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笛：

文化脉络不应被行政区划隔断

王长华

耄耋之年的庆阳市文史学者路笛先生提出，要“站在大陕西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上古及先周先秦史”！注释一

笔者窃意认为，这是《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中“历史论文”部分的核心论断，也是他的“大历史观”中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一，更是理解他的“大文化观”的切入点。

有鉴于此，笔者从此出发，将其观点进一步通俗化，不妨提炼为：文化脉络不应被行政区划隔断！

路笛先生近照  王长华  摄

大陕西：研究上古及先周先秦史的出发点

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并且传承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多种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地理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有趣的是，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地域文化，也提出了和路迪先生非常相似的观点。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地理学博士陆发春认为，中国现有的政区，是数千年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有历史地理的基础。即使在王朝政权更替，重新划分政区，也把“山川形便”作为一个重要的划分标准。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传统的政区，往往既是一个自然区，又是一个文化区。政区重划绝对不是一个自然区边界的简单变动，而要面对的是那涵化了千年历史的包括社会大众心理、语言风俗习惯、文化认同在内的文化区改变，要慎之又慎。注释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宁业高则认为，山川属于自然物，而文化属性在学科上则归统于大人文系列，因为它是人类在改造建设自然和改造发展自身的漫长过程中创造结晶出来的纯意识形态或假物化文采的产品。注释三

作家张石山在《表里山河话“老西儿”》一文中写道：“自古以来，一统天下的朝廷君主，分封诸侯或者设置郡县，始终都严守着所谓'割裂山河’的原则。出于中央政权的安全考虑，藩镇诸侯管辖的地域，一般都不得独踞天险。比如，许多省份对长江、黄河以及秦岭的跨越。山西，几乎成为唯一的例外。”

古代的行政区划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山川形便”，一条是“犬牙交错”。山川形便，就是根据山川的分布、河流的走势，划分行政区域界限，尽量避免同一个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山川河流阻隔，方便行政管理和居民交流。

例如，岭南、江东等地理区域，历史上大都作为单独的行政区域管理，而不是将岭南和岭北合成一个行政区，把江东和江淮合成一个行政区管理。

犬牙交错，就是故意违反山川形便的原则，将属于同一地理区域的放在两个行政区，或者将山川河流阻隔的两个区域放在同一个行政区，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这些区域的统治，避免地方凭借山川河流阻隔形成割据。

例如，元朝故意将属于蜀地的汉中归陕西行省管辖，明朝故意将黄河以南的东明县归河北（直隶）管辖，而将黄河以北的新乡等地归河南省管辖。

总之，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大都是按照“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这两个基本原则，结合不同地方的实际，进行的行政区域划分。

路笛先生当然也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比如，陇山之东的庆阳和平凉两个地区，离西安的距离，比兰州要近很多，但却被划为甘肃省的行政区；从历史和文化渊源来看，这两个地区，都是当今西安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历史上，都是“大陕西”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理解历史沿革和地理变迁之时，一定要弄清楚它们的历史文化渊源，不能以现在的行政区划界限，去人为地割断文化的脉络。

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路笛先生的“大陕西观”，也可以称为“大历史观”、“大文化观”，我们不妨摘录他的主要观点，进行说明。

