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电影剧本—不幸

Беда (1977)

编剧：伊·梅捷尔

一个村镇突然出现在银幕上——它是在森林边上砍伐出来的一片空地上建立起来的。

开始，只见一片高大的劲松和浓密的云杉，一望无际。

一条很窄的弯弯曲曲的公路隐约可见，它从高山上回转而下，在山谷处，它越来越宽，而在村镇里，这条公路就变得可以称得上是唯一的大马路了。

这里的房子都是不大的木屋，有些房子上赫然挂着一些郑重其事的牌子，如：银行、社会局、公安局、图书馆，学校……

也有一些石造的楼房，有些五层楼——但很少，它们位于离公路较远一些的地方，在这些楼房边还停着起重机和大吊车。

村民用木板或圆木建造的房子隐没在花圃中间。

食品店附近十分热闹，主妇们提着买好的食品走着。

孩子们正从学校里往外跑。

一辆公共汽车在滚滚尘埃中开到火车站附近。

在“蓝色多瑙河”小卖部外面，有几个男人拿着网兜和口袋懒洋洋地排着队。

以这条悠然闲散的村镇马路为背景，影片的字幕徐徐出现。

木工班班长柯里亚大叔躺在被窝里，在睡觉之前读读报纸。

他的妻子安娜·斯杰潘诺夫娜挨着他坐在床上，正把灰白的头发编成辫子。

房门砰地一声被人推开了，不知是谁在昏暗的过道里犹犹豫豫地磨蹭了几步，一会儿，斯拉夫卡（注1）·库里金出现在屋门口。

柯里亚大叔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喝过酒了。

“对不起，邻居，”斯拉夫卡说道，同时尽力地在门口站稳脚步。“我姓库里金，我家里还有个妻子与我同住在一起，她叫吉娜伊达。她呢，有一个今年才出生的儿子……”

“回家睡觉去吧，斯拉夫卡。”班长放下报纸说道。

“安娜·斯杰潘诺夫娜，”库里金对女主人说道：“您是一位为人公正的妇女，何况咱们又是邻居，请您回答一个使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我儿子廖哈姓库里金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我也没到教堂去过。既然生在你家里，当然就姓库里金。”

“安娜·斯杰潘诺夫娜，”斯拉夫卡问道，“他是谁的亲骨肉呢？”

“别说啦，真讨厌。”

“安娜·斯杰潘诺夫娜。您是信上帝的。您的圣像上画的是耶稣。请您向他发誓，我在部队当兵期间她没跟别人乱搞过。”

“呸！”安娜·斯杰潘诺夫娜啡了一口吐沬。“你有个老母亲，你就去问她吧。”

“明白啦。”斯拉夫卡说。“现在我一切都明白啦。”

他走到房外的门廊上，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村镇已进入梦乡。

只有塑料玩具厂那一排石造的平房窗户里仍然灯火通明。

吉娜正在那里上夜班。

斯拉夫卡坐在家门口等她下班，他抽着烟，愁闷得很，因为醉意在他心里引起了阵阵令人痛苦的思绪。当他醉盘正酣时，他觉得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一刀两断。

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把烟头丢了一地，然后，他朝工厂走去。

车间的窗户是临街的。

吉娜的冲床在右边，是最后一个。

斯拉夫卡在窗下接骨木树丛后面站了片刻，端详着妻子。她正侧身对着他在干活儿，往冲床的漏斗里装塑料粉，合上开关，随着冲床的转动以灵敏迅速的动作把冲压好的玩具一个一个地取出来放在一边。

“害人精！”斯拉夫卡大声地，但有点凄凉地自言自语。

这时吉娜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

斯拉夫卡俯下身，捡起一块石头，想用它打碎窗户玻璃，以便看看吉娜吃惊的表情，但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钻过闷热的接骨木树丛，走到窗前，敲了敲窗框。

车间里如此嘈杂，以致谁也没听到他敲窗框的声音。

他用石头把铁制窗台敲得震天价响。

吉娜走到窗前，爬到凳子上，打开通气窗。

“你干什么？”她叫道。

斯拉夫卡一下子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

“你回家来一趟……咱们得谈谈。”

“你疯啦。”吉娜把小窗砰地一声关上了。

斯拉夫卡一个人站在大街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从他身旁驶过，从汽车的窗户里射出明亮的灯光。留在他身后的黑夜使他更感到令人苦恼的屈辱。

斯拉夫卡走到农村消费合作社门前，遇见了那个胖胖的守卫玛斯拉科娃。她正在自己的地段上巡逻：食品店、酒亭和日用品商店。

玛斯拉科娃的那只小猫也跟在她后面好象一只狗。

斯拉夫卡也跟着她们齐步走去。

“我跟你走走，”他说道，“你不反对吧？”

“走就走呗，”守卫答道。

他们三个走到商店门前。

玛斯拉科娃摸了摸锁头，从窗口往屋里看了看。

斯拉夫卡在旁边无精打彩地等着。

他们又往前走去。

“我复员回家，”斯拉夫卡说，“一看，我的天，吉娜找过野汉子……你听到过这条新闻吗，玛斯拉科娃？”

“我不管这些事，”守卫打着哈欠道，“我们这里的人就爱瞎说一气，其实都是些没影儿的事。”

斯拉夫卡觉得，她的话音里有一种令人可疑的宽慰的调子。

“你以为我很难过吗？”他硬充好汉地问道。“我主要是为了要了解真相。我告诉你，玛斯拉科娃，我可不愿意为别人的孩子当牛马……”

“还有人从孤儿院里领孩子抚养哩。”守卫睡意更浓地打着哈欠。

“那是另一回事！”斯拉夫卡激动地说。“如果我收养一个孤儿，我就不会多疑了。我老婆跟别人乱搞，我也不会觉得害臊。玛斯拉科娃，请你替我想想……”

守卫突然生起气来：

“你们这些男人真讨厌。我那口子从星期天就喝醉了，就是把他挂在围墙上也吹不醒，还老发脾气，凶得象条狗……喂，你干吗老跟在我后面转悠？你似乎应该懂得，我在执行任务呢……”

“玛斯拉科娃，你别冲我嚷嚷呀，”斯拉夫卡请求道。

但是，她快步地离开了他，小猫也迈着胆怯的脚步跟在她身后走了。

斯拉夫卡慢腾腾地往自己家里走去。

在路上，他低声地自言自语道：

“她了解我们吉娜的情况……但是她不愿意告诉我。她们郁是一丘之貉……”

深夜。

老母亲在屋里睡着了，孩子睡在她旁边的小床上。当斯拉夫卡进来时，老太婆并没有立即醒过来。

斯拉夫卡把睡着了的儿子从床上抱起来，抱到洗手池边上的镜子跟前。镜子很小，照不下两张面孔。

他托住孩子的后脑勺，把孩子的脸同自己的脸在镜子中凑在一起。他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任何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儿子哭了起来，开始，孩子半醒半睡，他轻声地哭，后来就哇哇大哭了。

斯拉夫卡用手抱着儿子掂了几下。

“你呀，睡吧，”他哄着说。“睡吧，库里金。”

老太婆起来了，她干瘦，没戴睡帽，穿着一件衬衫和贴身衬裙。她走过来把哇哇大哭的婴儿抱过来，放在被窝里。

“妈妈，”斯拉夫卡说，“您也反对我吗？”

“我反对你胡闹，”老太婆说。“你不可怜自己，可也得可怜可怜我们呐。因为你胡闹，你老婆很痛苦，母亲受折磨，儿子也会被你给毁了，他长大了也会象你一样疯疯颠颠的……”

她在哭闹着的孩子的床边坐下，象荡摇篮似地摇晃着小床。

柯里亚大叔的木工班在圆木堆上吃年饭。他们正在村镇中心广场建造一座新的俱乐部。斯拉夫卡·库里金往地基板模里灌注水泥砂浆。木工班的其他成员已经停下了工作，开始吃饭了。

高大而驼背的马斯拉科夫，由于酒酔而显得很凶狠，坐在一根圆木上，吃着鸡蛋，打着饱嗝。

柯里亚大叔不慌不忙地拿着一个四分之一公升的瓶子喝着牛奶。

红头发的古谢夫，木工班里最年轻的小伙子，正吃着土豆和大葱，用大葱沾着放在纸上的盐，一口一口地吃着肉肠。

柯里亚大叔问斯拉夫卡：

“干完了活儿，为什么不吃饭？”

“我在上班以前吃了两大盘菜汤，”斯拉夫卡回答道。

“骗人，”马斯拉科夫说。

库里金确实在撒谎，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带了饭菜，而他却什么也没有。

“你肚子里饿得咕噜咕噜响，”马斯拉科夫说。“简直叫人受不了。喂，拿去吧，吃点面包和鸡蛋。古谢夫，给他点土豆。柯里亚大叔，倒点牛奶给他吧……公民们，大家都凑一点儿，让他吃顿午饭。”

“你这是干什么？”斯拉夫卡问道。他走了过来，同马斯拉科夫挨着坐在圆木上。

“就这样，”马斯拉科夫说。“瞧着你这个傻瓜，真没意思。”

“你是想再喝点儿，好醒醒酒吧，”期拉夫卡笑着说。“瞧，你老是骂人。我说的对吧，柯里亚大叔？”

班长把牛奶喝完后说道：

“别说了，马斯拉科夫，不该说的就别胡说了。”

“我有事实根据，”马斯拉科夫说。

红头发的古谢夫也插话道：

“这干什么，说实在的？”他说。“库里金是个年轻汉子。他要吃饭。妻子应该给他准备吃的。”

“当他还在辛辛苦苦地服兵役的时候，她就给他准备啦，”马斯拉科夫说，“她当时挺着个大大的肚子，我还以为会生下双胞胎呢……”

“是真的，弟兄们，”斯拉夫卡·库里金说，“吉娜说过，我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有四公斤重。”

“有啊，”马斯拉科夫说道，“如果是我们合怍社的集体干出来的。”

班长生气地说：

“我不是说过吗：不该说的就别胡说！”

库里金微笑着，蹲在高个子驼背木工的跟前：

“马斯拉科夫，你可不了解情况。我是请了三天假回来过的。柯里亚大叔可以作证。对不对，柯里亚大叔？我是不是请了假来的？”

班长阴郁地点了点头。

“那是三月份，”斯拉夫卡屈指计算着。“夜里我还往过道里跑了四、五次，去喝水。柯里亚大叔的妻子还骂我，说我把她吵醒了，不让她睡好觉……瞧，马斯拉科夫，你就算算吧：三月份时我就让吉娜怀上廖哈了，十二月份吉恩卡（注2）就生孩子了。这是准确无误的，一点错儿也没有……”

马斯拉科夫没有反驳。

红头发古谢夫也没有反驳。

柯里亚大叔也赞许地点了点头。

但是，激动的库里金在继续扳着脏手指头大声地数着说：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丝毫不差——九个月！……”

“斯拉夫卡，你就应该少喝点儿，”班长站起来了，“那一来，就不会出现乱七八糟的念头了。”

“柯里亚大叔，我可是花自己的钱喝酒啊。”

“你，花自己的钱，马斯拉科夫也花自己的钱，结果呢，是花了咱们大家的钱：星期五你们不上班，去开始喝酒了，星期一还不上班，说要醒醒酒。一星期里你们休息四天，只干三天活儿。这还不是共产主义？”

古谢夫哈哈大笑起来。

“柯里亚太叔，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里，伏恃加酒就不要钱了，人们喝都不想喝了！”

