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英军事力量对比茅海建先生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中论述到：“战争最基本的实质只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1]，而军事力量又包含了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与军官三部分，故从此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 (一) 武器装备 这里所论述的武器装备，既包括了进攻的装备，也包括了防守的装备。由于清军水师力量的薄弱，基本放弃了与英国的海上交锋，专注于陆地方面。这样就丧失了在交战中的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只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加之情报的不准确，对敌人的主攻方向亦不明确，只能被动防御。而在鸦片战争时，处于防御状态的清军所依靠的是枪、炮、冷兵器 （刀、矛、盾）、防御工事 （炮台），火药 （影响枪、炮的威力），可以看出此时的清军还处于一个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而英军已步入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具体的装备对比见下表：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清军在枪支上处于绝对劣势，体现在工艺陈旧，枪身过长, 装药、填弹和射击均为不便等方面。且点火装置为火绳, 较为依赖天气, 风雨天对其效能有所制约。 清军所使用的炮与枪支同上表所反映的情况相同，同样是明代装备，不仅多年未有技术精进，且战时更多粗制滥造而无定期造换制度以至炮身锈蚀，不曾打中过英军舰船倒常炸伤自己的炮兵。大炮都是定点炮，只能上下移动，不能左右移动，而英军的近代化帆船可以灵活躲避清军火炮。火药则直接影响枪炮的威力，质量低劣，使原本就落后的枪炮在实战中的威力再次减弱。综上，清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 (二) 兵力与编制 清军当时总兵力虽为80万，但总兵力不等于参战兵力。清朝军队同时具有警察、内卫队、国防军三种职能，满族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得以入主中原，对汉族百姓尤其是有武装力量的汉族军人（绿营）颇为忌惮，故将绿营的兵力分散于许多哨卡，营以下各部队分开驻扎，兵丁数名到数百名不等。战争一旦打响，统治者们先考虑的不是御外而是防内，为了防自己的民众趁机造反，原本用来监视百姓的军队并不能脱离岗位。这么一来，参战所缺的兵丁只能由各地抽调来集结，这样虽然解决了人数问题，但这种临时拼凑的队伍中，兵兵、兵将互相不识，就会使得军队整体战斗力下降；且所抽调军队来自全国各地，战区与非战区之间交通不便、调度速度慢、士兵们疲于奔命，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斗力。英军远洋作战，调动速度竟然快过本土作战的清军，也足以体现清军没有近代化军事设施的缺陷。故而在战争中出现了实际战役中清军人数并不占绝对优势，而英军反占优势的情况。综上，英军在兵力上占据有利地位。 (三)士兵与军官 清军军官多出自行伍或武举，市井气息浓重，文化素养低下，只注重力气和弓、马技能，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士兵选自固定兵户，但战时也会从其他社会成员中募得，掺杂各色人等，且年龄、身体状况皆良莠不齐。部队中军官们贪污腐败（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普通兵丁则将当兵当做副业，挂名拿俸禄。清军此时的军机败坏，致使他们从保家卫国的“救星”身份堕化为祸害民众的灾星，常常侵扰百姓，霍乱一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在军事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二、封建制度的弊端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雍正时期达到顶峰，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军国大事都由皇帝一人决断，大臣只有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的职责。在这种空前集权的情况下，对皇帝个人的素质要求很高。但是，道光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小心谨慎，在封建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想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只好要求臣子恪守祖制，以正人心。宁可与几个心腹顾问进行密议，而不愿接受实际的批评或警告。臣子也只好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朝廷上下粉饰之风盛行，“多磕头，少办事”成了官僚的准则。“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圣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2]在鸦片战争中，以以伊里布、琦善、杨芳、奕山四人为例：以上四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都是道光帝所为倚重的宠臣，且都曾被道光帝派往广州“抚夷”， 但他们最后的下场却不尽相同。伊里布、琦善在战争中对道光帝大体上是诚实的，却因为欺君被流放、发配；杨芳和奕山扯出一个又一个的弥天大谎，甚至与英军联手欺骗道光帝，却因此而得到褒奖和赏赐。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下，大臣们的决策往往都需要“揣摩圣意”。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人臣无外交”的传统，更要求皇帝做出明确的判断，当皇帝的决策出现失误，整个国家也会因此而付出代价。更进一步分析，传统的“华夷之辩”观点，使得统治者、官僚不会主动了解“外夷”的情况，因此，鸦片战争后一年多道光帝却不了解真实敌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基础已经腐烂动摇，只有彻底废除这种制度，引入新的政治制度，才能为国家富强开辟道路，才能抵御外敌。然而这恰恰是封建官僚不能做到的。 三、家、国观念的割裂以及满汉民族矛盾首先，须明了清朝祖制：崇满抑汉，以满御汉。清朝统治者都将这个准则牢记于心。因此，汉族百姓也正是处于这种政治环境下；进一步来看，清朝统治者也认为放内大于御外，这点已经在上文有所论及。这种现象究其本源，是满族统治者对于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臣民的忌惮与畏惧。满族统治者又不得不借助汉族官僚来维系自己的统治，还不得不优先考虑本民族的权益。例如：官员职位中的满缺多于汉缺；满人入仕升迁都具有特权；八旗兵丁不仅兵饷高于绿营士兵，除此之外，另有旗地，每名约30亩。[3]虽然有些制度是出于满族主体统治的需要，但是毕竟夹杂了一部分的民族利益，是统治者对本民族利益的自私性制度，他造成同一王朝内主体统治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平等。这种民族不平等，以及汉族官僚长期受到的压抑，社会上旗人对汉人的欺凌，是满汉矛盾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鸦片战争失败的另一原因，还有家、国观念的断裂长久以来，保家战斗和卫国战争常被混同起来，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民众，还不具备民族主义的观念，虽不乏左宗棠之类的忧国之士，但绝大多数却如曾国藩，孤灯研习圣贤学说，，正心诚意修身，不问世事。[4]有些人甚至终身未出过远门，更不用说大众传媒尚未出现，消息十分闭塞，南方的战况，老百姓们知之甚少，甚至有些官员也置身事外。道光皇帝所派来的钦差大臣，又对当地的民众，颇为忌惮，多次解散地方武装，导致了国家的战争与百姓无关的局面。这与近代化战争的要求截然不符。在《天朝的崩溃》中茅海建先生结合史料指出：当民众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的愤怒会转化为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如同千百年来的 “官逼民反”。 这体现的更多的是保护自身利益而非民族主义。家国观念的断裂，也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小结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军事、技术、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清政府都处于劣势。军事力量的差距，国家战争动员机制的落后，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满汉民族的矛盾、民众家国观念的薄弱，种种因素造成了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中国也为自己的落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开始逐步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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