都不及，不是在同一厂子里集体学习，抬头不见低头见，是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躲即安全。
沪西大自鸣钟区域，居民密布，72家房客、无数商店，公交四通八达，即便经历巨大的动荡，也少有邻居的窥视。/图·unsplash 《繁花》写小毛的邻居大妹妹，在最动荡时代发现了她妈天天躲在床底下——早年她曾在日本纱厂做“拿摩温”，就是工头，虽只做一个月就辞了，仍是心病，她只要听到弄堂里敲锣打鼓，就浑身发抖，立刻躲到床下，甚至屎尿一身。即使大妹妹这样告诉了小毛，她妈仍然没被发现，或许这就是住沪西大自鸣钟的好处——她躲在森林灌木的褶皱里，邻居也许心知肚明，也许信教，清楚这恐惧已是上帝施予的惩罚，复杂的居住空间，复杂的邻里状态，竟得到一种平衡。假如这情况位于曹杨新村，大妹妹妈这种异常，应该早被发觉了——啊，钻到床底下了？伊肯定有事体（她肯定有问题）！ 大自鸣钟不是同单位、同阶级，不是集体化或半乡村群落，五方杂处，有钢铁厂、绢纺厂、热水瓶厂工人，但邻居是绍兴戏老生、棉胎店和煤球店店员、水手、小裁缝、小学教员、刻图章的、煎油条的伙计、卖带鱼的女职工、老虎灶（热水店）业主等复杂人设，各行履历的化学反应也就不一样。这环境里的各人，自生自灭熬出来的立世封闭法则，更为独特和突显。 所以张爱玲讲，村里做一块腊肉谁都知道，在城里窗前换内衣都不会有人看，城乡差别的密码，最终形成城市化大潮，是人们向往和涌往大城市的真正原因。 我曾写过小琴的故事，写她回乡过年，必须带回一大堆“又臭又重”的劣质皮鞋，委托人是邻村同乡。双方不熟，但因为“在村里做错一件事，一辈子都会被人说”，无法拒绝。也因此小琴只喜欢上海，像一条小鱼游到大海，上海是最自在的地点。 身处东北荒凉之地，上海在远方闪闪发光 虽然生在上海，其实我不算“纯粹”上海人，我有初中毕业去东北农场劳动7年的记录。五六百名城市青年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五地，一起睡农场大统铺，当然，生存状况是一路下行的：田野里吃饭没筷子，镰刀匆匆割两根柳树条子代替；人人下筷如雨之际，你以为夹到一块瘦肉，其实是一只掉进锅里的小耗子，你和众人不会大叫一声惊厥，而是甩在一边继续夹；零下40摄氏度的厕所跟曹杨新村的厕所相比，只有门洞和窗洞，优点是没异味。没有下水道概念，蹲坑都冻透了，清理厕所是用丁字镐奋力刨开，大石块一样堆在附近，因此很多人干脆在雪地里办事。人是可以适应一切的，但有了这种经历，也就刻下了印记，应该是一辈子洗不掉的。假如你日后想装一个始终精致生活的“老克拉”“老懂经”，我能看出破绽，我知道这是表演。
2021年9月7日，上海，曹杨新村内的一个修单车摊档。/沈煜 还记得有一位杂工老杨，东北老农模样，某晚有一伙上海青年排练文艺节目，老杨烧火炉伺候，也许是被吹拉弹唱感染了，老杨忽然挺直了腰板说，其实他也是上海人，是曾经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乐队“洋琴鬼（乐队成员）”。老杨的东北话无缝切换成了老派上海话，讲了提琴、乐感和节奏，沪上的精致生活，正在滔滔不绝中，有个农场干部忽然推门进来，就在门动的一瞬之间，老杨迅速佝偻身体，立即就矮下去了，全身蜷缩，以蝴蝶退回虫蛹的那种姿态，变成原本的老杨，手中炉钩子不断弄着火，显得谦恭，一无所求。这是人的另一种表演。 在遥远的北方，很多人都察觉了上海，它一直在远处闪闪发光。上海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美丽；上海，等于一种异地恋人，因为见不到面，它就更好看、更醒目、更美。如果没去东北，对上海很多美好的细节是很容易忽略的；没有空间的隔绝，根本不懂上海有那么好。