班长打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你呀，小无赖，住嘴吧！……午饭结束了，孩子们，开始干活吧！……”

马斯拉科夫懒洋洋地站起来，问道：

“喂，尼古拉·叶果雷契，顺便问一下，你是不是洗礼教徒呀？”

“我吗，向您奉吿，是个班长……马斯拉科夫，你怎么一点儿长进都没有；由于酗酒，已经多次剥夺了你的权利：司机不让你当了，钳工也不让你当了，现在，你当起木工来了，该我倒霉。好当家人连钉子也不会给你这样的木工的，你连钉子也会拿去换酒喝的。”

“你干什么这么凶啊？”马斯拉科夫和气地说道。“来，尼古拉·叶果雷契，教育教育我们吧，把我们提高到你的水平吧……”

“提高你呀——我就要患疝气病啦！”

他们开始干活儿了。斯拉夫卡·库里金搅拌着裝在槽里的灰浆，班长在近旁砍圆木头，他嘟嚷着说：

“喝酒的人总是有理由：这个人说是遇到喜事了，那个人说是因为悲伤，第三个人是为了跟朋友们凑热闹……（对着斯拉夫卡）当你追求吉娜伊达的时候，你不是挺温顺吗，答应爱护她。当时我以为，你真要象个人了。她和根卡·里亚波夫分手之后，可就全心全意地跟上你了……”

那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大约三年前。

吉娜在女宿舍的一间屋子里卧病不起。斯拉瓦·库里金每天晚上都去看望她。

他坐在她的床前沉默不语。他有时也谈点什么，但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

“广播电台说，咱们很快就要飞向月球了。”

吉娜躺着，没有理睬他。为了跟她搭讪，斯拉瓦说道：

“要花掉很多的钱——简直吓人！……但是，月球上不能种庄稼；肥料也得从地球运去，那可太贵了……”

窗外天色黑下来了，他问道：

“给你煮点茶喝好吗？”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块糖。他脚底下还有网兜，里面装有一铁罐菜汤。

在电炉上烧茶壶的时候，库里金在屋子里忙来忙去，他已经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他把菜汤盛在汤盘里。

“你吃点儿吧，”他劝着吉娜。“使人健康的主要东西是菜汤。我是从收音叽里听来的。”

很明显，斯拉夫卡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来自无线电广播。他头脑里充塞着各种各样、互不连贯的新闻。宿舍里的无线电广播片刻也不停。甚至在夜里，在睡梦中，库里金好象也能获得一些有益的知识。

吉娜喝菜汤的时候，斯拉夫卡滔滔不绝地在讲述：

“跳蚤比其它动物都跳得高。中国人的主要食物是大米，吃大米不吃面包。关于移植狗头手术的问题已经广播三天了。一条移植了另一只狗头的大狗汪汪地叫了半个小时……”

“斯拉维克，”吉娜说，“你为什么到我这儿来？”

他惊慌失措地叫道：

“什么叫为什么呀？”

吉娜由于病体虚弱而小声地哭了起来。

“你知道，我和根卡相好过……和这样一个败类……”

“也许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吧？”斯拉维克满怀希望地问道。“一般来说，他是个很漂亮的人……”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双时髦的鞋子。在庆祝战胜德国的节日里我给他买了件风雨衣……现在他却在契列波维茨市瞎游逛……”

“你别伤心，”斯拉瓦说。“也不用难过。”

“现在，我这样的人谁还要呢？”

“我要，”斯拉瓦说。

他把吉娜用过的汤盘从桌上拿走，放在窗台上，他就在那里，在窗边说道：

“事实上我是爱你的……我也会爱护你的。会非常疼你……”

他还想再说一些最恳切的话，于是他补充道：

“咱们到百货商店去赊购一套带靠垫的沙发。我可以领支六十卢布，到结账时还能领八十卢布。单位答应给我和妈妈一套房子。”

“你再不喝酒了吗？”吉娜问道。

“不喝了，这就象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斯拉瓦申恭毕敬地回答。

装满了家具什物的卡车，沿着村镇的大马路行驶着。

吉娜和司机马斯拉科夫并排坐在驾驶室里。

斯拉夫卡和母亲坐在堆满东西的车厢里，老太婆膝上放着一盆龙舌兰。

有个过路人向斯拉瓦和吉娜挥手致意：搬进新房这可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卡车驶进一个小胡同，那里还堆放着建筑后未清除掉的碎砖破瓦，卡车停在可住两户人家的一幢房子门口。斯拉瓦第一个跳下车来，他从母亲手中接过龙舌兰，跑进敞开着大门的空荡荡的新房里。

他把龙舌兰就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

吉娜拿着两把椅子紧跟着进来了，后面跟着的是老太婆，她带着沙发上的新靠垫。

吉娜打开窗户对婆婆说，

“妈妈，咱们可以在这里种上大丽花……”

老太婆看了看窗外的一片地，回答说：

“这是沙地，吉娜伊达，种土豆会长得非常好。”

从马路上传来了司机马斯拉科夫的喊声：

“住新房的人们！还要让我晒多久啊？……”

汽车上的东西很快就卸完了，马斯拉科夫也帮着搬东西，车厢搬空以后，斯拉瓦在门口付了车钱。马斯拉科夫悄悄地把钱塞在口袋里，磨蹭了几步，轻轻地说：

“斯拉维克，应该庆祝一下……”

斯拉瓦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了看妻子和母亲，又给了他五个卢布。司机没接钱，不满意地问道：

“你自己呢？”

“瓦夏，我，以后，以后再说……”斯拉瓦低声说。“现在我可不能去，无论如何都不行……”

“男人们，你们在那里嘀咕些什么？”吉娜走过来说。“给你付钱了吗？”她问司机。“那就行了，完了。再见。”

“祝你们幸福，”马斯泣科夫说，把鸭舌帽往上抬了抬，得意地笑了笑。“你一下子就拴住了斯拉维克。根卡你没有搞成，但你可以轻易地征服斯拉瓦，他不会三心二意的，会怕老婆的……”

两位主人在新房里摆设家具。疲惫不堪的老太婆坐在沙发上，打起盹来了。

吉娜从第一个房间走到第二个房间，走进厨房，然后又回到第一个房间，她把灯咔嚓地打开又关上，打开水龙头，又把它关上。

“斯拉维克，我一辈子住在宿舍里。走廊上是人，屋里也是人，到厨房里——还是人……”

“对我来说，在人群里也不错，更快活一些。干吗一个入呢？人又不是狼……”

吉娜走近他身边。

“这么说，和我在一起你会闷得慌吗？”她拥抱了他。“我非常感激你，斯拉维克：你把我从那种难于忍受的忧郁镜遇中解救出来，当时我曾经想过，我会上吊的！”她注视着他的眼睛。“斯拉维克，你别听信你朋友们的那一套……”

“听信什么，我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下个月我拿到奖金，咱们就买个电视机。好吗？”

“得把新家布置好了……”

“你等着瞧吧，斯拉维克，一切都能弄好的，住久了就会搞好的……”

她穿上外套，系上头巾。

“我向班长请个假，可能会让我早点下班。咱们要挂上窗帘，把镜子钉上，打搁架。我和妈妈都会收拾好的……你们等等我，一起吃晚饭。”

吉娜走了。

斯拉瓦继续安置运来的东西，但是他越来越没精神，他好象惦记着什么。他本来想把小镜子钉在厨房里的洗手池旁边，但是把手指砸着了。他摇了摇手指，走到窗口，然后瞧了瞧睡着的母亲，就决然朝门口走去。

他已经走到门口，这时传来了老太婆的声音：

“往哪儿跑？”

“往该去的地方跑，”斯拉瓦顶嘴道，但是他的声音里缺乏充分的信心和理由。“我去买点小螺丝钉来：钉子弯了，钉不进墙里去……”

当天傍晚吉娜高高兴兴地走出塑料玩具厂的大门。

在回家的路上她去了一趟食品店。

在肉品柜台后面的柳霞满面江光，她是个结实的女人，敏捷地搬弄着那些沉重的猪胴和一大捆肉肠。她一边吭唷一边用斧子在一块很大的圆木墩上剁肉，她在给顾客看砍下来的一块肉时，巧妙地把骨头攥在手里。

柳霞和顾客说话时，并不粗鲁，但是有点随便，容易激动，不过她尽力克制自己。

“玛鲁霞大婶，给你剁的一块肉就好象给我自己剁的一样。可以用来烧汤，还够做一道菜的……到收款处交两卢布八十戈比……快点，快点，妇女们，这不是博物馆，是商店！安娜·巴甫洛夫娜，您要点儿什么？我建议您来一块好肉吧。别动手。如果每个人都动手的话……你们站在我这位置上试试，不会并心的。一会儿满足这个，一会儿对付那个——整天价东奔西跑，累得要命。到收款处交三卢布二十戈比……莉扎维塔，你相信吗，土豆还没有种上，醋栗还没有松土，野樱桃也一样。给你切一小块还是要一整块？……”

轮到了吉娜。

“你好，吉娜伊达，该你啦。今天你怎么这么早啊？”

“我请了半天假，想犒劳犒劳我的男人。我要半公斤肉肠，十个鸡蛋，再称一块奶酪……”

柳霞一面过秤和把东西包好，一面喋喋不休地说起来：

“还犒劳他们呢。他们懂得这个吗？你对他好，他可对你凶……三卢布十六戈比，到收款处交钱。”

当吉娜走去交钱时，柳霞却对下一个女顾客说：

“哼，得啦吧，他会在家里等她才怪！刚才他还和司机瓦西卡（注3）跑来买了半罐子酒，他们俩已经喝得够意思的了……”

年轻的女顾客笑了笑。

“柳霞，我们大家的事情你都一清二楚！”

“当然啦！站了十年柜台了。我对每一个顾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们对我也是一样……卡捷琳娜，你要点什么？！……”

吉娜匆忙地走近自己的新家。她手里拎着买来的东西。因为高兴，她甚至还在商店里买了一瓶红葡萄酒。

“斯拉维克，来接妻子吧！”她对着敞开的窗户喊道。

没有人答话。

她走进屋里。第一间屋子里空无一人，在第二间屋子里老太婆正在整理东西。

“妈妈，斯拉维克在哪儿呢？”

老太婆没说话。吉娜以为她没听见，就用更大的声音问道：

“斯拉夫卡上哪儿去了？”

“他买小螺丝钉去了。”老太婆愁眉苦脸地回答。

“买什么小螺丝钉？”

“你去问他自己吧，”她指了指厨房。

吉娜走进厨房。

衣衫不整的斯拉夫卡倒在墙边地板上，不知是睡着了呢，还是失去了知觉。

“是人家把他拖回来的，”老太婆解释说，“他们想让他躺在屋里，我却吩咐他们把他扔到厨房里。”

吉娜没有放下拿着的大包小包，想在凳子上坐下来，但是她立即挺起身来，走到屋里去了。

“妈妈，摆桌子吃饭吧。您大概也饿了……”

老太婆从还未解开的篮子里拿出盘子、刀子、叉子，摆在桌子上。吉娜打开了食品包。

她们吃着饭，默不作声。

斯拉夫卡出现在厨房门口。

“我出去开了开心，”他毫无意义地笑了笑，口齿不清地说道。

母亲也好，妻子也好，谁都没理他。

“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他壮着胆子说。“得到房子了吗？得到了。应该喝酒庆祝一下吗？应该。我有充分的权利……”