陕西古称秦地。这是因为秦人的祖先曾在渭河上游的天水一带为周朝皇家养马，被周王朝封在此地建立城邑，逐渐发展壮大。春秋时，天下有140多个诸侯国，而秦是雄踞渭水上游较强的诸侯国之一。到了战国时期，秦已发展为成为“七雄”之一，它的国土已扩展到今陕西的关中、陕北，甘肃的庆阳、平凉和陇西一带。秦统一全国后，取消诸侯分封制，在全国设立36郡。汉承秦制，只将郡县稍微划小了些，如从北地郡分析出安定郡。三国时魏在陕甘设雍、凉二州。西晋从雍州分置出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晋十六国时，陕西先后被前秦（西安）、后秦（西安）、西秦（甘肃榆中）、夏（陕西横山）等国占领。隋代，在陕西设雍州，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全部区域。唐改雍州为关内道，并将兰州以西及临州、河州、秦州等县析出，设立陇右道。北宋时，在陕西境内设立永兴军路和秦凤军路，永兴军路包括今陕北、关中东部、甘肃庆阳、平凉和宁夏等地。秦凤军路包括今关中西部和甘肃天水、陇西、兰州、河西以及青海等地。金代，今陕西各县分别归属京北（乾州、商州、耀州、华州）、凤翔（秦州、陇州、镇戎等）、富延（延安、保安、绥德等）、庆原（宁州、邠州、泾州、原州、环州等）四路。元代，全国设立11个行省，其中有陕西和甘肃省，这是陕甘两省的第一次分家，但是那时甘肃省远在河西，它的地域只包括今甘肃省的河西和宁夏地区，省会在甘州（张掖），而兰州以东地区、青海及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仍归陕西行省管辖。明代，陕甘两省又合为一省，此时的陕西省管辖着今陕、甘、宁、青四省的全部地域，是当时全国13省中面积最大的省，这就是“大陕西”。清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布政使司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左驻西安,右驻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康熙六年(1667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康熙七年（1668年），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所移至兰州,这标志着陕甘分省和清代甘肃行省的建立。当时的甘肃省包括今甘肃的全部和青海、宁夏二省（区）。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从甘肃省析出青海和宁夏二省。所以，自清初陕甘分省后，陕西省面积大大缩小，只辖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地，这就是今天的“小陕西”。

由此来看，“大陕西”和“小陕西”大有不同，古秦地与今秦地也大有不同。特别是被称为秦国发迹之地的古秦州、秦安也脱离了陕西，成为甘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站在“大陕西”的角度看待和研究历史上的许多遗址遗迹和有关问题，而只一味地在今陕西境内寻觅踪迹，或极说强辩，或生拉硬扯，那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和客观实际。

所以我们说，秦陇原为一家，秦中有陇（陇县在陕西）、陇中有秦（秦州、秦安在甘肃）。由此，陇东、陇西、陇南也可以称为古秦地，即外三秦；陕北、关中、陕南则为内三秦。注释四

路笛先生还指出，有些学者正是因为缺乏这种“大陕西观”，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曲解历史文献，错释文物古籍，在文章中把山水移位，把古墓搬迁，把时间推移，混淆是非，使历史的真实面目变得扑朔迷离，令人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主要来自于史书对史实记载的失误。

首先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的失误，其次是《史记》在注释上有许多失误，第三，是《水经注》给我们制造了混乱。该书是北魏郦道元所著，此后各代都有增加和删改，特别是清代增加的最多，错误也最多。第四，《大清一统志》将这些混乱合法化。

另外，当代专家、学者的失误也是重要原因。首先，是编写教材时的失误；其次，是编写词典等工具书的失误；三是当代学者撰写论文时的失误。

由于多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复杂的，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是十分糟糕的，在世界上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注释五

作为一名多年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学者，路笛先生这种不唯书本、不唯名气，只唯实际的科学求真精神，特别令人敬佩！

正是本着这种科学求实的研究态度，路笛先生才在地方历史文化领域孜孜矻矻，多年深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大明两京十三省全图，位居西部的陕西行省面积最大

炎帝和黄帝是职务名称，而非个人名称

    “炎帝和黄帝是职务名称，而非个人名称”，这是路笛先生在《炎黄新论》一文中提出的核心观点。

这也是他运用“大历史观”，综合各方学说观点，得出的一个新颖结论。

过去认为，三皇五帝皆为具体人，即三皇是三个人，五帝是五个人，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于俊德、于祖培《先周历史文化新探》引《三皇纪一》记载，神农氏氏族能称得为炎帝的有7人，即炎帝临魁、炎帝承嗣、炎帝姜明、炎帝姜直、炎帝姜厘、炎帝姜哀、炎帝榆网，在位301年，每代平均43年。在氏族社会中，所谓炎帝并非人名，而是指职务而言。注释六以此推断，黄帝时代也非一人为黄帝，有熊氏、公孙氏、轩辕氏，黄帝也是职务名称，即有熊氏黄帝、公孙氏黄帝、轩辕氏黄帝。如果黄帝是一个人，他根本无法陪同炎帝征战百余年，并且最后消灭了炎帝氏族，统一了中原。如果我们能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在全国传说有多处黄帝出生地、多处黄帝陵，也就不奇怪了。注释七

