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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集团掌握了中央政权，但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1929 年春，爆发了蒋桂之间的军阀战争。蒋介石利用桂系内部矛盾，策动桂军前线指挥官师长李明瑞于武汉倒戈，进入广西。这场战争遂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同年6 月，蒋介石委任广西籍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这一政局的变化，给广西革命带来了有利的转机。 俞作柏是新桂系元老之一，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排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担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省政府农工厅长兼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又称黄埔南宁军校）校长，深受中共和工农运动的影响，倾向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并查封家产，被迫退居香港。李明瑞是俞作柏的亲表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7 军旅长、师长，参加北伐战争，屡立战功，有“虎将”之称。他也遭受桂系军阀李宗仁等人的排斥，积愤不平，早就想摆脱桂系的羁绊，故在蒋桂战争中，与俞作柏一起，借助蒋介石的刀子，击败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于同年7 月率部进占南宁，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独立于蒋介石和桂系军阀集团之外的、类似北伐战争前广东革命政府那样的新政权。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遣了龚楚（化名龚鹤村，后叛变）、邓小平（化名邓斌）、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叶季壮、龚饮冰（又名龚仁）、徐冠英（又名徐开先）、石迟锋、史书元（又名史遽然）、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又名袁也烈）、余惠、沈静斋、李干辉、阎伯英、章健、李显、王展、张翼（后叛变）、杨茂、云广英、王逸（后被开除党籍）、林礼等40 多名在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有丰富政治、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进入广西。 他们与原先在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邓小平同志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桂系军阀的大计，又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经过邓小平等同志的细致工作和内部活动，使俞、李与中共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同意接纳、安排中共派来的一批干部到其军政部门任职；同意开放工农运动，释放政治犯，启用罗少彦、岑伯英、陈可福、陈可夫、张震球、陈漫远等中共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到省和县有关部门工作。从此，广西局势为之一振，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 俞作柏、李明瑞非常重视扩建军队，邓小平等便趁机向俞、李建议，开办以培养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并活动由徐开先和张云逸分别担任总队长和副总队长。该总队设3 个营9 个连，共有学员约1000 人。党组织选送100 多名优秀青年，安插到教导总队当干部或学员。 9 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选学员中思想进步的人来担任。各连队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仅两个月时间，就发展了300 多名党员。该教导总队，名义上是训练军官，实际上是中共为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武装而培养干部。由于加强对学员的政治宣传教育，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使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结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去，成为改造旧军队的骨干力量。 通过党的内部活动，推荐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驻南宁的广西省政府警备第4、第5 大队长。这两个大队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编一些土匪、民团和散兵游勇组成的，成分复杂，纪律性差，没有战斗力。张云逸、俞作豫等便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以合法的身份，对这两支部队进行改造工作。 首先在士兵中进行革命民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动士兵起来揭发反动军官克扣军饷和打骂、虐待士兵的罪行，果断撤换一批反动军官，另派中共党员干部去顶代。同时，吸收一批工人、农民、进步学生参加部队，增加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比重，使这两支部队面貌一新，其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中共手里。 