他走到桌边，坐下了。

“我告诉你们，我也不是一条狗。我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在吃饭，第三个人却是多余的……请便，我也不反对。妈妈，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我是很尊重您的。我说的对吧，吉娜伊达？……你不愿意同合法的丈夫说话吗？……”

他突然看见了留在网兜里的红葡萄酒，兴奋地喊了起来：

“嘿，吉恩卡！哎哟，你真是我的宝贝儿！……”

他从地上抓起网兜，往外拽酒瓶子。当他把瓶子拿在手里时，吉娜一下子跳了起来，夺走了瓶子，然后跑到厨房，使劲地把酒瓶往水池边上一摔。

酒和碎玻璃片溅了一地，吉娜手里只剩下了瓶颈。

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间，斯拉夫卡还没来得及清醒过来，只是抱怨地瞅了一下母亲。

“斯拉维克，你的良心哪里去了？”老太婆问道。

柯里亚大叔的木工班正在村镇中心广场盖新俱乐部（前面的几场戏是倒叙），房子已经盖起来了，快盖到屋顶了。

傍晚。工作日结束了。马斯拉科夫和斯拉夫卡把工具放在木工箱里，首先离开了。

他们两人本应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但是在最近的拐角处，他们不吱声地互相望了一眼，就向位于马路边上的“蓝色多瑙河”小卖部走去。

现在他们站往小卖部的柜台边抽烟，烟雾腾勝，两人都已经喝了不少。

“应该狠很地揍你的吉恩卡一顿，”马斯拉科夫建议说。“她要是跑到民警局去告你的状，你就装疯卖傻。我就用医生证明教训过我的老婆好几回了。”

“我可没有证明，”库里金摇了摇头。

“这不费事。医务室会开的。你神经质吗？”

“我不知道……”

“既然喝酒不吃下酒菜，这就是说，有神经质。你能听见声音吗？”

“什么声音？”

“再来三两，我就教会你怎么听声音。”马斯拉科夫俯身对库里金秘密地说道：“如果把你送到醒酒所去，就按平均数发工资。可别吃那里的药，把药含在嘴里，医生一走，你就吐出去。不会把你拘留得太久，过两个星期就会放你的：国家需要人材！……”

马斯拉科夫对斯拉瓦朝着服务员克拉芙卡那边摆摆头，用命令的口气说：

“去吧，拿酒来！”

斯拉瓦走向柜台，同时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女表，等了一会儿，瞧见服务员只剩一个人时，就从柜台上把表塞给了她。

克拉芙卡异常迅速地把表藏在自己的白上衣口袋里，默不作声地，从打开的酒瓶里斟了两啤酒杯的伏特加酒，在里面又斟了一点啤酒。

斯拉夫卡端着满满的两杯酒回来了。

“还加了点啤酒？”马斯拉科夫赞许地说。“好，咱们会醉得更快点……”

他们一口气把混合酒喝光了，马斯拉科夫结束道：

“斯拉夫卡，最主要的是人材！如果缺一个工程师或者什么科学家，日子还过得去。要是缺了咱们哥儿们，那可就没辙啦！……你明白吗？……”

库里金在“蓝色多瑙河”小卖部喝醉之后，半夜才回到家里。

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街灯的微弱光亮下，可以看见斯拉夫卡的褥垫和枕头被扔在室内角落里的地板上：看样子，斯拉夫卡这样睡觉巳经不是第一夜了。

但是，现在斯拉夫卡并未象往常那样立即去睡觉，而是把靴子咕咚一声扔在门口，摸索着找到了开关，打开了电灯。

“起来！”他咆哮着。“到我面前来站直了！”

吉娜醒了，由于耀眼的灯光而眨着眼睛，不过她并没有起来。

斯拉夫卡歪里歪斜地走到孩子的床边。

“不许动孩子，”吉郦说着，把光着的脚伸到地上。

“我现在马上把你们两个都杀了。”斯拉夫卡说道。

“混人，”吉娜骂了一句。

“你不是我的什么人，”斯拉夫卡说，“世界上没有你。”

他掀开了儿子的被窝，但是他一看到赤身露体的小儿子，就心慌意乱起来。

“廖哈没有什么罪，”斯拉夫卡把牙咬得格格响，并且哭了起来。“而为了你，吉恩卡，我愿意去坐十年牢。也不会再多了……”

他走回门边，拿了一把靠在炉灶上的斧子。

吉娜并没有害怕。

“和这种没出息的人生活在一起，还不如……”她说道。

被吵闹声惊醒的老母亲从第二间小屋里跑出来了。她从床上抱起孩子，用身子挡住了吉娜。

“你疯了，下流坯！……来吧，把自己的妈也一起杀了吧……耶稣上帝，我怎么生了个这样的畜牲！……”

斯拉瓦用斧子砍向凳子，把它一劈两半。他觉得自己身上激起一股甜滋滋的愿望，想继续捣毁东西，就用斧背往饭桌上砍去。玻璃杯震得直响，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廖什卡哇哇大哭起来。

过道里的门砰的一声开了，穿着衬裤的柯里亚大叔出现在门口。

柯里亚大叔把斯拉夫卡拉到一边，夺下了他手中的斧子。

吉娜纹丝不动地坐在床上。

“放开我，”斯拉夫卡说，但是他已经无力挣扎了。

班长松开了手。斯拉夫卡慢慢地倒在地板上。

一个民警急急忙忙地走进敞开着的大门，跟在民警后面的是柯里亚大叔的妻子——原来是她跑了一趟派出所。

民警向库里金走去，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瘫软了的库里金靠在了民警身上。

古娜在床上严厉地说：

“把人放下。你给我从这里走开。”

“他可是威胁着要杀您呐，”民警说道。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瞧，他把碗碟都打碎了，还有家具……”

“他买的，他就可以打碎。怎么啦，是你的吗，是你花钱买的吗？”

柯里亚大叔说：

“你看，吉娜伊达，我可不能通宵都为你站岗。最好还是把斯拉夫卡带到醒酒所去。不论老太太还是你都管不了他……”

吉娜突然扑向枕头，把脸埋在枕头里，放声大哭地喊道：

“你们都见鬼去吧！……我厌恶透了这一切……”

清晨，斯拉夫卡·库里金蹲在修建事务所主任的胶合板盖的小木房里的墙边，抽着烟。刚才分派了任务之后，工人们都从办公室走了出去。主任把斯拉夫卡留下来谈话。

主任从桌子后面走到斯拉夫卡跟前。

“让咱们一起想想，该拿你怎么办。你破坏了我每个月的百分比。半年来你已经三次被送进醒酒所。让你去当辅助工人吧？”

“这有用吗？”库里金问道。

“这我得问你啦！”主任生气地说。

“我有什么？就看您的了，格甩高利·伊凡诺维奇。”

主任焦躁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库里金，看看你周围吧。生活蒸蒸日上，而你呢，却袖手旁观……我知道，你的家庭不和。但是，这能成为你走下坡路的借口吗？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是不能只想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格里高利·伊凡诺维奇真诚地激动着，竟使他的眼镜片蒙上了一层水气。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库里金，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地球上在自己的身后将留下什么样的足迹……”

“吉恩卡不爱我，”库里金忽然说道。

由于意外，一刹那间主任眨巴着眼镜，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立即就醒悟过来了：

“你是否考虑过，为什么吉娜不爱你呢？”

“我不知道，格里伤利·伊凡诺维奇。”

“她感觉不到你值得尊敬，因为你不好好工作，你酗酒、吵架……”

在区公安局办公室里，民警少校顿斯科依正在使出自己全部的本领同库里金谈话：

“库里金，你的情况很不妙呀，”少校翻找着文件，说道。“你怎么一点分寸也不知道呢？……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分寸。喝多了，就去睡觉……这一次是在什么地方把你带走的？”

斯拉夫卡忧郁地笑了笑，在椅子边上不知所措地挪动了一下。

“伊凡·格里高里耶维奇，在公共汽车站上。”

“嗯，在公共汽车站上。”

少校正在看着的那些文件使他很不受用，特别是函授大学生顿斯科依的考试成绩簿使少校心中不快，从成绩簿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校还有相当多的课程没考。他痛苦地撇了撇嘴，放下自己的考试成绩簿，拿起了放在一边的记录稿，大声地读道：

“……穿着女人的连衣裙，赤着脚，沿着水洼在公共汽车的前面跑着，给汽车司机造成了操作上的困难……”

少校念完之后，看了看斯拉夫卡。

斯拉夫卡说：

“哦，我想起来了，伊凡·格里高里耶维奇。吉恩卡为了不让我去小酒店，把我的衣服都藏起来了。”

“你哪里来的钱呢？”

“我有休己钱。五卢布。”

“你瞧，拿这些钱给小儿子买点糖果或者酸牛奶多好。而给妻子……”由于心事重重，少校未能立即想出应该给斯拉瓦的妻子买点儿什么。“给她实个三角头巾什么的……我说的对吗？”

斯拉夫卡叹了口气。

“对，伊凡·格里高里耶维奇。”

“库里金，总之，应该对你采取强制性的治疗，”少校站起来了。

“为什么？”斯拉夫卡委屈地反问道。“我不是酒鬼。我是因为苦闷才喝酒的。”

“你有什么苦闷啊？”少校说着，扫了一眼那些文件。“四口之家。两个人挣钱。你又不担负什么负责的工作。舒舒服服地过你的小日子该多好。”

从局长的声调里可以听到某种不能不使富有同情心的库里金感到关切的弦外之音。

“伊凡·格里高里耶维奇，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他问道。

“算了，算了，快回家去吧，”少校对他喊道。

于是，斯拉夫卡怀着对局长的怜悯之情，回家去了。

少校顿斯科依，这位局长年纪已经不轻了，有许多操心事儿，他从窗户里看了看慢慢走远了的库里金，然后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用两手按摩着疲倦的脸。他把一叠教科书挪到面前，函授学习使他很苦恼，但是，这年头儿，不学习是不行的。

修建事务所早就把库里金转为辅助工人了。

在决定斯拉夫卡今后命运的那一天，他特别觉得不舒服。一人早他就恶心，胃里空得难受，浮肿的双腿发软。就在这种醉后状态中他按照房基的白线挖着沟渠。

斯拉夫卡已经挖得很深了，从地面上看不到他的头部了，他已经汗流浃背。潮湿、坚硬而又沉重的泥土在铁锹下吧嗒作响，当斯拉夫卡铲土时，锹柄犮出了要迸裂开来的响声。

快下班的时候，开始下雨了。沟渠中即使不下雨也到处是水，但斯拉大卡继续挖土，他并不急于到什么地方去。

当他爬上地面时，四周已经空无一人，大雨把人们都驱散回家去了。

他站在放铁锹的工具棚下面，听着浙沥的雨声：雨不大不小地下个不停。

库里金往家里走去。

走过塑料玩具车间时，他穿过湿漉漉的接骨木树丛，走到明亮的窗前。

吉娜正在冲床旁干活儿。在离她不远的墙边，在两张并起来的小凳子上躺着廖哈，孩子被裹在小被子里面：也不知他拿着玩具睡着了，还是睁着眼躺在那里——库里金看不清楚。吉娜每当上夜班时就把儿子带到车间来，这是为了躲灾避难。

库里金在窗下气得大声嚷叫道：

“怎么啦，我是个野兽吗？连孩子也要带得离我远远的……”