陕西宝鸡炎帝祠

经过对历代关于黄帝的不同说法，路笛详细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下传八代八个人；二、黄帝部落同炎帝部落都是从原伏羲部落分化和继承下来的部族，也即少典氏的传承部落，黄帝和炎帝都是少典氏的后裔；三、黄帝和炎帝分化后，基本上由西向东平行发展，相争相继，是最后一个炎帝榆网同倒数第二个黄帝轩辕会集中原又争夺中原，共同创造了上古中华文明史，奠定了中国建国的基础。

路笛还列出了八代黄帝的世次传承谱系：

第一代黄帝，也曰黄地。为何叫黄帝？一些学者认为，黄帝生于黄土高原，黄帝即黄色的土地，所以最早的黄帝取名“黄地”。后来因他当了部落首长，被尊为“黄帝”。“帝”字为象形字，即黄帝的帽子。除第一代黄帝外，后代的黄帝称谓同炎帝一样，都是职务名称，而非具体人名。关于第一代黄帝（原名黄地）“生于寿丘，长于姬水”的记载中的“寿丘”，分别有“甘肃天水”、“山东曲阜”和“河南新郑”三种说法，路迪认为，天水之说较为可靠。所谓“姬水”，即吉水，吉庆之水，也就是今天的葫芦河。所谓黄帝“姬水成的姬水”、实则是成于姬姓（纪、吉）的水。特别是在今天的成纪水流域发现的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说明远在5000年前左右，这里就有200多平方米的殿堂建筑，有大型积石冢群，有各种新陶和石类、骨类生产工具，说明这里可能是黄帝部落居民的聚居区，也可能是一座原始城池，也即第一代的黄帝都城。

第二代黄帝姬后氏。学术界称：“因黄帝长于姬水而姓姬。”这里便出了一个姬姓的黄帝，我们暂且称他为姬后氏吧。由于姬水流域人口迅速增长，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这里的自然条件毕竟不如渭河中下游。为了生存，姬后氏便派出他的部下姓厘名律的人，带领一部分人向渭河中游探寻，向东扩展势力。

第三代黄帝为帝律氏。帝律氏，姓厘不姓姬，在姬后氏去世后，继承黄帝位。他沿着渭水东下，直到漆水流域才安营扎寨，因为这里有广阔无垠的大平原，有连绵不绝的大山秦岭和岐山山区，这里既便于种庄稼又便于放牧牛羊。帝律氏还了解到原来居住在这里的炎帝部落的居民已随炎帝东迁到中原平原地区，于是帝律氏就决定在渭河中游定居，以陈（陈仓）为都城，这便是黄帝部族自大地湾之后所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即《路史·后纪五》所说的“黄帝都陈仓，非宛丘。”

第四代黄帝帝鸿氏。帝鸿氏，也叫帝休，他是帝律氏次妃方累氏节所生。节又生清，未继位。详见《路史·后纪五》。《路史·后纪六》曰：帝鸿氏“其别名防风氏”。防风氏的漆姓，以崇拜漆树而得姓。《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今彬县）即汉漆县也。”《山海经·西山经》载：“泾水上游之刚山、英鞮（di）山多漆树，因而泾水古称漆水。”漆水发源于陇东黄土高原，包括了陇东的平凉、庆阳，以及渭北子午岭（古称桥山山脉）的广大地区。这里山川俱有，四季分明，气候适宜。帝鸿氏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可谓得天独厚，如鱼得水。在庆阳市西峰区南佐遗址，考古发现了20多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有630多平方米的大宫殿，宫殿地面由6层白灰垫基而成，有高达7米的大窑式的屋面和完整的地穴式的古窑洞。拒测，距今有4500余年，比大地湾遗址晚约100年，但这里发现的大量陶瓷、生产工具和建筑技术，均比大地湾有很大的进步，殿堂也比大地湾大得多，说明这里也是黄帝族的聚居区，也有可能是帝鸿氏的都城所在。

