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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被敌人占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西北根据地，特别是吕梁地区成为延安通往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比较安全的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及时准确地传送了党中央机密文件、信件、重要书籍，安全护送了过往人员，运送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战略物资，这条地下秘密交通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人们誉为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日军为了破坏与切断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加紧了对晋西南、晋西北的分割、封锁。1942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指示各根据地之间，必须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的秘密交通线，延安到各个根据地应建立两条主要秘密交通干线：一条由晋西北之交城、文水到晋西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条由原平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根据党内交通工作的实际要求，晋西区党委和晋绥军区经过周密的组织侦察，决定开辟了北、中、南3条秘密交通线。北线：由兴县，经过岚县、静乐、忻县、崞县到晋察冀边区的北岳二分区；中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清源、太原（县）、徐沟、太谷、祁县，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二分区；南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文水、汾阳、平遥，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一分区。这三条秘密交通线交汇于兴县，由兴县向西从黑峪口过黄河，经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到延安。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和各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过往和战略物资转运多数通过吕梁境内的南线和中线来完成。
由于敌情的千变万化，地方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军队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以及正确通过方式的选择至为重要。以护送重要干部过往为例，需要根据具体情报确定不同的方式：或公开的武装接送；或经过化装半公开地由交通队护送；或秘密地在群众掩护下由交通站转送。公开掩护、护送是交通员沿途侦察、警戒带路，在日伪据点附近设伏警戒，掩护通过，直到将护送人员、重要文件、战略物资送到友邻军区边沿设立的分区交通站，进行交接后才算完成任务。秘密护送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事先联络好，对过往的首长、干部进行各种化装：或化装成经商者、病人、探视者；或化装成医生、伪官吏等等。持以合法证件，以合法手段乘坐汽车、火车、马车等交通工具通行，而且事先利用秘密关系或关卡检查人员予以掩护放行。交通队员从护送出发到沿途接头、到达目的地交接，沿途不与被送者同行，但须始终在沿途两侧或附近担任警戒和掩护，发生突发事变时，随时上前处置，掩护目标脱离险境。派部队武装护送是大部队或重要负责干部过境，由所在军分区首长率部队护送。这时交通队仍担负沿途侦察、带路、架桥、联络和警戒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吕梁军民突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包围，通过这条“钢铁走廊”接送数以万计的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吕梁境内的晋绥八分区接送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杨尚昆、陆定一、陈赛、蔡畅、徐特立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还接送了相关的抗日团体人员、朝鲜独立同盟人员、美军联络人员、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一部分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士等，共达2852人。吕梁境内的晋绥三分区接送了聂荣臻、彭真、罗瑞卿、程子华以及联大、抗大师生以及相关部队、机关工作人员、国际友人等，计一万余人。还运送了延安和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许多重要文件、书籍、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1000余吨。1942年赴延安参加整风的各根据地干部和1945年赴延安出席“七大”的各根据地代表，也都是吕梁区域内军民安全接送过境的。吕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完成干部接送、物资转运和秘密文件传递等任务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民群众宁愿牺牲性命也要保护好过往干部、交通人员。一些执行掩护任务的群众和战士，为交通联络工作的完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永远活在人们记忆中。 本期编辑：高峰 本期责编：马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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