家里空无一人。

他脱下湿棉衣，挂在了钉子上。卷起来的被子堆放在床头。

斯拉夫卡鞋子也不脱，就半躺在光秃秃的褥垫上，两只脚耷拉在地板上。他明白，他会忍不住的，但他佯装还没拿定主意的样子。

他用拳头捶了一下肚子说：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他站了起来，悄悄地推开房门，走到连接两家住宅的过道里。

柯里亚大叔的柜橱门开着，一瓶酒精擦亮剂就放在上层的角落里。

库里金拿起瓶子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扣上了门。瓶子里还有三两酒精擦亮剂。他闭上眼，憋住气，一口把它喝了下去。然后急忙就着水桶喝了几口凉水。由于不太习惯，他竟然流出了眼泪。

呆了一会儿，他觉得好受了些，心情也舒畅了许多。如果再喝一点儿，他就会更舒服些。

斯拉夫卡走到大街上。由于有了点儿酔意，他很想干点什么。

雨还在下着。

斯拉夫卡不择路地在水洼里走着，起先，他毫无目的，然而一种念头顽固而又迅速地出现了，这个念头还不完全清楚，它只是在擦亮剂的臭气中渐渐地膨胀起来。

他到“蓝色多瑙河”小卖部看了看，但在这里他并没有得手。小卖部已经关了门，当他推门时，服务员从门缝里看见是他，就用她那锋利的辱舌大声喝道：

“你砸门干什么？先把欠的债拿来，六卢布……”

“我不是把被单和帽子给你了吗……哪怕再给我倒一杯酒吧，咱们就算是两清了……”

“我去叫警察来。”服务员嚷道。

他离开门边，站在小卖部门外的台阶上。他觉得受点儿委屈更好，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说是被逼到绝路上了。

他站在台阶上，借着从小卖部窗户透出来的灯光看见了守卫玛斯拉科娃，她带着自己那只满身湿漉漉的猫沿着自己的路线巡逻。

库里金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食品商亭就座落在公路旁边。它的一个窗口面对公路，而另一个窗口则面向一片小白桦树林。

斯拉夫卡从小树林那一边走到食品商亭跟前，他并没有过于躲躲闪闪，用尽全身之力把护窗板拆掉，并以同样不考虑避嫌的方式用穿着棉衣的胳膊肘猛砸窗玻璃，它很容易地被他砸碎了。

在昏暗之中，他把窗玻璃的孔又弄大了些，玻璃碎片扎破了他的手，不过他并没有从窗口爬进去。橱窗里摆着五瓶四分之一公升的酒和几块巧克力糖。

他没有去拿巧克力糖——他觉得拿巧克力糖太过意不去了，便把巧克力糖整齐地放在橱窗旁边，却把三瓶酒拿走了。

在他正忙着干这件事的时候，雨也停了。

他走出去十来步远，就背靠在一棵细细的白桦树上，一口气喝下了半斤酒。他立即觉得轻松了许多，酒精擦亮剂烧灼着胃的感觉也过去了，而且头脑昏昏沉沉得正合适。

他在白桦树下的落叶上坐了一会儿，随随便便地伸直了两腿。

接着，他喝光了第二瓶酒，就打起盹来了。他把第三瓶酒攥在手中，以备醒酒之用。

过不多久人们就把斯拉夫卡·库里金带走了。当玛斯拉科娃巡逻到食品店时，发现护窗板被拆，窗户被砸，大吃一惊，拼命地吹起报警的哨子。

民警的汽车立即驶来了。

但是，斯拉夫卡仍在梦乡，手里攥着一个酒瓶子。

人们就这样把他抬进了汽车。

从那一天算起，已经过了多少天？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有半年之久了。

在斯拉夫卡的空空荡荡的家里，他的老母亲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吉娜在帮助婆婆捆行李，她伤心地说：

“您这是干什么，妈妈，您就跟我一起过日子吧……”

“我现在算是你的什么人呢？是吃闲饭的？……我自己也说过，你早晚要离开这里的。”

吉娜看着收拾好了的东西问道：

“妈妈，您的披肩放在哪儿啦？”

“我已经包起来了。”

“我怎么不记得咱们把它放进包裹里了。”

吉娜急忙解开包裹，把已经装好了的东西都放在桌子上。

“这里面没有披肩。”她看着老太婆。“他把您的披肩也换酒喝了？”

老太婆避开了目光。

“吉娜，这披肩也是他买的，是他送给我的三八节扎物……”

也许，吉娜会对别人不客气地数落一番，也许，她可以把在这个如今已经空空荡荡的家里被斯拉夫卡换酒喝掉的一切东西都说一遍——疲惫的病态的怨恨在她那饱受磨难的双眼中一闪而过，然而，她一声未吭地又把东西放进包裹。

“妈妈，我是心甘情愿地想养活您。如果我离开这儿，我也一定带您走……但是，要我干等斯拉夫卡五年，我可受不了。原谅我吧，妈妈：如来运气好，我就嫁人……”

“我可不能对你说三道四呀。”老太婆说道。

“可是您一个人怎么生活呢？”

“做母亲的永远属于儿子。这，吉娜，牲口是这样，人也是这样。”

老太婆在村镇的大街上走着——她又瘦又小，但并不垂头丧气，而且不象个上了年纪的人，她走起路来仍很敏捷。在一家篱笆门的旁边，一位抱着小孩儿的妇女跟她打招呼道：

“老奶奶，你来帮我们把土豆培培土吧，你愿意干吗？”

“我干。”老太婆点了点头。

在另一家门口她自己停了下来，问一位怀孕的妇女：

“你要什么时候擦窗户？”

“星期六，老奶奶，你能来吗？”

“好吧，星期六傍晚来，干完别的活儿我就来。”

老太婆又往前走了。

老太婆很自然地走进女教师维拉·谢尔盖耶芙娜的家里，因为她常到这里来。这家人也把她当做自己人。

“想喝茶吗，老奶奶？”

“我喝过啦，谢谢。”

她坐下，摘下围巾。

维拉·谢尔盖耶芙娜从食橱中取出一包茶叶。

“从城里给你带来点印度茶叶。”女教师凑近她耳边说道。“老奶奶，你为什么不戴上那个助听器？”

“要那个干吗……”她摆了摆手。

“是你自己要的嘛，我去年在卫生局费了不少唇舌才弄到哩。”

“我戴了三次，戴上它你就会听到一些不想听的话啦，斯拉瓦的那些吼叫我也不想听清，对吉娜，我不听也了解她。”她突然极力克制着自尊心说道：“谢尔盖耶芙娜，让我到你们家来住吧。我不会白吃饭——我给你干点活儿……”

女教师痛快地回答道：

“你来住吧，老奶奶。就是现在你不也常在我们家里过夜嘛。”

“我不要求把户口转到你们家里来。”老太婆解择道。“我已经在地府里报上户口了，那儿什么人都住得下……吉娜叫我去跟她一起住，她可是个好女人，但是我算是她的什么人呢？她当着我的面是不好意思再找男人的，可没有男人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我看着也不是滋味呀……”

“你暂时能住在我们家里吧。”女教师点头道。“你原来的房间不会被别人占去的，我在村苏维埃里已经说妥了。”

老太婆在裙子兜里找了半天，取出一个信封，打开以后递给了女教师。

“你给读一下，谢尔盖耶芙娜。”

老太婆大概不止一次地求人读过这封信，但她总怕漏掉什么。再说也想再有调有韵地听别人念一遍。

女教师伏在老太婆的耳边，慢慢地大声念着信，老太婆则无声无息地、老泪纵横地哭着。

“'您好，妈妈！儿子斯拉瓦向您致敬。妈妈，我生活得还可以，您不要为我担心。我觉得我挺健康。妈妈，在您还活着的时候，我很想见到您。如果您的身体还算健康，请您来跟我见一面吧。妈妈，我挣的钱够您作路费的，我砍伐了不少树呢。我的表现梃好。妈妈，到我们这里来，要经过很远的路程，请带罐头在路上吃。还要带上面包。妈妈，领导答应我说，等您来的时候可以给我三天假期。我已经为您办好了手续。请您带点砂糖来，还有裤衩和背心，长衬裤我们这儿发给我们。妈妈，在世界上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前天我梦见您在种土豆，我站在一旁，什么也不干。我真太混了。妈妈，把茶叶也带点来吧，还有，在路上不会坏的猪油也带一些来。我正努力把吉恩卡忘掉。就写这些，您的儿子斯拉夫卡……’”

“老奶奶，您真要去吗？”女教师问道。

老太婆没听见她的问活，把围巾缠在头上，走到门口说道：

“谢尔盖耶芙娜，请你借给我一只旧皮箱吧，我把吃的拿到您这儿来……”

她正在给人家擦地板。她干活儿还是象农民习惯地那样认真，跪在地板上，钻到床底下和桌子底下，擦遍了每一个角落。她在院子见拍打着粗地毯，用水桶挑水。这样一个瘦弱的老太婆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真令人吃惊！

她就这样干着活儿，在一家人家，在另一家，在第三家。

每一次干完活儿以后，人们都请老奶奶喝茶。她很自重地接受别人的邀请。村里的那些家庭妇女——怀孕的、怀里抱着婴儿的，就陪着老太婆坐一会儿，同她聊天：

“该下雨啦，菜园子都早坏了……”

“是该下啦，”老太婆同意道。“你什么时候生啊？”

“秋天生，老奶奶。”

“想要个儿子还是女儿？”

“到时候看吧，可我那口子总想要个儿子。”

“你别听他的，就生个女儿吧。生了儿子一遇见打仗就得牺牲。万幸没让打死的话，就给你个没命地喝酒……”

在另一家人家里谈的是另外的话题。

“人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就说您吧，老奶奶，大概您小时候连电灯还没有吧？是点煤油灯吧？”

老太婆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要知道，点煤油的那会儿孩子可生得多呀，我是我爹妈的第十二个女儿哩。”

老太婆都准备停当要上路了。在女教师家的门廊上放着一个装满了食物的旧皮箱，还有一个装满罐头的硬纸盒子。两个高年级学生正在用粗绳子把两件行李捆得结结实实。

老太婆是一身出远门的打扮——她穿着短外衣，戴着头巾。女教师试着把放在地板上的行李提起来，但她唉哟一声。

“老奶奶，你怎么拿得动这些东西呀？”

“大家会帮忙的。”

“在咱们这儿学生们可以帮助你搬到公路上，以后呢？你还要换车吧？”

“我也不清楚，亲爱的，车票上总该写得明白。”

这两个学生把行李搬到公路上，放在路边树丛旁。

“我们还是等一下吧？老奶奶，等有个车来了把您带走我们再回去。”一个学生问道。

“有什么可等的？怎么，我还是小孩子吗？我自己还不行吗？回去吧，孩子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孩子们走了，她坐在了皮箱上。

一些汽车急驶而过。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车轮卷起尘埃，公路上一片尘雾。

树丛，硬纸盒子，皮箱，老太婆的衣服上落满了灰尘。太阳烤得渐渐厉害起来。

但是，老太婆并不焦急，也不灰心丧气，她相信，一定会有人把她捎走的。她带有一瓶白开水，由于日晒，这瓶水已经温热了，难喝了。老太婆不时对着瓶口喝几口水，悠然自得地坐在公路边上，坐在为狱中挨饿的儿子准备的宝贵的箱子上面。她不时地摸一下行李上的绳子扣，检查一下捆得是否结实。

