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奇 | 被遮蔽的王伯群（作者：汤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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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

王伯群

王伯群

        2015年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创始人、校长王伯群先生诞辰130周年。为表纪念，华东师大档案馆编撰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

　　王伯群（1885—1944年），贵州兴义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由于过早陨逝、政治因素和花边新闻捏造的“别墅风波”等原因，长期被教育界和史学界所遗忘。迄今为止，除了内部档案史料里几篇生平传略外，鲜有一篇或一本对王伯群相对系统、完整的研究论文或书籍。王伯群在当代史上被严重遮蔽！这不仅是对教育家王伯群的不公平，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不公平。于是，我们决计通过编撰《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一书，力求还原一个历史真实的王伯群。

“

革命

生涯

”

        为编撰本书，我们曾赴贵州兴义王伯群的老家景家屯走访。调查中，听到这么一句民谚：“一寸金，一寸土，一坝走出三将军”。原来，王家除王伯群外，他胞弟王文华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堂弟王文彦为陆军少将，胞妹王文湘与何香凝等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妇女部五委员之一。

　　从访谈口述和史料中了解到，王伯群生平好学，中西学术均有根底。幼时聪颖，跟随父亲王启元学习易、书二经，兼学阳明学、四书等。18岁入兴义笔山书院，随文史大家姚茫父、熊范舆、徐叔彝等专攻《孟子》《左传》和数理之学。王的一手漂亮书法、锦绣文章和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痴迷，均系在此打下的基础。1905年，20岁的王伯群以贵州首批官费生身份东渡日本，留学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前后六易寒暑，直至硕士生毕业。留日之时，清政不纲，王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位长辈人物：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们倡导革命，同声相求，王与他们常相往还，砥砺切磋。

　　迨辛亥革命后，27岁的王伯群即返国参与实际工作。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培植革命势力，主办《大共和日报》，揭举民主正义。1914年，袁世凯解散参、众两院，王赴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结束后回到贵州协助其舅父刘显世主政，担任护军使署参赞，积极推动护国运动。在他30岁那年的1915年，王以黔省代表出席北京的政治会议，调查北洋军队内容，“尽得其窳腐情形，及蠢蠢欲动阴谋”。于是，他与梁启超、蔡锷等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公举反袁大旗。是年12月，王假道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将讨论情况告唐继尧、李烈钧和熊克武，力促反袁。王返抵贵阳后，与胞弟王文华、戴戡召集黔省优秀官兵，积极筹备。云南宣布独立后，王伯群积极响应，策动贵州独立，并与王文华率部攻击湘部，迅雷飓风，震动海内外。贵州独立后，他先后出任贵州护军使署总参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黔中道尹等职。在担任黔中道尹期间，发现和提携日后成为共产主义先驱、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留学日本。

　　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极为愤怒，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独断专行。32岁的王伯群代表贵州省长公署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孙领导的护法运动。

　　他以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并得到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授权为贵州全权代表常驻上海。1920年冬，王跟随孙中山、唐继尧回粤，恢复军政府，任交通部长，可谓飞刍挽粟，劳绩卓著。次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王担任总统府参议，并被委任为贵州省省长，在回贵州的就任路上，行至铜仁受阻，转赴上海。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倡议南北议和，和平统一。王伯群衔命随同北上，奔走各地。不幸孙中山逝世，南北议和破裂，王遂回上海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活动。孙中山生前曾赠送王伯群一幅著名的五言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以示激励和劝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王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伯群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和招商局监督，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连任。

王伯群（前排中）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黔中道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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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事业

”

        作为著名教育家，王伯群除创办大夏大学，担任董事长和校长（1927年-1944年）外，还担任过交通大学校长（1928年）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29年）。

　　1924年，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300余厦大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筹办新校。王伯群认为国家根本端赖教育，于是竭力赞助，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被公推为董事长。自此，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半生全力投入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

　　王伯群既是大夏大学的创建者，也大夏的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大夏创办之时，新建的大学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的大学多达四五十所，竞争殊为激烈。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与同僚一道，制定“自强不息”之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倡导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读书救国”。他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实施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创校十周年校庆时，王伯群阐明创校“四大精神”即：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创造精神和合作精神。他主持制定《大夏大学民族复兴教育实施纲要》，以民族复兴的教育为施教总目标，主张大学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大学教育应符合社会环境，当以“复兴民族”为办学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王伯群具有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1930年，经王伯群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一批相关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本书披露的档案显示：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为38万，其中王一人捐款17万；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堂造价11.7万，他募捐了8.2万；占地66.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杜月笙、何应钦、卢作孚，以及军界、政界、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5个学院和1个师范专修科，校园面积扩充至300余亩，成为上海校园最大的大学之一。

