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草伏地，悠云飘空，季节从容不迫地更替着它的颜色。盛夏马不停蹄，正在赶来的路上时，刚好读完了高岩兄寄来的书法艺术资料，仿佛被一股来自远方大山的清新气息所笼罩，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浮上心头。那份深藏在自我超越之下的笔墨，除了天然的锐气，更多的是历经百味后的终归一淡。这是经过怎样长期的书法研习，有过多少笔墨记忆驻扎在心底，才得以笔下流淌出如此古雅隽静、处处经心的文字。植物般葱茏的隶书笔墨，平静里微见波澜，直似朴素年代的阳光，有效地照进我的心房。 作家海飞说：“进入到书中，再从书中走出来，会是更茁壮的自己。”这样的读书心曲，于高岩兄的书法亦然。当代隶书的写作团队中，确有为数不少的优秀书家，顺乎天性，所书有度，但隶书创作的“脸谱化”以及“易容术”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高岩兄那“恣意生长”的书法面貌，灯下读来恍如风过竹林，温婉有韧。起时若娟娟春流，桃李微涩；盛时似白鹤亮翅，发舒遂畅；去时如望月怀远，新新不已。书法于他而言，注定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意义实践，注定是一种心灵的最佳可见形式。
人在中年，夜深云净，常会忆及，敬酒罚酒都不吃的少年叛逆岁月里，读过的那些书。譬如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这部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的传世文学经典，氤氲着玫瑰灰的忧郁和浪漫，吟诵出至今令人难忘的心语：“世界上有一种鸟，一生只歌唱一次，它离巢去找荆棘树，把自己钉在最尖最长的荆棘上，一次绝唱竟以生命为代价。” 无独有偶，明末清初的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遭逢明清易代之大变革，内心焦灼之下，出家隐世，寄情于诗书画，赋题画诗“坐破苔衣第几重，梦中三十六芙蓉。倾来墨渖堪特赠，恍惚难名是某峰”以抒艺术梦想。中西文化，互为镜鉴，堪堪揭示出同样的“艺术法则”：在走向美好的艺术之路上，爱与痛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子。
渐以隶书在当代书坛崭露身手的高岩兄，自山东即墨一个烟熏火燎的农村，出生、成长、叛逆、追求、回归。承受所有七〇后命运齿轮咬合的同时，他在斜风细雨中细数经历过的人生码头；正因有了关于书法的“爱与痛”，生命无疑开始了一场复兴，他用笔墨寻找和表达着属于自己的“言说与沉默”。伴三更灯火，听五更鸡鸣，四十年坚持不辍，带着一个人面对原生天地时的诸多感慨，不断集结起饱满的情感张力，从得古人“隶取势险节短，以奋笔为之”的用笔处，从得古人大小、疏密、肥瘦旨趣的结体和点画形态处，拓展生命体验，将艺术理想的标记，刻在当代隶书发展的等高线上，如倒食甘蔗，渐入佳境。
以流动为社会进步指标的当下快捷时代，岁月繁华越发像雨后山涧浮起的云烟，极易消散。书法艺术中的隶书，作为静态书体，不动声色的慢的背后，有着属于其自身的别样的简洁大气与自然厚重。 然而当代的隶书创作，守法者多，脱化者少；变形者多，质朴者少。类如不甘心永远以本报讯形式出现而期待“大块文章”名世的记者一般，高岩兄渴望写出自己想要的那一份热烈与温厚。他的书法源于自学，师法传统，学隶始自《张迁碑》，同时对《石门颂》《郙阁颂》《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西狭颂》《杨淮表记》等经典隶书碑刻、简帛、摩崖乃至清隶研读甚深。在对清秀典雅、古朴厚拙等多种风格进行尝试后，高岩兄逐步把自己的审美取向定位在雄浑博大上。无论是技术敏感期还是技术爆发期，他都紧紧抓住作为“古文字最下端的隶书”中的那缕古意，倾力书写出大字隶书中浑穆、厚重、博大的正大气象来。
周俊杰先生曾对高岩兄的第十一届国展获奖作品做过如是评价：“首先是有汉人独有的淳朴、雄浑、沉厚，有博大气局和动人心魄的魅力。习隶者能得汉隶之精髓、意味，是隶书作品能否成功的第一要素。当代人写隶书多随意变形、扭捏作态，几乎成了展览上的主流。而高岩此作，主要源于《张迁碑》，而《张迁碑》的醇厚、稚拙之气也与当代人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当然，一味照古碑帖不变地描摹，也难成佳作。我们从此件作品中还看到了另一个源头：当代优秀隶书大家的作品。从此作中我们能隐隐感到浙江老一代书家沈定庵作品的影子和气息，这种气息不是哪一个字、哪一笔，而是整体的意味。”
评论之声，历来弹赞皆有。且不必深究周先生将高岩兄的这件获奖隶书作品视为“基本代表了当代隶书水平”，是否值得进一步探讨，单就其对高岩兄隶书创作的点评中，所流露出的书法研习与创作其实就是一种对经典的活态传承，这样的观点，即与当代书法艺术的主流价值观不谋而合。 或者临摹，或者创作，书写者都要找得到自己的神，摸得到自己的魂，笔墨中要有挽住时间的力量，要呈现这个时代该有的书法表情，更要拥有传统经典与当代体验结合下的书写情趣，而不能只是蒙着法帖写字或追求时风。而这也是高岩兄能不断取得进步的原动力所在。他深明书法艺术需要深入探究传统，找寻书写共性规律而又不拘一法、常变常新，尽管距离融会贯通、随意所适的“大朴未亏、大均淳固”高峰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但他那若梅花苦节犯寒之自励精神和表现内心审美化需求的笔墨风致是不容置喙的。
