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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南阳市中医院这样的三甲中医院中，90％的病历也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能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诊病和开方的，全中国不到一万人（或许更少）。中医当然有其价值，但这种价值肯定不是科学价值，而是一种“经验以上、科学未满”的状态。只是由于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我们太自卑，总想证明“西方有的东西我们很早就有了”，从而在故纸堆了找了一些站不住脚的发明、创造，并认为是我们“祖上阔过”的证据。非要给中医安上一个科学的桂冠，恰恰是对中医的不尊重。凡科学必须符合以下三条标准：一、以正面经验为基础。“正面经验”是针对确凿的事实而取得的实际效果。正面的事实与主观的臆测是相对立的，离开了事实，科学便失去了形成的必要条件。所以“正面经验”，是经验的事实资料的积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二、陈述的单一性。即在一定的上下文意中，具体名词术语的含义是单一的。所陈述的内容都是有一致规定的，并排除其他含义，那怕是稍微相似的含义。三、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严格的”，是指不是任意的、含糊的和近似的；“合理的综合”，是指从收集到的经验资料中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就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能使人们对未来事物迅速做出有把握的灵活推断，并使原有的结果再度产生。古代中国没有科学，这本身也没什么。因为“科学”的出现本来就是偶然的，就像拉瓦锡试管里的试剂，除非亲眼看到结果，否则拉瓦锡自己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科学是在探索“不确定性”，而传统中国文化恰恰是在消除“不确定性”。农业文明最忌讳最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最好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确定的。政zhi最好是确定的，甚至是唯一的，这样才能尽可能维持一种稳态结构；生活最好是确定的，不光自己的生活要确定，自己的下一代的生活也要确定。因此，传统的中国人尤其热衷于插手自己子女的生活，最好，所有的一切都“包办”了，从而讲所有的不确定性扼杀掉；社会秩序最好也是确定的，每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提前规定好。这样，在算法有限的情况下，统治者可以靠简单的计算，来比较清楚地掌握每个人处于什么状态。传统的文化可以解读为“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引进了“科学”与“min主”，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的确也给我们送来了新的主义，但这种新的主义和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缺乏真正的衔接点。在新的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碰撞中，二者都陷入了理论真空，找不到着陆点。最终，新文化运动那一代知识阶层，把“道德”这个旧的弹药搬了出来，作为传统文化和新的主义的结合点。在新武器里填上旧弹药，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化，以至于，每次历史转折点上，道德都作为一个阻碍而出现。因为，中国人觉得：我们有道德这个武器，只要guan员的道德水准够高，那么，他就不会滥用职权，即使缺乏世纪的监督机制，也能很好地运行。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人的道德。这本质上是“明君梦”的现代化翻版。我有一种偏见，即：如果一个人不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感到自卑，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定很浅。中国现代转型历程的一个关键，在于文化的转型。但由于这个文化转型是最难的，所以晚清以来的知识阶层和先行者们，对该问题一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们要么认为“中国文化自古辉煌灿烂，博大精深，不存在什么需要转型的问题”，要么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比如，巴西这个国家，作为长期以来远离欧亚大陆的南美文化，最古老的巴西文化也就是追溯到1500年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已经居住在巴西的土著人民，至今也就五百多年，远远谈不上源远流长。巴西土著人民是多样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保持信仰，运用文化元素，结合简单的生活方式并与自然联系起来。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欧洲文化被强行引入到土著人民中，耶稣会（由耶稣会神父组成）来到了巴西，印第安人也逐渐天主教化。这时候的巴西土著居民开始像当时的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那样，喜欢上了斗牛，闲暇时喝葡萄酒。到了17世纪，由于甘蔗加工厂的数量众多，欧洲人开始俘虏非洲黑人，并将其作为奴隶强行带到巴西，带来了非洲人的文化元素和习惯，比如非洲的宗教、美食和乐器。这时候，非洲的肚皮舞、踢踏舞等文化又开始在巴西流行。到了19世纪末，巴西已经废除奴隶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移民潮，使得日本人、德国人和犹太人来到巴西寻求庇护。以至于在今天的巴西各大城市，生活着上百万的日裔巴西人，里约热内卢更是充斥着很多日本料理、日本服饰店，甚至里约热内卢的动漫展也蔚为大观。不到五百年的时间里，巴西发生了三次大的文化转向。每一次文化转向，都使巴西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加上巴西人热爱运动和足球的体育文化，这个长期不被人注意的南美国家，已经在当今世界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我有一种自卑，它源自于我对落后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清醒认识。历史上，中华文明影响力非常微弱，除了汉地十八省，外加中华故地脱幅而出的越南朝鲜，唯一影响的就是孤横海外的日本。（因为日本地处亚欧大陆最东部，没有其他文明可交流，只能和中国文化交流，而看似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日本用不到两百年就学会了，唐朝中晚期，日本国风文化开始形成，菅原道真认为已经没必要像唐朝学习了，唐朝也没啥值得学习的东西了。到了北宋时期，日本文化就开始反向输出中国。日本的器物、折扇、漆器、服饰、和歌，令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北宋士大夫感到折服）。东南亚稍显特殊，因为它接近印度文明，又接近中华文明，但它接受的主要是印度文明。宋明以前，东南亚基本上是印度教文明，好几个印度教国家互争雄长，宋明以后，伊斯兰统治印度，伊斯兰文明又越过印度，将东南亚伊斯兰化。相邻的泰佬缅三国，与我们同一祖宗，按理说更容易接受中华文明，然而人家接受的还是南传佛教文明，文字也是根据印度文演变而来。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只是由于“超大的规模和体量，将这种落后掩盖了”。对中小规模国家来说，局部性的改变，相对于其整体而言，占比可能已然不小，从而能外溢出全局性的效果；对中国来说，任何局部性的改变，相对于整体而言都太过微小，会被吞没掉。因此中国文化就像一个身材高大的病人，每一步都步履蹒跚，不敢激烈运动，离开拐杖就无法走路，任何转身动作都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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