有两三次卡车司机把车停在她身旁，以为可以从这个老太婆身上赚一笔可观的收入，但仔细瞧了瞧老太婆，发现她没带什么要在市场上卖的东西，司机们就踩一下油门把车开走了。

有的司机还问了一句：

“老奶奶，到市场去吗？”

或者问道：

“你带的是水果吗？”

每一次她都诚心诚意地站起来走前去，但是，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的搬运工立即看出来了：

“是个糟老婆子，走吧。”

太阳已经快晌午了，有一辆自卸卡车停在她身旁。一个上了年纪的司机从驾驶室中探出头来：

“你上哪儿去，老妈妈？”

“带上我吧，做做好事，我要进城，去火车站。我要到北方看儿子去，两年没见啦……”

这是个通情达理的司机，瞅了一眼老太婆和她的行李之后，问道：

“到劳改营去吗？”

她高兴地点着头，很喜欢这位司机。

他走出自卸卡车的驾驶室，把老太婆的行李放进空车厢里，让老太婆挨着自己坐在驾驶室里。

卡车开动了。

“这样办，老妈妈，”司机说道，“你别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可能在驾驶盘前打瞌睡。你唱个歌儿吧。”

她没听懂司机的话。于是他喊道：

“你是聋子吗？”

“我有点儿耳背。”老太婆答道。

司机又大声地说了一遍自己的要求。

“咱们俩可能会撞死，如果我扶着方向盘睡着了的话。懂了吗？”

“懂啦。”老太婆说道。

“你的任务是别让我睡着，老妈妈。你向我提出问题，我来回答你。”

为了开个头，老太婆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米纳耶夫，名字是斯杰潘·达尼洛维奇！”

“成家了吗？”

“结过两次婚啦。”

“第一个妻子是离婚了，还是死了？”

“死啦，”司机答道，“是一个很好的女人……老妈妈，如果可能的话，请你解释给我听听，为什么所有的坏蛋都比好人长命呢？”

“我不知道，”老太婆说，“我不想说谎。”

“在我们文化宫里前天演了一个电影。人们在高加索找到了一些一百多岁的老人，拍了他们怎样在花园里喝茶，怎样麻利地在树上摘桃子。我看着他们心中暗想，你们这些家伙，竟然活到了一百岁，你们过的该是多么平静的生活呀！”

“也许，人家的儿媳妇好，”老太婆说道，“或者有好女婿。”

但是司机没有听她说话。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要为多少亲人送葬，又还要不让自己的心操碎！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才能活得那么长久呵！……老妈妈，你想一想，一百年间能有多少卑鄙的勾当啊，他们这一辈子看见了多少坏事呢？就说你吧，已经聋了，一只腿已经伸进了棺材……”

“是啊，”老太婆说道，“我干活儿干了一辈子，已经有点儿累了。”

“可是你再活二十年才到一百岁。你可以活到吧，你以为怎么样？”

“我可活不到。”老太婆说道。“我现在已经活得够久的啦。”

“你是哪一年生的？”

“我不知道，亲爱的。”

“有养老金吗？”

“我没有养老金。”老太婆叹了口气。

“为什么把你儿子抓起来了？”

“因为酒。”

“他造私酒了吗？”

“不是。”

“杀了人？”

“上帝保佑，”老太婆说道，“是打碎了玻璃。”

“不会因为砸碎玻璃就坐牢的。”

“他砸的是食品店的玻璃。”

“我明白了，”司机点头道，“是为了偷东西。他偷了多少钱？”

“三小瓶白酒。”

道路在这里展宽了，变得平坦而单调，路边连一处树丛都没有。

这位上了年纪的司机同老太婆大声说话已经感到疲倦了，他的睡意又变得强烈起来。他边驾驶汽车，边把头探出车窗外面，让迎面吹来的风赶走睡意。

在城里火车站前，卡车司机把老太婆的东西搬了下来，放在人行道上，然后就朝卡车走去，但他回头看了看听不见城市的喧闹声的聋老太婆，她在那些匆忙而又自信的人流中间显得又瘦又小，这位司机一边骂着自己为什么要有一种愚蠢的同情心，一边却又转身走了回来，把东西搬到火车站的售票处前面。

一路上老太婆手里攥着一张三卢布的票子坐在汽车里。当司机让她下车时，她就想把钱递给他，现在老太婆又把这三卢布送到他面前，但司机还是没有拿钱，只是生气地问道：

“你这里面装的是石头还是什么？”他还用脚踢了一下硬纸盒子。“大概是吃的东西吧？”

“是吃的东西。”老太婆笑了笑。

“你儿子叫什么？”

“斯拉维克。”

“你的斯拉维克是个畜生，”司机说道。“好吧，再见吧，一路平安。”

说完他就走了。

她不明白，司机为什么对她发脾气，不过她高兴的是省下了三卢布。还可以再买些罐头，瞧，那些罐头就摆在旁边火车站小卖部里，但是，已经无处可放了，而且，她也不敢离开自己带的东西。

老太婆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四周，然后就坐在候车室的长木椅上。她一点也不怕陌生人，老太婆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人欺悔了她，那么，这个人从来不是什么陌生人，而是她认识的人。

老太婆坐在这节车厢里是多么舒服啊！她得到了一个中铺，对于她那瘦小的身材来说，这个铺是够宽敞的。硬纸盒子放在靠头那边，皮箱放在身旁，还剩下很宽绰的地方，想跳舞都可以。

女乘务员给每位乘客分发卧具，一个收一卢布。老太婆也得到了一套，她甚至觉得太多了。当女乘务员把毯子，绒被，两条干净的床单，一个枕头和枕套，还有一条毛巾放在她面前时，老太婆问道：

“我一下子哪要用这么多东西？！也许因为我让别人缺少什么东西用了吧？”

但是，女乘务员宽慰她说：

“这是按规定发的，老奶奶，放心坐你的车吧。”

车厢里的人真不少。下面每张铺上坐着两个人，而在老奶奶上面，在顶棚底下，还有人躺在上铺上，但她觉得这对她一点妨碍也没有。

通常的旅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同车厢的人带有足够的水壶，火车到第一站时，男人们就下去打开水去了。一个大个子拖拉机手在车厢里张罗起来，他是同妻子一起从南方休完假回北方的家里去的。在女乘务员分发卧具以后，他立即打开装食物的口袋，把一包包食物摆出来。

“是这样，”他说道，“这里有炸鸡、烧牛肉、煮鸡蛋以及其他零碎吃的。我提议，咱们集体来吃。喂，小伙子！”他对已经爬到上铺的年轻人说道：“把自己的女朋友也叫下来吧，快下来……”

年轻人和那个姑娘难为情地下来了。

“我们不饿，”姑娘嘟哝着。

“是应召工人吗？”大个子问道。“清楚啦。让我们认识一下。我姓叶尔马拉耶夫，以后就叫我叶果尔大叔好了。这是我的妻子嘉丽娜……老奶奶，你别躲在那儿，到我们这边来吧。”他招呼着老太婆，她在这车厢里还不太习惯，暂时坐在长椅的一角上。

她也拿起自己的口袋并动手往外掏食物，但叶尔马拉耶夫阻止她道：

“你等等，咱们以后才轮到吃你带的东西。咱们得先消灭这些剩余的食物。”

车厢里还有一个城布妇女，看来她是偶然到这个不对号的卧铺车廂里来的。她正在写信，把一本书垫在信纸下面。

“你喝酒吗？”叶尔马拉耶夫问那个年轻人。

“谢谢，他不喝酒，”姑娘马上回答。

“是这样。力量的对比是清楚的，”叶尔马拉耶夫说道。“和我的情况完全一样。”

他一边说着一边忙活着，他把食物分成几份：撕开炸鸡，切好牛肉，把食物分放在报纸上。

大家在车厢里已经习惯了，喝过了茶，吃了东西，而且看来已经不只一次了。

“我是这样想的，”叶尔马拉耶夫对年轻人说道，“故乡，这就是尊敬你，看重你的人格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报告员到我们国营农场来，我同他辩论了一番……”

“不能让你吃饱了，免得你跟谁都要辩论，”他的妻子打断他的话说。

“你等等。如来人们之间没有争论，那么我们至今还会象猩猩一样呆在树上哩。小伙子，我说的对不对？”

“对。不过我认为，故乡这毕竟还是人们度过童年，有家庭、朋友居住的地方，那里的大自然是你所十分熟悉的……”

“你瞧，你瞧，”叶尔马拉耶夫跳起来说。“那个报告员对我说的就是这一套：什么老家门前的白桦树……白桦树怎么啦？一种普通的树嘛，在俄罗斯联邦有多少亿棵，每一个人口平均到上百棵。我对他说：报告员同志，大自然是有一定意义的，但那主要是对野兽和蜜蜂之类的昆虫。人呢，是生活在人们中间，在人们尊敬他，使他能按照生活的常理发挥他的才干的地方，那里就就是他的故乡。我说的对吗，老奶奶？比方说你吧，你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儿子那里去。”

“你是什么地方人，就你一个人生活吗？”

“就我一个人。”

“清楚了。就是说，你自己有份家当。”叶尔马拉耶夫匆忙地做出了结论。他就是这个习惯，总爱事先猜测对方的答话。“那么，你现在是把房子卖了收拾收拾搬到儿子那里去住啦？”

“我哪儿是搬到他那里去住呀，”老太婆说道，“他在劳改营里呢。”

叶尔马拉耶夫吹了一声口哨。

“咳，多么不幸呵！是因为酗酒吗？”

“是因为酗酒，”老太婆点头道。

“我们国家不会无缘无故地判人的刑的，”那个正在写信的城市妇女停笔说道。“我自己就在法院里当过两年陪审员。是根据哪一条判了你儿子的刑呢？”

“哪一条我可不知道。”老太婆说道。“但是我知道我的苦处……”

现在，也轮到老太婆把自己带在路上吃的东西拿出来请同车厢的人吃了：有面包，奶油，鸡蛋，白糖块，茶叶和便宜的水果糖。她也有可以谈一谈的人了。她对同伴们毫无隐瞒，因为这些人觉得对老太婆的不幸没有什么可以责难的。

那位城市妇女说道：

“我一点儿也不可怜这些酒鬼。百分之九十的犯罪案件是由于酗酒……当然罗，老奶奶，这种情况不会使您更好受些，可能您以为对您的儿子本应该更宽大些吧……”

老太婆小声问道：

“你自己有孩子吗？”

“有，而且我对自己的孩子很满意。”

“那么，你走运了！”叶尔马拉耶夫连连摇头道。

“为付么是走运呢？可能是因为我会正确地教育他们。”

“那么是我教我的斯拉夫卡喝酒的吗？”老太婆生气地说。“你的那些百分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吗？父亲从来也不喝酒，弟兄们也不喝酒，三个哥哥是在战争中很清醒地牺牲了的……”

“别生我的气，老奶奶，”城市妇女柔声说道。“我不是责怪您。我只是说，世界上没有无法解释的事物。一切都有它的原因。您的儿子也不是在森林中长大的。也就是说，显然学校也有责任：家庭和学校负有主要责任……”

“不对！”叶尔马拉耶夫站起来嚷道。“在菜园子里，一个畦里长的黄瓜也不一样，有的苦，有的甜。这说的还是黄瓜！黄瓜既没有大脑，也没有神经，光有水分……我对您说吧，女公民：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解释，如果什么问题都能够找到真正的原因，那么，我们早就可以大勺大勺地吃鲟鱼子了。”

