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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一词为中国所独有，且历史悠久，它的确切起源众说纷纭，已难以考证，至少有四种“起源”说，其中有一种说法值得注意，说“汉奸”一词最早出现于清康熙中期，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广为流行。 无论起源于何时，从古至今，“汉奸”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变化，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适用于每个时代的统一的“汉奸”定义。古代的“汉奸”概念，适用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冲突时，汉族政权中掌握一定权力却出卖汉族利益为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服务的奸细行为。清朝中后期开始，“汉奸”一词超越了汉人的范畴，把背叛满、蒙等民族利益的人也称为“汉奸”，原因很简单，清政府就是一个以满族、蒙古族为主的非汉族政权。不过按照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概念来说，蒙、藏、维、回、苗等56个民族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帮助其他族群而背叛汉族利益的汉人”这样的定义似乎已经过时，现在还以这样的概念来审视辨识“汉奸”，很可能有违民族政策，甚至犯政治错误。由此而论，现代意义上的“汉奸”概念已十分清晰，那就是自西方列强（包括日本）侵略中国开始，出卖中华民族大家庭利益，而帮助西方列强的，即是“汉奸”，时间也很容易界定，那就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和西方列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从此，“汉奸”一词成为社会热词，被赋予了强大的道德内涵，它基本上是“爱国”的反义词，不积极抵抗以死相争的民众、士兵，以及对列强采取羁縻、转圜策略的官员等均被斥为“汉奸”而受到惩罚。 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天地会、白莲教、八卦教、捻军、天理教、小刀会、洪兵起义、太平天国......，汉族反抗满人统治的民变和起义从未间断。尽管清朝已当政近两百年，但仍有许多汉族民众将这个满族人建立的政权视为外族侵略，视为是汉人的亡族，反抗意识从未泯灭，一旦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武力反抗即一呼而起。当有来自外部的力量打击清朝政府，必然会得到这部分汉族民众的支持和帮助，不管外部力量来自哪里。满汉之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与外夷之间的民族矛盾似乎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基本无关。英军极少骚扰和欺压普通百姓，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并不比满清官员更让人厌恶，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与外夷之间的民族矛盾有多么深重危急、多么尖锐突出，而吏治腐败，官场黑暗，民生凋敝，则是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 中外史书大量记载了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汉奸”帮助英军的史实。 鸦片战争中，数万英（法）军队的后勤供应，全部由中国老百姓自愿提供，公平买卖，英（法）军队基本未出现后勤断供的情况。英国历史学家蓝诗玲所著《鸦片战争》中这样写道：在广州河道，“船夫们纷纷要为英国人提供服务，就像今日火车站外招揽生意的纠缠不休令人厌烦的出租车司机......英国人所到之处都是靠当地人殷勤给他们提供新鲜食物和水......英军在广州战役中，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帮助。清军在河道中设置了许多障碍，当地民众帮英军拆除障碍物，帮英军指路。”据英方文献记载：“鸦片战争中，英军在定海长期驻军，当地民众争先恐后为英军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图获利；或应英军之召，充当劳力、从事运输等，以求工值。英军与清军交战时，大批民众躲在远处若无其事地看热闹的场景屡见不鲜。” 据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官宾汉所著《英军在华作战记》载：虎门战役中，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竟派人与英军商议：“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放炮。我可以放六炮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点面子，然后撤走。”毫无疑问，这位守军将领一定是汉人。 1841年7月20日，英军海军司令伯麦和英国政府代表义律从澳门乘船前往香港时遇大风，小船沉没，两人以及随行人员漂至一小岛，被当地岛民救起。岛民从衣着上就能辨认此乃英军高官，如将其押解送官，单义律和伯麦两人就可获清政府15万的重奖，岛民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掩护他们设法躲过了清军的盘查，把他们送回到澳门。 1841年秋冬，广州战役结束后，广州再无战事，“中英贸易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繁荣起来。这一现象传达出的信息是：这场战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钱赚就行。”（蓝诗玲：鸦片战争） 1841年10月，英军第二次占领定海。一位英军军官这样写道：“（定海）居民很快认出了他们的老朋友，看到我们回来，显得非常高兴。不到三天，一个很好的市场就建起来了，一切都像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那样平静地生活着。”定海民众像以前一样，为驻扎的几千英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供应。 英国档案馆编号为“FO17/56:339”关于中英战争的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842年3月，清军收复宁波之战中，一位英国间谍向英国驻舟山行政长官郭实腊报告说有3000名清军士兵希望投靠英军，他们向英军建议说：“接着进攻，不要拖延，我们熟悉所有的道路，会给你们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们不喜欢满洲人，投靠你们是衷心愿意为你们效劳，不是为了钱财。” 