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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各条敌后战线上几乎都已发展壮大，并屡次挫败日伪军的讨伐和扫荡。但在位于华中的武汉地区，由于初期部分决策和路线的失误，导致我军未能在当地组织群众开展全面的抗日武装斗争。因此在武汉沦陷近十个月后，当地仅活跃着我军的30多支大小游击队，总人数不过千余人。为了及时调整华中鄂豫边区的发展战略，迅速扩大武装，上级早在1938年1月就派遣原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带着140多名干部、战士前往鄂豫边区。不过由于沿途受阻，一行人直到当年5月初才抵达鄂中地区，在此之前，由中原局派出的鄂中书记陈少敏，也在武工队的护送下从河南竹沟出发并成功抵达这里。此时，活动在鄂中、豫南的几股实力较大的我军游击队包括：郑绍文指挥的特工总队、许金彪指挥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陶铸指挥的应城抗日游击队、张体学指挥的独立第5游击大队和罗厚福指挥的第6独立游击大队。李政委和陈少敏下令将各游击队集中到京山养马畈，宣布按上级命令，将这些部队合编为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部队合编完成后，李政委要曾经担任洪湖苏区警卫师政治部主任的郑绍文带着特工总队到京山南山去打游击，郑绍文考虑到自己的队伍都是地方武装，调到异地去活动，恐怕难以发展起来，便婉言拒绝。李政委也没为难郑绍文，任命其为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并将郑绍文从川军第22集团军拉出来的特工总队改编为支队司令部警卫连。游击支队刚成立时，总人数不过数千人，而其中的老红军干部不过百余人，由于部队成分复杂，斗争经验不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违纪的行为。一些老红军干部出于急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和纪律的考虑，在处置这类问题时仍沿用红军时期的经验方法，结果反而又引发了一些新问题。有一次，应城抗日游击队捉来一些在地方上小偷小摸的地痞流氓，负责审讯的干部一向痛恨这类游手好闲的家伙，所以没怎么审讯，就直接下令全部处决，后来才发现，这些家伙其实并没有犯什么严重的大错。又有一次，两个拿了日军“良民证”的老百姓被游击支队逮住，错当汉奸杀了，李政委后来了解到，当地老百姓不拿“良民证”就没法活命，于是制止了这种做法。又有一次，游击支队在马家冲附近的山上与日伪军发生了交火，乒乒乓乓打得非常热闹，李政委担心部队扛不住，就和担任支队政委的陶铸带着警卫班上去查看战况。一行人刚走到半山腰，从山上下来一个人，正好和李政委等打了个照面。李政委一看，此人原来是在游击支队担任中队指导员的杨昌炽，原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武汉沦陷后投奔游击支队。脾气不是很好的陶铸厉声问：“前面还在打仗，杨指导员你怎么单独下来了？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杨昌炽不敢直视陶铸，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回答：“战士们打了半天没水喝，都口干舌燥，我……我下来给他们烧点开水……”陶铸没等他说完就骂道：“胡说，烧开水的话，叫个勤务员下来弄就行了，你身为干部，怎么敢擅离职守！”陶铸越说越激动，顺手打开枪套掏出手枪，道：“我看你小子就是临阵脱逃，按纪律应当就地处决！”李政委眼疾手快，一面拦住陶铸，说：“同志，枪下留人！”一面回头对杨昌炽呵斥道：“你身为指导员怎么可以当逃兵？这还了得？”接着李政委又招呼警卫员道：“先把他给捆了，待会送政治部去！”这样，李政委算是给陶铸一个台阶下。陶铸于是收起手枪，对李政委问道：“支队长，还留着他作甚？不严格执行军法，如何让指战员心服口服？”李政委则语重心长地答道：“老陶，以前我们在四方面军时，就有错误的处理。现在想起来，有些被枪毙的都是好同志，只是犯了一点小错，根本犯不着掉脑袋啊！所以现在涉及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慎重做决定。”当天晚上，郑绍文和化名夏忠武的鄂豫边宣传部长左觉农在政治部一起审问杨昌炽，当问起他为什么要临阵脱逃时，杨昌炽低着头说：“这是我第一次打仗，看见敌人砰砰砰放枪，就心里害怕，不敢再待在那了……”经历过洪湖苏区肃反的郑绍文觉得此人只是胆小，并没什么严重问题，就问左觉农：“老夏，我看他罪不至死，你说该如何处理呢？”左觉农也不禁点头称是，说：“我也觉得枪毙他实在有点过了，正好我们《七七报》人手不足，他既然是武汉大学生，文章写得应该还行，就罚他给我们报社干三个月的苦力吧！”郑绍文在征得李政委和陶铸同意后，便将杨昌炽调去七七报社工作，之后其表现也确实证明他适合搞办报写稿这一行，左觉农便申请将杨昌炽的工作岗位正式转调到报社。除了杨昌炽一事，之后所发生的张牧云事件，更是让郑绍文对李政委的胸怀极为敬佩。张牧云是游击支队的一名中队长，原先是豫南地区的一名游击队员，他过不惯在湖北的游击生活，便暗中串通副中队长李鹏飞和姓张的小队长，打算带着那个中队回河南老家打游击。后来事情败露，张牧云等三人都被当作奸细抓起来扭送到政治部。当时包括陶铸在内的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这是极为严重的叛变未遂事件，应将张牧云等三人公审后枪毙，但李政委在详细审问过三人后，说：“这不算叛变把，叛变是拉着队伍去投降蒋军或日伪军。他们三个不过是思乡情结较深，想在离家近点的地方打游击，红军时期在大别山这样的人多了去，我们那会都不杀他们，现在枪毙他们实在是有些严重！”于是李政委叫来张牧云等三人，先是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顿，随后表示可以放他们三个单独回去，但队伍不许拉走，如果要枪也可以每人发一支。张牧云等三人当即感动得流泪满面，纷纷跪下给李政委磕头，后来他们拿着枪返回河南老家后，果然又在当地组织了游击队与蒋军作战，事实证明，李政委对此事的判断与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正是靠着李政委的这种慎重的处置方式，使得大部分指战员都是新入伍青年、学生的鄂豫游击支队能够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并最终在日伪顽控制区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下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为拥有6万之众的新四军第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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