一天，我听到南宁来了新部队，狱中的罗少彦、岑伯英（《革命之花》杂志工作人员）等同志获得释放，并被安排在南宁的广西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非常高兴，立即与刚出狱的原广西农讲所学员黄奇彦一起，到军校找罗少彦。他和岑伯英热情接待我们，我俩要求到广西军校学习，以掌握武装斗争本领。他们答应把我们的情况和要求向党组织反映。过了两天，经组织同意和罗少彦、岑伯英介绍，我俩便于7 月中下旬，考入了广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分校）校长由李明瑞兼任。 对李明瑞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知道他能征善战，是北伐军赫赫有名的“虎将”。回想过去自己是个文学生，被捕入狱，束手无策。现在，我是“虎将”的武学生，将会学到更多的军事本领，日后带兵，国民党还能随便捉我？因此，我俩高兴地跑到军校报到。 该校位于南宁南门外旧飞机场的广西教导总队西边，与教导总队只隔一个大操场。学校刚成立，学员有200 多人，还有继续入校的。开始设两个班，第一班学员是连排长，第二班是青年学生，后还扩大若干班，我和黄奇彦被分配在第二班。 我五哥文骢见我入军校学习，很羡慕，也想进军校学习。我便去找罗少彦商量。他问了我五哥的情况，我说，他在旧军队混了几年，当排长，混不出什么名堂，后生病，流落梧州，是父亲寄钱去才回来，其思想倾向进步，就介绍他入军校，以给他一次学习改造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机会。罗少彦听后表示同意。过几天，五哥被批准入军校学习，因他原是军官，故分配在第一班里。 军校毕业后，他到李宗仁部队当连长，人家把他看成是李明瑞的人，一直不被重用。连长干了十几年，直到1949 年才升为代理团长。解放战争后期，他随队伍逃入越南，后来去了台湾。也许由于我的关系吧，国民党不用他，后来让他退伍了。为维持生计，他办过鸡场，摆摊卖过童装。1992 年他回广西定居，翌年在家乡去世。他身为旧军人，爱国之心和道德意识比较强，几十年一人在外，一直没有再婚，他生前立下遗嘱决定把自己的大半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亭子小学校。 同年8 月中旬，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广西农协会筹备处，选举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11 人为执行委员。大会还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这个刊物实际上为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会议期间，经党组织安排，俞作柏会见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并同意成立“右江护商大队”，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训练农军。 会后，中共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由俞作柏委任为右江和左江地区各县县长或农运特派员，进一步推动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同年9 月10 日至14 日，邓小平和贺昌同志指导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李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俞、李迫于形势，决定参加反蒋战争。俞任讨蒋南路总司令，李任副总司令。邓小平等人得到这一消息时，立即与其他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只有3 个多月，立足未稳，加上其部队内部复杂，仓促出兵，必然失败。因此决定：一方面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另方面，做好应变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以便使我党掌握的武装部队，随时撤离南宁，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个决定，中共广西特委对左右江地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的领导，为战略转移做准备。 俞、李不听中共的善意劝告，于10 月1 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会后即出兵广东，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 中共以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4、第5 大队未训练好，后方需要保卫为理由，向俞、李建议让这些部队和军校学员留守南宁，俞、李同意这一建议，并同意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李明瑞骑着一匹白马来到我们军校。军校的全体人员集合在操场上，李明瑞下马走到队伍前面，这是军校开学以来他到军校的唯一一次讲话。他中等身材， 30 岁出头的年纪，结实而健壮，是个相当标准的军官。他讲起话来，一口广西官话，声音洪亮、有力。他历数了蒋介石的罪状，说他把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归之于己，贪天下之功为己有，是独夫国贼，号召我们要好好团结起来，若每人毕业后能带一个连的兵，那就可以打垮蒋介石，打遍全中国。他说完便骑马走了。 我听了他的讲话后想：为什么他在讲话中不说一句勉励我们学习的话？ 难道军校要停办，要拉我们学员上前线？ 南宁的风声一天天吃紧。听说李明瑞在军校讲完话后便上前线指挥去了。原来，他这次讲话是向我们作告别的。 不出中共所料，俞、李的讨蒋部队尚未走出广西，他的16 师师长吕焕炎、57 师师长杨腾辉和15 师44 旅旅长黄权都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后倒戈投蒋，俞、李只好带几个随从仓皇逃回南宁。 