“关于黄瓜这个问题我可没什么可说的，”女公民微笑道。“我想，这是农业技术力面的问题。”

“喂，你怎么老缠住别人不放呀？”叶尔马拉耶夫的妻子想劝阻丈夫。

“我纠缠人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久，我不能理解的问题就越多……好，算了，让那些蔬菜见鬼去吧。科学总会解决它们的，我同意……可是说说我们老夫妻俩去看女儿的事吧，本来打算住上一个月，但不到二十天我们就往回走了。嘉丽娜你向大家伙儿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去你的吧，”妻子拒绝了。

“难为情吗？当然，丢人哪……情况是这样：去年我们给女儿和女婿汇去了钱，买了一套合作住宅，庆祝乔迁之喜时又送了他们一台电视机，因为我和嘉丽娜在国营农场的收入还不错。女婿说，叶果尔·伊万尼奇，我要百倍地报答您对我们的恩情。他说，我们这里有亚速海，我们这儿气候好极了，请你们每年夏天都来这里度假吧。这不，我们今年就去了。一切都是那么回事：有亚速海，有好气候……”

“别说了，叶果尔！”妻子拉了一下他的手。

但是，他的话已经打不住了。

“在我们带的钱还没有在他们身上用完的时候，在我给他们的汽车房房顶上铺石棉瓦的时候，我和老伴是睡在房间里。可后来呢，女婿就说了：晚上我们常常有朋友来坐，而我们的谈话对于你们一点意思也没有，最好还是在厨房里给你们支两张折叠床吧。好吧。我和嘉丽娜就在厨房里住了，但我怎么也睡不着呀，折腾了一个礼拜。有一天早晨我就对女婿说啦：谢谢你，好女婿，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

“你干吗瞎说，叶果尔？”妻子又打断了他的话。“你对他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你骂了他一顿。”

“也兴许。可是他一点儿也没生气，而且跑去给我们捆行李，还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还扬起那只白净的手来告别，真是个卑鄙的东西……”

姑娘问道：

“那么您的女儿呢？要是我，我可得护着自己的父母……”

叶尔马拉耶夫答道：

“从脾气来说，我们那个女儿筒直象一只草鸡，你也别嘴硬，等你结了婚以后再瞧吧……”

年轻人搂着姑娘笑了起来：

“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你们真走运。”叶尔马拉耶夫摇摇头说。“老奶奶，他们真走运，对不对？”他转身问老太婆。

“上帝保佑，”老太婆说道，“怎么能说孤儿是走运呀？”

“好，就说你吧，你不孤独，你有儿子，结果又怎么样呢？”

车厢里一片寂静。夜深了。

老太婆躺在自己的睡铺上，好象睡着了，但可以听见她在小声地自言自语：

“应该多带点儿砂糖来……还有通心粉。我这老糊涂，只带了三瓶植物油……也不知那件衬衣合适不合适，他的脖子大概变细啦……”

老太婆上边的睡铺上，也就是在紧靠顶棚那儿，小伙子爬到姑娘的睡铺上去，他们搂抱着躺在一起。

“这些老人真可笑……”年轻人小声说逍。“而且动不动就生气。好象他们从来也没有过青年时代……”

姑娘半带睡意地小声说：

“你轻轻地给我讲点什么吧，让我睡一会儿……”

“讲点什么呢？”

“就讲一讲咱们将来怎样生活……”

叶尔马拉耶夫在下铺辗转反侧地睡不着，他划着了火柴，抽起烟来。

他的妻子说道：

“又抽烟了！大家都在睡觉，你到过道上去抽吧。”

他掐灭了烟头，拿起开着瓶塞的啤酒，倒了一杯，喝了一口之后，把杯子递给妻子。

她没接杯子，对丈夫说：

“你怎么在外人面前什么都说呢？说出来就痛快些吗？”

丈夫转过身，面对着墙壁，没有说话。

“叶果尔……你别难过啦……听见了没有，叶果尔，没有必要难过……”

机车吼叫起来。火车在月光下急驰着，车窗里一片漆黑。

老太婆的旅途即将结束了。

车厢里乘客越来越少。车窗外是火车站的矮小建筑和会让站。从这儿开始大概是单轨铁路了。

车厢里只有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几个军人。

一个士兵把老太婆的行李搬了下来，放在地板上。

到站以前好久，老太婆就做好了下车的准备：用干净的白毛巾把在旅途中弄乱了的稀疏的白发包起来，在洗脸池里洗了洗脸，抖去裙子和短外衣上的灰尘。

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她一会儿在这个窗前坐坐，一会儿又移到对面的窗前坐坐，眺望着陌生的景色。

女乘务员来收卧具了，老奶奶的两个床单一直没用，大概她是直接在褥垫上盖着被子睡觉的。

在火车站上，从长长的一列火车里只有老太婆一个人下了车。火车只停了一分钟就开走了。她望着远去的火车。

火车站的房子很小，是用不去树皮的圆木造的老式房子。

这一带地方已经是秋天了，强劲的秋风吹送着从烟筒里冒出来的炊烟。

老太婆抓住捆皮箱的绳子在地上拖着它朝火车站走去。她不慌不忙地走着，不时地背着风坐在皮箱上喘口气。

就这样，她把皮箱拖到火车站的木房子跟前，她又坐在皮箱上，看着那个留在铁轨边上的硬纸盒子。她耐心地等着有哪位好心人来帮她去搬这个很重的纸盒子。

一位巡道工在枕木上走着，用长把铁锤敲打着铁轨。这个人又高又瘦，头发已经花白了，生活和工作的重担把他的腰也压弯了。他先是发现了铁路边上的纸盒子，后来又看见了坐在火车站木房子跟前的老太婆。

他把纸盒子搬到老太婆跟前。

“你好啊，大婶儿！”他说道。“你怎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啦。”

“我是什么大婶儿呀？”老太婆笑了笑。“我是老奶奶啦。”

“可我是老爷爷啦。”他说。“这么说，我称呼你大婶儿还是可以的。你是什么地方人呵？”

“我是拉多加地方的波得波罗齐人。”

“那儿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呵？”

“尽力而为呗，”老太婆说道。“各凭各的良心过呗。”

“要是没有良心呢——也能对付过去吗？”

“马马虎虎。”老太婆答道。“我要坐公共汽车，看在上帝面上，就请你帮个忙吧。”

“大婶儿，在这地方要是看上帝的面，只能喝西北风喽。”

“我也不会白求人哪，我付钱。”

“你给多少？”

“我不知道你们这儿的价钱。”

“我们这儿的要价是两瓶酒。你大概带着酒哪吧？”

“我没带酒。你就拿三卢布吧。这不算少。”

他们从火车站朝公路走去。巡道工把老太婆的行李用皮带拴住，搭在肩上。

巡道工停下来休息一下。

“你们波得波罗齐有夜莺吗？”

“年年来。”

“会吧歌吗？”

“可会唱啦！我们镇上的猫很多，常常吓唬小鸟，可也有的鸟儿很想唱一唱，总有办法唱呀。”

“你们那儿长向日葵吗？”

“种了就长。”

“黄色的吗？”

“还会是什么颜色的呢？没有别的颜色。”

他们走到碎石铺的公路上了。就在附近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的铁牌子。

巡道工把行李从肩上放下来，放到铁牌子跟前，揩了揩脸上的汗水。

老太婆给了他三卢布。

“大婶儿，要是倒退十五年，我一分钱也不跟你要。而现在，我对别人变得心狠啦。”

“可是你对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呀？”老太婆问道。

“对你也许没有必要心狠，”巡道工说道。“但是，我就是不能再同情每一个人了。”

他把赚的钱藏在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在凌乱的白发上面。

“而且你瞧不起人，明明有伏特加酒，你却把它留给警卫部队的人。”

他弯着腰走开了，好象是被他那深重的愤恨压弯了似的。

在公共汽车站，老太婆很走运，没等多长时间，公共汽车很快就开来了。

乘客们帮助她把行李搬上了车，这又是一些军人。她坐在车窗旁边，从短外衣衣兜里取出儿子的信，看看她坐的这辆车对不对。

汽车是一辆旧车，已经摇摇晃晃，在碎石路上行驶起来隆隆作响。

碎石路两旁是稀疏的松林，尽管是松林，却不是绿色的，而是黄色的，显然，这片松树林是长在沼泽地上。

喜鹊沿着公路，有时横穿过公路飞翔着。老太婆满心高兴地看着这些喜鹊，它们和波得波罗齐地方的喜鹊是一模一样的。

她对坐在她前面的士兵说道：

“你瞧，它们也飞到这儿来啦。”

“你说谁？”士兵没听懂。

“喜鹊呀。”

“它们怕什么？”士兵微笑道。“它们又用不着通行证……鸟儿是自由的……”

在一间木板房子里敞开火门的火炉烧得正旺。老太婆站在劳改营少校营长的桌子对面。她把儿子的信递给了少校。

少校一看信封，就说道：

“请坐，阿列芙琴娜·伊万诺夫娜。”

“我耳朵背，”老太婆说。

少校说的话她能听懂，但她想，如果装做更聋一些，就会使他觉得更值得同情些。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是自己放大胆子坐了下来。

“您今年高寿了，老奶奶？”劳改营长大声问道。

“八十啦。”老太婆撒了句谎。

“真了不起呵，”劳改营长说道。“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没有谁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过哩……我该怎么接待您呢？”

“好好他接待吧，孩子。”

她哭了。在整个旅途中她现在才第一次感到自己疲倦了，而且生怕这位营长会把她赶回去，赶回波得波罗齐。

“这么办吧，”营长说道，“这儿离您要去的地方还有二十五公里。一小时后我们有一辆小卡车要到那里去。我命令他们把您带去，给您办个通行证，至于怎么跟犯人会见您到了那里以后再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好啦，老奶奶，您可以走啦。”

当老太婆往外走时，少校看着她的背影，好象觉得他还想再说两三句什么话。他有各种不同的话：对下级，对领导，对犯人，对朋友他都有不同的话可说，但是，他突然想要对老太婆说两三句什么，他却一下子怎么也想不出合适的话。

只是在老太婆已经走出门外以后，少校打开窗户对值日军官喊道：

“让老奶奶跟司机一起坐在驾驶室里。”

“那么鲁达科夫大尉坐哪儿？”

“坐在车厢里。你就说是我的命令。”

老太婆在一间四壁空空的房间里，坐在一张镶有镀锌铁皮面的长桌旁。

她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长凳子上。

在长桌的另一头是一条跟桌子一般长的长凳。

看守把斯拉维克带进了这间会见室。

当儿子在看守前面走进来时，老太婆想站起来，但她怕摔倒，就没站起来，只是迎着儿子动了一下身子。

斯拉维克朝她扑了过来。

看守向前走了一歩，本想制止斯拉瓦，但他看了一眼老太婆，这个老太婆坐在凳子上显得那么瘦小，那么无足轻重，看来，她不会造成任何危险，于是，看守就坐在门口椅子上抽起烟来了。

斯拉维克抱着母亲的肩膀，把脸埋在她那滑落下来的头巾上抽泣起来。

“现在还哭什么，”老太婆说道，“这不是挺好吗……我已经来啦。”

她抚摸着儿子推了短发的头。

“不留头发不冷吗？你的帽子呢？”

从偎依着他的这个犯人身上散发出一种刺鼻的牢房气味，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股细微的，刚能察觉到的，老太婆非常熟悉的儿子特有的气味。

