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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队大量从国外引进火枪和大炮，而清朝军队只相信自己的快马弯刀。 明朝军队系统性训练水师，航海能力超强，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次下西洋，何其壮哉。 而清朝军队引以为豪的只有弓马娴熟，大多数士兵一到海上就晕船呕吐。 可是即使如此，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明朝时期东南沿海竟然倭寇横行，大明军队在清剿倭寇的过程中屡吃败仗，折腾了几十年才勉强平息匪患。  而清朝竟然从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倭寇祸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倭寇——从难民演变而成的军团 要想了解清朝时期的倭寇现象为何远远没有明朝严重，就要首先了解明朝的倭寇祸患是怎么产生的。 要想知道明朝的倭寇之乱是怎么形成的，首先要知道倭寇是什么。  倭寇 在明朝，倭寇指的是侵扰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海盗，这些海盗中有日本人、朝鲜人，还有中国人，大多数都是生活无以为继的百姓，拿起武器逐渐变成了以武力谋生的大小集团。 这些海盗集团的“业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进行中日之间的各种贸易，如烟土、火药、兵器以及各种珍惜物品等等，二是对中国沿海地区民众进行武装劫掠。 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自古有之，可是为什么到了明朝时期就变得如此猖獗呢？ 这主要与中国和日本两国当时的国家状况有关系。  倭寇 在从元朝到明朝的社会更替时期，由于连年的战乱，内陆的庄稼常常欠收，情况恶劣的时候农民连饭都吃不上。 而我国古代一向是农业大国，庄稼收成好民众才有活路，长期没有收成时百姓就只能寻找其他的生存办法，这时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的渔民主要靠打渔为生，受到庄稼收成影响的程度较小，再加上依靠大海带来的天然的便利交通，可以和海外人员进行贸易以赚取更多的财富。  早在唐朝和宋朝时期，在我国经济贸易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我国沿海居民就已经学会了和外国人做交易，开始时只是以物易物，后来双方彼此承认了对方国家的货币，有些沿海居民就凭借参与海外贸易而成功发家致富。 因此在元末明初的混乱时期，越来越多的内陆居民在走投无路之下迁居到沿海地区，从农民变成了渔民，从渔民又变成了海上商人。 明朝建立之后，社会百废待兴，最需要重新建立的就是国家的生存之本即农业。 明太祖朱元璋听大臣汇报说，浙江、山东、福建等地的非沿海居民极度缺乏，大多数本来是种田的农民，却成了沿海地区的商人。  朱元璋 在那个劳动力稀缺的农业社会里，如果任凭农民们都在海外贸易的高额利益的诱惑下放弃耕田，那是对耕地的一种极大浪费。 于是朱元璋下令禁止海外贸易，以此迫使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和定居，以增加粮食产量。 这只是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阻止沿海居民向海外人员出售有巨大价值的物品，如海防图、大明军队的武器或舰船模型、国家重要文化等，  当时确实有东南沿海居民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将这些重要物品出售给外国人。 朱元璋实行海禁之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农抑商”作用，也大大减少了沿海居民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重要物品的现象，但是这只是暂时起到了好的效果，其导致的副作用也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 海禁政策虽然让一小部分人确实又从沿海回到了内陆，又从渔民做回了农民，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沿海民众在海上贸易中尝到发家致富的甜头之后，再也不想回到村子里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大明官府不让他们出海，他们就结成团伙偷偷出海，和海外的人在水上进行贸易活动，为了自我保护甚至是遇到大明军队的围剿时能够顺利逃脱，他们便又逐渐发展成了具有武装性质的贸易团伙。 俗话说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这些贸易团伙手上有了武器，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之后，连官府有时都对其畏惧三分。 于是这些集团头目的胆子便越来越肥，只要在海上遇到船只便将其劫持和掠夺，更残忍者则杀光船员灭口，于是这些团伙就逐渐演变成了海盗。  起初这些海盗只是在海上劫掠，后来看到大明军队海防能力的种种漏洞之后，就开始对陆地上的百姓进行劫掠，成为了海盗加陆盗的“两栖强盗”。 倭寇——中日黑帮的深度合作 如果仅仅是这些中国强盗，那也只能被称为“寇”、“流寇”等，而之所以这些人后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倭寇”，还和日本人有关。 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本来国土面积就并不大，岛上的居民又分割成了几十个军阀互相征战。  我们引进我国现有行政区划的概念，从领土大小的角度来体会日本战国的混乱程度。 中国战国时代一个诸侯是占据着一个省或多个省的地方，即使诸侯之间发生战争，也只是偶尔在其中某个县或某座城发生战乱，其他地方民众则可以暂时有着相对安定的生活。 而日本的战国时代则是相当于一个诸侯占据着一两个县，如果两个诸侯之间发生战争，那么这两个诸侯管辖区域内的所有百姓都会被卷入战火之中。  而战国中的国家哪有几个不经常打仗的呢？因此当时的日本民众长期生活于战火之中，从此可见日本战国时代社会之混乱，也可见其民众生活之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民众为了在乱世中谋得一个生路，便开始将目光放到了大海上，日本是一个岛国，四周被大海包围，天然的地理环境为其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许多日本百姓在走投无路之下开始从事海上贸易，而离其最近的朝鲜和中国则成为了首选的贸易对象，其中地大物博的中国则成为了主要贸易对象。  