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新政 燃情年华 蒋经国与赣州抗战文化

太子新政 燃情年华

——蒋经国时期的赣州抗战文化

金 中  红 兵

“三维巧合”成就太子新政

赣州抗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多种条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种独特的文化现象。14年抗战是赣南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赣南地处三四九战区之间，为浙、闽、湘、粤、赣五省后方总根据地，在抗战紧张之现状下，其地位之重，关系之巨，自不待言”然而,在这种种因素中,蒋经国主政赣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蒋经国主政赣州也是“三维巧合”，因为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物身上。

所谓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指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南昌沦陷，蒋经国撤退到赣州。蒋经国曾对挚友王继春说：“倘使没有抗战，我们恐怕都不会到这个穷山峻岭的赣南来”

 特定的地点是指赣州是江西的化外，省主席熊式辉的政令不通。1939年的赣南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据方世藻介绍：“蒋经国上任前，这里是江西的化外，各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天大，地大，除了总裁就是他。’买卖兵役，乱增捐税，成为常事。烟民的数量超过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圩子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许多地方民匪难分……商贾大号掌有乡村大量的良田。民众的绝大多数斗大的字难识一担。难童、游民无处安身。”（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可以说这是个烂摊子，但正因为混乱不堪，也给了蒋经国施展的机会。

特定的人物就是蒋经国本人，蒋经国之所以能在“赣南”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其“太子”身份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一护身符，别说风生水起的新政，恐怕能否保命都是问题。“太子”身份给了他无数特权，如蒋经国开始主政赣南，他的头衔就是两个，一个是管行政的“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 县）行政督察专员”，另一个便是手握当地军事大权的“江西省第四区保安司令”。这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情况恐怕在当时的地方大员中是独一无二的。又如按照当时规定，地区行政专署的编制不过20余人。而蒋经国的专员公署里却“实际有100多人。单是主任秘书、秘书就有七、八人之多，……专署额外人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所属各县县长人选，照例是由蒋经国保举任用，省方只是照准。在各县基层组织中，也有额外人员，如各保没有“保指导员”。这是各地所没有的，还有为'建设新赣南’培训干部，创设了'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等等，正是种种特权才使得蒋经国摆脱其他地方大员所头疼的层层羁绊，放手搞所谓的“新政”。（红字为新增补内容）

1937年初，在苏俄历经“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炼的蒋经国，携妻带子，辗转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后，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新兵督练处长。1939年，1939年，日军进逼南昌，新兵督练处迁往江西赣州，蒋经国就任赣南行署专员，（）至1945年，步入而立之年的蒋经国在此大刀阔斧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被誉为“中国战时政治的一项奇迹”，史称“赣南新政”。

1939年以前的赣南为粤军控制，“民穷财困，土劣横行，文化落后”，是江西的化外之境。有研究者认为，熊式辉派蒋经国主政赣南，是一着政治棋：一来可以借重“太子”，遏制粤军和地方势力，二来可以讨好“老头子”。

初到赣州，蒋经国不期然发现，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赣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显，已成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是连接东南和西南的桥头堡。“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座桥，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条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马上任，蒋经国脚穿草鞋，遍访赣南11县的每个角落。

1943年11月，美国记者艾特金森在《纽约时报》发表报道称，蒋经国的改革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此前，赣州只有3家工厂，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方，现在的产量已足可供应10个月的消耗量，预计到1944年可完全自给自足。“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叹道。在他眼里，赣州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蒋经国的“太子身份”和建设新赣南的壮举，外界评价甚高，有“战后政治看赣南”的说法，但国民党内部对此也十分敏感，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说：“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赣南快被赤化了。”

     一九四三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 arrisonForm 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 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

    ……

    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

    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

    “我们就这么办！”

    汪精卫的凶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这一时期，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某个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属到他住所晋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蒋经国也替遍贴全市的海报亲撰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门资本！”

“战后政治看赣南”造就“东南抗战之后方”

