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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棵树村，陈大安是个非常闪耀的存在。虽然在那个年代，无论男女，都穿着绿军装蓝制服，但是陈大安个头超过一米八，膀阔腰圆，长得也是浓眉大眼的，杵在人堆里就是“鹤立鸡群”。陈大安祖籍山东，娶了个四川小媳妇，那个媳妇被陈大安护得不行。反正地里的粗活脏活都是陈大安去做，细活轻巧活才让他媳妇去做。只有一样，捡棉花，这个是陈大安媳妇的工作。她个头小，动作快，捡的也多。陈大安那么高的个头，弯腰是真的辛苦。不过，陈大安依然会估摸着时间到地头，帮媳妇把大包小包的棉花往家扛，就冲着这点，村里其他的女人们没少眼红。陈大安心疼媳妇是出了名的，他媳妇生大女儿时，想吃鱼，大西北的数九寒天啊！陈大安二话没说，把冰河炸了，去捞鱼。他媳妇生二小子出院前，他扛了把坎土曼（新疆特有的那种挖土农具），硬是把村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修出去一里多。那时候不流行说什么媳妇当成闺女养，但是陈大安的心里恐怕就是这样想的：俩闺女，一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疼都疼不过来。不过手心肉手背肉还是有不同的，有冷暖之分，也有厚薄之别。陈大安的手心肉——那个二小子，是全家的宝，也是村里的小霸王，更是人人嘴里的“土皇帝”。“土皇帝”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姐姐应该准备读初中了。陈大安突然决定全家迁到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去，据说已经托好了关系。村里的人都喜欢陈大安，干活一把好手，人又和气，又乐心助人，都挺舍不得的，劝他留在三棵树村。毕竟那么多年了，乡里乡亲的，彼此好照应。但是陈大安说，那里离县城近，将来读中学方便，这样一说，大家也就不便劝他了。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村与村之间有那种手摇的老式电话，都装在村委会里。所以彼此之间联系不多，不过一旦有消息传来，村里多的是大喇叭小广播的，分分钟就家喻户晓了。大概一年后吧，传来消息，陈大安的小媳妇生病了，成了瘫子，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村里和陈大安相好的两家人去看了一趟，回来都说可怜，说陈大安忙了地里忙家里，人又黑又瘦，后悔搬家了。但是儿女不同意回三棵树村，陈大安给他们买了辆自行车，这倒好，他俩见天地骑自行车往外跑，家里的事是一点也不沾手。村里的人都说，那里的风水不好，可惜了陈大安。究竟怎么可惜，我没搞明白。大概又过了三四年吧，突然有一天早晨，村里就传开话了，说那两户和陈大安特别相好的人家，晚上不约而同地做梦梦到了陈大安。一家说，他们当时还没有睡，就听见院子里狗叫得特别凶，从来没有过的事。晚上梦见陈大安了，但是隐隐绰绰的，看不真。还有一家说，她当时还在纳鞋底，就看见陈大安站在她旁边，没有头。旁边的人就插话了：“没有头你咋知道是陈大安呢？”她说：“认识的人会知道的。你别打岔，听我往下说。我就说了，是陈大安吧？你没有头，怪吓人的。结果他就出去了，再进来有头了。他说：嫂子，我家箱子里有一件蓝卡其的衣服，还只穿过一次，你让桂兰帮我换上。” 桂兰是陈大安的小媳妇，不过村里除了陈大安，没人叫她名字，都叫她大安媳妇。“我就说了，你自己和你媳妇说嘛！说完了，他就走了。奇怪，进来出去的，也没听到门响。”村里的人就这样议论着，上工了。不到中午，陈大安的媳妇托人打来电话，说陈大安死了，晚上睡觉时，突发心梗，早上才发现的，人都已经冰凉了。两个孩子都住校，他媳妇直着嗓子叫人，也没人听见，直到有人看陈大安怎么没出工，从来没有过的事，过来看看，才发现的。这两家人赶紧收拾了一下，带着村里的人托带的东西去看陈大安了。到了那里，据说场面一片混乱，两个孩子虽然回家了，但根本不管他们的母亲，饭倒是都吃了，邻居家做了端来的。试着问了一下，陈大安还真有一件蓝卡其的衣服，搁在箱子里，老舍不得穿的。