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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梅武，江西永新县人，大学毕业后在江西莲花三中教了两年半高中语文，后于1983年支边去了新疆，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
人生 人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回想自己大半生，觉得人生不易，基本上都是在挣扎中度日，在奋斗中前行。 我出生在农村，祖辈、父辈都是脸朝红土背朝天的农民。这就决定了我一生都得与贫穷抗争的人生。 我家九口人，爷爷、父母、六个兄弟姐妹。我是家中六个小孩中的老大。鲁迅先生说，“老大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下地狱的命运从呱呱坠地时老天爷就安排好了。 五六岁时，天还没亮父亲就叫我起床写毛笔字。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往尿桶边跑，父亲一把抓住我说：先写字，再撒尿。你撒了尿来写字，写出来的字还有劲吗？字写完了，他又叫我去煮饭煮猪食。两个地方烧火，灶膛里塞一把稻草煮猪食，灶坑里放一把稻草煮饭，忙得不亦乐乎，没一会儿我就满头是汗，稻草灰沾在脸上，用袖子一擦，立即成了大花脸。猪食、饭刚煮好，父亲又吩咐我去抜猪草或是去割草喂牛。有一次我挑了一担畚箕拿了一把镰刀去割草，结果左手抓的一捧草里掉下一个抖动的尾巴，我赶紧撒手，发现一条筷子长的小蛇被裹着在草里，连忙用镰刀把小蛇拍死，吓得我心惊肉跳。如果早上没去拔猪草或割牛草，父亲就叫我去捡粪。我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哪里提得动装猪、牛、狗屎的粪筐，只好把粪筐斜倚在腰腿上提回来，结果搞得满身臭哄哄的。换了衣服打着赤脚去上学，带的是一碗冷饭和一小杯霉豆腐，中午下课后把冷饭放学校的大锅里一炒，然后把霉豆腐拿来下饭。看看左右同学带的菜，有的是火腿蒸鸡蛋，有的是油炸小鱼或泥鳅，馋的我直流口水，而我常年吃的都是霉豆腐或萝卜干。下午放学后，我又得去摘野毛葱回家做菜吃，到了家里还要带小弟弟小妹妹。晚饭后要在煤油灯下做作业，背课文。背不出来，父亲就把我关进猪圈里，成堆的蚊子嗡嗡叫，我只有狠下心来早点把课文背下才能免招蚊子叮咬之苦。 为了躲避父亲的严酷，我发愤读书，终于在考初中时考到了二百里外的省重点中学——吉安白鹭洲中学，逃出了“可怕"的家庭。第一次从农村进了城市。 从1961年到1968年秋，在白鹭洲中学度过的日子也是苦不堪言。每月七元的伙食，怎么能吃饱肚子？一个月29斤定量，但实际上有十余斤米是用红薯来替代的，吃的菜里常常吃出蚯蚓和蜗牛，我常常饿的半夜都难以入眠。 白鹭洲中学四面环水，上街要问班主任要船票，住宿生一星期才能上一次街。星期天中午不开饭，我们就上街吃面条，我和几个好友结伴去，今天吃这家面馆，下次吃那家面馆，把吉安市的所有面馆都吃遍了，为的是看看哪家的面馆份量多点，油花多点，肉丝多点。那时一碗素面九分钱，一碗肉丝面一毛四分钱。肉丝面好吃，吃了一碗还想吃一碗，但摸摸口袋，空空如也，只好很不甘心地返校了。父亲每月只给我寄八元钱，交了七元伙食费，只余一块钱了。这一元钱包括四个星期天的中攴面条，余下的三四毛钱要理发买牙膏牙刷用，我是一分钱也不敢乱花的。上高一时我遇到了一位有爱心的班主任，他叫王志坚，给我评上了丙等助学金，从此我每月有四元生活补贴，日子好过多了，但好景不长，文革期间，助学金停发，我又回到了饿肚子的日子。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但学习却更加发奋用功。我知道，只有考上大学拿上工资，我才能不再饿肚子，才能让父母松一口气。 正当我们努力准备迎考大学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我运动回家乡务农了。父亲望子成龙的希望一下破灭了。他老是阴沉着的脸对我是无形的压迫！回家第二天，我就去参加“双抢”劳动。生产队长安排我去打禾，老农夫教我捆绑脱粒后的稻草，我照猫画虎，以为学会了，但一出手，稻草撒得满天飞，我再用力绑好，一出手还是撒得遍地。老农夫见我合不上拍，就自顾自地打他的禾。