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后，在教导总队里掀起一场风波。听说讨蒋的部队已倒戈，部分从部队来的学员闹着要回原部队去。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煽动，弄得人心浮动。 一天夜里，教导总队的电闸被拉断，顿时枪声大作。总队中一些反动分子起哄闹事。事发后，张云逸闻讯赶到教导总队平息骚动，稳定局势。 当晚，他把各支部书记和委员找到一起开会，决定在教导总队中开展一场投向革命还是脱离革命的说理斗争。第二天，学员分组开会，各小组都有党员参加。会上，用事实揭露投蒋分子的反动本质和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向广大学员指明革命光明前途。经过一天争论，使大部分学员分清了是非，消除了顾虑，表示站到革命方面来。 当天下午，张云逸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讲话： “革命是光荣的，反革命是可耻的。每一个人都要认清形势，对自己的命运和要走的道路作出慎重的抉择。我们革命队伍是由有觉悟的人组成的，来去自愿。现在，南宁已不能停留，凡是愿意跟总队部到右江地区干革命的，站到这边来，要离队的，站到那一边！”张云逸的话音刚落，大部分学员纷纷拥到继续干革命这一边；少数反动军官、兵痞、坏分子到离队的那一边；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定站在中间，许多党员和进步学员就朝他们喊话宣传。那些犹豫的人，又陆续站到革命队伍这边来。最后查点人数，愿意到右江干革命的有500 多人，要离队的只有百人左右。南宁局势的变化和广西教导总队发生的骚乱，在我们军校学员中有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学校的训练已不正常。 我觉得形势的发展，自己的军校生活可能要结束了，今后工作，只好等待组织的安排。 这时，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3 个师逼近南宁。中共广西特委在此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决定把党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4、第5 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这3 支队伍撤离南宁，挺进右江和左江地区。 1929 年10 月13 日是星期天，学校放假，我同好友黄奇彦一起回到我家，晚饭后，我俩启程返校。到了“洋关”，已近黄昏，邕江沿岸，景色如故，可行人脸上隐隐约约带着惊恐不安的神情。堤上，见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开赴码头。一群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也走向码头，协助部队把汽车上的军械弹药搬上汽船。看样子，驻守南宁的部队要撤离了！ 我俩顿时一愣，不知究竟。过一会碰到码头边站着军人装束的陈叔度，旁边还站有他的夫人邓仲琴、弟弟陈可禄、妹妹陈佩珩。陈叔度是俞作柏的少校秘书，又是我家的亲戚（他的夫人是我姐夫的妹妹）， 1927 年5 月，他在南宁军校与我同一天被捕，同牢难友，俞、李主桂后他才被释放、启用。 我们彼此熟悉，因此，我和黄奇彦立即下去找他，问：“你们走么？” “是的，走啦！”陈叔度点着头。 “去哪里？” “百色！”他很兴奋，眼里放着亮光。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焦急地问。 “来不及啦！” “我们也去百色！”我俩马上表态，并请他帮忙。 在当时的脑海中，只有从军革命，别无他路。“我无权决定。”他瞅着我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们更为焦急，再三请求说：“有这个好机会，不让我们去搞武装斗争，将来敌人来了，我们不是又要被捕、杀害？”他看我俩着急的样子，沉思了一下说：“有个办法：现有大卡车去西乡塘拉东西，我给你们写个条子，你们带此条子乘车到西乡塘找警备第4 大队长张云逸，看他是否收留你们。” 他说完立即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并派人送我们上车，还给我们几元钱。 我们在西乡塘找到了广西警备第4 大队长张云逸同志。张云逸是一个30多岁的军官，留着一小撮胡子。他看过信后，扬起眉瞅瞅我们两人，笑眯眯地操着海南口音说：“你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员、同坐过监牢吧？” “是的。”我俩高兴地回答。 张大队长又问：“你俩又是军校李明瑞的学生吧？” 我俩又点点头。 张大队长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团组织，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来4 大队工作。现在任命你俩为中尉副官，快到大队部副官处报到吧！” 我们一听，真是高兴，立即到了副官处向刘健处长报到。他给我们发了军衔、胸章。这样，我来不及回家告诉父母，也来不及回军校告诉我五哥和取行李，便随4 大队去了百色。 第二天早上，张云逸大队长骑着一匹黑马，率警备第4 大队和教导总队向百色方向挺进，我和黄奇彦也随第4 大队出发。我俩的任务是负责押解现洋，共有十几个挑夫，每人挑500 块现洋。大队部考虑我俩任务较重，年纪较小，各配一匹马给我们。大约走了三四天时间，经隆安到达平马，顺利完成任务。 在此同时，邓小平等带领警卫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指挥装满武器弹药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经平马到达百色。 在我们第4 大队撤离南宁的前一天，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5 大队挺进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经越南到了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后参加了革命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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