第五代黄帝有熊氏。有熊氏部落以熊为图腾，这个民族是从蒙古草原南下的狄族部落，他们比帝鸿氏先到陇东高原，长期从事畜牧业。后来在相济相争中逐渐融合于黄帝部落，有熊氏当了黄帝部落帝鸿氏的武官大臣。帝鸿氏逝世后，有熊氏被部落臣民推举为黄帝。有熊氏是黄帝中最有能力的领袖，他在世时，富国强兵，向四方扩展势力，占领地盘，向东翻越桥山山脉（今子午岭），到达沮水（今洛水）流域，几乎占领了整个陕北，势力扩展到黄河西岸；向南越过漆水（今泾水），到达渭水北岸；向西到陇山、崆峒山，向北到达汉灵武和横山。古书上说黄帝曾西到昆仑，“昆仑”实际上应该是“崆峒”的转音。有熊氏后期还带部队南下东往，一举攻到河南，占领了新郑，并且在这里建立了有熊国，以此为都。这便是黄帝族的第四个都城，也即皇甫谧所说的“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有熊氏黄帝在这里同炎帝部落交错居住，互相通婚，又互相争斗，迫使炎帝部落东迁至山东、河北等地。

第六代黄帝公孙氏。公孙氏之姓何来？其实公孙原先并非姓氏，而是尊号。有熊氏有一子名曰太岳，为求得更大发展，太岳奉父亲有熊氏的旨意，率一部分臣民过黄河远征晋地（今山西）。太岳有一子，因是黄帝有熊之孙，人称公孙。太岳和公孙父子二人率部在晋地大发展。这里有原炎帝姜姓缙云氏部落从事农业，所以称晋地。黄帝部落向炎帝部落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始由以牧为主向以农为主的大转变。后来，有熊氏还未交班，太岳已死。在有熊黄帝衰老时，不得不将黄帝位交给孙子公孙氏。于是公孙氏从晋地回到新郑主政。他还以父名命名晋南一大山为太岳山，命名他自己居住的山为王屋山。缙云氏在山西南部同黄帝部落和平相处中互相融合。后来缙云氏首领看到黄帝部落力量越来越大，一部分已越过太行山向冀中平原发展，就自动加入黄帝族，成为黄帝族的一部分。为了团结缙云氏部落，公孙氏便将缙云首领封为自己的云师官，即“夏官缙云氏”。

2022年清明节，正宁县社会各界在此举行了黄帝祭祀大典  王长华  摄

第七代黄帝轩辕氏。轩辕是公孙的儿子，因为生于新郑轩辕之丘，名曰轩辕；又因他父亲名公孙，便以父亲为姓，合成公孙轩辕氏。《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轩辕黄帝是众多黄帝中最有名、功劳最大的一位。可以说他是战胜四夷，统一华夏的领导者，也是雏形中华祖国的缔造者。当轩辕黄帝带领人马出现在河北平原的时候，山东夷族头人蚩尤正和炎帝榆网争夺中原。轩辕黄帝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上发展农业，制造战车，修筑道路，发明指南针，收编北方各少数民族（史称豹熊罴狮象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在涿鹿建都，成立了轩辕之国，这便是黄帝的第五个都城。不久，炎帝榆网被蚩尤打败，蚩尤在山东自称炎帝。后来榆网同轩辕结盟，大战蚩尤。经过三年战争，蚩尤被炎黄盟军打败，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南下东南沿海，或远逃南越。再后来，榆网又和轩辕争夺中原，炎黄三战板泉，炎帝榆网失败，南逃湖广，死后葬于湖南酃（ling）县(今炎陵县)。从此，中原大地，华北和西北，全在黄帝的统治之下。于是轩辕黄帝将首都由涿鹿迁向河南郑邑，即今新郑县。正如《史记正义》所注：“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

