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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开国上将杨成武将军出版了一本名叫《战华北》的回忆录，请老首长聂荣臻作序。 聂荣臻欣然同意。等他写完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聂帅居然在这段序言中若有若无地诉说了一段委屈。 聂帅如此说： “平津战役之前，华北打的大仗不多……1948年下半年，华北组成了三个兵团，只要需要，是可以打一些大仗的。但是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对全国解放战争酝酿了一盘好棋。……” 虽然时间已过去近40年，聂帅说话也非常讲究，仍以顾全大局的姿态回忆那段历史。但他的话仍透露出一个事实，自1946年至1948年年底，华北部队没有打大的歼灭战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这多少影响了华北部队出身的各位将军的功勋评定。  一、华北部队开国将帅比例少 25万大军的华北部队出来的开国将帅，比例并不是很多。例如，在开国十大元帅中，朱德、叶剑英二位长期在中央，彭总代表红一、一野，林、罗代表红一、四野，刘伯承代表二野，陈毅代表新四军和三野，贺龙代表红二、六军团，徐向前代表红四，聂帅代表红一和华北部队。这倒还可以说分庭抗礼，到了十大将层面就不行了。 在开国十大将中，四野出身的有三位，萧劲光、谭政、黄克诚，华东部队出身的有两位，粟裕和张云逸，陈赓代表二野，许光达出身一野，徐海东是红十五军团的代表，王树声是中原军区的代表，罗瑞卿是华北部队的代表。华北仅一位。 再到开国上将层面，华北部队的比例少就更明显了。 一野有5位开国上将，分别是张宗逊、甘泗淇、王震、彭绍辉、贺炳炎。 二野有7位开国上将，分别是李达、陈锡联、谢富治、杨勇、苏振华、郭天民、阎红彦。 三野有8位开国上将，分别是唐亮、钟期光、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叶飞、韦国清、张爱萍.、宋任穷。 四野最多，14位开国上将，分别是邓华、刘震、刘亚楼、李天佑、李聚奎、肖华、肖克、陈伯钧、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黄永胜、韩先楚、赖传珠。 华北部队5位，分别是周士第、王新亭、杨得志、李志民、杨成武。  杨成武、杨得志、杨勇 华北部队虽说与一野持平，但是大家看看一野的实力。彭总刚当西野司令员之时，麾下仅有可怜的2.2万人马。到解放西安、进军河西走廊之时，也才15万多人。后来是华北部队调来两个兵强马壮的兵团，才得以补充起30多万人。 而华北部队最多时达到25万人马，比西野多10万人，与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前夕的中原野战军不相上下。 这还不算转到地方工作的那些领导人，像元帅级别的邓小平（二野），至少大将起步的李先念（中原军区）。 说到底，华北部队还是很吃亏的。 评开国将帅，战功是极为重要的参考标准。 华北部队在解放战争关键的前三年没有打大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么，有强兵如此，为何中央有意控制节奏和规模，不让华北大打呢？ 二、开局不利 其实1946年全面内战开打之际，中央未尝不想让华北部队打大歼灭战，只不过一打打了个开门黑。 聂荣臻在1946年6月，向中央上报了一个气势颇为宏大的战略目标：拿下山西。 具体的打算是“西攻东防”，也就在山西方面主攻，在河北方向防守。 毛主席不仅同意了这一计划，还将其概括升华为“夺取三路四城”。 三路是指北平至绥远的平绥路，北平至汉口的平汉路，以及贯通山西省的窄轨铁路同蒲路。 四城是指太原、大同、石家庄、保定。 这个升华后的目标比聂荣臻提出的更大，这四座城是山西、河北一带的重镇，一举拿下，意味着彻底摧毁阎锡山势力，卡住北平的咽喉。 聂荣臻雄心勃勃，西邀贺龙晋绥军区，南邀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向三路四城发起了猛攻。由于刘邓牵制有力，河北国军腾不出手西援山西，聂荣臻在晋北连连获胜，解放了山阴、繁峙、原平、五台、定襄等城镇，一时有席卷南下、全取山西之势。 然而这胜利之势，在大同、集宁被硬生生刹住了。 这场战役的发起，考虑的不是很周到。 大同当时属察哈尔省，集宁（今乌兰察布）在绥远，两地相距约200里。在如此大跨度范围内同时打两场仗，对指挥员的要求非常高。但指挥员却是一言难尽。 