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金瓶梅》研究

[南国风] 2022-07-24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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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

作者/张义宏

内容提要

美国《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作品置于西方理论的整体观照之下，形成了《金瓶梅》研究“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独特理论基础与方法体系，具体表现在运用新批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反讽理论、欲望理论等西方理论对《金瓶梅》的写作特色与思想内容进行“移植研究”。这些研究方法不乏亮点与收获，也存在盲点与误区，值得国内《金瓶梅》研究者借鉴与反思，同时引发有关国外在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中“强制阐释”问题的再度思考。

“西论中用”指“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 (1) 。具体到美国的《金瓶梅》研究，它主要指美国学者借用西方文学与哲学相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或者研究方法，对《金瓶梅》的作品本体价值、主题思想、叙事技巧，以及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移植研究” (2) 。此种《金瓶梅》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已经成为美国学界《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何谷理（Robert E.Hegel）指出：“近年来对传统小说的分析，包括传统传记文学和书目研究，以及利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已经作为文学艺术的有意义阐释，在数量和重要性上超越了该领域先前做出的所有努力，尤其表现在明清白话叙事小说的研究领域。” (3) 美国“西论中用”视角下的《金瓶梅》研究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明确标榜运用西方理论对《金瓶梅》进行文本与文化意义上的阐释；二是研究者虽未言明借用某种西方理论，却可以看出其研究带有西方理论指导的明显痕迹。毋庸置疑，两者都属于《金瓶梅》研究“西论中用”视角的考察范畴。

一、西方理论指导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

美国学界是除中国、日本以外《金瓶梅》研究的第三大阵营，它在文献、文本、文化三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但产生了优秀的《金瓶梅》译本，而且涌现出一支成绩斐然的'金学’队伍。” (4) “西论中用”视角下的《金瓶梅》研究在内容上和作者与版本的文献考证研究不同，它隶属于文本与文化研究，侧重于文本写作特色与思想主旨，以及文化意蕴等内容的解读，也因此成为美国《金瓶梅》研究后期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1. 新批评主义

新批评主义是一种专注于作品“文学性”的本体论批评。“这种把作品看成独立存在的实体的文学本体论，可以说就是新批评最根本的特点。” (5) 《金瓶梅》从问世之初就面临着自身文本的价值判断问题。美国学界早期的《金瓶梅》文本批评由于受到英美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多表现在以英美新批评主义视角中的“小说”传统概念对《金瓶梅》作品的文学性予以审视与品评。鉴于中西小说文体在情节构建、叙事技巧、主题表达，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些美国学者受到先入为主概念的制约，很难对《金瓶梅》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毕晓普（John L.Bishop,1913—1974）《中国小说的局限性》一文明确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置于西方同时代小说传统的参照体系之中。“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必须承认任意地把西方小说作为衡量一个完全无关的文学作品标准。” (1) 虽然毕晓普本人强调其用意在于定位和评价两种不同文学传统中可以相互比较的文学体裁，但是仍然可以从中看出毕氏本人以西方小说为出发点的基本立场。在这种研究模式下，毕氏认为中国小说只是单调乏味地关注“故事”。《金瓶梅》则是承袭了中国早期小说中大部分的笨拙叙事传统，用叙述者明显介入的方式将大量松散的相关情节结合在一起。夏志清（C.T.Hsia,1921—2013）《中国古典小说导论》（1968）一书虽然对《金瓶梅》作为小说创作体裁方面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称其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却花费大量篇幅对《金瓶梅》在写作手法和内容上的自相矛盾与累赘叙述之处予以发难。(2) 夏志清本人虽然没有标榜其对《金瓶梅》的研究受到英美新批评主义的影响，但是作为耶鲁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他本人难免会习惯性地以西方“小说”的传统视角对《金瓶梅》做出文学与道德上的价值判断。《金瓶梅》的叙事手法明显有别于西方小说传统中的主要人物突出、情节紧凑、前后连贯、叙事者隐匿等写作技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夏志清对《金瓶梅》的苛刻批评了。(3) 夏志清对《金瓶梅》的批评指责在英语世界中不乏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反对声音。拉什顿（Peter H.Rushton）谈到，《金瓶梅》虽然不符合西方概述出的统一标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标准体系，这种相同或者更加重要的有效性可以使其对西方小说传统批评的假设提出挑战。(4) 夏志清有关《金瓶梅》的文本解读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是它直接引发了英语世界对《金瓶梅》文本批评的研究趋势，后来国内外《金瓶梅》研究者对其多有引用与评论，可以看出他在英语世界《金瓶梅》文本批评上的开拓之功。

