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常洛画像 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是为明神宗长子，取名朱常洛。 皇帝对她宠爱不减，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生皇三子朱常洵。随后郑氏便晋封为皇贵妃，并借机乞求明神宗立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写下合同，在道教庙宇中立誓。明神宗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明神宗专宠郑皇贵妃，迟迟不立皇太子。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明神宗搁置不管，仍旧宠爱郑氏。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皇帝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东林党”。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因为有谣言说万历皇帝想要换皇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进言，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再进言，皇帝才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事发过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诉。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皇帝无奈，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皇太子争取谅解。郑氏跪拜皇太子，皇太子慌忙回拜。最后，神宗与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为罪名，杀张差于市，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 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史称“梃击案”。（《明史》中未曾证实这一案件，但郑贵妃企图夺嫡之事确有此情。）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皇帝驾崩。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八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改元泰昌。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十日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据《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皇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1620年9月26日）五更驾崩，年仅三十九岁。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即位后便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动。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感厌恶，所以诏书一颁布，朝野欢腾。 即位后，便借皇帝遗诏的名义，发内帑百万犒劳边防将士，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巡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将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为它用。 先命令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侍郎二人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同意将因为“上疏”立储获罪的三十三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十一人一概录用。召回在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罢免的官员，像袁可立、邹元标、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都是在这一时间被起用的。
《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明朝第十四帝明光宗朱常洛死后，葬于明庆陵。庆陵位于北京昌平天寿山陵内黄山寺二岭南麓，是朱常洛（年号泰昌）和皇后郭氏、王氏、刘氏的合葬陵寝。 庆陵的地下玄宫自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定穴营建，七月二十九日合龙门，历时四个月，耗帑银150万两。且工程质量精细，除玄宫全部用石料外，其“后、中、前殿”，有“重门相隔”。天启六年（1626年）地面建筑完工。其陵园建筑由神道、陵宫及陵宫外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神道上建单孔石桥一座。近陵处建神功圣德碑亭遗作，亭内竖碑，螭首龟跌，无字。 《明史》赞曰：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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