第八代黄帝缙云氏。缙云氏本是炎帝之后，比榆网早到晋南，但因他融于黄帝族较早，也可以说是黄帝族的一部分。轩辕黄帝升天后，天下无主，缙云氏代立黄帝。因为轩辕黄帝正妃长子玄嚣（青阳）已降为诸侯，住在长江流域，次子昌意，也降为诸侯，住在若水（即西北某地）。因此，距中原较近的山西缙云氏原为黄帝国的夏官，此时举起统国大旗，天下尊其帝，所以史书有缙云氏即黄帝之说。《史记正义》还将其排在有熊氏之后，这完全符合缙云氏既是炎帝姜姓之后，又当过黄帝的夏官，最后又当了黄帝的记述。缙云氏的一支，到了江南，有了大发展，现在浙江省中南部的缙云县，有许多黄帝部族活动的遗址遗物和民间传说，还建有黄帝祠、黄帝游仙处、缙云仙都、黄帝行宫等。这里所崇敬的黄帝，可能就是南下的缙云氏，缙云仙都就是黄帝的第六个都城。2004年10月，由浙江省缙云县政府筹办，在这里召开了国际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还出版了《黄帝文化研究——缙云国际黄帝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一书。

以黄帝、炎帝氏族为主，再加上东夷（九黎）、南越、西羌、西秦，互相融合，并以中原为核心，连续建立了夏、商、周三代三朝，历时近两千年，至秦代，华夏民族联合体最后形成，到了汉代始称汉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土地不断扩大，又包容了周围诸多少数民族，最后形成了一个包括50多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一元化联合体。我们虽不能说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炎黄是自己民族的远古始祖，是民族的创始人、国家的创始人。注释八

对于路笛先生关于炎黄二帝的新论点，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马步升先生在《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序言》中指出，“历史论文中的《炎黄新论》、《中华农祖》等篇章，打破了我国史学界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这在目前国内历史论文中还是很少见的。”

图片5：立于正宁县境内的“黄帝冢”  王长华  摄

义渠戎：最早融入汉族的少数民族之一

义渠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也是最早融入汉族的少数民族之一。义渠国在同其他诸国的竞争中，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她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义渠民族从商代武乙年间建立部落方国算起，至秦昭王时，共存史800余年，其中在庆阳建立奴隶制君国（公元前772年至272年），达500年之久。注释九

义渠戎是西方羌戎后裔的一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归西王母管辖。商代，他们与居住在陇东和北方的狄族后裔獯（xun）育相互为邻，又相互攻击，后来又同居住在豳地的商属先周部落（姬姓）经常发生冲突，不断蚕食其领土。那时，义渠已是一个有君主的部落方国，趁先周部落力弱，逐渐将部族从西北边远地区向陇东迁移，而其他羌戎则分散居住在今甘肃、青海等广大地区，尤以大夏河草原最为集中。后来，一支成为党项羌，于唐代建立了西夏王 朝；另一支发展成为吐蕃族，即现在的藏族。

义渠戎由于接受中原文化较早较多，社会制度迅速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他们在陇东地区，同狄族和先周姬氏部落杂居，并各自建有方国，互相摩擦与争斗。文王末年，姜太公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国王送骇（hai难训的马）、鸡和犀，文王又将这些东西献给纣王。由于义渠同周族相处关系较为和谐亲密，而猃狁（xian yun）（獯育之后）同商周对立，所以每次战争后，猃狁失败逃走，而义渠趁机内迁。这样，义渠部落就逐渐占据了大原地区（即今镇原、庆阳、宁县）等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义渠人口也大量增加，由游牧开始定居生活。同时，他们在同周族的杂居中，不断学习周人的农业生产技术，学习周族文化，并效仿周人，建立了城堡和村落，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戎。义渠戎在未占据大原之前，并不以义渠为名，只是在进入今董志塬，将首府设在义渠（今宁县焦村乡西沟村）后，人们才称为义渠戎，并将他们建立的国家称为义渠国。