2. 解构主义及其相关理论

解构主义否定作品终极意义的解读方式。“这种观点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导致对读者和阅读过程的重视。” (5) 《金瓶梅》中蕴含的主题思想历来众所纷纭，形成见仁见智的局面，如为家族宿怨复仇的苦孝说，因果报应的佛家教诣说，“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学说等，不一而足。因此，一些美国《金瓶梅》研究者试图在作品的文本阐释与解构主义文论、混沌理论，以及复调理论等理论之间找到相互关联性，以期为《金瓶梅》文本的多样性解读提供理论基础，而后几种理论虽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解构主义的范畴，却在思想内容方面与解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承继关系。

廖朝阳《〈金瓶梅词话〉的三处解读》一文倡导《金瓶梅》文本阅读的解构主义模式。作者认为阅读并非只是发现意向主题的未经审视过程，而是对作品主题和声音进行解构，同时又对作者声音的多元性进行重组的过程。(6) 拉什顿《〈金瓶梅〉与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的非线性范围》（1994）一书以混沌理论为基础探讨了《金瓶梅》多义的叙事结构模式。(7) 《金瓶梅》译者芮效卫（David T.Roy,1933—2016）在其《金瓶梅》英译本第一卷译本“前言”中指出《金瓶梅》的修辞特征反映出巴赫金（Mikhail Bokhtin,1895—1975）的复调理论，《金瓶梅》文本话语与文体发出不同的声音，代表了对立与矛盾的不同观点。(1) 田爱竹（Indira Satyendra）的博士论文《〈金瓶梅词话〉开场诗研究》运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回前诗进行文本比较研究。“《金瓶梅》中的回前诗代表着各种绝对真理，无论是流行的宗教信条、人物理想类型的模式化描述，还是传统的道德格言。它们和叙事的对话互动反映了这些绝对真理和人类行为复杂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2) 拉什顿《道士之镜：对新儒学读者和〈金瓶梅〉修辞的思考》一文运用读者反映批评理论喻指《金瓶梅》的不同读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3) 以上各家研究角度各异，却都共同强调了《金瓶梅》文本的多元解读方式。

3.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下的作品研究是西方汉学中的热点问题。“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之下，西方文学批评与传统中国研究正在成为相互关联日益密切的知识领域。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关系的互动研究便是如此。” (4) 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之一是对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身份特征、权利意识与社会地位的关注。《金瓶梅》中小说情节的发展与众多女性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催生了西方后性别理论时代下美国学界对《金瓶梅》中女性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丁乃菲（Naifei Ding）的《秽物：〈金瓶梅〉里的性政治》（2002）一书围绕西门庆的妻妾等女性形象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男性沙文主义与其对女性的仇视倾向，探究了《金瓶梅》展现出的女性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原因。“我的这本书归功于在说汉语的大众读者想象中《金瓶梅》所持续产生的社会和政治效果，尤其是女色具有危险的神话般的信息。” (5) 简瑛瑛（Ying-Ying Chien）的论文《性欲与权力：〈金瓶梅〉的女性主义解读》探讨了潘金莲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性欲与权力的交织关系。“《金瓶梅》作者远非将潘金莲作为惩罚一个坏女人的手段来惩戒读者。她悲惨的衰落和由此引起的明显沉默暗示了《金瓶梅》作者对潘金莲的同情——一个试图超越卑微角色和内部家庭界限的女人。她最终在一个残酷的沙文主义社会中做出了牺牲。” (6) 李珮静的文章《女性身体与裹足：〈金瓶梅〉中的恋物癖系统》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性欲崇拜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商品拜物崇拜为理论支撑，探讨《金瓶梅》中女性身体和裹足体现出的恋物与商品化之间的交叉重叠现象。(7) 此外，《金瓶梅》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成果还散见于马克梦（Keith Mc Mahon）的《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1995) (8) 、吴燕娜（Yenna Wu）的《中国泼妇：一种文学主题》（1995) (9) 、艾梅兰（Maram Epstein）的《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2001) (1) 、周祖炎（Zuyan Zhou）的《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同体》（2003) (2) 等著作之中。