蒋经国先生主政赣南，大刀阔斧推行“建设新赣南”，在国统区刮起一阵进步之风，文化空前活跃。随着日寇不断进犯中国，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失守，一座小城，转眼成为文化人聚集的中心，不少文艺单位及文艺工作者迁来赣南。遂使赣南有“东南抗战后方”之美誉。其中：戏剧家刘筱衡、童芷龄、郑亦秋等，音乐家程懋鋆、胡江非、薛奇逢、王沛伦、李加禄、李林白等，画家有朱鸣岗、徐风、黄永玉、陈庭诗、张乐平、荒烟、梁永泰、赵延年、倪贻德、杨隆生、余白墅、陆志庠等，文学家有钱钟书、曹聚仁、王西彦、陈伯吹、公刘等，科学家有李政道、竺可桢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熟悉或不熟悉的画家、诗人的身影他们一起办报，一起办展览，用各自的作品，丰富着赣州的抗战文化。加上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赣南各界民众，与全国人民一道，义愤填膺，掀起了抗战热潮。整个抗战期间, 遍布城乡、激励人心的抗战音乐戏剧活动更是为抗战推波助澜，成为动员民众，凝聚民心，鼓舞斗志的精神武器，构成抗战时期赣南的一道亮丽景观。

作为中国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蒋经国在赣南推行的文教建设项目至为繁多,主要设施在文化方面有:新赣南大礼堂、新赣南图书馆、新赣南博物馆、省立赣县民教馆、赣县县立民教馆、各类文化机构齐全，形成了“四馆一堂”的文化抗战阵地格局。

战时赣州的文化出版及教育事业呈现出相当发达的景观。由于文化人的努力和当时政府的支持，很短时间内就办起了十几家由政府、民间、个人创办的出版社和几十种报刊，全国有影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上海大东书局、东南书局、南京国粹书店、上海大明书店、上海文华书局、上海大成书局、南京正中书局、上海三晶书局、南昌世界书局纷纷迁来赣州，或在此地开设分社、分店，形成了新闻、出版、发行品类齐全的文化出版网络结构。当时各大书店均围绕着赣州公园布局，赣州公园周边四条路分别命名为公园东路、公园南路、公园西路、公园北路，赣州的各大书店书局均在此一带。据1942年的统计，全区办报的数量和总销售超过江西全省报纸总销量。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是“正气”系列报刊，赣州是《正气歌》作者文天祥的第二故乡，蒋经国在报刊方面有《正气日报》《正气月刊》、“正气出版社”“正气书店”，在教育方面有“正气小学”“正气中学”，还有因战事变化未能办成的“正气大学”。此外还出版《民国日报》《青年报》《江西青年》，创办新赣南出版社，出刊《新赣南》杂志，开设“新赣南书店”等。在各种出版物中，以曹聚仁主持笔政的《正气日报》影响为最大，发行遍及中国东南各省以及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大后方，销数最高达1万余份，由此也使赣州的文化活动扩大了影响。赣州当时是内陆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经国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约《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並不听从蒋的指令。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但《新赣南报》，一直不尽人意,搞得不怎么景气。 一天蒋经国委派中华正气出版社社长彭建华代表他去请曹聚仁帮他主持由《新赣南报》改名的《正气日报》。彭建华对曹聚仁说：“蒋先生已经要我来征求你的同意，就没有考虑的余地了。”曹聚仁也认为，“蒋经国找我办《正气日报》，是件大事，这样，我就非接下来不可了。”

滿腔愤恨泣书“以血洗血”  大张旗鼓开展抗战宣传

蒋经国上任初期，毛福梅舍不得离开儿子，曾随蒋经国去赣州住过几天。但蒋经国忙于公务，整天见不到人影，毛福梅和儿媳妇、孙儿孙女闲住着乏味，终于要蒋经国送她回溪口老家。此后蒋经国几次请毛福梅住到自己的身边去，无奈毛福梅不愿意。后来，战火将蔓延到溪口，蒋经国放心不下，多次发电报要毛福梅速去赣州，并委托表兄宋继修去接。

1939年12月12日，蒋经国在赣州没有见到接来的母亲，却接到了溪口的加急电报，传来母亲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噩耗。他痛哭不已，立即携妻儿坐汽车日夜兼程，赶赴溪口。到家后，蒋经国要来了纸笔，含泪写下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在毛福梅罹难处。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州建造了一座“忠孝桥”，以示纪念。

血气方刚的蒋经国大张旗鼓开展抗战宣传。他身体力行,首先从专员公署抓起、先后組建了专署的“抗战宣传大队”，专署“公仆剧团”、专署新赣南合唱团“公仆合唱团”。类似的还有由蒋经国兼任团长的“公仆剧团”“公仆夏令营”“公仆冬令营”等等。1941年，赣州成立第一个业余文艺团体——新赣南文艺社，由蒋经国任名誉社长。

专署抗战宣传大队 1939年，蒋经国接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之初，组建了专署的“抗战宣传大队”，派刘江任大队长兼导演，前在赣保政训处宣传大队队员刘导江、聂淳涓、赖向华、金重民等为骨干，演出过《凤凰城》等剧。