而我又气又急，全身浸透了汗水，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身上见不到一根干纱。过了一天，生产队长又安排我去挑禾。百十斤禾担一上肩，我的双腿就直打颤，一迈脚就在水田里扭起了“秧歌”，好容易捱到田塍边，身强体壮的人一咬牙就登上了田塍，而我一到田塍前，就双膝跪在田塍上，把禾担移到背上，然后一只手先撑住膝盖慢慢起来，再把另一只脚也站起来，把禾担移回到肩上，再趔趔趄趄地把禾送到禾场。乡亲们都看得直摇头，而我母亲则掉转头暗自落泪了。 我是个不服输的人。从此，我每天早早起来做俯卧撑以增加手足腰腿力气。两年后，父亲要我结婚成家，我不甘心在家务农，就说再等等吧，我还想有机会上大学。父亲急了，说：你还要我们供养你吗？你不成家，你下面的五个弟弟妹妹叫我怎么办？不得已，我只好在1971年正月结婚成家了。婚后不到半年，父母就安排我们分家。给了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在厨房里砌了一个炉灶，给我们两斤盐两斤油二十斤大米，八个碗八双筷子两个铁锅，一个炒菜用，一个煮饭用。现金是一分钱也没给，说是吃粮挣工分问生产队要，用钱自己设法去挣。我没有任何意见，想父母还有一大家子人要他们供养，我读书没有读出头，再不能拖累父母了。时代是这样，我能怪谁呢？ 从此，我天刚朦朦亮，就起来去捡粪。房前屋后路边的猪屎牛屎狗屎都被我捡净了。以至后起去捡粪的人对我特别恼火，说什么自从“书呆子”回乡务农，我们连粪也捡不到了。捡完粪后我又去山上开荒种蔬菜种花生种红薯种豆子，这里种一块，那里种一块，故意种到偏僻的地方，但是，再怎么躲避，还是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每到作物快要收成的前个把月，大队组织的民兵来拔青苗，把三厘地以外的农作物统统拔掉，我辛辛苦苦种下的农作物大部分都被一扫而光。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荒唐年代，我不敢吭一声，否则就要被抓去批斗和游街，若要反抗，就会打你或送你去坐班房。 不得已，我去“贿赂”养路队的干部职工，请他们吃饭，求他们让我给他们挑点沙子养路。他们答应后，我每天就在河滩挑沙上岸放在公路边。那时一立方沙子两元钱，大约要挑满60担畚箕才有一方。从河滩挑到马路边，要爬几十米陡坡，我利用早中晚的三个时间段挑，规定早上4点起床挑，挑满20担后去吃早餐。早歺后去生产队出工。中饭后到下午出工前又挑满20担。晚饭后再去挑满20担后大约晚上十点过后了。我时常累得腿脚打颤甚至流鼻血也不敢休息。因为养路队一年只收两三次沙子，错过了时机就有力无处下了。 农闲时我就去收破烂，什么牙膏皮，胶鞋皮，破铜烂铁都收，可是农村人很少有这些东西，有时一分钱也挣不到。到了除夕，我又去收鸡毛。我买了一副铁板和一个小铁锤，除夕前一天和妻子叔叔翻越80里大山到泰和县碧溪乡游家村叔叔的女儿香珠家歇足，第二天除夕早上胡乱吃点饭后就和叔叔各奔东西去收鸡毛了。我敲响铁板，一边跑一边喊：收鸡毛啰，收鸡毛啰！快拿鸡毛来换糖吃啰。小孩听到叫喊，赶快把鸡毛拿来换糖吃。我一个上午跑了十几个村，收到了满满一担鸡毛。下午一两点，家家放鞭炮后只团圆饭，我也饿了，就把香珠给我的冷饭团拿出来吃，这时才发现后背冰凉冰凉的，因为跑得急，全身流汗了。现在冷风一吹，真是怪难受的。我们收鸡毛只收公鸡毛，因为收购站只收晒干了的颈毛和尾巴毛，一斤2元钱。这两种毛用于做鸡毛掸子。大年初一，我们把收到的公鸡毛放晒地上晒干，我和叔叔在一旁照看，等晒干了就收起来。大年初二我和叔叔担上鸡毛又一次翻过八十里大山才回到家里。之后，我们一家在煤油灯下挑拣大半年，拿到文竹镇收购站去卖。前前后后加起来卖到三十元，这对我家来说是笔“巨款”，我们买火柴买煤十油的钱总算有了着落。要知道，那时在农村，要一分钱进来真是异常艰难。我们常常穷到拿不出钱来买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和一毛四分钱一斤的食盐。如果遇到亲戚朋友家有什么红白喜事发来个帖子请我们去吃喜酒，我们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走东家串西家去借，但家家一个样的穷，真是告借无门，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一块钱哪！ “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1977年秋，以华国锋、邓小平等为首的党中央决定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而且也让“老三届”高中生参加考试，择优录取。当时我已年届三十，而且有了三个小孩。在亲朋的劝说下我也走进了考场，结果侥幸被录取。当年江西省文科的录取线是平均86分（百分制），我的平均分是90分，在录取的同学中只能算是中等。 我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去上学的。国家不仅录取了我们这些30岁的人，还对我们实行了“四包”：包吃住，包学杂书本费，包看病，包分配。对我这样特别困难的学生，每月还有四元零用钱补贴。我用这四元钱理发，买牙膏牙刷，买笔记本和墨水绰绰有余，自己只要掏点来回去学校的路费。 我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可家属在家就真苦了。我妻子带着三个小孩在家种田，常年没有哪里能进个钱。生产队杀猪，按每人一斤分配，一斤只要七毛四分钱，但妻子拿不出一分钱，只好把它让给别人。她带着小孩长年吃的是萝卜干，霉豆腐和自己种的一点白菜、萝卜。小女孩6岁那年，有一天她去拔猪草，走到禾水河边突然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她不敢迈步，就蹲在地上大哭，过路人看见觉得莫名其妙，问她：你怎么啦？她说，我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村里人跑去告诉我妻子，说你女儿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正坐在河边哭哩，你赶紧去看看吧。我妻子吓得走路腿脚都软了，赶到女儿身边问：你咋啦？女儿说：妈，我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我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妻子立马抱起她去医疗室，可赤脚医生也束手无策，她把女孩抱回家后，就到处打听哪里有治眼睛的医生。结果我的一位家族侄子魏兆华对我妻子说：莲花县有一位退休回来的会治眼睛的好医生。我妻子就请他带路，他爽快地答应了。到了莲花医生家，医生看过后问我妻子：你们村没赤脚医生吗？这么简单的眼病不会治？这小孩完全是营养不良和缺少维生素，在这里治两三天就好了。听了医生这话，我妻子才放下心来。 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我的大男孩又生病了。妻子带他去50里外的永新县城看医生，家门口每天有去县城的班车，车票只要五毛钱，来回也就一元钱。她借遍全村50多户才只借到五元钱，哪里舍得花一元钱去坐车？她背上孩子走路去县城，背累了就哄孩子自己走一走，这样一会儿背一会儿让孩子自己走，到县城已经中午12点，医生都下班了。到下午2点医生上班后看完病拿上药，已是下午3点多了。她又二话不说，背上孩子回家。离家还有20多华里时，天就黑了。母子两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棵大樟树下歇足。这时村里一位在林站工作的族兄魏邦飞从县城开车回文竹林站，他眼尖，在车上发现大树底下的两个人是同村子人，就停车问我妻子怎么走路回家？我妻子把情况一说，他说：你们上来吧，我捎上你们回家。回到家里，小女孩带着两岁的弟弟在灶台边睡着了，妻子把她们摇醒，然后煮饭让全家吃完已经是大半夜了。 在我上大学的第三年，大概是八月底的一天，妻子到文竹车站送我返校。路上她无意中说的一句话让我内疚了多年。她说，你真能吃，我见你今天返校，特意买了两毛钱豆腐，可你一个人就吃了一半，原准备全家吃两顿，现在下顿我和三个孩子只好弄点盐水下饭了。我一听，眼泪就下来了。我恨自己的自私，不会体谅妻子的艰难。坐上车后，我的心情越发沉重，回到学校有好长一段时间夜不能寐。我写信给妻子，叫她去向在供销社当临时工的父亲借点钱救急。可她犟得很，怎么也不开口向她父亲借钱。我也拿她没办法，只好随了她的意去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在莲花县第三中学任教高中语文。