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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国之宝——后母戊鼎的故事│09

 青禾田讲古 2022-07-26 发布于加拿大

商代人面纹青铜鼎

进入商代以后,无论是文明还是科技,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时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商代与其后的周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

这个时代的青铜器具,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其主要作用之一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当时,青铜器的数量多少,可以表示出拥有者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这些都是有规定的,不可以随意乱用。

立象兽面纹青铜铙(乐器)

青铜器中,最重要的种类就是鼎。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它既是食器,又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

鼎最常见的形状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最早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礼器。

此外,鼎后来又发展成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都来源于此。

商朝三足青铜鼎

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而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鼎耳上有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鼎耳外侧有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有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有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经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皇后妇妌(jǐng)的庙号,此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

妇妌是商代武丁王的皇后,是来自井方(今邢台市,在武丁时期还是殷商的友邦)之女,死后庙号为“戊”,祖庚、祖甲时期称之为“母戊”。

后母戊鼎的鼎内铭文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意思是“祭祀母亲戊”。这一命名一直沿用了下来,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现改名“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关于大鼎的名字,还曾经出过一次尴尬的事:2011年,在大鼎刚刚被改名不久,中国国家博物馆、殷墟博物苑、中国文字博物馆,三个博物馆,在展示这件大鼎(殷墟、文字博物馆为复制品)时,出现了不同的称谓,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时称为“后母戊鼎”,而殷墟博物苑(大鼎出土地)、中国文字博物馆(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展览时的名字为“司母戊鼎”。

后母戊鼎的鼎耳上有双虎食人首纹

后母戊鼎的出土,还有一段曲折惊心的故事。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培文等人在野地里探宝(盗掘),发现神秘硬物,后历经三天三夜,挖出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就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后母戊鼎。 

当时的安阳,早已被日寇占领。后母戊鼎出土后,秘密运回村中,先埋到了吴培文的院中。可很快消息被走漏,侵华日军注意上大鼎。

吴培文等人四处联系古董商人,准备卖掉大鼎,有古董商出价20万大洋收购,却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据资料记载,村民们连夜用钢锯、大铁锤等,分割大鼎。虽然是受了20万大洋的诱惑,但越砸越不忍心,越砸越觉得作孽,而且他们也担心古董商人变卦,钱物两空。于是吴培文阻止大家再砸下去,但此时一只鼎耳已被砸下。大家经过商量,还是决定先将大鼎埋藏起来,便于保护,并且把砸掉的鼎耳另外埋藏。

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为了隐藏此宝,他们几次转移埋藏地点,还特意买来一个无铭文的青铜器赝品,让日本人发现、抢走。真正的大鼎始终没被日本人发现。后来,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依次为:夔龙纹、虎纹、鸟纹、云纹和雷纹

此后,大鼎一直被秘密埋藏于地下。

1946年6月,大鼎及鼎耳被重新挖出,上交政府。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本来打算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丢弃在南京机场,后被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大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是83岁的吴培文老人,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再次见到大鼎,吴培文老人感慨万千

作者简介:李永田,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创作及出版工作多年,出版多部中国传统文化类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国古文鉴赏》、《中国历代散文名篇鉴赏》、《国学经典》(诗、词、曲、赋四册)、《唐宋名家诗词赏读》(全十二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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