西周末年，犬戎（即猃狁）叛周，率兵南下，杀幽王于骊山。周平王畏惧狄戎，迁都洛邑。在此之前，义渠戎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君国。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义渠建国不久，随即出兵吞并了周围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并先后修建城池25座，派兵驻守。他们还依照周王朝建立宫室，设置官吏，提倡发展农牧业生产，蓄精养锐，壮大国力，在很短时间内，义渠成为兵强马壮、国力雄厚的西戎强国。它的国界西达西海固平原，东抵桥山，北控宁夏河套，南达泾水，面积约10平方公里。在政局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它直接参与了中原合纵与连横的政治、军事角逐，特别是先后同强秦经历了400余年的反复军事较量，成为当时秦国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义渠吞并了北地诸戎，力量空前强大。为了进一步向东南发展，它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秦国。

公元前430年（秦襄公十三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泾北直攻到渭南。秦国战败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内，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至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为20万平方公里。

公元前331年，秦趁义渠内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兵平定。从此义渠臣服于秦，双方时战时和，秦对义渠地略有蚕食。

公元前327年（秦惠王十一年），秦伐义渠。此次战争，秦兵曾将义渠郁郅城（今庆阳）夺去。不得已，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的属地，再次向秦称臣。

但是，义渠国仍然明服暗不服。公元前320年，秦惠王曾深入义渠腹地游观北河，到达灵州夏州等地（即今宁夏）。

公元前318年，义渠趁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统治，朝贡于魏。同时，联合东方诸国伐秦。

公元前314年，秦在中原战场取得胜利后，调集重兵从东、西、南三面进攻义渠，先后夺得25座城池，使义渠国土大大缩小。但是，由于当时义渠国全民皆兵，人自为战，奋勇抵抗，仍守住了部分领土，而未亡国。

公元前310年，秦又伐义渠，丹、梨，未克。

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立为国君，昭王母宣太后摄政。她对义渠国改变正面征讨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的政策，以堕其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以优厚的待遇款待。后义渠国王同宣太后淫乱，生有二子，经常来往于义渠和甘泉宫，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

公元前272年，也即34年后，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伐残破的义渠，义渠国亡，领土成为秦国的一部分。义渠戎民融入秦民，逐渐接受了秦文化。义渠国灭亡后，秦昭王即在义渠旧地置陇西、北地、上郡。注释十

从周代开始，庆阳地区就是义渠戎国的辖地。它的都城经过考证，应该就在宁县西北焦村乡西沟村。

对于这一观点，1995年，庆阳师专张耀民先生文章《义渠都城考证琐记》和庆阳师专副校长、历史系教授李仲立、庆阳地区博物馆馆长刘得桢的考察报告《甘肃宁县西沟发现义渠国国都遗址》两文的观点很有说服力。李、刘二位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古城遗址位于董志塬南部塬面上，北距庆阳市西峰区30公里，东南至宁县城25公里，南至泾河川35公里，今属宁县焦村乡西沟和森王两个村所辖。此处地理环境是大原内十分险要之地，地形为南北狭长的大原，在此被东面的水沟和西面的西沟几乎切割成两半，东西最窄处相距仅一公里，凤甜公路从中穿过。

在此地，发现了灰坑，出土了陶釜、陶盆、灰陶罐、小口折肩罐、陶缸、铁釜、纺轮、陶复等器物，发现了墓葬，大约为西周早期和晚期的。

根据以上考察所获，他们初步做出以下判断：

此处城池为一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城址，或者更早一些，应为义渠古城；

文化层很厚，出土的器物均为战国、秦、汉时代，大量灰坑证明这里曾是人口密集区；根据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资料综合分析，宁县西沟发现的战国古城遗址当是义渠国都城遗址。注释十一

应当指出的是，路笛先生梳理了义渠戎族在800多年的历史中，逐渐融合于秦帝国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他运用“大历史观”，研究地方历史和少数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成果。

影视剧中的义渠王

运用“大文化观”，考证“庆阳”的得名来历

作为庆阳本土历史文化学者，路笛先生一直生活在这片文化沃土，自然，他对庆阳文化的研究，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体现在他对“庆阳”这一地名得名来历的考证过程中。