当时参战部队是晋察冀军区一部分，晋绥军区一部分。打这么大跨度的仗本应派一名拥有绝对权威的大将，按理说最好是聂帅亲自坐镇，就算聂帅不擅于临场指挥，再派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负责现地指挥，也能应付。但聂帅太仁慈，太照顾贺龙的面子，不好意思直接指挥晋绥部队。两家一商量，各派一位等级较高的指挥员。 于是晋绥派来了张宗逊——时任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晋察冀派来了罗瑞卿——时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这两位论本事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任哪一位单独指挥，都能把大同拿下。然而同时来了两位，给两家部队思想上造成一定混乱，以为还是各打各的。 结果是，晋察冀部队有自己的想法，晋绥部队也有自己的想法，没有按张、罗二位的统一命令，两家都想争先立功，于是没等到统一约定的日子，便四面八方地提前开始进攻大同。大同之战开打之时，傅作义打草惊蛇，察觉出聂荣臻目标绝不止吃掉山西。唇亡齿寒，傅作义抛弃成见，发兵南下支援阎锡山。 张、罗二位战前预料，若傅作义来援，肯定要经过集宁城。所以在集宁方向预有准备，傅作义派来三个师增援，途中被包围于集宁城。 战役进入胶着和僵持。我军同时在大同、集宁围住了两颗硬核桃，一时间很难啃下。若要迅速解决问题，肯定是加派兵力。 张、罗二位共同指挥的矛盾暴露出来，他们都不是各家的一号首长，调兵增援都说了不算。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 聂帅不知是抽不出兵，还是感觉现有兵力能完成任务，也没派兵的意思。 僵持之下，傅作义反应更快一些，豁出棺材本，又派出一个101师，增援集宁。101师是何方神圣？乃是傅作义起家的35军辖下的头号主力师。 这就得说傅作义的过人之处，他是国军当时各大地方实力派中，唯一还有一点大局意识的，不搞简单的义气之急，该救急时毫不惜力。  话又说回来，聂帅为何坐观大同集宁两处围敌而不增兵呢？包括中央，大概也没有估计到傅作义会增兵。可能原因就是，以我们的一向观察，国军没有援助邻居的习惯，傅作义救阎锡山，派三个师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不可能再增兵。所以，失算了。 傅系又派一个师来救集宁被围之兵，准备破了围之后继续南下。动作又快又狠，张、罗二位没有料到傅作义有此一招，赶紧分围城之兵去迎击新来的这个师。结果两边都没打好，聂帅赶紧下令，大同、集宁全都撤围，暂避傅作义的锋芒。 三、傅作义异军突起 大同、集宁之战失利，聂帅痛心疾首，战后总结，杨成武、罗瑞卿等人和聂帅总结经验，共同认为，晋察冀部队现在打这样的仗没有把握，解放山西的目标不能再提了。 几个月前还雄心勃勃地要扫平山西呢，为什么转变这么大？ 有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聂帅裁军太实诚。1946年国共军调，进行了大裁军，聂帅响应中央号召，把晋察冀部队作为中共展示和平诚意的窗口——这也没办法，晋察冀在抗日时期就被宣传为模范根据地，美国派了好几拨记者来采访，来晋察冀支援抗日的国际友人也最多，像白求恩、柯棣华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都是慕名前来。 作为窗口，就得多做点实事，不能全是表面工作。聂帅严令，晋察冀部队必须按双方协定，军事人员裁减三分之一。裁三分之一，直接导致部队伤了元气，张宗逊上将后来回忆大同集宁战役，之所以啃不下集宁三个师，与其说指挥失误没有集中力量摁着被围的三个师打，还不如说部队没有信心，吃不下。外围又来了敌人，两面受敌，谁敢不管？ 聂帅难道不知道裁军过多伤元气的道理？老人家比谁都懂，晋察冀二十万大军，都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裁军他比谁都肉疼。但是中央已有命令，不裁影响政治大局，聂帅咬牙忍痛，说什么也得落实。 其二，三路四城计划不切实际。目标全是大中城市，太原、大同都是易守难攻之城，以我军当时的技术水平和作战经验，打坚城并不适宜。横向对比，东北、华东和晋冀鲁豫三个方面军都没有大规模地进攻城市，仍处在发展农村根据地阶段。 尤其是太原，直到1949年4月，我军挟平津战役之余威围攻太原，仍在太原西山吃了大亏，徐向前累病在前线。最后靠硬磨，拼命，火炮不要钱似地猛轰，才算打下太原城。这本钱，我们在1946年时还出不起。 其三，傅作义异军突起。