当代书法创作，笔与墨的构建多仰赖于技巧，大面积地忽略或缺失内在的情感闪灼与幽旷的人文追求。人文性作为一种涵养和调性，如一场豪阔的雅集往事，如一片苍茫的人生远意，却很难在时下的宣纸上发出应有的声音。从事书法高等教育工作的李慧斌先生对此直言不讳：“当代书坛，对于中青年书法家而言，普遍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他们不缺'写’，而缺'学’，不缺皮肉骨血而缺神气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不缺少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实践，缺的是学术与学养，是对书法和传统文化的一种研究的眼光和坚守。只有当'学’对'写’有所滋养和助力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体会'以学养书’的重要性。”
本来，笔纸摩擦后产生的生生不息的古拙而沉静的线，就应该源自书写者独特的生命体验。绵密、温润的笔墨就应该承载着血液中的精神热能，波澜不惊之下，涵蕴一种对人文意义的追问。运笔如风，心如麦浪，实现笔墨歌哭人生的艺术价值。清代何绍基曾言：“从来书画贵士气，经史内蕴外乃滋。”亦为此中道理。 高岩兄在隶书语言的临创中，一直重视“道”的提升。“捡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他不断在学问与学术的涵养中致敬经典，沿着传统文化的琴键，于宣纸上苦练演奏的本领。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他的阅读视域，包括《道德经》《庄子》《论语》等国学经典，亦不乏古代文赋、诗词以及历代书论，并能积极地在阅读中汲取和获得几许大于现实和技法的、东方式的辽阔笔意，进而锻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肖像”。
另外，高岩兄兼能其他书体，尤其是行草书，灵动飘逸间颇有几分古戏台上水袖舞的神采。在审美感知上，其正大气象的隶书创作与潇洒奔放的行草落款，共享一种高迈的笔墨气质。同时，他对篆刻理论和金石学也颇有研究，常用带着思索的刀石去约会心中的野望，大量治印，以证所学。篆刻于高岩兄而言，并非其艺术世界里的“番外”，而是刀笔互照，有着月光加身般的共同美好。在他看来，历代以下，书法与篆刻的关系都可以理解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印参同”，笔中有刀，书存金石；刀中有笔，印含筋骨。总之，处在艺术问道历程中的高岩兄，如归云一般悠然不迫，保持了应有的体纯心静。他时刻规避着那种映射出一代人的精神矮化的笔墨书写，他的艺术在此，已打上了思想的钢印。
宛如年少时转丢的陀螺，风起梦回般重返于手中，笔墨一旦脱离世俗纷扰，书写意义的永恒，便在于不添加任何商业化的鸡汤和唯美主义的脂肪，让书写者带着对书法的“爱与痛”，一杯复一杯地“将进酒”，从心灵上真正实现返老还童，任凭光阴毫不慌张地流逝。其实，一应艺术都需要“童心来复梦中身”。因此，难免期望，在这一更高的境界中，高岩兄能继续把握时代的走向，规范内心的秩序，用自己的笔墨语言，以爬山虎的名义，在信息潮、网络潮交互裹挟下，为密不透风的现代化钢筋水泥生活，铺满诗意的注解，且生机勃勃。 郝永伟
1977年11月生于河北栾城。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编审，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编辑学会会员。出版人，文化学者，武侠小说创作者。从事出版二十年，懂策划，精校勘，善古籍整理。曾在河北省出版总社、江西出版集团（读研期间，特约编辑）从事编辑工作，现谋稻粱于中国书法出版传媒。 出版专著《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籍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22万字），《犹可揖清芬》（20万字）。在《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中国书法报》《中国书画》《中国篆刻》《书法报》《书法导报》《图书与情报》《图书馆杂志》《出版广角》《藏书报》等发表图书评论及艺术评论40余篇，近20万字。在《中华传奇》《武侠故事》《上海故事》《小小说月刊》《短小说》等发表中短篇武侠小说10余篇，20余万字。在《诗刊》《诗潮》《阳光》《辽宁青年》等发表诗歌近20首。另著有长篇奇幻武侠小说《断雨零云记》（未刊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