明正德年间，陕西提刑按察司副使秦昂在《庆阳府新志叙》中写道：“庆阳古兴周之地，唐虞封后稷于邰（tai）,掌稼穑。其子不窋（zhu）失其官守而窜于戎狄之间，即此地也。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公刘能修复后稷之业，民赖其庆；又以城在山之南，故曰庆阳。庆之得名其来远矣。”

秦昂用《史记·周本纪》中的“民赖其庆”这句话引出了庆阳的来历，认为“庆”和“庆阳”均始于此典故，在府志《地名》一节中也有同样的记述。

但路笛先生认为，秦昂的论断是错误的，有些牵强附会。为此，他举出了一系列事实：

商代，庆阳被称为“北豳”或“豳”，庆阳城称“不窋城”，宁县城称“公刘邑”，区内其他所有城池、里镇均无“庆”字出现。

周代，庆阳为五戎之地，习惯仍称“豳地”。

春秋战国时期，庆阳是义渠戎国之地，义渠国25城中，仍无“庆阳”二字，庆阳城被称为“郁郅城”。

此后，在秦汉至南北朝的700多年中，庆阳地区先后有郁郅、义渠、参䜌（luan）、彭阳、富平、北地郡、西北地郡、豳州、马岭、略畔、阳周、泥阳、归德、五街、除道、方渠等郡县名称，就是没有一个叫“庆阳”或与“庆”有关的名称。

翻开庆阳的建置史，发现“庆州”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隋代。

明《庆阳府志》在《建置沿革》一节中说：“隋文帝开皇初置合州镇，未几废，寻置庆州。炀帝大业间改置弘化郡（领合水、马岭、花池、归德、洛源、弘德、弘化七县）。唐高宗武德初复为庆州，玄宗天宝初改置安化郡，乾元初复为庆州，升安定郡（领顺化、乐蟠、同川、延庆、方渠、槐安诸县）。五代梁改置武静军（周废延庆、合水二县），后唐庄宗降为州。宋太祖乾德初复为庆州（废同川县），英宗治平间改置环庆路，徽宗政和间升庆阳军，宣和间置庆阳府（领安化、华池、乐蟠三县）。金初改置安国军，又改为安定军，又改置庆原路。元初复为庆阳府（并彭原、合水入安化，只领安化一县）。”

在这一较长的历史阶段中，“庆”字反复出现，即庆州、延庆、环庆、庆阳、庆原等，特别是庆州、庆阳府、环庆路、庆原路均以州府甚至军省名称出现，管辖数县，其影响之大之深远可想而知。此后，庆阳一直以府和地区名称沿用至今。

为什么叫“庆州”和“庆阳”？“庆”字并非起源于先周，而是出现于隋唐，并在北宋时改为“庆阳”。“庆阳”二字并非那个人、那个政府随心所欲临时更名，而是由历史原因、地理环境造成的。

从《辞海》上查出，“庆音羌，阳韵发语词，与羌同”，“按庆古音读如羌，故庆羌通用”。这说明“庆”从“羌”而来，“庆州”也即“羌州”，“羌州”也即“庆州”，二字二名通用。

为什么庆阳在隋唐时代会被称为羌州呢？

从汉代开始，庆阳就是羌汉杂居之地。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烧当羌起事，朝廷将6000余口羌人分别安置在汉阳、安定（今庆阳）、陇西三郡。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先零羌首领滇零被羌人拥为天子，在北地（今庆阳）建立政权，声势浩大。在此后的近百年内，庆阳地区先后被先零羌、烧当羌、东羌、西羌、烧何羌、沈氏羌占领。东汉末年，北地、安定二郡只得南迁陕西，这里成了实际上的羌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在庆阳地区经常同羌人进行反拉锯式战争，真正统一的直属州县政权始终没有恢复。西魏以宁羌之意，将豳州改为宁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唐初在彭原郡设立董志、肖城、赤城、宁羌四城，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李清凌教授著文说：“公元六世纪前后，即隋朝统治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党项羌开始向川青甘相接的地区移徙。”后来，“吐蕃兴起，党项羌受到严重的威胁”，“迁徙到陇东庆阳一带的被称作东山部落，由陇东再往北进入陕北横山一带的被称作南山部落，进入夏州（今银川）以北河套一带的被称作平夏部落。”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庆阳那时为什么叫羌州了。