4. 反讽理论

“反讽”是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既可以指一种语言修辞手段，又可以指一种叙事策略与技巧，甚至还被延伸到文化学与哲学研究领域。“对反讽的研究，在当代已经扩展为对文学和文化的本质的探讨。” (3) 美国学界将“反讽”概念引入《金瓶梅》研究基本上涵盖了以上各个方面，这既与“反讽”自身概念的模糊性与拓殖性有关，又离不开《金瓶梅》复杂的文本书写特点。

芮效卫认为《金瓶梅》总体上是一部“反讽”之作，即作者借用“兰陵笑笑生”的笔名来暗指儒家学说中曾做过兰陵县令的荀子思想，从而用荀子思想中“人性恶”的观点来达到讽刺并剖解时弊的目的。此外，芮效卫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也是一种反讽运用，即其写作意指并非要宣扬性快感，而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表达作者对耽于感官享乐的鄙夷之情。(4) 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认为《金瓶梅》中充斥着大量的双关语和字谜，而这些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反讽修辞手法。同时，柯丽德认为《金瓶梅》的结尾也反映出作者的一种反讽叙事策略，它表面上描写了佛教思想下的人物命运救赎，而实际上反映了儒家思想在社会秩序重构中的重要性。(5) 浦安迪（Andrew H.Plaks）认为“反讽”是《金瓶梅》中的重要修辞技巧，在书中人物形象刻画、事件描述，以及性爱描写上都占有重要地位。(6) 浦安迪认为《金瓶梅》中“刻意把性和痛苦糅合在一起”的性描写实际上是用反讽手段表达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观念。(7) 吴燕娜认为《金瓶梅》作者通过叙述、描写、评论、抒情等手段表达了作者的同情与怜悯之心，即“怜悯的讽刺” (8) 。

5. 欲望理论

“欲望”作为一种理论对文学作品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以“人的欲望是在他人的欲望里得到其意义” (9) 一语彰显了人与人之间互为牵制的利益关系。《金瓶梅》一书对于饮食男女的细致描绘鲜明揭示了当时社会各色人物的欲望本性。美国学界的一些研究者虽然没有明确标榜借用欲望理论对《金瓶梅》进行研究，但在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上却与其不乏相通之处。

黄卫总（Martin W.Huang）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2001）一书围绕明清小说中“欲望主题与小说叙述”的关系而展开，用“欲望”主题勾联明清时期的代表性小说作品，旨在对这一时期代表性小说中“欲望”主题的展现方式与小说文本叙述特点的关系做出文化意义上的深入探讨。具体而言，书中将晚明兴起的通俗小说置于当时文化和思想领域对欲望的论争这一宏观语境中，试图揭示对于个人欲望的热衷是叙事文体的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个基本属性，而欲望在通俗小说中的种种细致入微的呈现方式正是当时叙事文体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10)

吕彤邻的专著《玫瑰与莲花：法国与中国的欲望叙述》（1991）分析了《金瓶梅》中西门庆等人身上欲望满足的种种方式。《金瓶梅》中主宰一切性爱关系的是金钱，西门庆将他的家庭变成了一个肉体而非精神的性爱交易市场。商品化的市场原则不仅决定了他的性爱关系，而且也证实了他的过度欲望，这可从西门庆与潘金莲、宋惠莲、王六儿等人的性爱关系中得到证明。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西门庆对性爱对象的质量很少在意，一味追求数量化的新鲜感，这种循环往复的结果最终导致西门庆内心的空虚以及欲壑难填的生存状态。“西门庆与各种性爱伙伴的情色关系以金钱的形式使得人物身上的欲望得以实现。” (1)

顾明栋的《人类欲望的织锦：〈金瓶梅〉中的编织诗学与传统评论》一文认为《金瓶梅》与其他致力于描写作品主人公性爱经历的自然主义描写方式不同，它是在广泛范围视域下对人类欲望的艺术探索过程。文章结合张竹坡与其他传统学者的评论，对《金瓶梅》探索人类欲望的艺术特征进行考察，同时分析了小说本身与作品评论对中国小说理论和国际叙事学所做出创造性贡献的种种表现形式。 (2)

罗俊杰的博士论文《欲望与救赎：〈金瓶梅〉中的两个世界》以“欲望网络”文学样式为理论基础，探讨了《金瓶梅》中人物身上体现出的欲望形式。“《金瓶梅》中所表现的欲望并不是以简单的线性关系来维持的。相反，欲望表现在许多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之中。” (3)

罗俊杰的另一篇文章《性受虐狂、欲望、死亡：潘金莲的德勒兹式解读》基于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1925—1995）有关性受虐狂的理论，认为潘金莲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部有关欲望与死亡的心理学戏剧。 (4)

