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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秀》看多了，思绪难免从耳目中蒸发出来，却也没蒸发多远，仍在戏内戏外。 
越剧《何文秀》，尤其是“桑园访妻”“哭牌算命”两出折子戏，记不清看过几次了。然而我对戏里的大反派张堂，想恨却总恨不起来。
张堂何许人也？乃海宁一霸，仗着是严嵩的干儿子，鱼肉乡里，欺男霸女，好事不干，坏事做绝。某一日又率家丁强抢民女，致其投河而死，回府途中遇见途经此地、欲前往杭州的何文秀夫妇。张堂见何妻王兰英貌美，顿生歹念，上前搭讪，殷勤介绍客店，当晚邀请文秀饮酒，将其灌醉，自己径往客店调戏兰英。逼奸未成，兰英逃走，张堂再生毒计，杀死侑酒丫鬟，诬告文秀奸杀，贿赂知县将其打入死牢。又怕文秀上告阴谋败露，遂欲买通狱卒将其鸩杀。对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恶人，戏曲尤其是越剧的表现则另有一功——一声“小娘子”，便是一阵花枝乱颤，怎么让人恨得起来；一句“给我抢”，接着一顿花拳绣腿，哪里让人怕得起来。常言道有何等样的主子，便有何等样的奴才，张堂手下那帮小厮吆五喝六、伸膊挽袖，与其说可恨可怕，不如说可笑可爱，尤其当王兰英慌不择路逃进杨家茶馆，众小厮尾追而至，与杨妈妈及众义女大打出手，被打得流花流水、哭爹喊娘……若所有的坏人都如此，那么天下何止太平，简直是欢乐无边了。内中奥妙便是，戏曲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女子越剧更是如此，女孩扮演男子，何止写意，更是美丽。同为女孩扮演男子，我倒对何文秀有些不满。何文秀太儒雅、太柔和、太过善良，善良到不识人、轻信人、受害于人。若不是牢头王德仗义，将刚病逝的儿子作顶替，骗过上司、放走文秀，便不会有何文秀拜王德为义父，改名王察赶考高中、被授巡按，再回海宁剪除张堂、为民申冤的后文了。哦哟，忘了，此事还有前文。文秀何许人也？乃世家子弟，其父官任礼部侍郎，被严嵩陷害，遭满门抄斩。文秀孤身逃走，到处流浪，靠唱道情勉强谋生。也是天赐良缘，某一日王家老爷做寿，何文秀去献艺，标标致致的相貌、斯斯文文的举止、悠悠扬扬的道情，赢得了王家小姐的芳心，于是当夜后园邀约、赠银赴考。不料还没私订终身，就被王父发现，即按族规将二人装进麻袋“沉塘”。若不是王母爱女心切，暗地命人做了手脚，二人便没有奉母之命成婚逃亡，更没有途经海宁遭遇张堂的后文了。
但到了后文的后文，即三年后何文秀金榜题名，官授巡按，再回海宁时，则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并没有急着上任，而是微服私访，到处收集能证明张堂恶迹的人证，鼓励他们告官——包括那位跳河民女的老父亲。他也访得了妻子的下落，原来王兰英得救后，拜杨妈妈为义母，随往九里桑园居住。何文秀来到桑园，隔窗见兰英正向着他的灵牌哭泣祭拜。这一折便是“桑园访妻”；又听得杨妈妈劝妻子算上一卦以测未来，灵机一动，次日乔装算命先生，当着杨妈妈的面“算定”自己大难不死，即将归来。这一折便是“哭牌算命”。何文秀此举一是为避免过早泄露身份、惊动张堂；二是为确认妻子是否移情、另嫁别人。经过三年磨难，何文秀从一介没有防人之心的落难公子，成了一位智谋在胸的爱民清官。与此同时，何文秀依然是一个儒雅的书生、一个多情的种子、一个善良的好人。中西戏剧的不同，源于对人性的看法不同。西方人主张性本恶，所以西方戏剧的人物是善中有恶、恶里有善；中国人认为性本善，所以中国戏剧的人物并不在恶中找善、坏里寻好——坏人无恶不做，根本不需要分什么层次、定什么前后；而是在善中求善、好中寻好——因为好人之好，不止一面一层，而是多面多层。然而平素也只是单面单层，若不是遭遇极端事件、处于特定环境，后者未必出现。简而言之，西方戏剧研析“人之恶的复杂”，中国戏剧则开发“人之善的复杂”。两者本来各行其道，只是百多年来西风东渐，对东风多有影响甚至是同化。这便是为什么中国的许多话剧，还有不少原创的、翻案的戏曲如潘金莲、阎婆惜、崔氏，专注于善恶的翻覆，不在意善良的层次，似乎只在一个“好”字上做文章，便不是完整、全面和深刻的了。一树喻人生，好似暗枝明叶。不历几番风雨，岂得花前月。 轻吟浅唱尽缠绵，此意最清绝。知否那人纯善，断不容微屑。
《何文秀》看多了，思绪难免从耳目中蒸发出来，却也没蒸发多远，仍在戏内戏外。何父忠良被杀，固然是因严嵩陷害，但若没有嘉靖拍板，怕也不至灭门惨案；文秀化名中第，固然仗着才高学深，但若没有嘉靖任命，恐也不能手掌尚方。何文秀斩了张堂，即要回京述职，前途实在凶吉莫测。啊呀，对了，在最后的唱词里，何文秀已料到将面临丢官、削职甚至难保命的后果——这些都是嘉靖的权力。简而言之，何文秀遭祸的根源在皇帝，复仇的倚仗在皇帝，最终的命运也在皇帝。只要嘉靖还是宠信严嵩，那么何文秀的团圆必是昙花一现，何文秀的未来必是命悬一线。中国传统戏剧向来不以悲剧收场，却从来不能阻挡观众对悲剧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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