隋朝在这里建立地方政权，当然不愿意叫“羌州”，而找了一个与羌通用的字“庆”，改为庆州，这便是“庆”字作为庆阳地方名称的开始。北宋宣和七年改庆州为庆阳府，但是民间仍称庆州为羌州，把这里的山称为羌山，把原称为羌原。我们从北宋范仲淹知庆州时所作的一首诗《城大顺回道中作》的内容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全诗是：“三月二十七，羌山始儿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他把庆阳北部的山称为羌山，那么羌山之阳当然就是羌阳，也即庆阳。他在《秋思》一词中又写道：“四面边声连角起，羌管悠悠霜满地。”在这里，他把庆州的乐管称作“羌管”，也说明了“庆阳”二字的来源，这同秦昂以“城在山之南，故曰庆阳”的说法是一致的，但秦昂没有正确地指出这个山就是羌山、庆山，而是将“庆”字远溯于先周之时。

隋唐至北宋，朝廷在庆阳地区同羌人建立的西夏政权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这在范仲淹、范纯仁的文章中反映得非常充分，相当清楚。明《庆阳府志》多次写到庆阳与羌人的关系，卷二《形胜》中有“北控胡羌”、“地接胡羌”等语，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注释十二

立于庆城县境内的“周不窋之陵”  王长华  摄

路笛先生运用“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的方法，从词源学、民族迁徙、历史变迁、地理形胜等方面出发，考察论证了“庆阳”地名的得名过程，其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以上几个方面，仅仅是路笛先生在文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几粒珍珠而已，远远不能窥其全豹。路笛先生在地方文史方面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比如，《为什么说庆阳市是岐黄故里》、《彭原古城考》、《蒙恬和蒙恬墓》、《西汉阳周城址考》、《汉萧关原址考》、《崆峒山及其异名考》、《丝绸之路与北石窟寺》等篇章，都是立足庆阳当地，考证严密，论证充分，颇具学术功力的论著，对于廓清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梳理历史脉络，都有相当重要的贡献。比如，他在《风物传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中指出，“虽然风物传说并不等于历史，但它们也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反映，经济基础的反映，地理风貌的反映。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的历史和研究风物传说，都有重要意义。”注释十三再如，路笛先生先后任庆阳地区农业局副局长、农作物原种场场长、庆阳林校校长、合水林业总场副场长等职务，他的家乡正宁县冉峪村，就位于子午岭脚下，自然，他对子午岭的变迁，就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和认知。他在《子午岭的变迁》一文中，所阐述的“泾渭分明”的历史变迁，和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对于“泾渭分明”的论述，不谋而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注释十四

路笛先生（左）和文史专家交流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属于古史传说，并不能作为信史。直到上世纪末，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一些人对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要想消除社会上和学术界存在的疑问，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实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注释十五

我们认为，路笛先生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运用“大陕西观”、“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等方法，所取得的成果，放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才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注释一：路笛《站在大陕西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上古及先周先秦史》，《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108页。

注释二：《合肥在线》2016年5月15日，《地域文化不应随着行政区划调整而割裂》。

注释三：同注释二。

注释四：路笛《站在大陕西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上古及先周先秦史》，《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108——109页，第118页。

注释五：路笛《站在大陕西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上古及先周先秦史》，《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109——112页。

注释六：于俊德、于祖培《先周历史文化新探》，200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

注释七：《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中华农祖》，第64页。

注释八：《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炎黄新论》，第18——30页。

注释九：《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中华农祖》，第89页。

注释十：《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中华农祖》，第85——89页。

注释十一：《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中华农祖》，第90——92页。

注释十二：路笛《庆阳名称来历探源》，《陇东报》，2004年3月2日

注释十三：《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风物传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第229页。

注释十四：《路笛文史论文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子午岭的变迁》，第479——480页。

注释十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    首席专家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民日报》（2022年07月04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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