“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并不止文中所探讨的几个方面，这里只以代表性研究成果做一简要介绍与梳理，以此呈现西方理论观照下美国《金瓶梅》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呈现出的显著特色。

二、“西论中用”视角下美国《金瓶梅》研究的显著特色

“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是西方学界文学研究日益多学科化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一旦将西方文学理论用之于遗产丰富、姿态别具的中国文学，也就为检验它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试金石。” (5)

国内《金瓶梅》研究在作者与版本考证、文本批评、文化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斐然成绩，却很难找到新突破口，以西方理论为观照的《金瓶梅》研究为从多个角度审视该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其研究方法理应受到国内《金瓶梅》研究者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体现出鲜明的学术理路与研究特色。

第一，理论运用的主动与自觉。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身处西方文化语境，较容易接触到西方各种前沿文学与哲学理论，因此将西方文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可谓近水楼台。举例来说，《金瓶梅》研究中“反讽”概念的介入并不能算作美国汉学家的首创。《金瓶梅》评点者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提到《金瓶梅》善用“曲笔”“逆笔”，以及“冷热金针”“《金瓶梅》寓意说”等。其中虽未明言“反讽”一词，实则已经触及《金瓶梅》中的反讽修辞与叙事技巧。孙述宇则旗帜鲜明地将《金瓶梅》中的讽刺艺术视作《儒林外史》的先河。(6) 但比较而言，美国学者将反讽理论运用于《金瓶梅》研究表现出更加有意识的主动性与自觉性，而且在理论阐发的细致性与深度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二，理论视野的开阔与独到。“西论中用”的文学批评研究方法并不满足于从文本内部对作品的文学性与审美品质加以品评，而是力图从“外围”找到突破口，希望从宏观视角对作品做出文化上的理论阐释。这在女性主义批评与欲望理论的运用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美国学者将女性主义批评引入到《金瓶梅》研究，其意并不在于对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与形象做简单化的分析，而是放眼于晚明社会，力图从多个角度透视造成女性命运的社会、历史与政治原因，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烙印。此外，研究者并不仅仅囿于《金瓶梅》中的主要女性人物，而是串联明清时期多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这对深化解读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无疑有很好的参照价值，同时反映出美国学者在《金瓶梅》人物形象研究上展现出的开阔视野。

美国学者将欲望主题应用于《金瓶梅》的研究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研究者能够将《金瓶梅》置于中西文学的横向与纵向文学传统中，并在此基础上对作品中的欲望主题进行多维化的比较研究，因此能够全面展现文学作品中欲望主题的普遍性与关联性；二是并未局限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欲望如何得到满足的狭隘分析上，而是以欲望主题贯穿于《金瓶梅》全书的写作主旨与情节发展的探讨，从而赋予欲望主题一种叙事策略与技巧上的重要地位。凭借这一理论，包括《金瓶梅》在内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欲望主题得到了大大的突显与张扬。

“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是“金学”的重要补充，也为海外汉学、典籍外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个案素材。本文无意于对国内外的《金瓶梅》研究做质量上优与劣的横向比较，而在于突出“西论中用”视角下美国《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特点，从而达到中西《金瓶梅》研究互为借鉴之目的。

三、“西论中用”视角下美国《金瓶梅》研究的反思

“西论中用”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是20世纪多元文化格局结出的丰硕果实，后被广泛应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1925—2018）指出“西论中用”这种“崭新而锋利的工具”给中国文学研究者带来了巨大激励。“他们希望利用这些工具对中国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故事、传奇和历史叙事的各种意义层面做出越来越满意的解释。” (1) 应该说，“西论中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与发展空间，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西论中用”甚至被誉为“国际汉学研究的新视野” (2) 。这是因为“移植西论以为中用的做法，促成了中西历代文学的广泛比较，并从一个特殊角度使各自的特质益加彰明，益加生动” (3) 。与此相对，学界对“西论中用”的适用性问题也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这其中不乏友善的建议，也存在言辞激烈的异议，如“全面而恰当地把西方当代理论话语融入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还有相当的难度” (4) ；“不过与别国的学说互相辨析，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 (5) 。简言之，“西论中用”争议的背后反映出中西文化传统之间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因此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研究的领域。