大家手忙脚乱地给陈大安换了衣服，设了灵堂，两天后，陈大安入土为安了，他们才回了三棵树村，直议论说小媳妇哭得死去活来的，直叹气她们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陈大安的大女儿正好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就在村里务农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姑娘压根没得陈大安的一点遗传，根本不想劳动，见天地想往县城跑。伺候母亲更是不耐烦了：洗脸水冰冷冰冷的，饭菜也是胡乱煮了，盛在一个大碗里，放在她母亲的枕头边，然后一整天地不见人影，任凭她母亲屎尿弄了一身。陈大安一向勤恳持家，小媳妇生病后，他更是想尽办法挣钱存钱。没想到自己突然死了，办丧事没花完的钱落在了子女手里，瘫了的小媳妇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眼看着一个家就这样塌了。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媳妇——还是叫桂兰吧，突然一天天地可以爬起来了。一开始，女儿不管她了，她只能一点一点自己扎挣着爬。虽然身体就像山一样一动不动，慢慢地也能稍微移动一点了。一年以后，她可以自己爬着移到床边的便盆上，至少，不会再把屎尿糊一身了。再往后，她可以拄着双拐站一会了……人的求生欲是很顽强的！我是在一个深秋的夜里见到桂兰的。那是在阿克苏的一个小招待所里。那时还很少有人想到旅游，招待所里几乎没什么客人。一个房间里放了四张床，我半躺在紧靠里面的一张床上翻看闲书。这时，桂兰进来了，撑着双拐，背着一个小布包一个小马扎。不过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蓬乱的头发和红肿的眼睛。我一向不爱和陌生人说话，几乎动都没动，继续看书。应该是眼睛看着书，耳朵却是警觉地听着她的动静。她好像很累的样子，一下子把自己扔在了门边的一张床上，就像扔沙袋一样。好一会儿，才听到她动了动，把马扎靠在床脚，打开布包，拿出个干面饼来。她四下张望着，好像找着什么。我猜她是想找开水，正好我刚才泡了两瓶，就拿过去给她，顺便把招待所的玻璃杯也拿给她了。她嘴唇动了一下，应该是说谢谢，不过没有声音，眼睛倒先红了。我没说话，我一直很害怕人际交往的，现在更是不知所措，就悄悄地坐回到自己的床上了。我吓了一跳，一抬头，桂兰正远远地冲着我说话。我是后来才知道她叫桂兰的，我摇了摇头。她一下子哭了起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只是闹着玩的，那个老头又没死。”没头没脑的话我自然听不明白，不过我有的是时间，就静静地等着。通常，像这样的情况，她会继续说一些的，她非常需要找人倾诉。断断续续地，我终于弄清楚一些情况了——当然，期间我也在关键地方简单地发问了几句，引导了一下。桂兰的儿子，就是那个土皇帝，也是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整天在县城混。奇怪，他们也不缺钱花。有一天，土皇帝正好路过一个涝坝（比水库小，蓄水的大水塘，不养鱼），看见一个老头路过，他就上去把老头推进涝坝里了，所幸的是，老头会扑腾两下，喊着救命时，被人发现，捞了上来。没想到，正好遇到严打，她儿子被判了无期，她现在是来为儿子上诉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劝慰她，听着她哭哭啼啼地说话，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干脆就八卦起她的家庭。这倒好，可能是太久没人听她说话了吧，她哭一阵说一会儿给我讲了半宿她的家事。我知道桂兰的女儿嫁了，自己做的主，嫁给了一个“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土皇帝总夸这个姐夫好。他们偶尔会回去看看她，拿点钱给她。村里把她养起来了，补贴虽然少，咬咬牙也能过，这次是儿子出事了，她来找人给儿子求情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继续我的旅程。此后当然再也没有见过桂兰，只是偶尔翻看自己的旅行笔记时，会想起她，想起她那双红肿的眼睛，想起她的故事。原来，不管是谁，都会有一个故事无人倾诉；原来，不管是怎样的往事，最后都会消散在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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