蒋经国还指示赣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工作团、三青团宣传大队四区、保安司令部政工大队等，筹组了一个大规模文艺宣慰团，前往浙东、赣北、粤北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团长即以蒋经国的名义，三青团支部宣传组组长江海东为副团长，排演了两个大型多幕话剧《塞上风云》和《凤凰城》带去慰问演出。这次慰问的规模更大，慰问地区广泛，影响也比较大，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对前线抗日部队，也起到了鼓舞作用。

1941年夏，第四行政区专署“公仆剧团”、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工大队在赣州，由金仲民指挥，联合公演冼星海全本的《黄河大合唱》，立即轰动了大后方。赣南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中的青年纷纷组织合唱团和歌咏团，如赣江歌唱团、公众歌咏团、工人合唱团、民众歌咏团、“工合”合唱团、赣县电厂大路合唱团等等。这些合唱团不仅在本单位教唱抗日歌曲，节日举行歌咏会，他们还活跃在赣州城的大街小巷。街道居民中的识字班、夜校，日夜都有《义勇军进行曲》《大道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歌声。各中、小学经常举行歌咏比赛，每逢集会，互相拉歌，大唱抗日歌曲，蔚然成风。1943年音教会迁至赣州，蒋经国拨给正气中学的几间房屋作为音教会会所。在赣州期间的工作主要是发展群众歌咏，辅导各级学校的音乐教学，举办了以抗战建国为中心主题的音乐会多次。

1941年，赣州成立第一个业余文艺团体——新赣南文艺社，蒋经国任名誉社长，肉时任《公仆生活》主编的洛汀主持新赣南文艺社的学术研究和文艺活动。

       独树一帜的抗战美术

当国内许多顶尖的艺术人才大量聚集赣州之际，为帮助赣州所属各县培养一批艺术人员，剧教队适时开办了一个“赣南艺术人员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曾也鲁任副主任兼教务长，“专署”教育科长朱文华任总务长，管理学员的生活，学员由各县选送。开办费由剧教队公演五幕话剧《天国春秋》的全部票款收入捐赠，不足部分由“专署”设法解决。该班共分戏剧、音乐、绘画三个系，全班学院约一百多人，三个月结业。

根据当时赣州画家云集、美术青年很多的状况，热心于组织工作的徐风等，在征得蒋经国的认可下，于1941年4月，在赣州中山公园创办了赣县青年美术馆，并力使它成为比较独立的群众抗日美术活动和联络的场所。徐风为馆长，荒烟为绘画部主任，钟炳芳任广告部主任，徐光毅任干事。从1940年到1945年初赣州沦陷前的数年中，举办过各种形式的美术展览。外地来赣的许多画家大都搞过个人画展或联展。其中规模较大的展览有：

1940年暑假期间，由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分团筹备处主办的《抗日画展》。地点在西津路女子师范学校（当时学校已搬出城外，为该团所在地）。

1940年冬，在赣州公园举办了一个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美术展。当时，赣州人民修建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公园刚刚落成，画家曾匡平饱蘸浓墨重彩，以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悲壮业绩为题材，创作了一幅《碧血千秋热》的大画，获得观众好评。

1942年8月2日与荒烟为筹募中国木刻研究会及中国木刻工场基金，在江西赣南博物馆举行木刻展览会。并与张乐平、陆志庠、梁永泰、朱鸣岗等多次举办联合画展。这一时期创作了不少反映劳工与农民生活的木刻作品，如《收获》、《晚归》、《老工人》、《牧童》、《铁路工人》、《磨坊》、《贫病》、《逃亡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其中有的作品收入《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在这期间前后主编《木刻艺术》、《新艺风》、《木刻与漫画》、《木刻画刊》等刊物多种，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美术评论文章，并编著出版了《木刻技法点滴》一书。

期间，赣州不但展览会上展出美术作品较多外，而且官办、私办的报纸刊物都经常发表美术作品。影响力较大的《正气日报》非常重视新闻图片编辑，荒烟到达赣州后，被聘为《正气日报》社美术编辑。1942年，《正气日报》分别推出了《青年绘画》和《版画》副刊，成为了美术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

1942年，谢远涵邀请国内著名画家傅抱石、彭友善、胡献雅，岭南画家招芬（笔名邮亭老卒）在赣州举办书画展，将售画所得献作抗战费用。谢远涵与画家刘雨叔在赣州联合创作义卖，由刘雨叔作画谢远涵题字的作品被称为“珠联璧合”、“精美绝伦”，拍卖钱款全部捐用于购买飞机、枪弹等抗日物资。