“强制阐释”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提出后颇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连锁效应，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积极推动与呼应。“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潜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强制阐释”具有四个显著特征：“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6) 仅就本文关注范围而言，“强制阐释”论再度引发了对“西论中用”文学研究模式适用性问题的思考，对于盲目推崇“西论中用”的文学研究方法无疑起到了清醒剂的作用。具体到美国的《金瓶梅》研究，这里就以下几点加以讨论：

第一，“西论中用”应以考虑“西论”的适用范围为前提。西方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框架，如果将一种文化的假定与价值判断强加到另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上，“他们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甚至歪曲了另一个文化的观物境界” (1) 。机械地套用“西论中用”难免会抹杀中国文学作品的独特文学价值，甚至使中国文学作品沦为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前文夏志清以新批评主义理论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便是《金瓶梅》为“有意识地迎合习惯于各种口头娱乐的听众而设计” (2) 的作品。有鉴于此，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对包括《金瓶梅》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释时，尤其应考虑到不同文学传统的独特性，充分认识到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性与适用性，才能尽量避免理论运用上的“场外征用”。

第二，“西论中用”应以承认中西文化差异性为基础。中西文化体系各有其特点，因此需要对彼此间的差异性有清醒的认识，进而才能在“求异”的基础上去“探求超越历史文化差异的文学特征和品质，以及批评观念和标准” (3) 。

杨沂（Robert Yi Yang）的《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一文运用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对宋惠莲女性形象的解读虽然不乏新意，却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在文中首先运用俄狄浦斯情节来解释“惠莲”和来旺之间的情感关系，称“当来旺的安全受到外界恶势力的威胁时，'惠莲’就会在那里张开她那'母性’的羽翼来保护她的丈夫免受来自西门庆和金莲的打击”；其次认为“惠莲”具有小说写作中的原型意义，象征着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以契合作品中对“惠莲”在荡秋千时“端的却是飞仙一般，甚可人爱”的形象描绘。(4) 俄狄浦斯情节应特指有血缘关系的母子间的爱恋关系，此处用来解读惠莲与来旺之间的情感瓜葛未免有妄生穿凿之感，而将惠莲比作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也颇显附会牵强。此外，芮效卫以荀子的儒家思想对《金瓶梅》的主题进行演化与解说也只能被视为一家之言，其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与证明。

当然，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产物，“西论中用”过程中的误读、误解、误释现象在所难免，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其存在的价值。张西平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的一个尝试》一文中谈到中国典籍外译中的“误读”现象，对于“西论中用”中的“误读”现象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种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在各国文化史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它都说明了中国文化作为他者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5)

第三，“西论中用”应以坚持中国文学研究为本位。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应该掌握适当的界限，因为过度的理论阐释将会模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还应注意的是，这一研究虽然延伸到了文化领域，但其重心仍在文学，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应该以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解决文学问题或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为主要意旨。” (6)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对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中的泛文化现象进行了揭橥反驳。朱立元谈道：“文化研究已经远离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造成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学缺位，成为不着边际的泛文化理论。” (7) 魏崇新指出：“要警惕为了强调文学的'文化性’而牺牲其'文学性’。” (8) 这些评论都强调了文学批评研究应以文学研究为本位，而不应以宽泛的文化理论抹杀文学研究自身应有的特色。

廖朝阳所倡导的《金瓶梅》解构主义阅读模式与拉什顿在《金瓶梅》阅读上所依据的混沌理论虽然能够给人以一定启发，却难以摆脱附会之嫌，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学作品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学界对于“混沌理论”的滥用情况也不乏批评之音：“用这个理论（混沌理论）阐释文学的文本，对文本的认识将远远背离文学。……表面看来，理论与文本事实可以对应，叙述没有缝隙，但是，我的疑问是，套用这样的理论机械地阐释文本，其文学意义在哪里，还是不是文学的阐释？” (1)

“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产生于作品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流、渗透与碰撞的过程之中，它反映了跨文化视域下美国汉学家对《金瓶梅》的另类审视，因此应该从多个视角审视这种源于异域文化的“他者”研究成果，进而估量其得失，而不应以片面的价值判断将其取得的成就一笔勾销。

