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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黄崖沟索桥园子，离黄河不远。我的童年生活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从小就在黄河边长大。园子泉水有点咸，想喝黄河水了，我就跟着哥哥去河边挑水。隆冬季节，黄河冰封了，我和哥哥用铁锤砸开近半尺厚的冰盖，然后用牲口把冰块驮回家用火融化了吃。河边有一片沙丘，地名叫沙洼。常听哥哥唱电影《洪湖赤卫队》主题歌，我听不懂歌词，但每当我经过沙洼时，也会莫名其妙地唱上几句:“黄河水呀——浪呀浪打浪——黄河岸边是呀么是家乡——清早儿船儿去呀么去沙洼……”。长大后才知道我把“洪湖水”唱成“黄河水”了，把“去撒网”唱成“去沙洼”了，真是可笑。河边有个渡口，渡河的工具是羊皮筏子。渡口河东是靖远县石门乡小口村的胡麻沟，我们在河西，地名叫关家道子。在道子生产队有几十亩黄河水浇地，种着粮食和蔬菜。我的父亲因为受过工伤，（1967年腊月，父亲在给生产队挖沙压旱沙地时，不幸被塌陷下来的沙崖打折了腿，后在兰州虽然看好了，但留下了腿疾，走路不稳。）所以生产队不再安排干重活，让父亲看管道子庄稼。
每到庄稼快成熟和蔬菜下来时，父亲就在道子住着，我常常跟着父亲作伴。那时候我只有六七岁，黄崖沟的水都跳不过去，每次都是父亲抱着我过水。记忆中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光。我常常一个人拿着一盘向日葵，坐在道子的崖匾上，一边嗑葵花籽，一边眺望黄河；要么在道梁上一边捉蚂蚱，一边追沙老鼠；要么去渡口一边看羊皮筏子，一边摘野酸枣。我们住在一个用石头磊成的没有木窗和木门的简易小房子，里面黑洞洞的。记得有一次房梁上还掉下来过一条蛇。屋里没有灶台，做饭时就在门口三块石头一鼎锅。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用葫芦把浑浊的黄河水背来，提前澄清准备做饭，还要到处捡干树枝或者提前把柴挖好晒干做饭烧水用。生产队里有一群羊驻扎在道子。因此，晚上我们同住的还有一个羊倌，我的一个姑父，是一位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老人。每天早上在烟熏火燎中做好黄米散饭，姑父从羊圈里挤来一盆鲜羊奶烧开，我们羊奶泡着散饭吃，现在回味起来真是香甜可口啊！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困难，常常吃不饱肚子，所以土豆刚有核桃大小，玉米棒子和豆荚刚有一点味道，我就偷偷煮着吃。道子还有很多野鸡野兔和獾猪，只能用铁夹子（我们叫夹脑，威力很大，人如果踩上能夹断脚踝骨）才能抓住。我和父亲在一些地方暗地里下了夹子，在有夹子的小路上都做了记号，自己不敢走还要告诫干农活的社员不能乱走动。现在回想起来童年有点神秘感。我每天拿着铁叉巡逻在下过夹子的地方，观察是否有动物被夹住，真是像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不同的是闰土戴的是银项圈，我戴的是银锁。
记得一个炎热的盛夏，一天刚刚下过一场雷阵雨，雨过天晴一轮彩虹倒吸河中。我背着葫芦到黄河边取水，忽然发现河水颜色比往常更黄，河面上漂满了鱼，慢慢顺流而下。那场面十分壮观，简直是鱼河。那时我们把这种现象叫淌鱼，每年很少发生，一般不容易碰到。淌鱼是黄河上游由于大暴雨发生洪水，山洪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冲入黄河，河水变得非常浑浊，导致河中泥沙含量越来越大，这样平时生活在河底的鱼儿由于缺氧，全部浮出水面呼吸。看到河里淌鱼了，我赶紧跑回去告诉了父亲。父亲二话没说背了一个背篓，拿了一根木棍和我向河边跑去。我看到河边有一条碗口粗一尺多长的鱼，就悄悄摸到跟前，因为鱼身比较光滑，刚用手一抓，那条大鱼就向河中间冲去了。父亲说要用木棍先把鱼打昏，鱼肚皮朝上才能抓住。于是父亲用木棍打鱼，我用手捞，刚一会儿我们就装满了一大背篓。当时我们在河边还碰到了另外一个村的牧羊人，他用鞭杆挑着一条鲶鱼足有两米多长，那是我见到黄河最大的鱼。淌鱼大概持续了一两个小时，才慢慢消失。因为那时候没有清油和调料，虽然人们挨饿，但也不喜欢吃鱼，也不会做鱼。所以我们也没有再多捞，一大背篓鱼拿回家，母亲拿到泉水边洗干净，用蒸馍的套笼蒸了好几层。对于现在来说那确实是难得的山珍海味，都是野生的味道，但我们小孩子嫌有鱼腥和鱼刺都不爱吃。
童年的生活很美好也很丰富。那时候虽然很穷，但我们无忧无虑过得很快乐。每当回忆起童年，我格外怀念已故的父亲和我的故乡——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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