“我给你带来了香皂。”她说道。“你们这儿的气味可真叫人难受。”

儿子仍然俯在她的胸前。

她在自己的长裙子兜里摸了摸——这条裙子一路上弄得皱乱不堪了，掏出了一小把发黏了的水果糖放在儿子手里。

看守在门边说道：

“犯人，回到会见桌旁你应该坐的位置上去。”

老太婆没听清看守的话，但她一直愉偷地瞧着他，怕惹他生气，她立刻发现看守的脸色变得难看了。

“孩子，要听首长的话。”她用顺从的、甚至是讨好的口吻说道，那口吻不是对着儿子，而是说给看守听的。

母子二人坐到长桌面前，现在他们被镶有镀锌铁皮桌面的长桌隔开了。

斯拉夫卡瘦了，但也并不太瘦。老太婆在儿子身上看到的主要不是他的削瘦，而是他的苦闷。他孤零零地坐在母亲对面，穿着一件鼓鼓襄囊的粗布上衣，两只耳朵竖在凹凸不平的光头两边，好象长的不是地方。他的两眼空洞无神，黯然无光，奸象大火之后的房子。

“吉娜伊达问你好，”老太婆急忙地说道，“她要我带个好。廖哈已经满地乱跑。会说话了，长得象你，很乖，不爱哭……”

斯拉瓦皱着眉头看着母奈，老太婆说得更快了。

“我本来想带一封吉恩卡的信给你，可是，临走的时候我们很忙乱，给我送行时她说，甭等啦，妈妈，您对斯拉维克好好说说就行啦……”

“我收到了她的信，”斯拉瓦说道。“妈，您何必对我编这一套……”

老太婆无言以对了，她小心地看了一眼儿子问道：

“她给你写了些什么？”

“您大概也知道——她要求离婚。”

“你决定怎么办呢？”老太婆沉默了一下问道。

儿子狠狠地冷笑了一下说：

“我正想问问您呢。”

“可是我，斯拉维克，出不了什么主意，我跟谁过，就更可怜谁。说实话：你伤了她的心，让她对你失去信心啦……”

“算啦，”斯拉夫卡打断了她的话。“你等着我吧，妈妈，我出狱以后，您就跟我过。我要攒钱——在这里也有一点工资，给记在帐上……”

“那好呵，”老太婆点头道，“这太好啦，这好极啦。我呀，斯拉维克，身体还挺结实，什么都能干，我来管家……”

“别哭，妈妈，”儿子恳求道。

老太婆慌忙揩干眼泪，笑了笑解释说：

“不知怎么就流起泪来了。”

“因为您就剩下一个儿子了。”斯拉维克说道。“长得壮的骟猪一棍子是打不死的。不过您从这头猪身上没得到过一点儿安慰……”

晚上，在劳改营入口的木房里给了他们一个房间。这座木房子的通往营外和院子的那些房间里住着卫兵，在木房子的另一头走廊两边的一些小房间，则是临时给犯人和他们的家属住的。走廊尽头是一间宽敞的厨房。在烧劈柴的大炉子上放着一个昼夜都滚开着的公用大水壶，看守们值勤之后常到这里来取暖。

勃贝列夫准尉是一个壮实的老兵，他个子不高，罗圈腿，他带着老太婆穿过走廊，让她在自己前面走进了这间宽敞的厨房。

“在炉子上，”他说，“您可以随便给自己做饭吃。”

“谢谢啦，孩子。”

“我的军衔是准尉，”准尉说道，意思是说：他不习惯别人叫他孩子，“我们允许犯人库里金五天不出工。作为您的亲人，他会跟您在一起。”

“他是我的儿子，”老太婆说，“是老疙瘩。按我当时的年纪，我已经不该再生了，可我还是生了他。去年五月他已经过了三十岁。两个儿子打仗的时候牺性了……要是女儿，日子会好过得多了……”

“您已经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了，”准尉说道。“给您把草垫子准备好了，放在床上。床头柜里有一些卧具，您可以睡觉啦。”

他认为，谈话到此结束了。

但是，老太婆已经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厨房，她问道：

“亲爱的，你们这个水壶怎么老开着？没有人喝茶，可水老开着？”

准尉回答道：

“两个小时以后，换了班就会有人来喝茶的。”

“应该到那时再生火。这样该白浪费多少劈柴呀！”

“在使用劈柴方面我们不受限制，”准尉说。

老太婆已经使他有点厌烦了。

“您没看见：周围都是森林，”他又补允了一句，他通过走廊陪送她回到房间里去。

“是啊，我们那里周围也是森林，”老太婆说道，“不过，一车劈柴要付四十卢布呢。”

准尉让她走进没上锁的一间屋子——别的屋子是锁着的，没有人住——然后说道：

“女公民，您就在这里随便安顿吧。犯人库里金马上就给您带来。”

“上帝保佑你，孩子，”老太婆在告别时对他说。

屋子里，在靠墙的地方面对面地放着两张铁床，铺着新装上草的草垫子和干净的被褥。两张床之间约有半米宽。两个板凳立在床头前。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放在门边。

这样的空间对老太婆来说已经足够了，光线从窗户里射进来，两层窗框之间是一造铁栅。

在这间屋子里她就是主人了。

在斯拉夫卡到来之前，她动手把她带来的东西解开，把各种吃的分放在桌子上和椅子上。她把废纸拿到厨房里，放进炉子烧了。在屋角里找到了笤帚，把从炉子里掉下来的灰烬扫掉。她打开了小柜子，看了看两个没洗的、熏黑了的军用饭锅和一些脏抹布，然后她把这一切又放回小柜子里。

接着，斯拉夫卡就来了。

他们坐在桌边吃饭，老太婆把带来的东西一一递给儿子吃，他就把一切吃光，她可怜他，同时也高兴——就是说，她并没有白白地活到这一天。

他们按农民方式吃饭，不说话，专心吃饭。外面天色黑下来，她还一个劲儿地让儿子吃着。

斯拉夫卡终于离开桌子，他看了看散放着的大包小包和罐头，说道：

“妈，您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斯拉维克，那是你汇来的呀。”

“路费呢？您怎么回去呢？一张票大概得三十卢布。”

“回去的路费我有，斯拉维克，我有，”老太婆急忙说，同时把手深深地伸进自己怀里。

她撕破了什么东西，掏出了一个小破布包，把它打开。

“也给你带来点，斯拉维克。拿着，藏起来。”

一共有二十卢布，他接过来，想了一会儿，把钱塞在装荞麦的小包里。

他淡然一笑问道：

“您这是中了公债奖吧？”

老太婆迟疑地点点头，说道：

“嗯，可不，公债奖……”

“妈妈，您说谎。我和吉娜的那些公债奖，我早就交给了小酒馆的克拉芙卡了。一张换一杯啤酒……”他直盯着母亲的眼睛看。“我知道您的钱从哪里来的：是您自己累弯了腰挣来的，我知道……”

老太婆笑了笑说：

“是呵，我是撒了点谎，可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也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的亲骨肉呀……”

老太婆头一天晚上睡得不好，辗转反侧，起来了好几次，走到窗户边看看天亮了没有。

而斯拉夫卡酣声大作，在睡梦中哼哼着。

当他突然静下来时，母亲就不安地朝他看着，听一听，他是否还活着，还在这里。

清晨。

准尉勃贝列夫和两个看守在厨房里喝茶。

碟子里放着三、四个挤扁了的小馅饼。

勃贝列夫问道：

“哪儿来的馅饼？我好象在食堂里没看见有这样的馅饼。”

“准尉同志，这是老奶奶请客。”

“你们为什么要她的？这是不允许的。”

年轻的看守答道：

“这是她在路上剩下的，准尉同志。她当着我们的面自己也吃，也让儿子吃了。”

“他们吃是他们的事，可咱们是不允许接受他们的东西的。”

年轻的看守把咬过的馅饼放回碟子里。另一个年龄大一些的，赶紧吃下了自己的那一份。

“准尉同志，在乡下我有个曾祖母，”年轻的看守说，“就和这个老太婆一样。不过也已经完全瞎了。可是她在小木屋里，在院子里照样走来走去，外人甚至看不出来她是个瞎子。”

“那末，这又怎么样呢？”

“没有什么，”年轻人说，“我只是说说。”

“可我给你解释解释，”准尉说道。“你的曾祖母你本人了解，她是你这个现役军人家庭的成员。可这个老太婆呢，是犯人的母亲，此外咱们没有掌握她的任何事实。”

那个年龄大一点的看守说：

“准尉同志，一般来说，她是个挺好的老太婆，看得出来的……”

准尉正想答话，这时老太婆走进厨房来了。

“孩子们，”她走过来说道。“你们有个什么洗衣盆吗？”

“什么？”淮尉问道。

“洗衣盆。或者是什么木桶。我要洗洗换下来的衣服。”

炉子里的劈柴熊熊地燃烧着。斯拉夫卡蹲着，往炉膛里添劈柴。

火炉上，洗澡盆里的水烧开了。

在厨房窗户旁边的凳子上还架起了一个木盆，老太婆在木盆里又是洗，又是用砂子檫，把手下的全部餐具——公用的水壶，小锅子，茶缸都擦洗得干干净净。

斯拉夫卡走过来，在母亲身边站了一会儿。

“妈，您说吧，还要帮你干点什么？”

“把脏水倒了，再打点干净水来，把木盆冲洗一下……”

老太婆在冼衣服。洗的有她自己的内衣，有两、三双包脚布和一堆厨房用的抹布。

傍晚，他们又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吃饭。

“早上我醒了，”老太婆说道，“我一直等着公鸡打鸣。我躺着，躺着，可就是听不见有公鸡打鸣。”

斯拉夫卡笑了。

“妈妈，这里没有公鸡，倒是有狗。”

“有狗就不能有鸡啦？”老太婆说。“奶牛也不养？”

“妈，您真是的！”斯拉夫卡大笑起来。

劳改营副营长走进屋里。一进门他就说道：

“老妈妈，欢迎。认识一下，鲁达科夫大尉……咱们好象已经认识了：昨天咱们同乘一辆车来的。”

他向她伸出了手。

她活了七十四个年头，还没有学会握手问好，但是，现在她尽量用正确的姿势来握这一次手。

她很喜欢这个大尉：看上去他是个活泼的人，穿得很干净，身材瘦削。他在椅子上坐下，打量了一下屋子，好象是第一次看见这屋子，仿佛他是到什么地方串门似的，然后问道：

“对给探亲的人准备的条件有什么意见吗？”

由于紧张，老太婆的听觉变得敏锐起来，她所清了太尉的话，连连鞠着躬回答道：

“我对一切都满意，总算在死以前见到儿子了。”

斯拉夫卡坐在床上没有站起来，老太婆站在地下。

“老妈妈，您离死还早呢，”大尉说道。“您还得把儿子教育成人哩。你的刑期多长？”他问斯拉夫卡。

“三年。”斯拉夫卡说。

“是第八十九条款吗？”

斯拉夫卡点了点头。

“您瞧，老妈妈，”大尉说道，“显然您在教育儿子方面，出了点毛病，您太娇惯他了，现在也能看得出，您把整个食品店都给他搬来了，而我们国家呢，还得为此付出代价。您请坐吧，老妈妈，您可不用在我面前站着。”

老太婆在床上坐下。

“村里的生活怎么样？人们的情绪怎么样？情绪挺高吧？”

“我们住在镇里，”老太婆说道。

“大概养小猪吧？羊呢？有菜园子吗？自己种土豆？还有白菜？”