1983年我响应党的支边号召，携全家去了新疆。先在天山以北兵团六师某团任教高中毕业班两班语文，并且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一般人都知道，教高中语文很累人，而担任了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就更累了，但我不怕苦和累，在1984年的高考中学生考得最好，我教的学生语文高考成绩更是遥遥领先，让全团干部职工对我刮目相看。我在让学生每两周写一篇作文时，也试着自己写一写，就是人们常说的“下水”文章。我在来新疆路上坐在火车上写的“沙枣精神"一文到新疆不久就被新疆日报副刋选用，团政委南公瑞阅后大加赞赏，说团里来了个“秀才"。1988年《北京中学语文杂志》举办全国中学语文教师首届征文比赛，我的巜路》被杂志首篇刋用，而且在八月评选中评为“优秀文章"。为激发学生写作热情，我在学校组织了“沙枣花文学社”，并且把写的好的文章投寄报刋杂志，后来果然有的学生文章在报刋杂志发表了，这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写作热情，不少学生由怕写作文而变成喜欢作文了。因为我写的文章常见诸新疆日报、新疆军垦报、中国西部文学等报刋杂志，引起了团领导的重视，团长、政委都要调我去担任他们的秘书，开始团调我去任团行政秘书，之后又让我任党委秘书，两个秘书一肩挑，尽管很累，但我从不叫苦。团长、政委对我都很满意，机构改革时又让我当了党委办公室主任，而两个秘书还是由我兼任。我想自己是来支边的，党培养了我，现在正是自己报效祖国的时候了，苦点累点算得了什么？ 在兵团呆了十几年后，我又被南疆一位市委书记看中了，被调到了市委办公室工作。刚去，市委书记王成贤就安排我写全市农牧区基层组织建设的大材料，我白天随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下到农村和牧区调查基本情况，了解基层组织建设的硬件、软件材料，到了晚上就来汇总和分类，而且自己制表来加强记忆。在写材料的日日夜夜里，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稳，常常一想起什么就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在台灯下记上，有时一夜起来几次，我妻子说我得了“神经病"，常闹得她也睡不好。后来材料过了关，上级领导来检查，市委书记汇报，我忐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来。在给市委领导服务的日日夜夜里，写汇报材料，写调研文章，写领导讲话，写工作总结，写宣传材料，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干不完的工作，后来竟累得住院了。 因为见报文章多，当时有许多上级单位要调我，但都被市委领导卡住不放。我在新疆南北疆工作三十余年后终于获准退休了。 我今年75岁了，回顾自己一生，真的觉得人生不易。我挣扎过，奋斗过，三次从农村到城市，三次“农转非”，算得是个能折腾的人了。但最后的体会是：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国家动荡不安，个人有再大的本事也是枉然，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穷光蛋。国家安宁，人民才会幸福，个人的才能才能得到发挥和被人认可。 朋友们，人生活在世上不易，今天恰逢盛世，大家努力奋斗吧，努力去开辟自己的一片崭新天地吧！ 魏梅武 2021.4.18 这是关于地方乡土文化的公众号平台，旨在收集整理乡土风物，传播分享地方文化，推送乡贤乡友作品。也为地方乡土文明的延续保存一点记忆......欢迎分享及转发，传播地方文化，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果您有关于地方乡土的美图美文或安福本土的人文景观、自然风光休闲好去处，可发送至我们，我们会不定期的在平台上推送与大家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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