在遥远的北方，很多人都察觉了上海，它一直在远处闪闪发光。/图·unsplash 我如果没下乡，也认识不了上海各区的那些同伙，闸北、黄浦、南市的青年人，上海的幅度忽然就展开了——当年每一次回沪，我都可以到那些地方玩儿，十六铺、南市、闸北天通庵路和天潼路，等等，我都有熟人，以后能扩展《繁花》的地理范围，都是拜下乡所赐：我确实离开了上海，也进一步认识了上海。 故事非发生在这样的地方不可 记得在农场认识一个上海青年，回沪后就去十六铺看他。走进他家的地盘，像进入以后周星驰电影《功夫》里的大杂院，四层高的回字形大庭院，我在楼下喊他名字，他就在三楼某个走廊向我招手。此地的每家每户都是在走廊里做饭的，与如今杨浦保存的隆昌公寓非常相似。很可惜，这座只在梦中的特异房舍，与整个十六铺都被拆除了，否则，它一定会与隆昌公寓一样，成为网红打卡点。 现如今从十六铺、董家渡一路往南看，效果就是二三线城市的同质化景象了。开埠上海的历史气韵，已经无迹可寻。有人说上海的历史很短，但在我的眼里，那些旧区和旧弄堂，那么复杂而苍老，仿佛有千年的历史，所谓“藏污纳垢”的提篮桥、老西门、虹口三角地、八仙桥、大自鸣钟、曹家渡、杨家渡，都如庄稼一般被割倒（刚看到澎湃石剑峰的照片：“看上去，整个小东门都准备拆了，好好整修，不拆掉，是可以改造成像京都小街的……”）。 上世纪70年代外滩最著名的“情人墙”，一代上海人在这矮墙前谈的恋爱，男女左右紧挨着观看黄浦江，身边说什么都听得到，后头还有男女等位以及巡逻者——男孩搭上女孩的腰，会被呵斥“手放下来！”，这举动当年算违法。外滩改造如果能保存哪怕这一截矮墙，即旧时江堤，哪怕水位很低，要等退潮才能显现，仍然有意义，后人可一瞥前人旧影——长辈们就在这里谈的恋爱，该有多好啊。 历史就这样被涂改了。南京西路石门路口有一座著名的同孚大楼，是依照转角的路口呈现的半圆状建筑，多年来都是中外摄影师的拍摄对象。但后来这里开始新一轮改造，路口附近居然又另辟一条多车道的瑞金路，与身边的旧石门路比较，更直接、更宽阔，一览无遗，附近这半圆形的同孚大楼、弧形旧路口，瞬间遗弃了原有的功能，褪去色泽，显出难言的重复、多余、尴尬以及苦涩。 前一阵我画静安寺，发现这著名区域的旧房子，只剩了毛泽东故居、百乐门，还有张爱玲常德公寓等几处。如果加上静安公园（旧名“外国坟山”）两排大树——洋人种下的，两三人合抱那么粗，整个静安寺，基本是新一茬内容了。 我写了一篇文章，想象百年之后的所谓城规调整：到了2121年，苏州河已是大有改观，几乎恢复了1980年代的热闹格局，两岸曾拆去旧房建立的那些居民高楼——使河面更窄，都已经拆除或矮化，恢复了1970年代层层叠叠的多层效果。2000年代改换沪西段的那几座桥，浑身覆盖的塞纳河洛可可风格、土豪金装饰物，已清除完毕，恢复了1950年代朴素的水泥桥本相。2020年代长期没有行船的河面，已经到处船影晃动，如有急事，你可以立刻坐一种快船，从沪西到陆家嘴只需几分钟。如果有闲，逆流而上去苏州或嘉兴看风景，可坐各款慢班船，包括传统的夜航船，可在船上住几个晚上，在舱里喝酒、打牌，像丰子恺那样慢看岸边移动的好风景。第二天一早，也就看见了桃花，看到江南早春的料峭柳色。慢船永远是慢滋味……这也算文字的好处，这样以字列出，仿佛就出现了将来的美景。
这也算文字的好处，这样以字列出，仿佛就出现了将来的美景。/图·unsplash 考古现场，一般都位于普通的麦子地，丰富的历史都藏匿于地下。上海的历史魅力是在地上，是旧建筑的年轮与旧痕，各种植物生长共存的丰富。上海的地下，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过同济老师，上个世纪，本埠出现了最具特征的石库门弄堂，看见它，也就意味着上海到了，我们今天能否设计一种只属上海的民居？老师回答说，这不可能了，我们的今天没什么办法，我们做和教的，就是玻璃大楼了，委托方的要求也必须是高层，50层、60层居民楼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是的是的，我们只能做全国一律的居民楼了。 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每个城市都一样，电影里有个醉鬼，半夜被误送去了另一城市，但进入他眼帘的，同样是最熟的街道、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居民楼，电梯也是一样，到了他最熟的楼层，掏出钥匙——计划经济的门锁差不多就几款，门立刻开了。走进房间，没任何异样，完全一样的家具，摆放也同一标准；打开最熟的电灯，躺在最熟的床上，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别人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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