日本百姓与中国沿海百姓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走上了向海上发展的道路，从贸易者到武装集团再到海盗集团乃至“两栖强盗”，其发展过程与中国沿海强盗有着高度的相似。 而其中不同的是，中国沿海海盗的劫掠对象是本国民众，而日本这些海盗的劫掠对象主要是他国民众，也就是中国民众和朝鲜民众。 另外，中国海盗大多只是小的海盗集团，总体人数并不多，而日本海盗在发展成一定规模以后，就有其国内越来越多的军阀势力参与其中，因此规模愈发壮大，人员也越来越军事化。 日本人袭扰中国东南沿海的现象越来越多之后，中国则出现了对这些东洋流寇的称呼“倭寇”，之所以带一个“倭”字，是因为此字是中国自古以来对日本人的一种称呼。 汉朝时日本有使臣来华向东汉光武帝朝见，光武帝将当时日本岛上的当政者封为“汉倭奴国王”，从此以后“倭”字就常常用来作为对日本的称呼。 而明朝时中国的海盗和日本海盗都在中国东南沿海发展自己的势力，久而久之双方便有了种种合作，其关系难解难分，于是中国海盗也一并被称为“倭寇”。 当时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活动可谓是猖狂至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再加上大明军队制度的落后，在与倭寇作战的过程中屡屡吃败仗。 明朝嘉靖年间，一伙几百人的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登陆，朝内陆一路杀将过来如入无人之境，一直侵略到了大明的陪都南京，在城内城外烧杀抢掠，守城明军殊死抵抗却节节败退，狼狈不堪。 不久后，一伙两千多人的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安营扎寨，明朝军队派两万多人将其团团包围，对其猛攻了半年都没有攻下，明军主帅俞大猷被朝廷革职查办。 严重的匪患让明朝上下官员愈发感到头疼，整个大明朝相当一部分国库银两都花在了剿除倭寇上，而匪患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非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最后由戚继光等将领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勉强平息。 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到了清朝时期就几乎没有了呢？ 其中主要有三大原因。 快马弯刀难道强于大炮火铳吗？ 第一个原因是明朝中后期军队制度逐渐发展，整体军事力量增强，因此对倭寇造成的打击越来越大。 从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年间开始，一直到嘉靖年间，明朝沿海军队都采用卫所制度，即在沿海地区的各个地方设立军事卫所，每个卫所拥有兵员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士兵主要从当地招募，而将军则由朝廷派遣。 这种卫所制度虽然能够让沿海各地都拥有对倭寇的防御能力，但是兵力较为分散，很难对大规模的倭寇造成有力的打击。 再加上卫所内的士兵多为当地乡民，这些乡民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大多疏于训练，甚至许多人只是挂个名字吃空饷，因此这些卫所在防范倭寇上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到了嘉靖年间，大明军卫所被倭寇打得惨败是常有之事。 也就是在嘉靖年间，登州卫所的将军戚继光在抗倭战斗中屡立战功开始崭露头角，并有感于大明军队作战能力的落后，认真总结了自己的作战经验。 后来他向朝廷建议改卫所制为募兵制，召集大量青年壮丁入伍并训练成专业军人，组成一支抗倭劲旅，最终获得了朝廷的同意。 戚继光率领他亲自训练出的能征善战的军队，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剿灭了大量倭寇，因此中国沿海倭乱得以明显减少。 戚继光 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16世纪末期，日本国的一位诸侯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并从此开始进行社会建设，与民休息，另外还使用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增强了对出海的管控，也大大减少了日本海盗的数量。 后来丰臣秀吉想要通过朝鲜来侵略中国，当时的朝鲜王被日本军队打到了鸭绿江边，并向大明朝求救，大明皇帝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于是派军队支援朝鲜，最终帮朝鲜人将日本军队打败。 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不久后便郁郁而终，日本国内再次发生内乱，再后来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了德川幕府，依然保持对出海民众的管控，因此中国清朝期间很少见到日本流寇。 倭寇在清朝几乎销声匿迹的第三大原因是清政府更加严厉的禁海政策，与明朝禁止出海的海禁政策不同，清政府为了防止流窜到海上的南明政权卷土重来，在清朝前期实行了“沿海民众内迁”的海禁政策，海边一律不许居住百姓，只能驻扎军队。 如此一来，再也没有了所谓的沿海民众，所有百姓都只能以种地和手工业为生，出海捕鱼都非常困难，想要参与海上贸易就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大大减少了百姓出海为盗的现象。 而对于已经在海上漂泊的强盗来说，即使在中国沿海登陆，十有八九连百姓的影子都没见到，就已经与清朝军队遭遇，对其来说得不偿失，因此清朝时到中国沿海劫掠的海盗越来越少。 而清朝后期逐渐开放了少量的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为了保护自身安全都携带有武器，海盗的产生土壤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中国沿海的海盗逐渐销声匿迹。 二战时期，“倭寇”一词又成了我国对侵华日军的称呼，而无论是明朝时的倭寇还是近代的倭寇，最终都只能成为异地孤魂。 二战时的侵华日军 结合日本曾经全面学习中国的大化改新时期，从历史的长河上来看日本与中国相处的过程，其在不同阶段所得的各种结果正应了那句话：“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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