结语

美国的《金瓶梅》研究作为既定形态的客观存在，构成了“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理应得到充分系统的描述与客观公正的评价。“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将作品置于作品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宏观阅读与审视，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仅仅局限于小说文本层面的感性批评，转而赋予作品以多角度的文学与哲学理论阐释，提升了文学作品研究的审视角度与理论视野，因此呈现出视角开阔、方法多变的研究特点。这无疑拓宽了小说阅读与阐释的学术理路与研究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警惕“西论中用”过程中“强制阐释”的文学批评模式，对其中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行为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判断，这样才能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保持中国文学作品的独特文化身份与地位。应当说，在全球化话语文化诉求的当下语境中，如何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客观评价并合理借鉴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的学术成果，来促进中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应是中国文学研究面对“他山之石”所应持有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也因此才能明确海外汉学“在何种意义上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跨文化对话进程” (2) 。

注释：

(1)周发祥:《试论西方汉学界的“西论中用”现象》,《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第133页。

(2)关于文学研究中“移植研究”的概念与界定,见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3)Robert E.Hegel,'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The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A sian Studies 53.2(1994):403.

(4)张义宏、杜改俊:《美国<金瓶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王平编《金瓶梅与五莲——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385—390页。

(5)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40页。

(1)John L.Bishop,'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5.2(1956):239.

(2)C.T.Hsia,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p.165—202.

(3)黄卫总:《英语世界中<金瓶梅>的研究与翻译》,《励耘学刊》2011年第2期,第167页。

(4)Peter H.Rushton,The Jin Ping Mei and the Non-Linear Dimens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New York:Edwin Mellen Press,1994,p.200.

(5)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第160—161页。

(6)Chaoyang Liao,“Three Readings in the Jinpingmeicihua,' CLEAR 6.1/2(1984):77—99.

(7)Rushton,op.cit.,pp.195—254.

(1)David T.Roy,'Introduction,' Lanling Xiaoxiao Sheng,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Chin P 'ingMei(Vol.One:The Gathering).Trans.David T.Ro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xvii—xlviii.

(2)Indira Satyendra,“Toward a Poetics of the Chinese Novel:A Study of the Prefatory Poems in the 'Chin P'ing Mei Tz'u-hua'.”Diss.The U.of Chicago,1989,pp.182—183.

(3)Peter H.Rushton,“The Daoist's Mirror:Reflections on the Neo-Confucian Reader and the Rhetoric of Jin Ping Mei,” CLEAR 8.1/2(1986):63—82.

(4)孙康宜:《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互动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S1期,第51页。

(5)Naifei Ding,Obscene Things:Sexual Politics in Jin Ping Mei.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xv.

(6)Ying-Ying Chien,'Sexuality and Power:A Feminist Reading of Chin P'ing Mei,' Tamkang Review 19.1—4(1988—1989):624.

(7)Pei-jing Li,'Female Bodies and Bound Feet:Fetish Systems in Jin Ping Mei,' Tamkang Review 30.1(1999):169—207.

(8)Keith McMahon,Misers,Shrews,and Polygamists: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9)Yenna Wu,The Chinese Virago:A Literary Theme.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Maram Epstein,Competing Discourses:Orthodoxy,Authenticity,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Zuyan Zhou,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3)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第18页。

(4)Roy,op.cit.,pp.ⅹⅶ—ⅹlⅷ.

(5)Katherine Carlitz,The Rhetoric of Chin P'ing Mei.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pp.70一94.

(6)Andrew H.Plaks,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Ssu ta ch'i-shu.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123.

(7)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8)Yenna Wu,'Can Satire be Merciful?The Case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Classic Jin Ping Mei,' Chinese Culture 39.4(1998):90—91.

(9)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78页。

(10)Martin W.Huang,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2001.

(1)Tonglin L(u|'),Rose and Lotus:Narrative of Desire in France and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pp.45—80.

(2)Mingdong Gu,'Brocade of Human Desires:The Poetics of Weaving in the Jin Ping Mei and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The Journal ofA sian Studies 63.2(2004):333—3 56.

(3)Junjie Luo,'Desire and Redemption:The Two Worlds in Jing Ping Mei.' Diss.U.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10,p.ⅱ.

(4)Junjie Luo,'Masochism,Desire and Death:A Deleuzian Reading of Pan Jinlia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7.1(2009):149—155.

(5)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第3页。

(6)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第28页。

(1)Cyril Birch,'Foreword,' 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Ed.Andrew H.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ⅸ—ⅹ.

(2)跃进:《国际汉学研究的新视野——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157页。

(3)周发祥:《试论西方汉学界的“西论中用”现象》,第139页。

(4)陈晓明:《方法论的挑战与应战——后结构主义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影响》,载金元浦编《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

(5)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6)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5页。

(1)叶维廉:《批评理论架构的再思》,《叶维廉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2)Hsia,op.cit.,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