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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诞生前后的印度，其社会形态虽然属于王权社会，但是达不到高度集权的程度，更非极权属性，所以宗教和世俗权力之间保持了相当的距离，颇有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意味，即便后来有了强悍的阿育王和强大的孔雀王朝，佛教团体还是有相当的自主性和独立空间，阿育王可以被尊为护法，但本身毕竟没有成为“老佛爷”。 然而，外来的和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地方以后，虽然也传了经，而且留下了“会念经”的口碑，但其实这经究竟该怎么念，他们也做不了主，就连一个方外之人要不要跪拜皇帝的问题，也无人能一锤定音。本土的僧侣中，圆滑一点的如道安，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那意思就是佛祖也没皇帝厉害，不如举白旗得了，梗脖子一点的如慧远，则写了一篇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想继续搞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但佛祖的胳膊终究拧不过皇帝的大腿，所以到了明朝禅僧元贤的笔下，僧侣和权力者关系的演化轨迹已然是: 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道。至宋，绝无此事。 在这种僧侣向世俗权势者一路退让的演进史中，遇到纷争，谁向谁让步慢慢形成定式，所以充其量玄奘能被称为“御弟”已经被视为无上的恩宠，而像德皇跪拜教皇的“卡诺莎悔罪”那种事应该是超出华夏古人想象力的极限的。所以在大国的古代，僧侣在权势者面前越来越矮的同时，在具体事务上也有可能陷入某种困境。 比如，俗语说:“佛眼看众生，众生都是佛；魔眼看众生，众生都是魔”，正规的佛教经典《华严经》则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无量寿经》也说：“一切众生皆成佛。”，这种众生无差别观当然是一种佛理，不是凡人众生耳濡目染的世俗道理，与佛理的无差别观不同，世俗之理当中众生也是分善恶的，所以佛门有个故事就讲，曾经有个小沙弥向他的师父无名禅师提问: “如果是大恶之人，那么还要超度他吗？” 在这个故事里，是无名禅师写了一个“佛”字，然后倒置着示于小沙弥，以巧妙的方式，使他有所领悟(在另外版本的故事中禅师写的是“我”这个字)，明白了外相不同于本性的佛学道理。 以往看到这个故事，一眼带过，没有深想过，因为觉得师父既然是禅师，以佛理教导徒弟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今天忽然发现，现实中师父真要这样教导徒弟，也许会给徒弟带来麻烦。 一方面，不能不说，佛寺里的师父教导徒弟佛理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大家没必要呆在寺庙里，尽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干点别的什么，而且师父也许觉得，如果是凡夫俗子进入了佛寺，那应该是要求这些俗众们尊重佛理，以佛理来理解寺庙在它范围内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反过来以世俗之理来要求寺庙，毕竟佛寺没有强拉硬拽着俗众入寺烧香。 但是另一方面，师父可能不知道，俗众们也许会认为佛寺是建立在凡间的，凡众们信奉的世俗之理佛寺也不能违背，万一佛理与世俗之理相冲突，佛理就必须让步。 佛理vs.世俗之理，不知道算不算“关公战秦琼”，但如果大家都是和风细雨地交流沟通，那佛门或许还有一点机会，但如果俗众们手中举的旗帜够大，招集起来的人够多(毕竟在议题足够安全又足以显露自己的正确和勇敢的时候，是不用担心人少的)，音量足够大，那佛门不是儒家，不知道有没有孟子所云“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还敢不敢以佛理据理力争。 比较遗憾的是，故事中没有告诉我们，以后小沙弥有没有遇到佛理和世俗之理的冲突困境，他会怎样处理?但是，我猜测，不管他怎么处理，大概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两种方式，即道安的方式和慧远的方式。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或许是: 在小沙弥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里，他还有可能成为慧远那样的高僧，也写出一篇新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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