　　王伯群广为延聘马君武、吴泽霖、郭沫若、邵力子、田汉、谢六逸、何炳松、戴望舒等名师，培育出熊映楚、吴亮平、杜星垣、周扬、胡和生、刘思职、陈旭麓、戈宝权、陈伯吹、王元化等各行各业栋梁之才。另据不完全统计，仅院士和学部委员，大夏就出了15人。大夏社会声誉日隆，其美丽校园和优良的师资尤为人称道，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王伯群礼敬教师，爱生如子，结交众多社会名流，且多有资助和施援。本书首次披露王伯群保护鲁迅一事。1930年3月20日，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发出训令，言大夏大学“竟容许反动派在校作公开的反动宣传，不加制止，殊骇听闻。究竟实情如何，应由该校长详细声复，以凭核办。”作为校长的王伯群，呈文报告说：“该（群育）委员会主席以鲁迅在文艺界亦负有相当声望，来校演讲，于学生研究文艺之兴趣上不无裨益，遂准如所请，及演讲既毕，始查悉当时演讲者不止鲁迅一人。”“据称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在王伯群的斡旋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王伯群与理学院院长夏元瑮教授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一时为人传颂。夏元瑮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我国最早译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24年来大夏任物理学教授，1938任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1944年8月13日，夏突患心脏病，闻悉病状，王伯群极力组织抢救，并亲撰公函请求中国红十字会、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所为夏教授提供血浆：“第念夏元瑮博士，为国内有数理学家，于学术界之贡献殊巨，为此函请贵会、所惠分AB血浆若干cc，如蒙俞允，毋任感荷！”

　　夏教授于18日不幸逝世，王伯群悲痛欲绝，含泪撰写布告，请全校师生参加夏的送殓仪式。同时给夏的弟弟夏元瑜致函，告知详情：“阁下与令嫂远在沪平……只得由本校与此间各界发起组织治丧委员会……举行盛大追悼会……医药丧葬费用，预计在三十万元，除由本校拨助十万外，并发动募捐及呈部请予褒扬”。之后，王伯群多次报告，请求教育部从优抚恤夏院长。在他的努力争取下，教育部最终呈请行政院优予抚恤，并转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为解决夏教授家属的后顾之忧，王在大夏专门为夏元教授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授奖学金等。这段超越校长与教授之间关系的手足之情，令人击节赞叹。

　　1937年8月，淞沪事变，抗战军兴。王伯群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他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在庐山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

　　大夏初迁贵阳，荆榛塞途。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期里，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1940年，他多方劝募，择定贵阳城郊花溪2000余亩土地为固定校址。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大夏自迁贵阳后，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王伯群殚心竭力，维持至1942年，深感经费支绌，经校董会同意，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援照复旦大学例，改为国立大夏大学。但教育部未征求大夏大学的意见，行政院硬生生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

　　大夏师生、校董和校友闻悉后，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在校学生，啸聚操场，强烈抗议。国民党宪、警及保安团闻讯，旋把大夏包围。王伯群获悉消息后，赶忙前去制止，并召集全校学生于大礼堂讲话。他激动地说：“大夏是我一手扶植成长起来的，在过去18年的岁月里，我当了15年校长，为大夏耗尽了心血，但我一无所求。对大夏的爱护，我不落人后。大夏的成败荣辱，与我分不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能把学校完整地迁回上海去”。他接着指出，教育部设立贵州大学，那是他们的事，让他们去办，与我们大夏无关。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如人身的自由一样，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容许他人或集团侵犯的。

　　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鼓舞了师生维护学校尊严的斗志和信心。由于全校师生校友态度坚决，又有昆明的西南联大、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以及贵阳的高等院校师生声援，行政院只好收回成命，大夏仍然保持私立。

　　大夏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去时300余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伯群倡导大夏要在促进西南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作出贡献。“我大夏大学之抗战建国工作，自当遵从抗战建国纲领”，“然我大夏大学之在西南，为贵州最高学府，所负使命，既重且大。”大夏当“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

　　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大夏成立社会研究部，启动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出版《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炉山黑苗的生活》等著作，这些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于今天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贵阳、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开办上海大夏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大夏共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王伯群夫妇与孩子们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积劳成疾，在重庆逝世。他临终写下遗嘱，嘱文感人至深，足见其一生忠贞赤诚，志向坚定，心怀远虑。遗嘱曰：“余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作者：汤涛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