傅作义是国民党实力派中的另类，他当年从晋系军阀中出走，在绥远独当一面，很快把这个塞上穷省治理得井井有条。 傅作义脑子灵活，不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是从绥远的实际出发，改善民生，维持社会治安，尤其是把国民党从来只放在嘴上的平均地权推行下去了，用的办法和中共大同小异，打击大地主，严禁土地兼并，让广大农民有地可种。 他还无师自通地在绥远搞起金融改革，绥远的商品流通非常畅通，很少出现国统区常见的通货膨胀。 傅作义带兵也颇有古之良将的作风，崇尚做实事，作风淳朴，不以士兵为奴役对象，不克扣士兵军饷粮米。当时国民党中央军都背地里骂傅作义是七路半，谓其行事作风极像八路军。 傅作义因而在军队中威望极高，指挥极其灵便，军队战斗力也比较强，远非昔日老长官阎锡山的晋军所能比。 1945年9月，聂荣臻曾与贺龙联手进攻绥远省，那时就发现傅军极不好打，战术非常灵活，一触即退，喜欢据城坚守。傅又极善于和外界联动，当其王牌军35军被围时，他竟能说动宁夏马鸿逵和老长官阎锡山共同出兵救援。 所以傅系虽只有不到5万人马，却能顶住聂、贺联手围攻。 大同集宁战役进行中，傅作义又与河北、热河的国民党中央军联动，进逼承德，聂荣臻紧急下令我军撤出承德。 大同、集宁撤围之后，张家口成为一个战术孤点，聂荣臻再令我军迅速撤出张家口。当时部队都不理解，纷纷来找聂荣臻，表示决不愿放弃张家口，宁死守城。 聂荣臻好一阵劝说，大家这才怀着无比悲壮的心情撤走。 傅作义迅速派兵抢占了张家口。蒋介石闻此城“光复”，当即在他的伪国大上宣传胜利消息。 华北我军遭遇失利，此后一直呈退守之势，傅作义则步步进逼，后来竟地跨察热绥冀四省，成为华北“剿总”司令，名下指挥五十多万国民党军。 这五十多万人，其中三十多万都是蒋介石主动放低姿态，交给傅作义指挥，让其持续保持华北方面的主动权。 傅作义得势不让人，在固守平津的同时，不断派兵向保定一带进攻，把华北部队一再向南压迫。 面对这样一个极难对付的地方实力派，中央的意图悄悄发生了变化，不再寻求与傅阎决战，而是保存实力，牵制傅部使其无法进一步扩张。 四、打小仗不打大仗 1947年6月，朱德亲自来到晋察冀，当面与华北部队高级干部开会，总结过去一年来作战的经验教训。 聂荣臻诚恳接受朱德的指正，改变了作战样式，从之前逐城争夺、小空间作战，转变为大踏步进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朱德稍一指点，华北战场立即大为改观。聂荣臻不再纠结于防范傅作义大军南下，将重心放在山西河北两省的结合部，发动了正太路战役、清风店战役等，在太行山山麓频频出击。 由于中央定下的总方针是不打大仗，聂荣臻虽然打得有声有色，甚至一度击败傅作义的101师、32师，这两个师号称一块金子、一块银子，都是傅部一等一的主力，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麐战败自杀，三十五军参谋长和32师师长阵亡。 傅作义领教了共军的厉害，不明原因，派人探查共军是不是换了指挥官，他决不相信聂荣臻会有这么高的水平。但查来查去也不明所已，因为朱德来华北的消息严格保密，敌人怎能得到。 到1947年夏，鉴于东北野战军在关外大打，国军顶不住，渐渐有了让傅作义出关增援的意图。中央察觉到此问题，立即指示华北部队服从大局，不要急于和傅作义决战，而以小规模战斗死死拖住傅作义，使其无法东出山海关。 聂荣臻当时已摸清了傅作义的底细，有足够信心和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决一死战，而且力量也慢慢发展恢复起来，总兵力约25万人，与傅部完全有硬碰硬的实力。尤其是后来并称开国上将“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中的两位都在华北部队，这两位威名日盛，后来各自成为两个兵团的一号，骁勇能战，可堪大用。以此强兵勇将，打大仗那可是谁都不怕，又何惧傅作义哉？ 但中央既有此令，就不敢再升级战争规模，始终控制在中小规模。 即使1947年11月，决定拼血本拿下石家庄，一雪张家口失陷的前耻，消灭敌人兵力也只有2万余人。这和东北、华东战场动辄投入十几万人、经常消灭五万以上敌军的情况，可谓大异其趣。 至今研究我军解放战史者，也都是言必称孟良崮、四平、莱芜、羊山集等战役，华北战场基本上乏善可陈。这并非华北不能打，而是他们以极大的政治担当，默默地一城一池间战斗。红花绿叶，皆有其人，方能成就大事。 华北部队，功勋永志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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