在虔画家还专门组织过筹款买飞机活动，画家们演唱由安娥作词，费克作曲：《献金歌》

献金，献金，快快来献金，不在乎献多与献少，在乎你一片爱国心。

积少成多，去买草鞋和毛巾，积少成多，去买枪炮杀敌人。

同胞们，同胞们，我们能在后方住安稳，全靠他们把命拼。

同胞们，同胞们，战士把生命献给国家，我们把血汗献给抗日军。

自1943年4月至1945年1月，在新赣南大礼堂还举办过多次展览，其中有：“航空滑翔模型展览及表演”“漫画家张乐平个人创作展览”“上海美专校长、名画家倪贻德水彩画作品展览”“历史画画家卢世候个人创作展览”“木刻画集荒烟、赵延年、黄牛（即黄永玉）等个人创作展览”“云贵少数民族风俗图片及实物展览”等等。

常常不请自到 参加各种活动

蒋經国还常常不请自到,参加各种活动

蒋经国到赣南任专员期间，和俄籍夫人蒋方良女士俩人也经常买票看京剧，成了一对京剧迷。蒋方良为了能登台演唱京剧，曾先后向赣州群乐、虔州两舞台著名旦角苏惠菊、童秋芳学会了《苏三起解》一折。为了募捐赈济被日寇飞机轰炸的赣州无家可归的灾民，蒋方良女士以赣南妇女界的首领身份，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其中有京剧义演，门票收入均作救济基金，当时赣南的各京剧院名演员都参加义演。由于蒋方良的登台表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票价增涨数倍，还有富商大贾的荣誉券，购票者无不争先恐后。上演之日座无虚席，还有从广东南雄、韶关赶来观看这一空前绝后的“女起解”。

开演锣鼓一响，只见解差崇公道牵着女犯苏三上场，这位俄罗斯夫人扮演的苏三披枷带锁粉墨登场，观众被她的亮相惊愕得目瞪口呆，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位身材高大碧眼高鼻的疏散，在台上大步行走，唱了几段流水，在满堂喝彩中落幕。

1942年端阳节下午，在赣州中山公园茶室（现赣州市大公路东段）举行的第二届诗人节集会，堪称是赣州文艺界的一次盛会。1942年，恰逢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沉江2220年，殷梦萍主编的《正气日报》副刊《新地》出版了纪念专辑，由洛汀主持纪念盛会。会议中途，蒋经国先生偕其夫人蒋方良出现在茶室的大门口，据当时主持诗人节的洛汀回忆“我不知道是谁约请的，还是他从报上得知的，我们迎上前去，安排了他的座位，并请他发表即兴演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即兴演说，蒋经国站起来说：“今天是诗人节，诗是什么？”他指着墙上一条大横幅（白纸红字，由木刻家荒烟制作）说：“诗歌就是炸弹与旗帜！这是马耶可夫斯基的名言。今天，我们国难当头，要救亡图存，某些诗人还在吟风咏月，好似生活在世外桃源，对此，我很不满意。我深切希望我们的诗人像马耶可夫斯基办罗斯塔之窗那样，把诗歌当成炸弹与旗帜吗，向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开火”。因早年留学的缘故，蒋经国熟悉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崇拜普希金、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马耶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还会背诵普希金、高尔基、马耶可夫斯基的很多诗与散文。他在作报告时往往插入果戈里、契科夫讽刺官僚主义的笑料，这次的即兴演讲，也证实了这点。

这次诗人节的高潮是蒋经国用他嘶哑的嗓音朗诵了高尔基的代表作《海燕》，全场鸦雀无声，及至“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煞尾时，全场掌声雷动。蒋经国在江西第一个诗人节时阐发了中国的诗人向马耶可夫斯基学习的基调。后来，蒋经国将诗人节带往了台湾，与台湾的作家共度了几个纪念爱国诗人的的端午节。

第四届诗人节  1944年端午节之前，赣州《正气日报》副刊《新地》主编高汾与《青年报》副刊《青鸟》主编洛汀商定，两报采取联合行动，各出纪念特辑，共同举办纪念中国第四届诗人节晚会。作家谷斯范、木刻家荒烟和诗人林若，以及高汾、洛汀、李白江（《青年报》总编辑）、洛汀等都参与了筹备会，确定了纪念会与诗歌朗诵会合在一起办。