她点了点头。

“就是说，您管理着一个家业，您是一家之主！”大尉叹了口气。“我已经三年没休假了。说句良心话，晚上做梦都梦见田野，齐腰高的麦子，河上升起太阳……您给儿子带钱来了吗，老妈妈？”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问道。

她按照儿子的嘱咐答道：

“钱都花光啦，就留下回去的车票钱啦。”

“给我看看。”

她把钱拿出来给大尉看了：在一个空茶叶盒里面放着三十卢布。

“有过这种情况，”大尉说道，“来探亲的家属带了钱来交给了犯人。结果呢，他们就能在劳改营里酗酒和赌起钱来。”

大尉是用另一种口气说这些话的，与前一段话的口气大不相同。他的口气变得很快，很突然，但听起来却都很诚恳。

“您的儿子，”大尉说，“这一段表现得不错，能完成生产定额，没有什么违反劳改营制度的事情……”

大尉转过脸对斯拉夫卡说：

“你在改造自己方面给你规定的任务是什么？”

“不喝酒，不骂街。”

“说实话，你做到了吗？”

“我做到了，首长。”

“这就是说，应该给你规定新任务了。现在，人民群众为迎接即将来临的节日而努力工作。你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大尉站起来了。

“好吧，老妈妈，我们会在道德品质方面把您的儿子改造好，帮助他牢固地树立起尊重法制的观念，到那个时候，您就能把他领回去啦。让他来安慰您的晚年吧……现在呢，您休息吧，老妈妈，和儿子谈谈心吧，我不打搅你们了。”

他又一次握了握老太婆那不太灵巧的手，就走出去了。

她本来想站起来送送大尉，但是斯拉夫卡按住了她的肩膀。

“我想打听一下救济金的事，”老太婆说道。“也许他能给往什么地方打个报告……”

儿子显得有点儿不高兴，他把桌子上的大包小包査看了一番，愁眉苦脸地默不作声。

“他说了些什么使你不高兴呢？”老太婆问道。“会给你减刑吗，斯拉维克？”

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找到了那包荞麦，在里面摸了一阵之后，掏出了昨天藏在里边的二十卢布——四张揉皱了的五卢布纸币。

他把钱藏到通心粉里：把每一张纸币卷成细筒，然后逐个地分别塞进通心粉里面。

“妈妈，我不在的时候不要煮通心粉，”他嘱咐道。“我做了记号。”

年轻的看守（我们已经认识他了）正在营房走廊里队真地擦拭自己的靴子。

老太婆走过来，把洗干净了的包脚布递给了他。

“你换鞋的时候，缠上干净的包脚布。”

“老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这里有服务组，有专门的人给洗衣服。”

“洗衣工人是男人吗？”

“当然是男人罗。是犯人。”

“他们在家里没洗过衣服，在这儿倒学会了，”老太婆说。“孩子，你是城里人还是乡下来的？”

“原来是个小村庄，现在是区中心了。”

“妈妈还在吗？”

“在。还有袓母和曾祖母。”

“你结婚了吗？”

“还耍光棍呢。”士兵笑了笑。“怎么啦，老奶奶，您认为我该结婚了吗？”

“在这种事情上，没有什么规定的时间：看中了一个好姑娘就别放过，把她带回家，听一听母亲对她的看法。”

“太麻烦了！”士兵说。“我自己会看得更清楚。”

“你们自己会看得更清楚！？得啦吧，成千上万的孩子跟着妈妈过。他们从来没看见过自己的父亲。那些上年纪的母亲一辈子也没吃过干面包，她们吃的都是泪水浸湿了的面包。”

年轻的看守笑了。

“您的儿子同您商量过吗？”

“他要是跟我商量过，你现在也就用不着监守他啦。”老太婆说完就转身走了。

那间房子里又过了一个黑夜——现在已是黎明前的时刻。四周依然一片昏暗，但老太婆已经起床了。

斯拉夫卡还在睡着。

她把滑落到地上的被子给儿子盖好，然后走进了厨房。

勃贝列夫准尉值勤以后正坐在厨房里的火炉旁。他脱下靴子，烤着冻僵了的脚，在那里打瞌睡。

老太婆一看见准尉，便又回到屋里，爬到床底下取出藏在那里的几瓶伏特加酒，用围裙裹了起来。

在昏暗的、只有炉火照亮的厨房里，老太婆走到勃贝列夫跟前。

他一下子就转过身来，好象根本就没打过瞌睡似的。

“你要干什么，老奶奶？”

老太婆在他面前打开了围裙。

“你知道对这种行为会怎样处理吗？”勃贝列夫严厉地问道。

她没听清楚。

他对准老太婆耳边大声说道：

“你知道为这个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一瓶酒我付出了两卢布八十七戈比。”老太婆答道。“你们这儿还要贵些吗？”

“我们这儿可贵啦！”勃贝列夫说道。“在我们这儿为这种事情要判刑哩。我一检举你，你呀，老奶奶，可就得坐牢啦，你就可以跟你的斯拉夫卡作伴儿啦……”

老太婆一点儿也没害怕，她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她把酒瓶放在柜子里说道：

“跟斯拉维克关在一起——这我不反对，这是可以的，孩子。”

“难道你真的同意坐牢吗，老奶奶？”勃贝列夫惊奇地问道。

“怕什么？你们这里住的都是人哪，你不是也住在这儿吗？”

“可是我，老奶奶，是自由的呀。”

“你没有自由，”老太婆说道，“只有小孩子才是自由的：他愿意，就往尿布上拉屎撒尿……可你呢，是个军人，有军务在身呢。”

“不论怎么说，我可不是在坐牢呀，”勃贝列夫生气地说。“服完兵役，天男地北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的护照上没有污点。”

“一个人的好坏，难道光看他的证件吗？”老太婆问道。“你这个人怎么样，那要看大家对你怎么看……孩子，这酒，你可别介意——我带来是送给你们过节喝的。”

准尉站起来，穿上了在火炉边烤干了的长统靴，然后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这是你头一次，老奶奶，我就不检举你了，因为你已经承认错误，我只向你提出口头警告。这酒我没收了。老奶奶，以后可得规规矩矩的。”

她继续住在劳改营里。

老太婆几乎完全不睡觉了。她觉得这样等于延长了自己跟儿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儿子白天打瞌睡，晚上倒头大睡，老太婆则围着儿子转，收拾收拾这个，煮点那个。

晚上，当劳改营的人们都睡下以后，她就更自由自在了。只有看守的警犬时而吠叫几声，但老太婆一点也不害怕，这儿的狗和村里的狗的吠声一模一样。

在临走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她同斯拉维克母子二人坐在屋里。儿子坐在她面前，清醒而又温顺。

她收拾完了自己的行装，全部行装只不过是一个小布包。她把五天来吃剩的东西都放回皮箱和硬纸盒子里。

“也得请请你的朋友们吃吃。”她对儿子说道。“人家也请你吃东西吧？”

“也请我吃，妈妈。”

他难过地坐在床上，看着母亲忙这忙那。

“您自己路上吃的什么也没带呀。”

“我在火车站上再去买。你知道吗，在车上可睡得香了，斯拉夫卡，顾不上吃东西。”

儿子却一直在看啊，看着她，看着她那瘦骨嶙嶙的样子，看着她那一身破旧的衣服，这一切是他多年以来早就熟悉了的。

斯拉夫卡说：

“您这件上衣，还有裙子，可真有年头了，到明天吃午饭时可以庆祝它的二十周年了。”

“咳，斯拉维克，谁家出远门还有穿新衣服的呀？”

“您有新衣服吗？”

她点了点头，但没敢抬眼瞧儿子。

他突然站了起来，取出那包通心粉，找出那四根藏着钱的通心粉，用火柴棍儿把钱捅了出来，他默默地把这二十卢布递给了母亲。

“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老太婆着急起来。“我对天发誓不拿这个钱！……”

“你要是不拿，我就买酒喝，”斯拉夫卡不动声色地说道。“我会跟朋女们一起喝掉，只要我吹个口哨，他们就会跑来的。”

“你真会把这钱都喝掉吗？”老太婆吃惊地问道。

“一点不错。”

他把四张五卢布纸币塞进她的衣兜里。

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和寂静。只有警犬吠叫声。

母亲和儿子挨在一起坐在床上。

“我争取把刑期缩短一半，提前释放，妈妈。营长答应说，只要表现好就可以提前释放。我往后给您寄钱去，您不要舍不得花钱，在商店见买些好吃的。瞧您瘦的，我简直都不敢看您了……”

他咬着牙，哭了起来。

“请告诉维拉·谢尔篕耶夫娜老师，我冋去以后，要给她劈一辈子木柴，只要她多照顾您就行了……等着我吧，妈妈，”他说道，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千万别死呀，我求求您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啦。”

“我不死，孩子。我等着你回来。”老太婆答应道。

她一直没有哭。

火车里乘客依旧很多。火车正风驰电掣般驶向前方。

老太婆睡的中铺下面吵吵嚷嚷。那是一些极北池区的工人、渔民和大学生们。

他们有的在玩纸牌，有的弹着吉他，拉着手风琴唱歌。

老是不停地有人在吃东西。

老太婆没有离开自己的铺位。她现在是轻装了，把一切都留给了儿子，把自己的心也留在了那里，现在她是个一无所有的人了。

她一动不动地躺了如此长的时间，当车厢里早已亮起电灯时，一个留大胡子的大学生停住那只弹吉他的手，朝整个车厢大声地喊道：

“弟兄们，咱们这位老奶奶一次也没下她的铺呀！也许她死了吧？”

大学生站在下铺上，往上看了看。

“老奶奶，你还活着吗？”

她没回答，只是睁开了眼晴。大学生朝这一双眼睛看了看，就又从下铺上跳了下来。

中午时分，老太婆回到了村里。

女教师家的门上上着锁。

老太婆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把自己的包袱放在身旁。

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维拉·谢尔盖耶芙娜养的家禽不多。

老太婆在深深的裙子口袋里翻了一阵，掏出了一些面包碎屑，撒在台阶前的地上。

一条幼小而活泼的狗跑来了，它尖声叫着，扑向老太婆的身上。

“认出来了，”她摸着它的头说。“认出来了，你这该死的……”

老太婆坐了一会儿，歇了歇之后，就到篱笆后面的菜园子里看了看。土豆已经刨完了，秧子还留在地里。

老太婆把土豆秧子收拢起来，然后把它弄到脏水池旁边的坑里。

维拉·谢尔盖耶芙娜走近家门口，从门廊上面摸到到了钥匙，打开了房门，这时候她才看见在菜园子里的老太婆。

“老奶奶！”女教师叫她。

被土豆秧子弄得满身泥垢的老太婆吃力地直起腰来，一边向门廊前走来，一边在上衣上擦了擦右手。

“你好呵，谢尔盖耶芙娜……我回来了……”她伸出了手。

女教师抱住了她的肩膀。

“嗯，奶奶，这一趟去得怎么样？”

“很好，谢尔盖耶芙娜……去得很好……”

说着，她哭得身子颤抖起来。

（全剧终）

注释：

注1：斯拉夫卡是斯坦尼斯拉夫的卑称，斯拉维克和斯拉瓦等是爱称。——译者

注2：吉娜和吉恩卡都是吉娜伊达的爱称。——译者

注3：瓦夏和瓦西卡等都是瓦西里的爱称。——译者

译自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77年第12期

潘桂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