1842年7月，鸦片战争最后一战镇江战役，这是自鸦片战争开战以来双方死伤最惨烈的一战。镇江城内有满洲八旗兵约一千人，30%战死，他们的妻儿老小几乎全部自杀。而来自湖北、四川、江西等地的汉族士兵仅有1.6%阵亡。这很好地说明了这场战斗的性质。一位亲历者说：这场战斗“是满族人的事，不是汉人的事”，甚至许多汉人士兵对满族人被英军打死幸灾乐祸。战斗结束后，许多汉人冲入满族人家，疯狂抢劫，连死人身上的衣服都不放过，这或许是在发泄长期以来受满人欺负凌辱的愤怒。镇江之战前夕，镇江城内许多汉人拖家带口逃出城外，躲避战乱。镇江守将满族人海龄命令关闭城门，并将13名试图偷跑出城的汉人以“汉奸”罪名枭首示众，杀一儆百。广州之战中，也发生了多起清军将逃难民众视作“汉奸”而被斩杀的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舰队在进入天津海河口时，多条战舰搁浅，许多仇恨满人统治的天津民众用拖船帮助英国战舰拖出搁浅区，甚至还谢绝了英国人支付的报酬。 1860年7月26日，英军兵不血刃进入天津北塘，受到城内两万居民的热烈欢迎，居民们还为英军指点清军逃走时埋设地雷的地方。 鸦片战争时，英军有“汉奸”相助也成为清军将领逃避战败责任的极好托词。清朝中后期，满汉矛盾日益尖锐，朝廷高层应该是心知肚明，将战败责任推到“汉奸”身上也成为最能得到朝廷认可的理由。 1841年1月，广州虎门战役第一战——沙角之战，清军大败，关天培给琦善的信函中称攻打沙角炮台有数百名“汉奸”帮助英军，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琦善据此上奏道光帝，更是添油加醋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 奕山接替琦善坐镇广州后，即对形势作出如下判断：“患不在外而在内，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之狡者布为奸细。”他认为，前几仗清军的连续失败，都是由于“汉奸”出卖，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甚于防寇。”1841年5月的广州战役，清军又败。6月4日，奕山上奏道光，再一次将失败归咎于子虚乌有的“汉奸”，奏折称：“'汉奸’鳧水登岸，自陆路抄赴我兵之后。”由于琦善主张对英军以抚为主，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汉奸”，被革职后，琦善是“汉奸”总头目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也为奕山将失败归咎于琦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 广州之战后，英军舰队北上，7月到达厦门海域。闵浙总督颜伯焘对广州之战败于“汉奸”深信不疑，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广东大角、沙角炮台皆有'汉奸’登岸，万一心生厦岛，诚恐故智复萌。”道光帝在回复颜伯焘的上奏中称：“夷人此次到闽，恐其招集闽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 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也称：英军在攻打乍浦时，汉族士兵成为第五纵队，帮助了英国人，“驻防旗兵，平日凌辱汉人，至是又动斥为'汉奸’，由是福建水勇积愤，纵火内应，贼遂逾南城入。” 可见清廷上下都将汉奸问题摆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疑神疑鬼地相信英军雇佣了大量“汉奸”参战，将清军的溃败几乎完全归咎于“汉奸”。道光帝在谕旨中多次提及“汉奸”问题：“广东沿海各处，汉奸充斥”、“要以严拿汉奸为第一要着”，奕山也曾说：“历来逆夷之猖獗，全赖汉奸为羽翼。” 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写道：“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中，使我最困惑的就是'汉奸’说，几乎没有一位前方主帅不大谈'汉奸’问题，并称'汉奸’参战，而英方文献对此极少记录。”事实证明，“汉奸”参战绝大多数都是空穴来风。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清朝统治汉人已有两百年，但满汉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清政府从骨子里仍将汉人视为潜在的反抗者，在他们眼里，似乎到处都是心怀不轨，甘心从逆的“汉奸”叛民。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写道：“很多官员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确实有足够的证据使满清官员们相信，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潜在的反抗者。镇江的一位鞑靼将军（指海龄），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一看见形迹可疑的汉人就抓起来。此后，居民们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 清朝末期，阶级矛盾、官民矛盾、满汉矛盾日益尖锐，官场腐败，民生艰困，对广大汉族民众来说，列强的入侵而产生的民族矛盾远不如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那么深重和危急，社会矛盾也不会因为英军的入侵而消弭，且英军的入侵并不以奴役百姓、攫取财物为目的，也较少搅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只是跟朝廷和清军的对立，对普罗大众影响甚小。再者，19世纪的中国，国门未开，封闭落后，底层民众文盲众多，不谙世事，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争因何而起，不知道如中国战败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根本不可能让民众同仇敌忾，搁置国内社会矛盾而一致对外，底层百姓在内敌（朝廷）和外敌（英军）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时，许多选择了帮助后者，至少英国人公平交易，不会无端欺压百姓。 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有这么多汉族民众甘做“汉奸”，帮助英军，或者事不关己，袖手旁观，表现出同清朝政府离心离德,是因为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早已不得人心，已被汉人从心底里唾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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