晚会原定在赣州广播电台演播厅举行，不料该厅临时通知有晚宴，不得不改在赣县民众教育馆举行，忙得布置会场的荒烟和发通知的林若整天奔波劳累。更不料在开会前下起滂沱大雨来，体育场泥泞满地，偏偏现场的保险丝又断了，会场漆黑一片，当时急得高汾和洛汀不知所措，但这些也没有打消他们坚持到底的决心。据洛汀回忆：“忽然发现了点点火把，由远而近，希望终于来了，不少人鞋上全是泥巴，衣服淋湿了，我们感动得流下泪来”。蒋经国也卷着裤腿、撑着雨伞来到了现场，并说了声“我不请自来，欢迎吗？”回答是一片掌声。会场上的电灯套着彩色的纸袋，台上铺着一块白色的地毯，红布标上贴着白色的大字：“纪念第四届诗人节”。

来宾中有人请蒋经国讲几句，他从掌声中站起来笑着说：“今天的节目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怎么向我抽起苛捐杂税来了！”引起了哄堂大笑，他在讲话中说：“我深信，那些醉生梦死没有斗争意志的青年是不会爱好诗歌的，不会冒雨前来的。我觉得今天这个晚会很重要，现在日本鬼子日愈逼近，到处都是难民，我们需要战斗。今天的节目单上，将要朗诵《海燕》，这是高尔基1905年写的，对十月革命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大的希望。我们抗战，如果没有希望，还抗什么战？何必牺牲这么多的人力、无力、财力？我们要像海燕那样，冲破黑暗，冲破雷电，冲破狂风暴雨。海燕是英雄，我们中国青年，为什么不能做海燕，为什么不能做英雄？”接着他批判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写风花雪月的诗人。他说“革命诗歌应该在群众中找材料，应该在斗争中学习，只有生活在斗争中，作品才有力量。我们青年作家缺少一种钻到群众中去的精神，缺少一种革命斗争的精神。我希望大家写出许许多多冲破旧世界、反抗旧社会的新诗歌来。”

 1941年暑假，蒋经国在赣县梨芫背举办了第一期赣县儿童夏令营。委托江西省第二保育院协助办理，历时虽仅二十五天，但入营儿童在体德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收获，是赣南儿童教育的一次壮举。在8月13日，为纪念全面抗战四周年，赣县儿童夏令营与江西第二保育院联合举行了一次抗战歌曲大联唱，由罗光缨和艾萍两位股长主持。各班级先后齐唱《流亡三部曲》《九一八小调》《长城谣》《延水谣》等歌曲，特别唱到一首：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枪杀了爸爸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叫声死了的爸爸，叫一声没影的妈妈，哪一年哪月才能回到自己的老家；梦里梦的是亲人、想的是亲人，没有了亲人我们能不恨那些敌人；哭啼有什么用处，去参加抗日军，打走了日本强盗才是我难友的光荣。这首歌充分地体现了大家的不幸遭遇，因而更加思念父母，怀念家乡。为了激发爱国热情，提高抗日斗志，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心，结束时全体合唱：“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国难当头，不分党派齐奋斗，暴日欺凌，男女老幼齐抵抗，齐心奋斗，合力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

为庆祝赣州文艺工作者协会成立，在艰苦的环境下，1944年12月31日晚，江西省在抗战时期举行的最后一次文艺晚会在赣州召开。当晚是一个雨丝夹着雪花的除夕之夜，赣州的章贡路西段，江西广播电台的大门口悬挂着两盏大红灯笼，迎接着前来参加的文艺界宾客。

自称赣州是“第二故乡”

在蒋经国先生的日记里，读到了他与赣州相关的这段文字：

(日记时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记录地点：台北。)

    在灵堂前与技工邱旭明谈话，知其为退伍士兵，去年结婚，赣州城内人，闻之甚感亲切，盖赣州乃余之第二故乡，余对其一草一木、一房一桥，无不熟稔，了如指掌。尤其对该地淳朴之亲爱民众，未曾稍忘于怀也。

写日记之时，蒋经国正为父亲蒋介石守灵。一位赣州籍技工的出现，让正处丧父之痛中的他，多了另一重思乡之情。在海峡的另一岸，他的思绪飞越千里，飘落在赣州。抗战期间，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大约五年。一生行程中，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时隔三十年后，蒋经国选择了“第二故乡”这一特别表述，足见在其情感与心目之中，赣州分量之重，位置之重。

蒋经国遥望滔滔流淌的章水、贡水，合流而成赣江。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在《东望章贡合流》一文中，他反思赣州从政经历。显然，赣州经历让他有了从政的自信，也有了更倾心的从政情结。作为一位政治家，赣州无疑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摇篮，蒋经国称之为“第二故乡”，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