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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荣生 曾经的南庄沟村以出读书人闻名，固然有地杰人灵的因素，老师的作用举足轻重。细数建国后，在我村从教的诸多老师中，时间最长、育人最多、口碑最佳者，当数李发威老师。曾经的我，置身其中，受益无穷。老师从教西辛庄镇南庄沟村，家安柱濮镇孟家庄村。时山路弯弯，初老师以步代车奔波期间，后有了自行车，推多骑少，只是增加负重而已。李老师的重心总在教书育人上。我上小学时，正值“文革”后期，期间邓小平二次复出，在整顿氛围中多少感受到点正常学习味道，更多是一早到校背诵毛主席语录，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唱歌。时过几十年，李老师壮实的体格，亲切的微笑，方正的板书依然历历在目，特别是早晨他一边熬米汤、拍将军帽窝头，一边听学生背“老三篇”等的情景，总在眼前。那氤氲的蒸汽，当时唤醒的是味蕾，现在催生的是泪水。在我亲身亲历中，有三件事，发于师、威于生、传于世。所以不避名讳，以为题目，书呈时代，以见师德，以铭师恩。上世纪七十年代，小麦是旱地农业的当家品种，种足种好，一则关系完成交公粮任务事，一则关系农民逢年过节改善生活事。捡麦子，属于勤工俭学，颗粒归仓，也是学校大事。1973年盛夏，在刚收割过的麦田里，小学生们正弯腰捡拾麦穗时，麦地中心，突然蹿出一条毒蛇。学生们有的惨叫、有的呆立、有的乱跑。一贯文雅的老师，为了学生安全，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来了个脚踩毒蛇，却踩住了蛇尾，蛇怒而直立，口吐信子，欲要攻击老师。在这危险时刻，一位农民手持镰刀，将蛇削为两段，化险为夷。向来胆小的我，目睹全过程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经常回忆此事中，幼小的心田也种下了勇敢的种子，从此以敢打蛇自鸣。工作后，也多次遇到难事，比如实行村委选举换届的第一年，作为市派工作组一员参与了下吐京、仁义、苏家营等十余村的选举纠纷调处工作。矛盾非常时期，我没有退缩，挺身而出，为全市村委顺利换届做出了贡献。其中的勇气，胎生于那年一睹之中，正如当年元旦李老师组织全校师生，共聚一餐喝米粥、吃白馒般，至今回味犹长。经过祖祖辈辈的开发，我村梯田上遍布果树，沟坪地高产稳产，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学大寨”一杆旗。在上世纪三线建设的大潮中，我村近旁建起了建设机械厂，简称“五号”，是生产半自动步枪的军工厂。为了解决职工家属的口粮问题，我村每年完成若干职工家属的口粮供应任务。这年小麦收获后，村委一边组织交公粮，一边通知五号职工领口粮。有一位五号工人，人很瘦小（当时的人都瘦，他更瘦），他把领到的口粮，先盛于麻袋，后寄存于李老师办公室的过道间，在拧紧袋口时，他悄悄放一枚铁钉于袋口上，看有无人动他的粮食。此举正好被老师看到，极大地伤害到了老师的自尊心。从来与人为善的李老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慨然提及，他很鄙视这种不信任人的做法。待人以诚正是老师的人生之道、从师之道，在事关人格底线的大事上，难怪老师如此激动。红红的脸色，如《红灯记》上的红灯，照亮了我的心膛。做人贵诚，待人以诚，成了我的座右铭，即便被人讥笑幼稚，挖苦天真，也坚持不懈。在农业战线，新技术引进、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我坚决做到尊重专家，决不以外行领导内行，成功引进了小麦沟播、矮秆高粱、红薯履膜、谷子穴播等新品种、新技术，及时防治住了玉米粘虫、玉米螟、地老虎等，未使病虫害蔓延。如果有所成功，则“诚”是秘诀。我受益于老师，现公开于社会，只盼“诚”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的精神伟力。我父亲在当时的农村，有两大特点，一是特别勤劳，每天一早开大门时的“咔吱”声，成了村里人起床的信号，被称为“比毛驴子苦重”的人；一是擅长会计，我县某村会计做假账，却查不出来，父亲很快找到疑点，被当时的县革委某办看中，要调进城工作，为了七老八十父母及全家人吃水磨面事计，父亲毅然谢绝，并推荐代替人选。基于这些，大约1976年春，村支部要求父亲出任大队长，甚至用了“勒令”二字，但父亲内心抵触“一批二斗”工作方法，故坚辞不就。村支部为此在学校召开教育大会，时任公社书记又圆又胖的小个子也专门参会，会上重点帮助父亲， 也批评十余岁的我，我内心不接受，因为没有全家人拖父亲后腿的事实。会毕，专门找老师汇报。看着激动的我，老师面色凝重，少见的严肃。师说送我一句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个儿慢慢品味”。当时一下子记住了，却不明意义，后来查词典，终于大悟，如孙猴子般，“李猴子”得了偏饭。现提及此事，已了无怨气，只因此成语让我终生得益。上世纪末，因分管领导的不同，被认为不工作，因而未得重用；跨世纪前后，又两次因参加市级下乡调研，误了机会；农业直补后，也因单位工作中难以全面了解情况，而被调查时，主动承担责任。面对这些风风雨雨，我没有灰心，始终工作第一。虽然也被称为傻子，或冠以“工作狂”的帽子，但我本着师训，坚守告诫，勤勉做人、努力工作，虽无大的成就，但也可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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